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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德智:自我實現(xiàn)的哲學(xué)思考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叫“自我實現(xiàn)的哲學(xué)思考”。這個題目中有兩個關(guān)鍵詞。一個叫“自我實現(xiàn)”,一個叫“哲學(xué)思考”。其中,“自我實現(xiàn)”關(guān)涉的是演講的“主題內(nèi)容”,而“哲學(xué)思考”關(guān)涉的則是演講的理論視角。因此,整個演講的中心點或著眼點還是“自我實現(xiàn)”。

          

          自我實現(xiàn)在當代中國是一個非常時髦的話題。它甚至已經(jīng)時髦到了人們不再覺得其時髦的程度。如果一個人根本不講“自我實現(xiàn)”,一定會被人視為缺乏“氣質(zhì)”,“平庸”,“窩囊廢”。這樣的人連魯迅筆下的阿Q也不如。因為阿Q腦子里還有“革命黨”的意識,還有“手執(zhí)鋼鞭將你打”,他總是想實現(xiàn)出一點“什么”。

          

          然而,這種狀況在過去時代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這種情況可能發(fā)生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嗎?不可能。在那個時代,一個人哪怕只是嘴上講上幾句“自我實現(xiàn)”的話,就一定會認為是“封資修”,是“斗私批修”的對象,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對象。這種情況可能發(fā)生在20世紀50年代嗎?也不可能。因為一個人哪怕只是嘴上講幾句類似于“自我實現(xiàn)”的話,如果不被認定為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也會被視為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因此,“自我實現(xiàn)”是個時代感很強的話題,一個當代中國人的話題。

          

          “自我實現(xiàn)”這個話題涉及面很廣。我今天只打算講四點,講16個字:(1)自我認識;
        (2)自我選擇;
        (3)自我成全;
        (4)成全他人。

          

          一、自我認識

          先講第一個問題,這就是“自我認識”。關(guān)于“自我認識”,我打算講兩點:一是自我認識的重要性,一是自我認識的根本目標。

          

          首先講自我認識的重要性。我們之所以先講“自我認識”,乃是因為為要實現(xiàn)自我,首先就必須認識自我。我們中國人很重視自我認識,強調(diào)說:“人貴有自知之明”。這里的“自知之明”就是“自我認識”的意思。這里所說的“貴”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重要性”。而“自知之明”之所以可貴,首先就在于人倘若沒有自知之明,就完全不可能自我實現(xiàn)。

          

          這里舉一個江青的例子。江青早年曾經(jīng)在濟南山東實驗劇院工作過,后來在上海做過電影演員。解放后,曾擔(dān)任過電影指導(dǎo)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等職。如果江青有自知之明,她就應(yīng)當安心作她的委員和處長,并在此基礎(chǔ)上有所發(fā)展。因為她做過劇院和演員的工作,確實有過這方面的經(jīng)驗?墒,她缺乏自知之明,一心想掌握更大的權(quán)。結(jié)果,她雖然在九大和十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但是,到了最后,被隔離審查,被剝奪掉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wù),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后又改判為無期徒刑,最后以自殺了結(jié)了自己的一生。她的目的之所以不能如愿,從人格理論方面看,最根本的就在于她太缺乏自知之明。

          

          當年,毛澤東曾兩次寫信批評江青缺乏自知之明。第一次是1966年7月8日,第二次是1974年11月12日。到了60年代,江青的野心開始膨脹。從1963年起,開始搞“京劇革命”,在文藝界煽動“極左”思潮。1965年,一方面指使姚文元炮制《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另一方面又與林彪聯(lián)合炮制《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為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制造輿論。1966年5月后,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不要看她不過是一個“副組長”,又是一個“小組”的副組長,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實際上,這時她已經(jīng)成了當時中國政壇上的一個顯赫人物。這時,毛澤東給她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早年比較自信,“神氣十足”;
        可是,到了老年,就不那么自信了!翱傆X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倍,他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大王”。他還寫道:“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yaoyao,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毛澤東的這封信可以說一方面在說自己,在自我剖析,另一方面又是在說江青,警告江青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墒墙喔静焕斫饷珴蓶|的苦心,反而變本加厲。1974年11月12日,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江青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讓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yǎng),儼然中共最高領(lǐng)袖。毛澤東當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
        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jié)多數(shù)。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比绻f在前一封信中,毛澤東對江青缺乏自知之明的批評還是比較隱晦的話,那么,在這一封信中,毛澤東的批評則明顯得多和尖銳得多。但是,完全缺乏自我認識能力的江青對毛澤東的話完全無動于衷。一星期后,她又寫信給毛澤東,伸手要官。她寫信說:“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泵珴蓶|當即回信,批評說:“你的職務(wù)就是研究國內(nèi)外動態(tài),這已經(jīng)是大任務(wù)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一個完全喪失自我認識能力的人,也就因此而喪失了接受任何善意批評的能力,從而不僅從根本上喪失了自我實現(xiàn)的能力,而且也因此從根本上喪失了自我調(diào)整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從野心膨脹開始,到身敗名裂告終。這就是完全喪失自我認識能力者的人生軌跡。一個人不會游泳,不一定就會被淹死,因為即使你掉進水里,你還可以呼救。但是,一個對自己不會游泳缺乏認識的人,一個完全不承認自己不會游泳的人,那一旦掉進水里,也就難免一死了。因為你不僅不會呼救,甚至還會拒絕別人施救,就像江青那樣。所以,自我認識對一個人及其自我實現(xiàn)非常重要。

          

          自我認識的重要性不僅我們中國人知道,西方人也知道。西方人非常強調(diào)這一點,把人的自我認識說成是神的吩咐或神的命令,也就是所謂“神諭”。希臘有一個神廟,叫德爾菲神廟。它的門匾上寫著一行字,叫:“σαυτόν ”。現(xiàn)代西方人將其英譯為“know yourself”。我們中國人一般將其漢譯為:“人!認識你自己!”或是譯得更簡潔些,叫“認識你自己!”。這就賦予人的自我認識以一種神圣性或不可抗拒性。我們中國有個最大的圣人,叫孔子。西方也有一個最大的圣人,叫蘇格拉底,比孔子小82歲,但是也和孔子一樣聰明,一樣偉大。他把“認識你自己”當作自己哲學(xué)的基本原理或第一原理。他的整個哲學(xué)講的都是“認識你自己”這個道理。因此,他被稱作西方道德哲學(xué)和人學(xué)的開山祖師。西方人將他稱作自己道德哲學(xué)和人學(xué)的開山祖師是對的。世界上沒有什么比認識你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了。因為認識自然和社會說到底是一個人的認識能力的問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說到底也只是一個人的實踐能力的問題。離開了人的自我認識,就什么事情也認識不好,什么事情也干不好。道德哲學(xué)和人學(xué),歸根到底是一門講人的自我認識的學(xué)問?傊,自我認識很重要,一個缺乏自我認識的人,是不可能如愿以償?shù)貙崿F(xiàn)自我的。

          

          其次,是自我認識的目標問題。講人的自我認識的重要性,要解決的是我們要不要進行自我認識的問題。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明確了,緊接著就有一個認識自我的“什么”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我認識的目標問題。人的自我認識問題涉及面很廣。我覺得,我們首先和主要要認識的應(yīng)當是人的本性問題。具體地說,就是要首先和主要認識人的下述三個層面。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人是一個東西,但又不僅僅是一個東西。盡管人們的視角不同,觀察的結(jié)果會不同,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應(yīng)當肯定,人首先是一個東西。人不同于神,不同于仙,不同于天使,他無論如何總有個身體,總有血有肉,總有那么一坨,200斤是一坨,150斤是一坨,100斤是一坨,20斤也是一坨,哪怕是剛生下來的嬰兒也有那么一坨。很多哲學(xué)家否認這一點。例如,笛卡爾就說人只是一個“心靈”,柏拉圖也強調(diào)人的本質(zhì)只是一個靈魂。這種說法不對。因為這樣一來,人,現(xiàn)實的活生生的人,與神、仙、天使和鬼就沒有什么區(qū)別了。所以,許多大思想家都反對這樣一種觀點。英國有個近代哲學(xué)家叫霍布斯,他在《論物體》中就強調(diào)指出過,人首先是一個物體,一個有長寬高的東西。他給人下的定義便是:人是一個有理性的活動的物體。他的證據(jù)是,我們的認識都是來自感覺的。一個人從遠處看,首先就是那么一個模模糊糊的東西,那么一大坨。亞里士多德講“人是理性的動物”,其實他首先是把人理解成植物,然后把人理解成動物的。因為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植物有營養(yǎng)能力和生殖能力,動物有運動能力和感覺能力。人要存活下去,首先就要有營養(yǎng)能力和生殖能力,其次要有運動能力和感覺能力,最后才是理性思維能力。也就是說,人首先應(yīng)當成為一種植物,其次要成為一種動物。人異于動物的就是“理性”這樣一種“幾希”。除此之外,和動物就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了。原來,人覺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中最崇高最神圣的東西,搞人類中心主義和人類至上主義。后來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說人是從動物,從猴子演化而來的。一些人很不理解,認為這樣一來人類便遭受到了奇恥大辱。甚至到了1925年,美國田納西州還鬧出了“猴子審判案”這樣的鬧劇。一個講授進化論的名字叫斯科普斯的中學(xué)教師由于講授進化論被告到了法庭,被判有罪,并被判罰款100美元。從思維方式上說,這顯然是人類中心主義造成的惡果。馬克思主義是反對唯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是承認和強調(diào)人的物質(zhì)性和動物性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曾經(jīng)強調(diào)說:“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在他看來,問題并不在于人能否擺脫獸性,而是在于“擺脫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和人性上的差異”。承認人的物質(zhì)性和動物性,承認人要吃喝住穿,對于馬克思主義是十分緊要的,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因為正是人有物質(zhì)性和動物性,人有這么一坨,人要吃喝住穿,人要保存和發(fā)展自己,就必須發(fā)展生產(chǎn)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就是講人的物質(zhì)性,講人要吃喝住穿的主義。完全不談人的物質(zhì)性,不談人的身體,完全不講吃喝住穿,是不對的,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講吃喝住穿,歷史唯物主義怎么能說得通?不講吃喝住穿,為什么要發(fā)動群眾鬧革命,搞建設(shè)?怎么能發(fā)動群眾鬧革命,搞建設(shè)?所以,我們應(yīng)當首先看到人的物質(zhì)性,看到人是一個東西。

          

          但是,人不僅僅是這么一坨,人不僅僅有肉體,人還有思想,還有精神。馬克思主義雖然講吃喝住穿,但是并不只講吃喝住穿。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不能不吃喝住穿,但還應(yīng)該有高于吃喝住穿的方面。從人生觀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妨把馬克思主義歸結(jié)為兩條:一條是講吃喝住穿,另一條便是不僅僅講吃喝住穿。中國共產(chǎn)黨搞革命,長期以來搞供給制,解放后開始實行工資制。有些人工資級別評低了,就鬧情緒,哭鼻子!读譀_夜奔》中有兩句唱詞,叫:“男兒有淚不清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边@時,毛澤東套用這兩句唱詞批評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泵珴蓶|強調(diào)說:“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強調(diào)革命領(lǐng)導(dǎo)干部“要有一股革命熱情,要有一種拼命精神”,要學(xué)水滸中的拼命三郎石秀。人是一個東西,但又不僅僅是一個東西,人是一種動物,但又與一般動物不同。這可以看作是人學(xué)中一條被普遍認可的原理。亞里士多德講“人是理性的動物”。他的這個定義中就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即一方面肯認人是一種動物,肯認人要吃喝住穿、要生兒育女,有嬉笑怒罵,但是人又不是普通的動物,他有理性,有意志,有知德和行德等等。我國的孟子大體也持這樣一種觀點。他有一句名言說:“魚,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逼湟馑紵o非是告訴人們說:人不僅有追求食色的本性,還有高于追求食色的本性,這就是仁義禮智,說得具體一點,就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良知良能”。他的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看,人們抓住小偷,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總是低下腦袋的,這就說明他有羞惡之心。這是人區(qū)別于一般物體、區(qū)別于禽獸的地方。因此,我們說人既是一個東西,又不是一個東西。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們要認識到凡人都要有幾分“神氣”,但是也都應(yīng)知道自己不是神。凡人都應(yīng)該有幾分“神氣”。為什么?因為人雖然是一個東西,但他畢竟不同于一般的東西,有高于一般東西的東西。這就使他有了神氣的資本。毛澤東就很神氣,在我們前面談到的他給江青的那封信中,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他“少年”時代“神氣十足”。他說他少年時說過“人生自信二百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會當擊水三千里”的話。其實,他不說,我們大家也清楚。毛澤東有一首詞,叫《沁園春•長沙》。其中下半闕寫道:“恰同學(xué)少年,風(fēng)華正茂;
        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這有多神氣!此外,他還有一段語錄,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
        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這也夠神奇了。對毛澤東的這條語錄,我的印象很深。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武漢地區(qū)紅衛(wèi)兵造反,經(jīng)常喊的就是這條語錄。當時武漢軍區(qū)有個副司令員,叫韓東山,是個湖北人,是個少將。他接過紅衛(wèi)兵的話講:“監(jiān)獄者,你們的監(jiān)獄;
        鐐銬者,你們的鐐銬。你們不坐,誰坐?你們不帶,誰帶?”毛澤東之所以這么神氣,歸根到底是因為他雖然身為萬物中的一物,但是卻具有超然天下萬物、主宰天下萬物的意識和境界。這一點在《沁園春•長沙》的上半闕中表達得很明白。毛澤東在那里寫道:“獨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 層林盡染;

        漫江碧透, 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 魚翔淺底, 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 一個人雖然身為大地上的一物卻又能“主”“大地”的“沉浮”,他還不夠神氣嗎?這不能不使我們想到孟子的“我善養(yǎng)我浩然之氣”“萬物皆備于我”的話來。毛澤東到了晚年,說自己就不那么自信了,就不那么神氣了,有“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的感覺。其實,隨著年齡的增大,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增強,人是應(yīng)當越來越“神氣”的。當年,孔子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就說道:“我十有五而志于學(xué),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一個人能夠隨心所欲不逾矩,還不算神氣?就毛澤東而言,本來不過是一個中專生,但是卻能夠干這樣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yè),而且還當了這么大的一個國家的主席,老百姓還把他當作“大救星”,怎么能說不神氣呢?幾億同時代人,有幾個能做到這一步呢?

          

          當然,當時毛澤東也有懊惱。真正說來,他所懊惱的并不是自己還要不要神氣,要不要自信,而是有人要把他當作神。林彪說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泵珴蓶|還敢說話嗎?還能說話嗎?凡是人都會說錯話的,都是不可能不說錯話的。一個人一旦被別人當成了神,他也就因此而被剝奪了那份屬人的自由,就被剝奪了做人的權(quán)利,甚至說話的權(quán)利。因此,到了晚年,毛澤東由于被神化,結(jié)果弄得很難堪。想當年,中央的文件和決定,有許多往往是毛澤東自己起草的。但是,到了晚年,雖然有精力不濟的因素,但是肯定也有被神化的因素,他就只能靠在別人起草好的東西上寫“圈閱”和“轉(zhuǎn)發(fā)”這樣幾個字過日子了。因為即使“圈閱”和“轉(zhuǎn)發(fā)”的東西有錯誤,毛澤東既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他就有“圈閱”和“轉(zhuǎn)發(fā)”的權(quán)利,他使用自己的合法權(quán)利這一點永遠是沒有錯的。這樣,“句句是真理”就永遠能夠得到保證,但是,毛澤東卻因此而失去了做人的自由和說話的權(quán)利。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神化自己,也不要讓別人神化自己。因為一旦如此,不僅遲早要真相畢露,要垮臺,而且自己也很痛苦,無所適從。這對神化自己的人叫作繭自縛,對神化別人的人叫“下套子”。所以,做人一定要神氣,但是卻一定不要把自己當成神,也不要讓別人把自己當成神。再講講默罕默德。如所周知,默罕默德是伊斯蘭教的創(chuàng)始人和奠基人,可是他從來不讓人把自己當作神來崇拜,從來不把自己視為安拉,而只把自己看做“安拉的使者”,并且把“萬物非主,唯有真主;
        默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規(guī)定為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猶太教和基督宗教也是如此。如果說猶太教有個創(chuàng)始人的話,那就是摩西?墒牵ξ饕诵诺氖且腿A,而不是他自己,他不過是耶和華的傳話人而已。在基督宗教的創(chuàng)立過程中,約翰是立了大功的,他被人叫做“施洗約翰”。為什么叫做“施洗約翰”呢?因為基督宗教的崇拜對象基督耶穌是通過他的洗禮才算正式加入基督宗教的。他的功勞說多大有多大。但是,約翰并不居功驕傲,搞老子天下第一,要人們崇拜信仰自己,而是要人們崇拜信仰耶穌基督。這就像一個人把另一個人介紹進中國共產(chǎn)黨里,這個人做了領(lǐng)袖,自己卻不居功驕傲,甘心情愿自己當個普通黨員一樣。還有,《圣經(jīng)》的《創(chuàng)世紀》中提出過一種理論,叫“肖像論”。其意思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來的。這里就有兩個方面的意思,一個意思是說,人長得像神,另一個意思是說,人本身并不是神。這兩點對我們都很重要。我們這些人雖然需要有精、氣、神,需要神氣一點,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要把自己當成神,也不要讓別人把自己當成神。此乃人生大忌。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我們要認識到,我們既是一個有限者,又當是一個面向無限的有限者。人既然是一個東西,既然不是神,這就說明他只是一個有限者。盡管有時候人們會把自己想象成無限者,但是這都不過是人們的想象而已。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李白曾經(jīng)寫過一首詩,叫《古風(fēng)》,其中大贊秦始皇,說“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毛澤東雖然說過“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fēng)騷”的話,但他還是以秦始皇的繼承人自居,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歷史學(xué)家郭沫若曾寫過《十批判書》批判秦始皇,文化革命中,毛澤東批評郭沫若,為秦始皇辯護,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雖死業(yè)猶在,孔學(xué)名高實秕(bi)糠!蔽幕蟾锩惺⑿斜;逝珊驮旆磁芍f,我看按照這個說法,最大的;逝删褪敲珴蓶|,因為毛澤東要保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秦嬴政。秦始皇的確很偉大,史稱“千古一帝”。但是,他也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這就是他對自己的有限性估計不足。他在世時一直想長生不老,曾派徐福四處為他尋找長生不死藥,聽說徐福還因此而跑到日本。據(jù)說現(xiàn)在日本還有“徐福登陸處”遺址。但是,到最后,不僅沒有長壽,實際上只活了49歲(前259-前210年)。這就證明他也只是一個有限者。另外,他這人自我感覺特別好,總覺得自己空前絕后。他之所以自稱“始皇”,就表明了這一點。在他之前,最高統(tǒng)治者一般都把自己稱作“王”,例如“周文王”,“周武王”什么的,他自己在統(tǒng)一六國之前也被稱作“秦王”,但是,他現(xiàn)在既然完成了統(tǒng)一中國的霸業(yè),則他對這個王便不感興趣了,他不僅要要超越周文王、周武王,而且還要超越秦王自己,所以他要稱自己為“帝”,而且,他也不是普通的“帝”,而是“皇”帝。不僅如此,在秦始皇看來,以后的天下都是他秦始皇及其子孫的了。他稱自己為始皇,自己的兒子為二世,自己的孫子為三世,這樣子子孫延續(xù)下去,“傳之無窮”。但是,歷史的事實卻是,秦朝到了他的兒子贏胡亥那里便丟失了,便被劉邦領(lǐng)導(dǎo)的漢朝取代了,不僅沒有“傳之無窮”,而且在他當上皇帝14年之后就完蛋了。19世紀,歐洲有個德裔英國人,叫麥克斯•繆勒,很有學(xué)問,是宗教學(xué)的奠基人,他把神稱作“無限者”,稱作“the Infinite”。.除神之外的任何別的東西,包括我們?nèi)吮旧,都是“有限者”(the finite)。這個道理很深刻。我們認識人的本性,首先需要悟透的就是這個道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經(jīng)常喊“毛主席萬壽無疆”,但是,毛澤東活到84歲時便去世了。這一點毛澤東的頭腦倒是非常清醒的。晚年,他常常引用民諺,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他不斷地培養(yǎng)接班人,從劉少奇、林彪到王洪文和華國鋒,都說明他對自己的有限性是有清醒認識的。實際上,人,就其本身而言,都是非常有限的。曹操有一首詩,叫《龜雖壽》,頭幾句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但是,相當一部分龜比人的壽命還長。據(jù)說,1737年,英國科學(xué)家在印度洋上捕了一只象龜,其壽命大約有300多歲。1776年,法國探險家在塞舌爾群島上捕獲了一只黑色陸龜,一直養(yǎng)了142年,而且后來是由于士兵們在架設(shè)大炮時不小心被軋著才死于非命的,不然還會活更長時間。至于植物,有的壽命就更長了。臺灣阿里山里,有棵大檜(hui)樹,長了三千多年,比孔子還大500多歲。所以,陳子昂在《登幽州臺歌》中感嘆道:“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但是,與其他有限的事物不同,人可以超越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有限。就拿秦始皇來說吧。雖然他只活了49歲,但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祖龍魂死業(yè)猶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郡縣制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國家還是中央-省-縣三級。只不過當初三十六郡,現(xiàn)在是33個省和自治區(qū),區(qū)域劃分也有所區(qū)別,當時該稱作縣令的現(xiàn)在被稱作縣長,被降了半級(萬戶以上的縣設(shè)縣令,萬戶以下的縣設(shè)縣長,而現(xiàn)在萬戶以上的縣的行政首腦也被稱作縣長)。此外,他的“書同文”、“度同制”、“車同軌”和“行同倫”,對中國政治經(jīng)濟道德風(fēng)尚影響至今。還有,他那個時代的修筑的萬里長城,是世界上的“七大奇跡”(金字塔,亞歷山大燈塔-埃及,巴比倫空中花園-伊拉克,宙斯神像,羅德島太陽神巨像-希臘,阿爾忒彌斯神廟-希臘,莫索拉斯陵墓-土耳其)之一,現(xiàn)在在甘肅玉門關(guān)一帶還保留著,其他地方盡管經(jīng)過明朝的改造,但也畢竟以秦長城為基礎(chǔ)。就毛澤東而論,他雖然于1976年去世了,毛澤東紀念堂還在,華國鋒在世時,每年照例要帶著全家到紀念堂瞻仰一番,天安門廣場上還掛著毛澤東的畫像,鄧小平盡管反對華國鋒所強調(diào)的“兩個凡是”,但是,他反對的目的卻還是在于要人們“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奠基人,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一日,毛澤東的歷史影響也就實實在在地存在一日。

          

          人是有限的,一般動物和任何別的物體也都是有限的,人區(qū)別于一般動物和任何別的物體的,是他總能夠面對無限而存在,總能夠創(chuàng)造出某種超越其有限生命的東西,創(chuàng)造出一些具有無限價值和意義的東西。春秋時期魯國有個人叫叔孫豹,他認為人能夠做出某些“雖久不廢”、“死而不朽”的事情,這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他把這概括為“三不朽”。這樣,他就把人的有限性與人的面向無限而在非常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了。看不到人的有限性,是一種片面性,不能夠面向無限而在,把人完全混同于別的動物,混同于普通一物,這也是一種片面性。而叔孫豹的“死而不朽”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樣兩種片面性。他的這個思想一直影響了中國幾千年。后來孔子講“死而不休”,老子講“死而不亡”,講“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應(yīng)該說,與叔孫豹是一脈相承的。毫無疑問,他們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一個人活90歲,100歲,120歲,都算不上長壽,真正長壽的是那些對人類歷史的發(fā)展留下歷史痕跡的人,是那些通過立德、立功、立言賦予自己的人生以無限意義的人。

          

          總之,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如果認識到人既是一個東西又不是一個東西,既要幾分神氣但又不是一個神,既是有限的又是面向無限而在的,他就差不多可以說是認識了人的本性,認識了他自己。這些就是我要給大家講的第一個問題。

          

          二、自選選擇

          

          現(xiàn)在,我們來講第二個問題,這就是自我選擇。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們也講兩點:一是自我選擇的重要性,一是自我選擇的場域及其指向性。

          

          先講第一點,自我選擇的重要性。自我認識是重要的,然而自我認識的重要性僅僅在于,如果我們對人的本性、對自我缺乏認識,我們就不可能把自我很好地實現(xiàn)出來,甚至根本就無所謂自我實現(xiàn),然而,如果我們不能進一步有所行動,有所作為,則自我實現(xiàn)也就只是一場空談。但是,倘若我們要有所行動,有所作為,我們就必須面對諸多可能性有所選擇,有所取舍。

          

          能夠有所選擇,有所取舍是人與一般物體和動物的一項根本區(qū)別。對于無機事物,是根本無所謂自我選擇或自我取舍的。譬如一塊石頭,你不推它,它就擺在那兒不動,你推它一下,它就動一下,你推它時用的力量小,它運動的速度就小,運動的距離就短,你推它時用的力量大些,它運動的速度就大些,運動的距離也就大些。對于這塊石頭來說,只有一種必然性,沒有什么自由或自由選擇。一般來說,動物也是如此,它也是處在必然王國之中的。而人則不同,他有一種能力,面對著諸多可能性,他能夠有所選擇,有所取舍,他可以進入自由王國。孟子在《告子章》中把這一點講得非常明白。孟子講人自我選擇的這段話,大家都比較熟悉,我們不妨一起復(fù)習(xí)一下。他說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wu),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i,避)也。”他又舉例說:“一簞[dan]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cu]爾而與之,乞人不屑[xie]也!泵献舆@一段話講得很精彩。他講到了人的種種選擇:在“魚”和“熊掌”之間的選擇,在“生”和“義”之間的選擇,在“生”和“死”之間的選擇。人雖然也是一個東西,一種動物,但是,他又不僅僅是一個東西,一種動物,他有思想,有精神,有人格,有理想,有境界,故而他能夠在“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的情況下,采取斷然拒絕的態(tài)度和立場。而動物在一般情況下,是做不多這一步的。一只小狗,在“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的情況下,不管你是畢恭畢敬地送到它的跟前,還是像山東的黔敖那樣,“呼爾而與之”,它都不會拒絕的。所以,能不能自我選擇,自我取舍,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一項根本特征。

          

          不僅如此,一個人的生活質(zhì)量的高低貴賤,一個人成就的大小,一個人人生意義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自我選擇的能力的高低。凡是有大作為的人都是在自我選擇方面敢于和善于決斷的人。例如,張學(xué)良(1901-2001年)這個人究竟如何雖然在一些問題上也有爭議,例如,在“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軍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東三省很快淪陷,這是蔣介石的責(zé)任還是張學(xué)良的責(zé)任呢,至今還有一些爭議。但是,無論如何,張學(xué)良有兩件事是辦得非常明智的。第一件事是“東北易幟”。我們知道,舊中國,軍閥混戰(zhàn),每個軍閥往往割據(jù)一方,張學(xué)良的父親張作霖就曾經(jīng)于1920年宣布東三省獨立,并且發(fā)動了多次直奉戰(zhàn)爭。但是,1928年皇姑屯[tun]事件張作霖被炸身亡后,28歲的張學(xué)良接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并于當年宣布東三省易幟,與南京政府統(tǒng)一合作。他也被先后任命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節(jié)制北方八省軍務(wù)(晉、察、綏、遼、吉、黑、熱)。這對于促成和維護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至少是形式上的統(tǒng)一,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張作霖是主張東北獨立的。張學(xué)良作為張作霖的兒子,在張作霖死后,無疑有兩種選擇:一是持受父親的政治主張,繼續(xù)主張東北獨立,一是更改父親的主張,促成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但是,他在張作霖被炸身亡一個星期之內(nèi)便發(fā)動“東北易幟”,并隨后向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出《絕不妨礙統(tǒng)一電》。這無疑是他的一個英明抉擇。張學(xué)良的第二個英明抉擇在于他策動了“西安事變”。當時的局勢是:一方面,張學(xué)良身為“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wù),所謂剿匪,就是圍剿陜甘寧邊區(qū),打共產(chǎn)黨,另一方面他又秘密組織抗日組織“抗日同志會中央委員會”,自任主席。當時,蔣介石準備調(diào)東北軍到福建,對南方的紅軍進行第六次進剿。這樣,他就必須在內(nèi)戰(zhàn)“剿共”與聯(lián)共抗日之間做出抉擇。這種抉擇在當時是相當艱難的,但是,他還是做了出來,并且做出了一個名垂千古的正確抉擇:這就是“兵諫”蔣介石,停止內(nèi)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這樣,張學(xué)良就通過這兩次大的人生抉擇,由一個軍閥變成了一個大政治家,變成了造福民族、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

          

          毛澤東也是這樣。我們知道,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有革命熱情,這不錯。例如,他曾經(jīng)參加過新軍,當了半年兵。此后,他以為革命因此就結(jié)束了,于是就想到謀生問題,他設(shè)想過進警察學(xué)校,商業(yè)學(xué)校,肥皂制造學(xué)校,但是,他最后還是選擇了師范學(xué)校。他之選擇師范學(xué)校,固然與“不收學(xué)費,膳宿便宜”有關(guān),但是,無論如何,也與將來當教師的理想有關(guān)。聯(lián)想到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舉國上下響遍“偉大的導(dǎo)師,偉大的領(lǐng)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的口號時,毛澤東當時說自己只要其中一個,這就是“偉大的導(dǎo)師”,即“偉大的教師(a great teacher)”。這就說明,毛澤東對當年的選擇還是記憶猶新的。然而,在師范學(xué)校讀書過程中,他畢竟做出了再選擇,決意全身心投入革命,作職業(yè)革命家,最后終于成了“偉大的領(lǐng)袖”。這就說明,什么樣的選擇就可能造就什么樣的人。所以自我選擇是非常重要的。這是第一點。

          

          現(xiàn)在談第二點,即自我選擇的場域及其指向性。前面談了自我選擇的重要性,我們接著談一談自我選擇的場域及其指向性。講自我選擇,就有個選擇什么的問題,這就涉及到我們所說的自我選擇的場域問題。我們所面臨的自我選擇的場域是很大的。因為既然人也是一種動物,甚至也是一種東西,所以,作為一個類來說,他的選擇是幾乎無所不包的。但是,由于各人對宇宙人生的覺解程度不同,宇宙人生對人的意義不同,境界不同,人們對宇宙事物的選擇也就各各不同。我國著名的哲學(xué)家馮友蘭在其《新原人》中曾經(jīng)提出過“四種境界”說,其意思是說,人們有四種不同的自我選擇或自我追求,從而形成四種不同的人生境界,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第一種境界為“自然境界”。處于自然境界中的人也“率性而為”,但是,他們往往是按照自己的“生物學(xué)上的性”行事,按照自己的習(xí)慣和社會習(xí)俗行事,活得比較盲目。第二種境界為“功利境界”。處于“功利境界”中的人的根本特征在于利己主義,在于一切為“他自己的利”而行。凡動物的行為,都是為他自己的利而行。處于“功利境界”的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在于動物的行為出于本能,而這種人的行為卻出于心計,出于自覺。這種人有時也可能犧牲他自己,但是其最后的目的仍在于他自己的利益。處于這種境界中的人所作的事情也有兩種,一種是損人利己,還有一種是利己利人,主觀上為己,客觀上為人。秦皇漢武就是這樣,他們雖然為了自己,但也可以說是“功在天下,利在萬世”。這些人雖然是“蓋世英雄”,但若就境界論,則屬于“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中的人,與功利境界中的人不同,其行為不是為“利”,而是為“義”。當然,道德境界中的人,也可以說是為“利”而行,不過,他為的不是他自己的“私利”,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利”。道德境界中的人和功利境界中的人,與自然境界中的人不同,都對人的本性有所覺解,但是他們對人的本性的覺解卻也有片面和全面的差別。功利境界中的人只了解人的本性中的動物性的一面和個體性的一面,他們不了解人的本性中的精神性的一面和社會性的一面。這種對人的本性的理解方面的差異直接導(dǎo)致了人們在行為方面的根本對立: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為,都是以“占有”為目的,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為,都是以“貢獻”為目的。用古人的話說,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為的目的是“取”,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為的目的是“與”。在功利境界中,人即于“與”時,其目的亦是在“取”。在道德境界中,人即于“取”時,其目的亦是在“與”!疤斓鼐辰纭敝械娜,與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人又不同,功利境界中的人和道德境界中的人都是“事人”的,所不同的只是:功利境界中的人所事的是“個人”,而道德境界中的人所事的是“眾人”,但是,天地境界中的人卻是“事天”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僅了解人的個體性,了解人的社會性,還了解人的宇宙性。這種人對人的本性,對人之是一個東西又不是一個東西,神氣而又不是神,有限而又面向無限等方面均有了解和領(lǐng)悟。他不僅與道德境界中的人一樣,知道個人只是社會大全中的一部分,而且還進而知道個人是宇宙大全中的一部分。不但對于社會,個人應(yīng)當有所貢獻,而且對于宇宙,他也應(yīng)當有所貢獻。人不但應(yīng)當在社會中,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亦應(yīng)在宇宙中,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人的行為,不僅與社會有干系,而且與宇宙有干系。他能夠覺解到,一個人雖然只有七尺之軀,但是卻可以像《中庸》中所說的,“三才合一”,“與天地參”;
        一個人上壽不過百年,但是卻可以“與天地比壽”,可以“與日月齊光”。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也能做到“萬壽無疆”。這就是說,他雖然不是神,但是卻可以像一個神。

          

          德國有個著名的當代哲學(xué)家叫蒂利希,希特勒在臺上時,他跟希特勒對著干。希特勒搞法西斯主義,搞國家社會主義,他搞宗教社會主義。后來,沒有辦法,他就到美國發(fā)展去了。在人生觀方面,在人生抉擇方面,他與馮友蘭的看法有相似之處。他也認為,人們的自我選擇各各不同。不過,他把自我選擇區(qū)別為兩類:一類他稱之為“次終極關(guān)懷”,一類他稱之為“終極關(guān)懷”。什么叫次終極關(guān)懷?譬如,票子,房子,妻子,兒子,車子等等,都屬于次終極關(guān)懷。人們關(guān)懷這些東西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要的。說它自然,是因為人既然是一個東西,有那么一坨,就得吃喝住穿,就得結(jié)婚生子。任何一個人,不管你多高尚,你不吃飯行嗎?還有你不結(jié)婚生子行嗎?你一個人獨身可以,但是,全世界的人都像你一個人那樣,那么幾十年后,人類不就自然滅絕了嗎?所以,這不能成為人類生活的通則。然而,他認為,這些次終極關(guān)懷雖然也很必要,但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你的生命的安頓之處,是你作為一個人,總得有個安身立命之處。這種人之為人借以安身立命的東西,也就是他所謂終極關(guān)懷的東西。一個人倘若有了終極關(guān)懷,他就能夠超越自己的直接的和初級的利益,心中就會永遠那種維護自己的生命并賦予自己的生命以意義的那些東西。他也就能夠隨時隨地地使自己的次終極關(guān)懷隸屬于自己的終極關(guān)懷。譬如,馬克思要寫《資本論》,就需要吃飯,需要住房子,他不能完全不管這些事情,所以,他實在沒有錢了,就或者寫兩篇新聞報道什么的,投到報社湊幾個錢,或者就干脆找恩格斯,叫恩格斯給他寄錢。但是,他給報社投稿子,不是想成為富翁,而是為了使自己寫作《資本論》的工作得以繼續(xù)下去。此外,一個人如果有了終極關(guān)懷,在必要的時候,他就會犧牲某些次終極關(guān)懷。例如,對于荊州之地,孫權(quán)垂涎(xian)很久了,但是,為了聯(lián)合劉備共同抗拒曹操,他也一度同意讓劉備占著荊州。還有,諸葛亮對馬謖(su)還是很賞識的,不然不會在他一出祁山時讓他守街亭,但是,當馬謖失街亭后,他還是揮淚斬了馬謖,并且還“將首級遍示各營”,這也是為了整飭(chi)軍紀,踐履其“北定中原,興復(fù)漢室”的終極關(guān)懷。

          

          由此看來,我們在考察自我選擇和人們的種種關(guān)懷時,有兩點是需要特別予以注意的:一是人們選擇和關(guān)懷的多樣性或豐富性,一是人們選擇和關(guān)懷的層次性和指向性。就馮友蘭的“四種境界”學(xué)說而言,它一方面充分考慮到了人們境界的多樣性,另一方面,我們從中不難看出,它是貶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而褒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馮友蘭本人就明確說過,境界有高低之別。其中,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而低于道德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而低于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達到這種境界的人便已經(jīng)充分實現(xiàn)了或展現(xiàn)了人的本性,便可以稱之為“圣人”了。因為,按照宋朝哲學(xué)家邵雍的觀點,“圣人,人之至者也!倍诘赖戮辰缰腥耍瑒t低一等,僅僅為“賢人”。人的境界不同,表現(xiàn)出來的舉止態(tài)度也就不同,古人稱之為“氣象”,有所謂為“圣人氣象”和“賢人氣象”之說。我們現(xiàn)代人叫做氣質(zhì)和胸襟。我們所處的世界,從本體論上講是同一個,不管什么人,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地球上,都擁有同一個宇宙,但是,人們的境界不同,享受的世界也不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考慮的都是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是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總的來說,是一個較小的世界,道德境界的心胸要寬廣得多,他不僅考慮自己,還要考慮別人,他要考慮自己的家庭,他的工作單位,他的民族,他的國家,甚至他所在的地球,他要爭取作一個好的世界公民,等等。這種人的世界就要大得多。至于天地境界中人,心胸就更寬廣了,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充塞天地之間”,用《中庸》的話來說,就是要“與天地參”。古人把當官的人稱作“大人”。其實,只有“天地境界”中的人才稱得上“大人”,一種頂天立地之人。曹操所說的“英雄”,既然“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就可以說是一種具有天地境界的人了。

          

          在談到自我選擇的場域和指向性問題時,我們不能不提到美國心理學(xué)家馬斯洛(A. H. Maslow, 1908-1970年)。馬斯洛是個猶太人,智商很高,據(jù)說高達194。美國前總統(tǒng)老布什的智商是98,美國現(xiàn)總統(tǒng)小布什的智商是91。通常認為智商在140以上者,就可以視為天才了。馬斯洛的智商高達194,真可以說是超天才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被稱為第三心理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他的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一個“需要層次理論”。按照他的這個理論,個體成長發(fā)展的內(nèi)在力量是動機,動機是由各種不同性質(zhì)的需要組合而成的,各種需要之間則有先后順序和高低層次之分,而每一個層次的需要和滿足則決定著個體人格發(fā)展的境界或程度。他認為,我們可以把各種不同的人類需要歸納為下述五個層面,這就是:(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
        (3)社交需要;
        (4)尊重需要;
        (5)自我實現(xiàn)。其中,生理需要,如吃喝住穿,是人們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若得不到滿足,就有生命危險。這是最強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層的需要,是推動人們行動的強大動力。安全需要是一種較高等級的需要,包括勞動安全、職業(yè)安全、生活穩(wěn)定、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等。社交需要則是更高一級的需要。它實質(zhì)上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歸屬感和愛的需要,是人們渴望得到家庭、團體、朋友、同事關(guān)懷、愛護和理解的需要,是對友情、信任、溫暖、愛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可以區(qū)分為自尊、他尊和權(quán)力欲三類,涉及到自我尊重、自我評價以及尊重別人等方面。人的最高等級的需要是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這種人的心中始終有個理想自我,一個具有無限品格的自我,一個像神的形象。這個理想自我是激發(fā)一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的最內(nèi)在的源泉,能夠推動他最充分的發(fā)揮自己的潛在能力。因此,有自我實現(xiàn)欲望和需要的人總是能夠竭盡全能,使自己不斷地趨于完美,盡可能地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自我。自我實現(xiàn)意味著盡可能充分地、活躍地、忘我地、全神貫注地投入生活、體驗生活、感受世界和享受世界。唯有這樣的人才能夠比較充分地享受高峰體驗,接近或達到主客渾然一體、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完美人格,擁有一個最寬闊、最精彩的內(nèi)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當年,杜甫在登泰山時寫下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絕句,真正能夠自我實現(xiàn)的人,也就是儒家所說的圣人,道家所說的真人,馮友蘭所說的天地境界中人,蒂利希所說的有終極關(guān)懷之人,杜甫所說的“凌絕頂”之人。我們講自我實現(xiàn),其最高目的就在于通過不斷攀登,達到這樣一個至高至上的人生境界,在自己的人生舞臺上呈現(xiàn)出自己的賢者氣象和圣者氣象。這就是我們講的自我選擇或自我選擇的指向性。

          

          三、自我成全

          

          現(xiàn)在,我們講第三個問題,即自我成全問題。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們也主要講兩點:一是自我成全的重要性,一是自我成全的精神品格。

          

          先講第一點,即自我成全的重要性問題。自我成全是自我實現(xiàn)的中心環(huán)節(jié)。要自我實現(xiàn),沒有自我認識不行,沒有自我選擇不行,但是單單走到這一步還不夠,還必須繼續(xù)前進,將自我認識和自我選擇的東西實現(xiàn)出來,這就是自我成全。馬克思1845年在《關(guān)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對傳統(tǒng)哲學(xué)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傳統(tǒng)哲學(xué)有一個通病,這就是它們只講如何認識世界,閉口不講如何改造世界。他認為,真正好的哲學(xué)應(yīng)該是不僅講認識,而且講實踐、講行動,而他的哲學(xué)就是一種講實踐、講行動的哲學(xué)。他強調(diào)說:“哲學(xué)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講的這個道理,完全適用于我們當前這個話題。我們強調(diào)自我認識和自我選擇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們有助于我們自我成全。只知道我們作為既是一個東西又不是個東西,既應(yīng)當像神又不是神還不行,你不行動,你不實踐,你就只是個東西,你就不像神,你就依然與我們身邊的一塊石頭和一棵小草差不多,你就依然和動物差不多,只是適應(yīng)環(huán)境,而不能改變環(huán)境和改變自己。你做出了比較符合自己興趣和自己條件的自我選擇,可是你就此打住,什么也不干,那你的自我選擇也就只不過是一種吹噓和自我發(fā)泄而已。你說你要當一個鋼琴家,可是你連鋼琴都不想摸一下,行嗎?你說你要當學(xué)問家,可是你一本書都不想看,行嗎?所以,自我認識了,自我選擇了,還要進一步有所行動、有所實踐,只有這樣,才能夠?qū)⒆约哼x擇的東西真正實現(xiàn)出來,才能夠成全自己。

          

          自我成全還有一個關(guān)節(jié)點,這就是“自我”成全,通過自我本身成全,通過自己的堅持不懈的奮斗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將自我選擇的理想實現(xiàn)出來,自己成全自己。要實現(xiàn)自我固然需要家庭的支持,需要多方面的援助,但是,歸根到底要靠自己,不然,就不叫自我成全。早在春秋時期,我們的古代思想家就懂得并強調(diào)這個道理。據(j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魯國的叔孫豹在2500多年前(即公元前549年)在與晉國的范宣子討論“死而不朽”這個問題時,就曾經(jīng)突出地強調(diào)過這一點。當時,范宣子認為,他的家族和祖先就是死而不朽。他的祖先在虞舜時代以前被稱作陶唐氏,在夏朝時被稱作御龍氏,在商朝是被稱作豕(shi)韋氏,在周朝時被稱作唐杜氏,晉國主持中原會盟時是范氏。范宣子以為,他們家族這樣連綿不斷地延續(xù)下去,地位又一直很高,這就叫“不朽”了。叔孫豹當即反駁說:“以豹所聞,此為世祿,非不朽也!彼J為真正的不朽是要靠個人自己“立德”、“立功”和“立言”才能夠?qū)崿F(xiàn)出來的。叔孫豹的這個思想很不簡單。我們知道,叔孫豹所在的時代正處于我國歷史上一個重大的社會轉(zhuǎn)型時期,一個從以親緣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氏族制度向以私有制為基礎(chǔ)的社會轉(zhuǎn)型的時期。但是,由于中國缺乏西方那樣的梭倫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這種轉(zhuǎn)變很不徹底。不僅土地國有、集體耕作制度依然存在,而且以親緣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宗法性組織——宗教或家族制度依然存在。不難看出,范宣子的思想正是以這樣一種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為背景的。叔孫豹在那個時候就能夠跳出這樣一種思想藩籬,強調(diào)自我努力、自我奮斗和自我實現(xiàn),實在是難能可貴的。自古以來干出大事業(yè)的往往是那些出身貧賤的人。劉邦(前256年-前195年)出身“農(nóng)家”,也就是說,他父親只是個普通農(nóng)民,他自己后來也只不過當了個亭長,跟我們?nèi)缃竦泥l(xiāng)長差不多,但他卻最后打敗了出身名門望族的項羽(楚國名將項燕之孫),當上了皇帝,史稱“布衣皇帝”,開創(chuàng)了綿延四個世紀的漢代基業(yè)(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家里更窮,地位更低。他在元朝末年出生時,全國的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種是色目人,第三種是漢人,第四種是南人。因此,朱元璋一家的社會地位很低。他家不僅社會地位低,而且也很窮。據(jù)說,當時家里窮得養(yǎng)不活他,就把他送到附近的廟(皇覺寺)里當和尚了。后來他的父親搬家后又讓他給人家放牛。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也是個普通農(nóng)民。他的父親雖然想發(fā)家,但是其家業(yè)也并不大,無非是兩棟房子和幾畝地什么的。有人說他家是富農(nóng),可能是他家比一般農(nóng)民家里生活好一點,但是現(xiàn)在看來,他的家庭也說不上很富裕,更說不上有任何社會背景,否則他不會在長沙市為選擇學(xué)校而苦惱不已。張學(xué)良固然有張作霖這樣的大軍閥作社會背景,不然他也不可能在25歲時當上軍團長,27歲時當上陸軍上將,28歲當張作霖去世時,當上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但是,張學(xué)良之為張學(xué)良,張學(xué)良之為民族英雄,他之能夠彪炳青史,并不在于他27歲時當上陸軍上將,28歲時當上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而是在于他策劃的“東北易幟”和“西安事變”。而他的這種策劃則是由他自己做出來的,而與他的父親沒有多大關(guān)系。所以,在自我選擇得當?shù)那闆r下,自我奮斗,自我拼搏,自我成全對于一個人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下面講自我成全的精神品格問題。要奮斗,要拼搏,就需要幾分神氣,需要有一種精神氣質(zhì),有一種精神品格。這個問題涉及到許多方面,但是,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有兩點:一是獅子精神,一是駱駝精神。

          

          先談獅子精神。獅子精神就是一種自立、自強的精神,就是一種“我要”的精神,一種“主人”意識,一種“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一種志氣、勇氣、骨氣、豪氣和霸氣,一種在需要和能夠“稱王稱霸”的情況下,敢于“稱王稱霸”的精神。與之對應(yīng)的是那種處處、事事強調(diào)“我應(yīng)”的奴隸精神。奴隸精神是一種不知“自我”為何物的精神,一種毫無生氣、只知“唯唯諾諾”消極服從、缺乏任何創(chuàng)造性的人生態(tài)度。明武宗時,有個太監(jiān)叫賈桂,別人請他坐下來說話。他回答說:“奴才站慣了,不敢坐!本﹦ 斗ㄩT寺》中專門講了這個情節(jié)。這種人活得沒一點志氣和骨氣。我國南宋時期有個著名的女文學(xué)家,叫李清照(1084-1155年),是個才女,在金兵南侵中原的情況下,他很懷念項羽。他寫過一首《絕句》,說:“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他懷念項羽什么呢?顯然是項羽做人的骨氣、豪氣和霸氣,而這反過來也說明李清照這人也有志氣和骨氣,有民族氣節(jié)。人要成全自己,他首先就必須有一種志氣、勇氣、骨氣、豪氣和霸氣。毛澤東之成為毛澤東,跟他身上的志氣、骨氣、豪氣和霸氣分不開。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就要“主”“蒼茫大地”的“沉浮”,就講“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就講“改造中國和世界”,沒有一點志氣、骨氣、豪氣和霸氣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你讀一下毛澤東的詩,你便會處處感受到他的那種志氣、骨氣、豪氣和霸氣的。張學(xué)良這人也很有魄力。1928年,28歲的他決心搞東北易幟,卻遭到楊宇霆和常蔭槐等人的反對。楊宇霆(1886-1929年)是奉軍元老,張作霖任奉軍總司令時,曾當過奉軍總參謀長。常蔭槐時任黑龍江省省長,在地方上很有勢力。但是,為了東北易幟,張學(xué)良還是下決心除掉了他們兩個。“西安事變”也不容易。當時,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軍事委員會主席,而張學(xué)良不過是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蔣介石當時下決心剿共,而張學(xué)良卻要聯(lián)共抗日,勸諫不行,他就來個兵諫,把蔣介石抓了起來。當蔣介石答應(yīng)聯(lián)共抗日后,他又親自送蔣介石返回南京。而且,這事他至死都不后悔。1975年,蔣介石去世后,張學(xué)良還給蔣介石送了一副挽聯(lián):“關(guān)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chou)”。周恩來曾稱贊他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他能從一個軍閥成為這樣一位民族英雄,沒有一點志氣和魄力是不可能的。還有,我們前面提到的朱元璋,他之所以能夠成為元朝的開國皇帝,與他兒時的志向也是分不開的。據(jù)說他10多歲在替別人放牛做游戲時,他就自稱皇帝,要伙伴們對他三呼萬歲。拿破侖說過:“不想做將軍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彪m然我們不能說,每個想做將軍的士兵都能成為將軍,但是我們卻可以說能夠從士兵做到將軍的士兵必定是那些想做將軍的士兵。拿破侖本人就是從炮兵少尉,從炮兵排長做到將軍的。他能夠做到這一步,靠的是是什么?不是他的家庭。他雖然出身貴族家庭,但是卻是一個破產(chǎn)貴族家庭,到他這里,已經(jīng)沒有任何社會地位了。他靠的是他一心想當亞歷山大、想當凱撒的志向,靠他自己的獅子精神。拿破侖這個名字本身的含義不是別的,正是“荒野雄獅”的意思。

          

          現(xiàn)在,我們再來談駱駝精神。一個人要成全自己,不僅要有獅子精神,還必須有駱駝精神。什么是駱駝精神?駱駝精神首先是一種忍辱負重的精神,一種堅忍不拔、不屈不饒(rao)、勇往直前的精神。凡是能夠成就一番大事業(yè)的人,都是對傳統(tǒng)道德和傳統(tǒng)勢力有所觸動的人,都會承受來自社會各個方面巨大壓力的人,都會遭遇到常人往往遭遇不到的艱難險阻。但是,他們的過人之處正在于他們具有超常的負重精神,一種超常的拼勁和韌勁。我國歷史上有個韓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韓信自小失去父母,過得很窮。他雖然很有抱負,但是,一般人卻看不起他。當年,有個屠夫向他挑戰(zhàn),問他敢不敢用劍刺他,如若不敢,就從他的胯下鉆過。最后,他還是選擇了從胯下鉆過。這是很明智的。如果他一氣之下,拔劍殺人,他就成了一個殺人犯,也就很難成為后來的韓信了。駱駝的精神,就是一種負重的精神,一種不管周圍發(fā)生任何事情,一心一意在荒漠中向前邁進的精神。拿破侖小時候過得并不順心,在學(xué)校,由于自己是少數(shù)民族(意大利民族),常常受到法國貴族子弟的歧視,他的家庭沒有勢力,也經(jīng)常受到社會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但是,所有這些非但沒有干擾他的前進方向,反而成了他成全自己的內(nèi)在動力。我們都把鄧小平看做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shè)計師,他無疑是我國當代社會歷史發(fā)展史上少數(shù)幾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但是,鄧小平,如他自己所說,是經(jīng)過“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的“一落一起”是在1933-1934年。鄧小平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七軍和第八軍的創(chuàng)始人,1931年到中央蘇區(qū)時,先是擔(dān)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后來擔(dān)任會尋安(會昌、尋烏、安遠三縣)中心縣委書記,但是,到了1933年,他被博古打成毛派頭子,被撤銷職務(wù),并受到黨內(nèi)“最后嚴重警告”處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后來他調(diào)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1934年底,他升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的“二落二起”發(fā)生在1966-1975年。1966年5月,隨著“5•16”通知的制定,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fā),時為中央政治局常務(wù)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鄧小平首當其沖,成為所謂劉鄧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不僅失去一切職務(wù),受到批判斗爭,而且還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縣被安排到拖拉機修造廠勞動。但是,到了1975年1月,他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wù)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鄧小平的“三落三起”發(fā)生在1975-1977年期間。1975年底,全國“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鄧小平作為所謂“右傾翻案風(fēng)”的主要代表人物再度遭到批判,再度失去一切職務(wù)。但是,到了1977年7月,隨著四人幫的垮臺,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jié)束,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鄧小平又被回復(fù)了上述黨政軍職務(wù),并且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shè)計師。鄧小平若是意志不堅強,若是沒有那么一種豪氣、霸氣、負重精神和革命韌勁,即使給他恢復(fù)職務(wù),他也不可能在恢復(fù)職務(wù)后當即又奮不顧身地忘我地投身到黨和人民的事業(yè)中去,最后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shè)計師的。我們往往一談起“三落三起”,就想到鄧小平。其實,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還有一個人物,也是“三落三起”。這就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不同的是,毛澤東的“三落三起”中,有兩次來自上層,有一次來自下層。毛澤東的“一落一起”發(fā)生在1927年11月-1928年7月。這一次是由于上面,由于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我們知道,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不僅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的思想,還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接著又被任命為中央特派員,去湖南發(fā)動和領(lǐng)導(dǎo)秋收暴動。但是,在暴動隊伍攻打長沙失利時,毛當機立斷由文家市向井岡山進發(fā),以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但是,毛的“文家市轉(zhuǎn)兵”卻被中央視為“完全背離了中央政策”,是“貪生怕死的背叛”,因此開除了毛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且,由于湖南特委的代表將中央開除毛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成了“開除黨籍”,結(jié)果,毛澤東在一段時間便成了一個“黨外人士”,從而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的職務(wù),當了一個師長。但是,到了1928年,在與朱德、陳毅會師后,終于澄清了“開除毛澤東黨籍”的誤傳,于是又當上了工農(nóng)革命軍第四軍黨代表和軍委書記。至1928年7月,他在中共六大上又當選為中央委員。毛澤東的“二落二起”發(fā)生在1929年6月-1929年9月。這一次很窩囊,是由下面搞下去的。1929年6月,中共紅四軍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會議前,中共中央是指定毛澤東擔(dān)任前委書記的。但是,由于當時許多人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缺乏認識,在會議上,選來選去,結(jié)果把毛選掉了,由陳毅出任前委書記。后來,中央直接插手,由李立三、周恩來和前去中央?yún)R報工作的陳毅聯(lián)合代表中央起草了“九月來信”,這才保證了毛在紅四軍1929年12月召開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上,重新當選前委書記。毛澤東的“三落三起”發(fā)生在1931年11月-1935年1月。這一次拖的時間比較長。1930年,中央蘇區(qū)成立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當時,朱德任總司令員,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1931年11月,中央蘇區(qū)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會議上,毛又開始受到批判,被指責(zé)為“狹隘經(jīng)驗論”、“富農(nóng)路線”。后來,在蘇區(qū)中央局會議上,毛又進而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受到批判,結(jié)果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wù),被罷了軍權(quán)。直到1935年1月,在遵義會上才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與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因此,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都有一股韌勁,都是在“蛇咬”之后依舊不信邪,不怕“井繩”的人。他們就是這樣成就他們的人格,成就他們的事業(yè),成就中華民族的事業(yè)的。孟子在《告子章》中曾經(jīng)強調(diào)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薄白怨庞⑿鄱嗄ルy,從來紈绔[wanku]少偉男”,此言不誣也。

          

          總之,一個人要成全自我,沒有獅子精神不行,沒有駱駝精神也不行!

          

          

          四、成全他人

          

          但是,一個人要比較完滿地實現(xiàn)自我,單靠自我成全,單靠獅子精神和駱駝精神還不行,還需要學(xué)會和善于成全他人,成全他我。因此,我們在講了自我成全之后,我們接著就講成全他人。也談兩點:一是成全他人的必要性,一是成全他人的氣度問題。

          

          首先談成全他人的必要性。成全他人是成全自我的必要條件。換言之,一個人倘若不能成全他人,不能處理好與他人的關(guān)系,他就絕對不可能成全自我。俗話說:“一條好漢要三個幫,一個籬笆要三個樁”,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要別人幫你,你就先得幫助別人,你要別人成全你,你就得先成全別人。所以,學(xué)會成全別人很重要。成全別人實際上就是在成全自己,給別人搭臺實際上就是在給自己搭臺,不關(guān)心別人、損害別人、拆[chai]別人的臺,實際上也就是在拆自己的臺。所以,能否成全他人,成全他我不僅涉及到如何做人的問題,而且也涉及到如何做事的問題,涉及到你的事業(yè)的成敗問題。很多人個人能力很強,很有天賦,但是,卻未必能夠做出一番大的事業(y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會正確處理他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不注意關(guān)心別人和成全別人,單打獨斗,雖然非常辛苦,到頭來不是一無所成,就是成就甚微。大家都知道,我國歷史上有過“楚漢之爭”的故事。所謂楚漢之爭,其實也就是劉邦和項羽之爭。論個人能力,劉邦顯然比不上項羽。項羽(前232-202年)出身將門,是蓋世英雄,“力拔山兮氣蓋世”,有萬夫不當之勇。他入關(guān)前,即為“上將軍”,在諸侯中人氣很旺,被稱為“諸侯上將軍”,鉅鹿一戰(zhàn),一舉大破秦軍三十萬。入關(guān)后,統(tǒng)兵四十萬,自封“西楚霸王”,可謂霸氣十足。但是,到最后,垓[gai]下一戰(zhàn),被劉邦打得落花流水,只好跑到烏江“自刎”而死。而劉邦呢?出身普通農(nóng)民,他自身在自己家鄉(xiāng)沛縣起事之前,也只是當過一個小小的亭長,其職務(wù)大體與我們現(xiàn)在的一個鄉(xiāng)長相當。雖然僥幸第一個入關(guān),但是,即使入關(guān)后,手下的人馬也不過十萬之眾,根本不可能與項羽抗衡。劉邦不僅自己的武功沒法和項羽相比,手下的人大多數(shù)也很一般。劉邦當初起事時,手下無非是樊噲、曹參、蕭何、夏侯嬰幾個人,可以說都是幾個不起眼的小人物。樊噲是本縣的一個屠夫,后來當上捕役,是縣里最低等級的衙役。曹參的地位也不高,起事前有的說他是沛縣獄吏,有的說他是沛縣文吏。蕭何,據(jù)說也是沛縣的一個獄吏。夏侯嬰呢?據(jù)說是個劊[gui]子手。但是,就是靠這些人,劉邦最終打敗了項羽,逼項羽烏江自刎,建立了大漢帝國。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他比較知人善任,能夠讓這些人各自比較充分地發(fā)揮自己的才能。也就是說,劉邦基本上做到了“人盡其才”。相形之下,項羽就沒有這個本事。韓信曾經(jīng)當著劉邦的面說項羽“只有匹夫之勇”,其實,項羽的根本問題尚不是是否“匹夫之勇”的問題,而是“剛愎自用”和不會用人的問題。項羽和劉邦對待韓信的不同態(tài)度就是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證。韓信在當時是個很了不起的軍事家。他原來在項羽手下,得不到重用,自己的軍事才能得不到發(fā)揮,后來便跑到劉邦這里。但是,由于韓信剛到劉邦這里,寸功未建,故而開始時也沒有得到重用,說是給了個都尉的職銜,也就是一個管糧草的小官。韓信一氣之下,也就不辭而別。我們都知道“蕭何月下追韓信”這個典故。蕭何為什么要追韓信?是因為蕭何認為韓信這個人太了不起了,劉邦要得天下,不能沒有韓信。蕭何曾用“國士無雙”來評價韓信的才能。他曾經(jīng)這樣對劉邦說:“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保ā妒酚•淮陰侯列傳》)他的意思是說,眾將易得,一帥難求。韓信不是個一般的將才,而且一個能號令三軍的帥才。你劉邦要是只想當個漢王,放走韓信也無所謂,你要是想打敗項羽,統(tǒng)一天下,你離開誰都可以,就是離不開韓信。劉邦自然不甘心僅僅做個漢王,所以就采納了蕭何的建議,立即拜韓信為將。劉邦把這件事搞得很隆重!妒酚洝飞现v劉邦“擇良日,齋戒,設(shè)壇場,具禮”。據(jù)說,光是拜將臺,就占用了方圓六公頃地。后來,劉邦采用韓信“明修棧[zhan]道,暗度陳倉”之計,揮師東進,經(jīng)過還定三秦之戰(zhàn)、井陘[xing]之戰(zhàn)、濰水之戰(zhàn)、垓[gai]下之戰(zhàn),終于打敗項羽,建立了大漢帝國。其實,如上所述,韓信原來在項羽手下,常常為項羽出謀劃策,但是,項羽卻瞧不起他,不把他當回事。例如,楚漢之爭初期,劉邦采用張良的計謀,火燒棧道,假裝“入蜀稱王”,根本沒有與項羽爭天下的野心,以麻痹項羽。項羽中計,自己竊喜,以為這樣一來便失去了競爭對手。然而,張良的這個計謀卻被韓信識破。韓信要項羽當心,反而挨了項羽一頓臭罵。韓信感到在項羽手下無出頭之日,一氣之下,才投奔了劉邦。由此可見,能不能讓自己手下的人各盡其能,充分發(fā)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實在是一項非常高明的領(lǐng)導(dǎo)藝術(shù)。項羽本人雖然很厲害,但是,他目中無人,不注意發(fā)揮自己手下的人的才干,不注意手下的人的利益,不注意成全自己手下的人的理想,不讓別人成全自己,實現(xiàn)自己,結(jié)果,到最后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自刎烏江。這就叫自掘墳?zāi)埂_@一歷史教訓(xùn),是值得我們永遠汲取的。

          

          現(xiàn)在,我們接著講第二點,講成全他人的氣度問題。做人有個氣度問題,有個心胸問題。俗話說,大人大量,宰[zai]相肚里能撐[cheng]船,是說一個人有氣度。說一個人“小家子氣”,是說一個人缺乏氣度。這里的關(guān)鍵是如何對待他人或?qū)Υ齽e人的問題。一個人凡事只想到自己,心里容不得別人,我們就說他小家子氣,一個人雖然非常自重,但是也同樣看重別人,心里容得下別人,既容得下別人的成就,也容得下別人的缺陷,我們就說他有氣度。我們說三國里的周瑜,是說他容不下劉備的強大,其實,劉備有一定實力,對當時的吳國還是有好處的,結(jié)果,諸葛亮三氣周瑜,就把周瑜活活氣死了。所以,氣度問題無論是對一個人做人,還是對一個人成事,都是非常重要的。氣量小的人是辦不成大事的。當初韓信離開項羽時,就當著劉邦的面,罵劉邦小家子氣,說他成不了大事。結(jié)果,韓信的話應(yīng)驗了。要解決氣度問題,我認為有兩個秘訣。

          

          第一個秘訣是要尊重別人。所謂尊重別人,就是要把別人當作人看待。許多人只把自己當人看待,不把別人當人看待。把別人當作什么看待呢?僅僅把別人當作物看待,當作一個東西看待。這種人的思想比較片面。他們雖然正確地看到了人是一個物,一個東西,但是他卻忘記了人不僅僅是一個物,不僅僅是一個東西,他還有思想,還有精神,他還有像神的一面,他還有人格。這樣,人就不僅僅有使用價值,有用,而且他本身就是價值,就有意義。物品或商品都只有使用價值,人卻不同。凡物品或商品都是一種工具,但人卻不同。人之所以不同于物,不同于商品,就在于他本身就是價值主體,就是目的。德國哲學(xué)家康德的倫理學(xué)有個非常著名的說法,講“人是目的,不僅僅是工具”。當然,在一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別人當作工具,但是,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也就要想一下自己也是別人的工具;
        當你把別人當作工具,要求別人當好工具的時候,你自己也要把自己當作別人的工具,就要要求自己盡力當好別人的工具。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要只把別人當作實現(xiàn)自我的工具。一旦你不真誠待人,不把別人當人看待,別人也就不把你當人看待了,盡管他表面上對你顯得畢恭畢敬,但是他骨子里是瞧不起你的,是與你有隔閡的。做到這一步很不容易。許多人能夠在一個小圈子里做到這一步,但是,在一個更大的圈子里,他就辦不到了。要做到這一步,需要有很高的人生境界,需要有馮友蘭所說的那樣一種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就劉邦而言,他對最初一起起事的那幾個鐵哥們,還比較相信,還比較尊重,例如,對樊噲、蕭何、曹參他們幾個還可以。對韓信、張良就尊重得不夠,至少從內(nèi)心尊重得不夠。韓信被劉邦奉為齊王,居功自傲,沒有看透這一點,結(jié)果,還是被劉邦殺掉了。臨死時才有所悟,罵劉邦是“狡兔死,走狗烹;
        飛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他的意思是說,你表面上客客氣氣地拜我為大將軍,但是,你骨子里還是把我當成了“走狗”,當成了“良弓”,當成了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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