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政治儒學”傳統(tǒng)

　�。ㄒ唬�“政治儒學”的創(chuàng)立形成

　　“政治儒學”創(chuàng)立于孔子晚年道不行，作《春秋》垂新王大法；
（新王即孔子，84年余至曲阜孔廟仍受時學影響深怪曲阜孔廟孔子像為帝王冕旒像，后習《春秋》始知“孔子為王”之義，乃理解孔子為高于俗王之圣王，即孔子為人類道德價值之王，一切人類行為必須遵從孔子所定之新王大法�？鬃右浴洞呵铩肤攪�242年歷史代表一部人類史，以《春秋》孔子所定之王法作為治理所有人類之萬世法；
“代表”即《春秋》所謂“托”，《春秋》托事明義，即托魯國242年歷史以明人類理想政治之義；
所托之事即魯國242年歷史，所明之義即人類理想政治。）形成于公羊學對《春秋》經(jīng)義的獨特解釋；
（公羊家謂：《春秋》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春秋》無通辭而詭其實以明其義、《春秋》乃美人芳草記號密碼、《春秋》為孔子王心獨斷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詩》《書》《論語》等經(jīng)典學生可助而贊辭，以協(xié)助老師完成經(jīng)籍之編纂解釋，《春秋》則否。]）輔之以《詩》《書》《禮》《易》諸經(jīng)的今古文經(jīng)學解釋。（今古文經(jīng)學中均有”政治儒學”思想，如《毛詩》、《周官》諸古文經(jīng)亦有豐富深邃之政治儒學”思想，吾人今日欲全面復興儒學，固不當取消“家法”而混同今古不講，然亦不可偏執(zhí)“家法”而一味以今詆古；
關鍵在知“家法”之分際，該講則講，不該講則不講，執(zhí)中而已。）。因此，“政治儒學”可以說創(chuàng)立于春秋，暗行于戰(zhàn)國與秦（父子師生口耳相傳與抱遺經(jīng)竄山林避挾書令），形成于兩漢。

　�。ǘ�）“政治儒學”的基本特征

　　“政治儒學”的基本特征是：從外在天道的高度，自上而下地確立人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客觀地關注理想政治禮法制度的建構，如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建構（王政）與大一統(tǒng)禮樂刑政制度建構（王制）。此義有三：⑴、天道是政治秩序合法性自上而下的最高外在標準，此區(qū)別于以內(nèi)在心性自下而上作為人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標準；
⑵、政治儒學雖承認政治禮法制度與心性有關，是體現(xiàn)“心之德”之具（載體），如禮之本是仁是和是敬等（仁、和、敬即是“心之德”），但認為政治禮法制度畢竟是心性之外客觀的經(jīng)驗之物，不從心性中直接產(chǎn)生或推出，必須自心性外客觀地經(jīng)驗地建構。⑶、“政治儒學”按照天道理想建構政治禮法制度時，雖受歷史條件限制只能有限地曲折地不充分地實現(xiàn)天道理想，但“政治儒學”畢竟是按照天道理想來建構政治禮法制度，故“政治儒學”的政治理念具有超越歷史的理想性與永恒性。

　�。ㄈ�）“政治儒學”的傳承發(fā)展

　　“政治儒學”的傳承發(fā)展主要指“春秋公羊學”的傳承發(fā)展�？鬃觽髯酉�，子夏傳公羊高，后傳荀子，至漢董仲舒、司馬遷、何休均傳“春秋公羊學”而為“公羊學”大宗。此后，“春秋公羊學”因其已完成確立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之歷史使命與建構中國大一統(tǒng)客觀政治禮法制度之時代任務而沉寂，至清經(jīng)由“常州學派”之莊存與、劉逢祿、宋鳳翔而得復興，至晚清為回應西方政治與文化之挑戰(zhàn)又經(jīng)由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崔適而得發(fā)展。是故，以“春秋公羊學”為核心的“政治儒學”，是孔子創(chuàng)立的中國儒學傳統(tǒng)中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統(tǒng)。

　�。ㄋ模�“政治儒學”的式微衰落

　　康有為之后，“春秋公羊學”雖有人從古代思想史與經(jīng)學史角度撰文著述，如陳柱之《公羊哲學》與段熙仲之《春秋公羊學講疏》，然均客觀研究介紹之作，未能因應中國的現(xiàn)實政治發(fā)揮“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致使“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即孔子新王之萬世法不再參與中國歷史的創(chuàng)造，以“春秋公羊學”為核心的“政治儒學”遂退出中國的歷史舞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儒學”一百年來逐漸式微衰落。

　　二、何謂“心性儒學”傳統(tǒng)

　�。ㄒ唬�“心性儒學”的創(chuàng)立形成

　　“心性儒學”創(chuàng)立于孔子，傳承于曾子與子思子，發(fā)揚于孟子，其所依據(jù)的經(jīng)典是《論》《孟》《學》《庸》《易傳》。為回應佛教心性論的挑戰(zhàn)，復興于唐之李翱、韓愈，至宋形成于濂、洛、關、閩；
后至明陽明學達到高峰。

　�。ǘ�）“心性儒學”的基本特征

　　“心性儒學”的基本特征是：從內(nèi)在心性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與天合德，達到天人合一的神圣境界，以安頓人的精神生命，實現(xiàn)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解決人的心靈信仰問題。按照中國儒學的傳統(tǒng)術語，“心性儒學”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學”、“變化氣質之學”、“成德成圣之學”、“率性修道之學”、“正心誠意之學”、“止于至善之學”、“返心復性之學”、“證悟良知之學”。

　�。ㄈ�）“心性儒學”的傳承發(fā)展

　　前面所言“心性儒學”的形成過程，即是“心性儒學”的傳承過程。陽明學可以說是“心性儒學”的發(fā)展高峰。降及近代，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馬一浮先生起而復興“心性儒學”，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復觀先生又繼而發(fā)展“心性儒學”，當今第三代新儒家蔡仁厚先生、杜維明先生、王財貴先生、李明輝先生、羅義俊先生、鄧小軍先生等又從而傳播弘揚“心性儒學”，使“心性儒學”成為當今中國的顯學�？梢姡�“心性儒學”自今傳承不斷，是孔子創(chuàng)立的中國儒學傳統(tǒng)中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統(tǒng)。

　�。ㄋ模�“心性儒學”的式微衰落

　　從表面上看，通過近代以來幾代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傳承與弘揚，“心性儒學”已成了當今中國的顯學。然而，新儒家發(fā)展到第二代，特別是牟先生之學，已經(jīng)深受西方理性哲學特別是德國形上學中康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從傳統(tǒng)重生命體認的“工夫論”的“心性儒學””歧出，把儒學變成了“思辨的概念形上學”。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中國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新發(fā)展，不是真正站在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理上來發(fā)展，而是脫離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理來發(fā)展，因為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理決定“心性儒學”是當下的“生命體認之學”，而非抽象的“概念思辨之學”。所以，中國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新發(fā)展不是真發(fā)展，而是脫離與岐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心性儒學”在當今中國已經(jīng)式微衰落。

　　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zhàn)及回應之道

　　（一）西學對儒學在政治法律上的挑戰(zhàn)

　　當今中國的政治法律理念與制度，都是建立在西學上的，盡管這里所說的西學有歐美傳來的西學與俄國傳來的西學之別，然對于中國儒學而言都是西學而非中學。中國今天的現(xiàn)實是：中國的政治法律理念與制度在不斷西化，可以說中國在政治法律理念與制度上已經(jīng)成了西方文化與西方學術的殖民地，國人普遍信仰自由人權而國家主張民主法治即是明證。陳寅恪先生認為，一種學術的生命力必須體現(xiàn)在國家的公私法律制度中，如果儒學的生命力不能體現(xiàn)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中，儒學的生命力就不復存在，就意味著儒學已經(jīng)消亡。因此，西學對儒學在政治法律上的挑戰(zhàn)主要表現(xiàn)在西學的生命力體現(xiàn)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中，而儒學則只作為一種古代的知識之學退處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之外，存在于少數(shù)學者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儒者心中，對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沒有影響。這是西學對儒學的最大挑戰(zhàn)。因為從儒學的性質與傳統(tǒng)來看，儒學的義理價值不能只存在于少數(shù)學者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儒者心中，必須落實到或者說體現(xiàn)在國家的各種公私法律制度中。這樣，儒學才是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儒學。

　　（二）西學對儒學在生命心性上的挑戰(zhàn)

　　西學對儒學在生命心性上的挑戰(zhàn)，主要體現(xiàn)在研究儒學的中國學人延續(xù)近代以來“以西解中”的學術傳統(tǒng)，用各種西學的學說或者說解釋系統(tǒng)來解釋儒學，取消了儒學的自性特質，改變了儒學的文明屬性，使儒學成了“西方的儒學”而非“中國的儒學”。具體到心性領域，比如梁漱溟先生用柏格森哲學來解釋儒學、馮友蘭先生用新實在論哲學來解釋儒學、徐復觀先生用自由主義來解釋儒學、羅光先生用天主教神學來解釋儒學、李澤厚先生用人類學來解釋儒學、張祥龍先生用存在哲學來解釋儒學、牟宗三先生用康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來解釋儒學，不一而足。其中，牟宗三“以西解中”的傾向最為明顯，如牟宗三先生說必須以康德哲學作為儒學的“鋼骨”以支撐儒學，甚至說“不知康德就不知孔子”（孟子不知康德，孟子即不知孔子；
孔子不知康德，孔子即不知自己。），并以黑格爾哲學建立著名的“良知坎限說”。在中國近代以來，儒學研究都在“以西解中”的學術傳統(tǒng)影響下進行，因西學在心性上沒有“工夫”問題，故“心性儒學”的“工夫論”在“心性儒學”研究中被忽略，沒有一派儒學研究“工夫論”，更遑論實踐“工夫論”了。雖然近代以來儒學研究的流派不少，有所謂新實在論儒學、自由主義儒學、啟蒙主義儒學、人文主義儒學、天主教儒學、人類學儒學、存在主義儒學、康德主義儒學、黑格爾主義儒學、馬克思主義儒學，等等，但這些儒學都是“西方的儒學”而非“中國的儒學”，“中國的儒學”在中國已經(jīng)不復在，儒學研究領域已經(jīng)成了西方學術的殖民地！這就是當今西學對中國儒學在生命領域的最大挑戰(zhàn)，即對“心性儒學”的最大挑戰(zhàn)。

　�。ㄈ�）西學對儒學全方位挑戰(zhàn)的嚴重后果

　　以上西學在政治法律領域與生命心性領域對儒學的挑戰(zhàn)，形成了當今中國儒學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全方位挑戰(zhàn)。與古代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相比，古代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均未有當今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嚴重與全面。比如，春秋戰(zhàn)國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來自本文明內(nèi)部文化的失調(diào)與諸子學派的興起，未如當今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來自另外一個異質而強勢的西方文明與學術系統(tǒng)，故春秋戰(zhàn)國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不如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嚴重；
又如，唐宋時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主要來自佛教進入中國后在生命心性領域造成的沖擊，而不涉及國家的政治法律領域，故唐宋時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不如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全面，即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zhàn)包括政治法律領域與生命心性領域，具有全方位的性質。正因為當今中國儒學遭遇到如此嚴重的全方位挑戰(zhàn)，其后果亦相當嚴重，這一嚴重后果可以從美國學者亨廷頓“文明沖實論”研究中的“中國問題”看出。以下是兩個所謂“中國問題”。

　�、拧⒑嗤㈩D對當今中國文明屬性是“？”號的看法

　�、啤⒑嗤㈩D關于中國屬“精神分裂的國家”的看法

　�。ㄋ模�復興儒學必須全方位回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zhàn)

　　在當今中國，只有全面復興儒學傳統(tǒng)，即同時復興“政治儒學”傳統(tǒng)與“心性儒學”傳統(tǒng)，兩大儒學傳統(tǒng)同時并建，才能全方位回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zhàn)，解決西學對儒學全方位挑戰(zhàn)帶來的嚴重后果，即解決享廷頓所謂的“中國問題”。

　　四、當今“政治儒學”的重建及其解決的問題

　�。ㄒ唬┛涤袨橹亟ā罢�治儒學”的功績與問題

　　康有為重建“政治儒學”的功績主要體現(xiàn)在康有為重新發(fā)掘了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政治儒學”傳統(tǒng)，使中國學人知道除宋明“心性儒學”傳統(tǒng)之外，中國儒學中尚有一創(chuàng)自孔子的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統(tǒng)，即“政治儒學”傳統(tǒng)。并在“春秋公羊學”的某些內(nèi)容上闡釋了“政治儒學”的義理價值。但是，由于康有為所處時代救亡的壓力與康有為對西方文明缺乏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康有為在闡釋儒學時也存在“以西解中”的傾向，康有為在重建“政治儒學”上也存在嚴重問題。這一嚴重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康有為以西方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礎上的自由民主理念與制度為“人類公理”（康氏術語即“實理公法”），認為這一自由民主的“人類公理”是所有人類可欲的普遍價值，適用于所有國家，當然也適用于中國。在康有為解釋“春秋公羊學”與其他儒家經(jīng)典時，往往以自由民主為“政治儒學”的應有之義與發(fā)展目標，如在《孟子微》中認為議會民主中國古亦有之且今當有之；
又如解公羊“張三世”義為人類政體之直線普遍發(fā)展，即據(jù)亂世專制----升平世君憲----太平世共和可見，故康氏反對共和不是因為共和（民主政治）是西制而不符合儒家固有的義理價值，而是因為中國尚處于據(jù)亂升平之世不能驟行共和，然共和（民主政治）在義理價值上絕然是中國政治的發(fā)展方向與最終目標。（在這一問題上，即在以西方民主作為中國政治的發(fā)展方向與最終目標上，現(xiàn)代新儒家與中國當今官方意識形態(tài)與康氏實無區(qū)別。）因此，康有為所謂的“孔子改制”，實際上是孔子“改中制為西制”（君主立憲制即是西方民主制），而不是按照“政治儒學”內(nèi)在的基本義理建立中制�？傊�，康有為在政治改革上雖以“政治儒學”為號召，實則以西方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可見，中國近代以來“儒學異化”與“文化歧出”的方向性大問題，康有為可說是始作俑者。所以，當時的一些儒家人物批評康有為“貌孔心夷”、“以夷變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是沒有道理的。

　�。ǘ�）本人重建“政治儒學”的嘗試與努力

　　本人重建“政治儒學”的嘗試與努力，主要體現(xiàn)在本人堅守“政治儒學”的基本義理不動搖，不承認西方自由民主理念與制度是適應一切國家的“人類公理”，因而在總體上拒絕自由民主為中國政治的發(fā)展方向與最終目標（當然不排除在技術性的具體細節(jié)上可以有選擇地對自由民主作工具性的吸收和接受），堅持按照“政治儒學”的基本義理在“時為大”的原則下解決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問題，即以“政治儒學”的基本義理作為中國政治的基本原則與發(fā)展方向，從而建立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試圖解決近代以來在“以西解中”傳統(tǒng)影響下政治上出現(xiàn)的“儒學異化”與“文化歧出”問題，在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中落實儒學的義理價值，使儒學真正具有政治上的生命力而活起來。因此，本人具體提出了“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政治儒學”理念與“儒教議會三院制”的“政治儒學”構想，然因此理念與構想理奧義繁，此處不能提及，有意者可參看本人有關論述。

　�。ㄈ�）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問題與“中國特色政治”問題

　　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面臨著“合法性危機”。此“合法性危機”主要表現(xiàn)在中國自近代以來效法西方文化建立來的政治秩序受西方政治的現(xiàn)代性與世俗化影響，缺乏“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又因為效法西方文化建立的政治秩序，是西化的政治秩序，故使中國的政治秩序缺乏“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一個政治秩序如果缺乏“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的支持，僅靠“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的支持，不足以建立長期穩(wěn)定和諧的政治秩序，即不能真正使國家長治久安，時時都處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焦慮中。因此，要建立長期穩(wěn)定和諧的政治秩序，真正使國家長治久安，在獲得“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的支持的同時，還必須獲得“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的支持。從中國的儒學傳統(tǒng)來看，只有“政治儒學”所推崇的“王道政治”具有天道、歷史、民意的“三重合法性”資源，能夠賦予中國的政治秩序以“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從而使中國的政治秩序真正能夠長治久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問題。

　　其次，由于當今中國的政治自近代以來受到“儒學異化”與“文化歧出”的沖擊，在文明屬性上已經(jīng)相當西化。當今中國的政治在基本理念與制度建構上已經(jīng)成為“西方的政治”而非“中國的政治”。因此，現(xiàn)在中國在政治上的追求必須回歸“中國的政治”，即必須克服中國近來以來政治上的“以夷變夏”而“棄夷返夏”。這里所說的“中國的政治”就是“中國特色政治”，這里所謂“中國特色”，主要不是指當下具體的中國特殊國情，而是指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質，即儒家文化特質。此處的“特”是“特”在文化上，不是“特”在現(xiàn)實上。所以，只有回歸儒家文化，才能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政治”，即“中國特色政治”，從而克服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秩序的西化，建立起具有中國文化自性特質的政治，消除掉亨廷頓關于中國文明性質的？號與中國屬“精神分裂國家”的評判。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重建“政治儒學”，因為“政治儒學”本身就是具有中國文化自性特質的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tǒng)，“政治儒學”所主張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中“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解決的正是“中國特色政治”的問題。由于“王道政治”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上升到維系政治秩序長治久安的合法性高度，予以特別的強調(diào)，所以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政治”本身就是“政治儒學”的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中國特色政治”的問題。

　　五、當今“心性儒學”的重建及其解決的問題

　　（一）港臺新儒家重建“心性儒學”的功績與問題

　　從近百年來中國儒學全方位崩潰的“花果飄零”悲慘處境來看，港臺新儒家重建“心性儒學”的功績是巨大的。港臺新儒家強調(diào)了儒學的“道統(tǒng)意識”，在歐風美雨鋪天蓋地的激烈反傳統(tǒng)時代，公開聲稱傳承儒學的價值，挺身而出捍衛(wèi)儒家的尊嚴，在“五四”以來歷次反傳統(tǒng)反儒家的狂潮中，承續(xù)了儒學的命脈，挺立了儒學的精神。他們所處的時代已是西化盛行的時代，他們?yōu)閭鞑ト鍖W計，不得已要用西學的言說方式闡發(fā)儒學的價值，所以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與心靈九境》一書的《序言》中感慨自己用西學的言說解釋方式闡發(fā)儒學的價值是“既艱難自己，又艱難別人”。然而，為傳播儒學采用西學的言說解釋方式雖是假用權法，但假用權法往往會久假不歸，最終變?yōu)檎嬲�相信西學的言說解釋與價值。前面已言，牟先生之學深受西方理性哲學的影響，從傳統(tǒng)重生命體認的“工夫論”的“心性儒學”中歧出，使“心性儒學”變成了西學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這導致了作為“生命體認之學”的“心性儒學”式微衰落。因此，在“心性儒學”上，港臺新儒學最大的問題就是改變了“心性儒學”的特質——“生命體認之學”，放棄了“心性儒學”的中國特色——“工夫學”，使“心性儒學”異化為西方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這樣，通過港臺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研究與解釋不再能使中國學人走向心性體認的生命實踐，“心性儒學”在港臺新儒家的發(fā)展中（西化發(fā)展中）已名存實亡。

　�。ǘ�）恢復“心性儒學”的“功夫學”以克服港臺新儒家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

　　為克服港臺新儒家把“心性儒學”異化為西學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恢復“心性儒學”傳統(tǒng)的“功夫學”，通過這一“心性儒學”的“功夫學”使“心性的體證”成為可能，從而使“心性儒學”的中國特色——“生命體認之學”得以恢復。所以，在“心性儒學”問題上，恢復生命體認的“工夫學”是復興“心性儒學”的當務之急。

　　（三）重建“心性儒學”以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信仰危機”問題與“道德崩潰”問題

　　近百年來中國儒學的意義價值系統(tǒng)全面崩潰，中國出現(xiàn)了“信仰真空”，“信仰真空”延續(xù)至今，導致中國出現(xiàn)了嚴重的“信仰危機”。面對這一“信仰危機”，西方傳入的各種世俗思想與學說不能解決，而整個中國又不可能全民改宗成為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重建“心性儒學”，因為“心性儒學”本身就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學”、“天道性命之學”、“成德成圣之學”、“止于至善之學”、“返心復性之學”、“證悟良知之學”。“心性儒學”的最大功能就是解決人的生命信仰問題，使人達到天人合一的神圣至善境界，實現(xiàn)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所以，在當今中國，只有重建“心性儒學”，才能使中國人以中國獨特的信仰方式與信仰內(nèi)容來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信仰危機”問題，而其他任何世俗的思想與外來的宗教都不能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來解決中國人的“信仰危機”問題。

　　由于近百年來中國儒學的意義價值系統(tǒng)全面崩潰，導致社會生活層面價值虛無主義盛行，出現(xiàn)了“道德崩潰”的局面。古代中國也有儒學式微衰落的時代，但此時儒家文化未全面崩潰，道德還存在于社會民間。古代的問題是有道德標準做不到社會出現(xiàn)了問題，現(xiàn)在的問題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崩潰中國人已不知道德的標準何在了！因此，要對治這一當今中國面臨的“道德崩潰”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建“心性儒學”，因為“心性儒學”在本質上就是“道德之學”，“心性儒學”所推崇的仁、義、禮、智、信“五�！迸c忠、孝、廉、恥、敬、讓、謙、和等都是人類必須遵守的普遍道德。然而，“心性儒學”所推崇的這些道德不是建立在世俗理性基礎上的一般道德，而是建立在天道天理與性命良知上的具有超越性與神圣性的道德，因而這些道德具有宗教的神圣永恒價值，是人類生命的終極安頓與依止。所以，只有重建“心性儒學”才能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道德崩潰”問題，其他世俗的規(guī)范與思想均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外來的宗教也不能解決這一問題。這是因為其他世俗的規(guī)范與思想沒有宗教的超越性與神圣性，從而缺乏服從的權威性，人們很難自覺遵守這些世俗的規(guī)范，而外來的宗教及其所推崇的道徳又不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質，即不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其服從的權威性也要打許多折扣。所以，在當今中國，只有“心性儒學”所推崇的道德才有能力解決中國面臨的“道德崩潰”問題，因而重建“心性儒學”是解決中國“道德崩潰”問題的當務之急。

　　戊子秋蔣慶于龍場陽明精舍

　　作者簡介：蔣慶，1953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于貴州貴陽。1982年畢業(yè)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2001年申請?zhí)崆巴诵�，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fā)展》、《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xiàn)代價值》等；
獨自翻譯與合譯的著作有《基督的人生觀》、《當代政治神學文選》、《自由與傳統(tǒng)》、《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
選編《中華文化經(jīng)典基礎教育誦本》，推動兒童讀經(jīng)運動。

相關熱詞搜索：儒學 心性 兩大 重建 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