每當從北海西側(cè)的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門前經(jīng)過，都會令我注目而望，因為那是一座壯麗雄偉的中國式建筑，與北海的景觀十分協(xié)調(diào)，對于一個建筑學子來說，更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后來我知道，這座建筑建成于1931年，是美國建筑師墨菲設計的，采用了當時相當流行的“民族形式”建筑手法（墨菲的作品還有現(xiàn)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和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但當時我卻沒有進去過。

　　這說的已經(jīng)是上世紀50年代的事了，那時，我還是清華大學建筑系的一名學生。當時清華被歸于“工科”，連理科都沒有，建筑系被稱為“建筑師的搖籃”，擺明了就是要培養(yǎng)建筑師，強調(diào)真刀真槍的實干能力，并不重視人文方面的思考。我們除了埋頭于建筑設計課外，還得花不少時間應付以后感覺并不太需要這么強化的土木系課程，如三大力學三大結(jié)構(gòu)暖氣通風給水排水強電弱電之類。盡管梁思成先生一向強烈主張建筑學生必須加強人文基礎教育，許多課程如建筑理論及與其相關者如美學、藝術學、文化學等，其實都沒有學過，就連建筑史也學得很不完整，加上每月除免費吃飯以外的兩塊五毛錢助學金也不容許窮學生過多進城，我甚至連北圖的借書證也沒有辦過。

　　但1961年夏的某一天我卻覺得必須探訪一下這座寶庫了，哪怕只是在門口窺探一下也是應該的。當宣布我與其他七位同學一道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后，我們對新疆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好奇心，一位同學甚至想到要帶上一包鹽上路，擔心新疆沒有鹽吃，另外一位同學打保票說完全沒有這個必要，證據(jù)便是火車票上印的終點站是“鹽湖”（當時蘭新鐵路只修到鹽湖，離烏魯木齊還有一百多公里）。我們還請了一位從新疆返京公干的校友座談，提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我只問了一句“新疆有沒有古舊書店”，答說是不太清楚。離出發(fā)還有一星期，我決定進城，在一位同鄉(xiāng)家住了五天，花了一整天仔細參觀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所有展品，兩天泡在故宮，抄錄了書畫館每幅古畫的說明詞，還有兩天全都呆在北圖的目錄廳，拼命抄錄圖書卡片。我忽然發(fā)現(xiàn)當初選擇“工科”對我來說其實并不恰當，六年本科的時光這么快就過去了，從此我將遠離北京這座文化古都，而我的不知從哪里來的一種傾心于文史的天性卻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北圖對我來說突然顯得是那么重要。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確實需要什么，只是憑書名揣測，至少，知道一些書名也是好的，也許新疆會有古舊書店呢！

　　這一段情緣，可稱之為“一過家門”。

　　到了邊疆伊犁自治州首府伊寧市，安頓下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市圖書館，那只是一間大房子，坐落在斯大林大街，滿壁書架上大都是俄文書和新書，幾乎沒有我想要讀的。再打聽古舊書店，回答是“沒有”。

　　兩年多后，在梁先生的提攜下，我有幸調(diào)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一呆就是十五年），成天與敦煌石窟為伴，心花怒放。但不久卻聽說這些都是“封資修”，當然大家都不敢讀書了。我被“革委會”派到三十里以外放羊，一個月回所領取糧菜一次。這倒是一個美差，可以遠離“早請示”、“晚匯報”和無休止的“批斗會”，還可以央求資料室的史葦湘老師和朋友,偷偷借幾本書出來，有機會在四望無人的野山溝里漫無邊際地自由讀書。就是在這時，我仔細重讀了梁先生的石印本《中國建筑史》講義、羅爾綱的全套1200萬字的“大毒草”《太平天國資料匯編》，甚至還有佛經(jīng)。妻子帶著孩子在蘭州，當然顧不上了。

　　托改革開放的福，1978年當我40歲時，得到機會重返北京，在母�！肮プx”建筑歷史與理論專業(yè)研究生。但這時的我已經(jīng)在體味“人到中年”是一種什么滋味了：除了必須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在記憶力開始衰退的年齡為混到學位而猛背英語單詞外，還得維持家計，托人找工作，使盡各種“陰謀詭計”，使子女得以在北京借讀，再后就是費盡心機，窺測方向，解決兩地分居問題（當我們?nèi)�家四口終于在北京團聚時，女兒已經(jīng)十七歲了。這就是說，我們已擁有堪與王寶釧和薛平貴媲美的分居一十八載的驕人紀錄），我已經(jīng)精疲力竭了。其間，北京圖書館新館建成，改名國家圖書館，我去過兩次，為的是給《中國八十年代建筑藝術》一書補拍照片。對著寬闊的大廳和一排排目錄柜，只能是望洋興嘆。說來慚愧，也沒有辦過借書證。當然，我還是讀書的，只不過大多與工作直接有關。

　　這一段，可以概括為“二過家門”。的確，國圖是我的精神家園，作為知識、智慧和人類所有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的象征，它都是我永遠的心靈歸宿。

　　好不容易盼到退休，免除了硬任務，算是得到了自由，我卻又罹疾在身了。2004年，國圖文津講壇要我去講講，題目記得確定為“紫禁城建筑藝術”。事先我作了準備，臨到要講的時候卻忽然住院了，只得臨時請了假。幸而大難不死，才得以向講壇補還欠債，2006年起在文津作了四次講演，本著講壇“保國粹而惠士林”的精神，我的題目是“從中西比較見中國建筑的藝術性格”和“建筑藝術與建筑文化”……等。第二次講演當中短暫休息時，意外見到了仰慕已久的任繼愈館長，才知道任老也來聽講了。我說，在敦煌時就拜讀了您老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但沒有讀得很懂。他只是笑笑，沒時間多談。過了幾天，收到了任老寄來的新著《老子譯讀》。我知道年屆九旬的任老視力已嚴重衰退，書上卻有老人家的親筆題贈，連包裝上的地址也是他老親筆寫的，透現(xiàn)了任老那種親和而認真的學人風度。

　　我與國圖的緣分，還有一件事值得提到。2005年，我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記錄一場長達四年之久有關國家大劇院建筑設計思想大辯論全過程的書，送給圖圖兩冊，講明是作為資料希望為后人留下的。國圖給我頒發(fā)了收藏紀念狀，心才放了下來。

　　主持文津講壇的蔡萍女士問過我需不需要她為我辦理借書證？我只能慚愧地回答說，不必了。一則我已屆“不逾矩”之年，卻并不能“從心所欲”，身體狀況已不再能容我像當年那樣，在書海中漫游了，我得抓緊在剩下的歲月里，先讀完一生想讀而竟未讀的幾種書。再說，借重電腦時代的方便，在我的主機里已存儲了兩千多冊電子圖書，加上自藏的，大概有五千冊，怕是兩輩子都讀不過來了。

　　這一段經(jīng)歷，可以算作是“三過家門”。

　　就這樣，青年、中年和老年，我曾經(jīng)“三過家門”，卻是一個從來沒有在“家里”讀過一本書而一生把國圖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當作心靈歸宿的不肖“家人”。

　　不久前，收到文津的征文函，說是內(nèi)容、體裁不限，題目自定，就以這一篇為答罷！

　　人不會兩次渡過同一條河流，寄語現(xiàn)在的年青人，好好珍惜當前的大好時光吧！只有當你將要失去它的時候，你才會深切體味到它的可貴。

　�。ㄔ�載南方都市報1月22日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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