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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爭平: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1999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經(jīng)組織社會大眾推選千年來最偉大的思想家,結果民眾選出的千年來最偉大思想家首推馬克思,次為愛因斯坦、牛頓和達爾文。這一結果推動了西方國家關于馬克思思想的研究。近年來中共中央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為龍頭,積極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也促進中國關于馬克思思想研究新熱潮的到來。實際上,人們選出千年來最偉大思想家時根據(jù)的還是馬克思已發(fā)表著作中表露的思想,只能算是馬克思思想的一半,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還隱藏在他未發(fā)表的數(shù)量龐大的手稿里,有待人們?nèi)フJ識。

          

           一、馬克思的另一面

           歐洲學者Fred E. Schrader教授[1]認為,許多人熟悉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他的共產(chǎn)主義理論的正面闡述,還有他隨時準備將這一理論付諸實施并迅速完成共產(chǎn)主義社會建設的姿態(tài),了解馬克思在共產(chǎn)主義者群體和第一國際中的活動等等,然而,馬克思的另一面(這一面他本人不僅從來不曾掩飾過,反而常引為自豪)——他那種書呆子式學者的孤僻個性,他的種種研究計劃,他的藏書,他的閱讀內(nèi)容,以及由此而來的他的所有精神疑慮、理論風險和思想賭注,幾乎全都被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了。

          Fred E. Schrader教授指出,馬克思的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極其廣泛的閱讀,來自一種系統(tǒng)的、著了魔一樣的工作!拔沂且慌_機器,注定要辛辛苦苦地去吞噬圖書,目的是要把它們以另一種形式扔到歷史的垃圾堆上去”——馬克思在他晚年的時候就是這樣談論他的工作方式的特點的。馬克思的私人藏書有2000多種,那個時候的書是很貴的,馬克思為買書花掉了他和恩格斯的大部分收入。這些藏書帶有很多頁邊批注。除了使用這些私人藏書之外,馬克思還經(jīng)常出入各種圖書館,主要是大不列顛博物館,在那里不厭其詳?shù)刈鲋x書筆記。結果,他留下了數(shù)量龐大的手稿,這些手稿至今只發(fā)表了一小部分。

          馬克思常用今人很難識別的哥特字體德文速寫,而且馬克思為了節(jié)省對他來說很金貴的紙張,字寫得很小,并好用個人的縮略詞,又間插法、英等文句,一般人看起來如同天書難以辨認。其妻燕妮在世時,有一重要任務就是幫馬克思謄清文稿,以便他人識別。燕妮和馬克思相繼去世后,恩格斯為整理亡友的手稿不停工作了12年,為了辨認馬克思這些手跡他曾耗費了大量心血。

           二、列寧不惜重金相求、德國法西斯用武力遍尋不得

           恩格斯在其生命的最后幾年,身心已經(jīng)嚴重疲憊,他深知自己已力不從心,已不可能完成整理馬克思留下的龐大手稿的任務,必需在有生之年培養(yǎng)出能夠辨認馬克思手跡的后繼者,他選擇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經(jīng)過恩格斯的悉心指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也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和心血,逐步掌握了馬克思手跡的規(guī)律和特點?即幕诙鞲袼谷ナ篮笥只ㄙM近10年時間,陸續(xù)推出他所整理的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原應為《資本論》的一部分,考茨基將其獨立出來,另行命名,招致列寧等人的指責)。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一起,編輯出版了4卷《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這部集子一共收進了兩位導師從1844年至1883年寫的1386封信。

          1895年恩格斯逝世。根據(jù)其遺囑規(guī)定:馬克思的手稿和書信歸馬克思女兒愛琳娜保管(1898年愛琳娜逝世后轉歸德國社會民主黨);
        恩格斯的全部書信(除了別人寫給他的私人信件,分別歸還寫信人外)、手稿以及馬恩之間的通信和馬恩的全部藏書,歸德國社會民主黨保管。恩格斯認為,這些遺產(chǎn)通過德國社會民主黨最后要歸屬作為總繼承人的國際社會民主黨。也就是說,它是屬于全世界無產(chǎn)者的共同財富。

          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新生的蘇聯(lián)政權便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由曾經(jīng)以流亡者身份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工作過的梁贊諾夫任院長。遵照列寧的指示,貧困的蘇維埃政府不惜花費黃金去尋找、購買和復制馬恩的手稿等。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也曾呼吁所屬各國分支,向莫斯科馬恩研究院提供援助。之后德、法、英、匈、比利時和奧地利等國的共產(chǎn)黨人陸續(xù)搜集到500多冊馬克思私人藏書、筆記、信件等,成為莫斯科馬恩研究院的珍藏。莫斯科馬列學院院長大衛(wèi)·李阿扎諾夫(David B. Riazanov)于1927年開始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簡稱為MEGA1)第一版。MEGA1原計劃出42卷,1935年出了13卷后李阿扎諾夫本人在斯大林搞的大清洗中從人間“蒸發(fā)”,全集的出版計劃也被停止。

          在蘇聯(lián)斯大林搞大清洗的同時,在德國的馬恩手稿也面臨著另一專制政權的嚴重威脅。1933年,以希特勒為首的法西斯勢力奪得了德國政權。不久,希特勒的沖鋒隊和黨衛(wèi)軍就查封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幸好在此之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為預防不測,已將馬恩手稿等從檔案館轉移到一個油漆匠的小鋪子里。但是,大家都知道這間鋪子的老板同情社會民主黨人,手稿隨時都有被沖鋒隊和黨衛(wèi)軍發(fā)現(xiàn)的危險,必須突破法西斯的監(jiān)視網(wǎng),將這些寶貴文獻秘密運出德國。經(jīng)過多方設法輾轉迂回,馬恩手稿被轉移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 Intern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2]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德國法西斯入侵荷蘭后,曾占領該所,并動用武裝力量到處查尋手稿,卻一無所獲。是誰藏匿了這些珍貴的手稿?它們究竟在哪里?德國法西斯拷問不出,抵抗組織中也無人知曉。戰(zhàn)火中死傷無數(shù),藏匿手稿者渺無蹤跡,生死不明。所幸的是,戰(zhàn)爭結束一年后,人們在戰(zhàn)后重建中,于停泊荷蘭一河汊中的舊駁船上重新發(fā)現(xiàn)了這批無價之寶。

           三、馬克思手稿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新進展

           [1]Fred E. Schrader教授指出,20世紀60年代,柏林和莫斯科的一些只愿意編像《馬恩選集》〔Marx-Engels-Werke(MEW)〕這種大眾讀物的馬列學院,終于開始注意提高他們的科學水平,決定在整理手稿基礎上編輯出版一套新版的《馬恩全集》(以下簡稱MEGA2)。他們的編輯人員們都受過特別訓練,成為識別馬恩手稿的專家。1989年政治變局的發(fā)生,導致這項編輯工作的基礎突然坍塌。兩國共產(chǎn)黨的馬列學院都宣告關閉,編輯們拿不到工資了,參與這一工作的學界人士們也都丟了飯碗。在這一情況下,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提出動議,建立一個國際基金會,叫做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IMES)],以保證馬恩手稿出版工作繼續(xù)進行,而這項編輯工作今后將由柏林、莫斯科、波士頓、巴黎和東京的一些研究團體來承擔,并由新成立的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來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那些研究團體在日常工作中將通過一個高效率的互聯(lián)網(wǎng)來保持聯(lián)絡。經(jīng)過了一些獨立的評審程序之后,如今這項編輯工作已被確定為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的一個重點項目,并得到了來自德國、荷蘭、美國、日本的大量政府和民間的資助。此項編輯工作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研究,一種學術批評,而不是一項政治任務。它和任何政黨都沒有瓜葛,也不受制于任何政府。

          新版的《馬恩全集》[3]經(jīng)多年努力已相繼出版了50多卷,尚有70多卷,可以說還有一大半,有待整理出版。馬克思私人藏書歷經(jīng)磨難,分散各地,殘缺不全。已知分別收藏于倫敦大英博物館、英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德國特里爾馬克思故居研究所、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院、波蘭國家圖書館和東京圖書館等地,很多已經(jīng)成為重要文物;
        馬克思的幾頁手跡,往往成為一些圖書館和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如果能將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院等機構保管的馬克思未發(fā)表的手稿、筆記都將按照新版《馬恩全集》(MEGA2)的出版計劃悉數(shù)面世,我們就能完完整整地看到馬克思作出的全部理論選擇,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將是一個完整的馬克思,一個由他本人紀錄的馬克思。這套新版《馬恩全集》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思想實驗室,其意義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整理出版這套全集是一項長期的大工程,編撰委員會希望能有更多的中青年志愿者——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這個層次的青年學者——的參與。

          

           四、 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

           談到馬克思未出版的手稿,人們首先關心的是這些手稿涉及哪些領域,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主要有哪些內(nèi)容?Fred E. Schrader教授指出,這些馬克思未發(fā)表的手稿之所以特別令人感興趣,是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實際工作中的馬克思——那是一位思想沒有受到任何約束的馬克思,他在提出——或者不如說是在提供——各種各樣的分析方法,而這些方法至今還不為人們所知。馬克思在這些手稿里討論的問題,與資本主義由西方到全球的發(fā)生和成功息息相關。例如,馬克思在1850到1857年流亡倫敦期間寫下的長長的一系列筆記,所關注的中心問題還是關于現(xiàn)代社會、工業(yè)化、市場社會、資本和資本主義的分析。馬克思認為,市場、價值和貨幣,所有這些都不是自然的,而是具有社會性質的東西。而且,需要讓人們經(jīng)過一個特別的社會化過程,需要對人們進行一種思想的培訓(馬克斯·韋伯將來也會談到這種培訓的問題),為的是使他們能夠把種種產(chǎn)品轉化為有價的商品,能夠通過觀察市場(也就是市場上的其他人)來實現(xiàn)這些商品的價格,并接受由種種貨幣手段對這些產(chǎn)品作出的抽象表達。換言之,沒有這種集體的心理培訓,沒有這些思想上的形式,也就不會有什么貨幣、市場、現(xiàn)代社會,也就不會有什么資本。在馬克思看來最有新意的,也就是這個問題了。某些集體的抽象并非某種哲學的或政治的神話,而正是活生生的社會現(xiàn)實。沒有這些抽象,市場社會就根本無法運作。但這些抽象都是以準自動的方式不假思索地作出來的,被牽扯進去的人們不僅在制作這種抽象,同時他們自己的生存也離不開這些抽象。市場就是這樣以思想和心理的方式建構起來的。與此同時,市場也決定著參與其活動的人們的命運;

          1857 年以后馬克思的工作筆記里,我們還看到了一堆從未發(fā)表過的與《資本論》有關的手稿。此外,還有一些涉及科學、機械、技術、電、化學以及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藝的手稿,其中數(shù)學研究占了很大的比重。有一套筆記專門討論那種今天人們習慣于稱之作“性別身份研究”(gender studies)的問題和民族學問題。在他生命的最后歲月里,他還啟動了一個大型世界歷史研究計劃,其中不僅有西方歷史,而且有其他各大陸的歷史(也就是所謂的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的歷史),至于經(jīng)濟史和社會史,它們則是時刻都在場的。馬克思為之在1880-1882年間寫下了好幾巨冊約1200頁的筆記,其內(nèi)容也是既鮮為人知,又令人乍舌。

          馬克思的這些筆記本向我們展示的是這位思想家在19世紀中期從事的思想實驗的全過程。首先,它們具有百科全書的特點:涉及的領域包括了哲學、歷史學、經(jīng)濟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美學、民族學、語言學、地理學、軍事戰(zhàn)略學、外交學,甚至還有音樂。其次,它們是馬克思的一些完全不為人所知的研究蹤跡的系統(tǒng)記錄。就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而言,人們可以找到好幾種選擇,尤其是在有關全球化進程的推論方面。另一方面,馬克思還循著黑格爾的一條人們不大清楚的思路,設想了一種法律社會學。他的一些形式上已很完善的文字,已被明確地認為是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和費弗爾(Lucien Febvre)的心理機制(outillages mentaux)和社會事實(faits sociaux)理論的預示。生活在19世紀的馬克思已接觸到了一些當今世界的現(xiàn)實問題,如金融市場問題、全球化問題、世界史問題、社會成員的個人化和原子化問題、不平等和社會破裂問題、科技、信息和傳播在社會再生產(chǎn)中的作用問題(即所謂的“新經(jīng)濟”問題)等。馬克思在筆記里討論了市場社會中的文化和日常生活,或者說從文化方面討論了工業(yè)化與資本主義現(xiàn)象。奇怪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優(yōu)秀的一些理論家包括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常常都和馬克思非常接近,盡管他們不可能知道他有類似的思想。其中最好的例證之一,便是當代德國社會學家尼古拉·盧曼(Niklas Luhmann),尤其是他關于社會史和全球化的研究工作。通過馬克思手稿,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經(jīng)濟學家,還可以看到一位出類拔萃的社會學家,我們看到的是一座國際圖書館,是全球化高潮中在歐美社會奔騰激蕩的一股思想急流。

          中國有句古話——半部論語治天下,而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chǎn)黨人靠半部《馬克思》打天下,靠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和社會革命理論發(fā)動群眾,終于打下了天下。而今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要構建和諧社會,在指導理論方面僅靠原先的那半部《馬克思》已不夠了,應當進一步了解和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

          

          [1]Fred E. Schrader(史傅德),德裔,巴黎第八大學教授,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撰委員會成員,清華大學2003年度偉倫特聘教授。本文作者陳爭平為其在清華大學講學時的接待教授,本文即在其清華講稿基礎上結合其他資料闡發(fā)而成,特此向Fred E. Schrader教授表示感謝。

          [2] 據(jù)有些學者透露,當時流亡國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迫切需要經(jīng)費,于是以7.2萬盾荷幣為代價,把這些無價之寶賣給了荷蘭人。

          [3] 有學者稱之為“歷史考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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