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講中國古代史的專著。據他自己說，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寫成的將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東西說》的前言里說：“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這一書已成之稿，大致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這三章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天寫的，因時局影響，研究所遷徙兩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預定呈規(guī)，所以這一書始終不曾整理完�！�
在《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前言”里，他又稱此書的書名為《古代中國與民族》。他說：“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始于五年以前，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后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未能殺青，漸何如之！此章大約寫于（民國）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
看來《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和《古代中國與民族》是一書的異名，絕不會是兩部書。書在未殺青定稿之前，對書名作些考慮是正常的。《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前言”寫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東西說》的“前言”寫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認為用《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作為書名好些。尤足以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為他的中國古代史的書名的是《東北史綱》一書中的一段話：“商之起源當在今河北東北，暨于濟水入海處，此說見吾所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二月后出版�！币虼�，我就用它作了本書的書名（注：本文系筆者為河北教育出版社擬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寫的前言。）。
1931年至1932年，我在北大史學系讀書時，聽傅先生的課，課堂上他常說要寫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從部落到帝國）的書�！兑南臇|西說》開頭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夷夏東西說》的“總結上文”部分中他又說：“我們可以綜合前幾章中所論的結果，去討論古代中國由部落進為王國（后來又進為帝國）的過程中，東西對峙的總結局�！蔽业褂X得“從部落到帝國”更能準確地反映書的內容，因此，我就在書名《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之下，加了一個副題“從部落到帝國”作為書的全名。
《夷夏東西說》和《周東封與殷遺民》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從部落到帝國》一書的一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傅斯年自己已說《夷夏東西說》是他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周東封與殷遺民》是他“所著《中國古代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無論從內容上看或從寫作時間上看，大約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從部落到帝國》的一部分。三篇所談，都是中國古代史的問題，都發(fā)表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五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經濟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墩撍^五等爵》，傅斯年說明“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一月寫于北平”，其他兩篇沒有注明寫于何時，但肯定都寫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已成之稿，大致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备邓鼓晁f“與其他數章于（民國）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適之先生”的“其他數章”，極可能包含《姜原》、《大東小東說》和《論所謂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還常常說見某某篇。如他在《夷夏東西說》中說：“又有所謂伯夷者，為姜姓所宗，當與叔齊同為部族之號，別見《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東海者，亦號曰夷，別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贝蠹s此所謂某某篇者，或屬尚未完稿，但看來肯定都屬于《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書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訓辨證》（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臺灣聯(lián)經出版公司，1980年。）是他的專著，但不是史學著作�！稏|北史綱》是傅斯年和別人合著的，雖然他親手寫了第一卷，書的主要論點也是傅斯年的觀點，但究竟是和別人合著的書，不能作為傅斯年的史學代表著作。能作為他的史學代表作的，就是這部未完成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但就這五篇已發(fā)表的篇章來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chuàng)見，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chuàng)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的榮譽。
創(chuàng)始性、突破性的史識
中國古代先秦時代，是東西兩大族群、兩大文化系統(tǒng)的對峙時期。傅斯年看到了這種東西對峙的形勢，提出“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根據《左傳》、《國語》、《詩》、《史記》各書所記夏地說：“夏之區(qū)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陜西一部，即渭水下流”。“東方界線，則其盛時曾有濟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與夷人相爭之線�！�
夏在西方興起強大的時候，東方卻是夷人的天下。
傅斯年說，所謂“夷”，“實包括若干族類，其中是否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評考”�？鬃釉唬骸拔嵊泳乓摹�，也是說“夷”之多。
他把夷人分作兩大族類：一太皡之族，二少皞之族。太皞與太昊為一詞，古經籍中多作伏羲氏，或作包羲氏。太皞氏主要有風姓，古代傳說中的華胥、女媧、大庭氏、葛天氏等都屬于太皞這一系統(tǒng)。傅斯年引證了經籍中關于太皞之記載后，歸納出兩條：一、太皞族姓之國部（按：指國家或部落。傅斯年對中國古代的族姓是國家還是部落概念并不十分清楚。從他的書名“從部落到帝國”來看，他大概認為這些古族姓還是部落）之分配（按：分配指“分布”），西至秦，東括魯，北臨濟水，大致當今河南東隅，山東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嶧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澤在其域。古代共認太皞為東方之部族，乃分配（布）于淮濟間之族姓。二、太皞繼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禮樂系統(tǒng)上，頗有相當之貢獻；
在生活狀態(tài)上，頗能作一大進步。當是已進于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為世所賤。在周代雖居衛(wèi)而為“小寡”，世人猶以為“明祀”也。
少皞一系，據傅斯年所述：“其地望大致與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為少皞之本邑�！俣�，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數眾寡論，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后論，如太康、少康。今觀太皞、少皞，既同處一地，當是先后有別。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見者，只風姓三四小國；
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見者，竟有嬴、已、偃、允四著姓。……種姓蕃衍……比起太皞來，真是有后福了�！�
傅斯年從《左傳》、《史記》、《世本》佚文、《左氏杜注》中所錄出的嬴姓所建國有：郯、莒、奄、徐、江、黃、趙、秦、梁、葛、菟裘、費。秦、趙后來成為戰(zhàn)國時大國，秦且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帝國。另有群舒、六、蓼、英氏，為偃姓國家。
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大人物，很多是屬于夷族的，如：伯益、皋陶。
夷族所居住的區(qū)域，“西至今河南之中心，東盡東海，北達濟水，南則所謂淮夷徐舒者皆是。這個分布在東南一大片部族名為夷者，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諸夏者，恰恰成對峙的形勢�！�
在夷夏東西對峙的時代，夷夏之間曾有矛盾和斗爭。傳說中反映夷夏間大的斗爭有三次。一、是啟與伯益爭統(tǒng)。關于這件事，戰(zhàn)國的傳說有兩種，一謂啟、益相讓，二謂啟、益相爭。《孟子》說相讓，古本《竹書》說相爭，“益干啟位，殺之”。傅斯年說伯翳（傅斯年考證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趙公認之祖，即是贏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叭粍t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東夷之祖，更無疑義�！币妗⒅疇�，即是夷夏之爭。二是后羿與夏爭國。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傳說中后羿亦稱帝羿或羿帝，又說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窮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認為，后羿、帝羿、夷羿，是東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于下土者，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爭。湯放桀，等于夷滅夏�！吧倘穗m非夷，然曾撫東方之人，并用其文化，憑此人民以伐夏而滅之，實際上亦可說夷人勝夏。商人被周人呼為夷，有經典可證�！�
夷族的文化，在遠古時代是很高的�！叭缣�，則有制八卦之傳說，有制嫁用火食之傳說。如少皞，則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謂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見夷之貢獻于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說：中國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統(tǒng)史觀，不免偏重西方，忽略東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謂‘裔（疑即“殷”字）不謀夏，夷不亂華’者，當是西方人的話。夏朝在文化上的貢獻若何，今尚未有蹤跡可尋，然諸夷姓之貢獻都實在不少。春秋戰(zhàn)國的思想家，在組織一種大一統(tǒng)觀念時，雖不把東夷放在三代之系統(tǒng)內，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賡歌揖讓，明其有分庭抗禮的資格。《左傳》中所謂才子、不才子，與《書》、《堯典》、《皋陶謨》所舉之君臣，本來是些互相斗爭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長或宗神，而哲學家造一個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個朝廷中�！坠呻拧�，不限于千里之內，千年之間。這真像希臘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臘人之綜合的信仰，把他們硬成一個大系。”傅斯年這段話非常精辟。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傳說中的祖先，卻被編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關系。
商和夏、周，仍是東西對峙。傅斯年從神話傳說，地望所在及其遷移活動諸多方面，分析考證商是興起于東方的一族。商和東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話傳說。他引證了古籍中有關東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來源于卵生神話傳說的記載。他說：“持此以證商代來自東北，固為不足，持此以證商代之來源與東北有密切關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觸與混合，乃是頗充足，很顯然的。”
商建立基業(yè)之地早期是在河濟之間的古兗州地。傅斯年說：殷之地望，在河濟之間古兗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陽、大名、汲縣、滑縣一帶。上古時期，活動在這一帶的有：殷、衣、韋、郼、衛(wèi)、沇、兗。據他考證，這“殷、衣、韋、郼、衛(wèi)、沇、兗，盡由一原，只緣古今異時，成為殊名”。郼，讀如衣，漢代兗州人謂殷氏為衣。郼，殷，都讀作衣。韋、郼、衛(wèi)三字，當是一字之異體�！蹲髠鳌钒Ч哪甓抛⒄f：“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域�！睍x朝白馬縣當今滑縣東境一帶�！秴问洗呵铩び惺加[》說：河濟之間為兗州，衛(wèi)也。韋、衛(wèi)之地望如此，殷之原來所在，由此可知。
《詩·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載�！毕嗤�，為商代甚早之先王；
海，最近之海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則其根據地必去渤海不遠。而所謂海外，最有可能的是遼東半島或朝鮮之西北境。紂歿后，
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國之余退保朝鮮，則殷與朝鮮之關系必甚密切。傅斯年說，箕子之東，蓋“從先王居而已。猶之金亡后猶在混同江邊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猶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后，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與有易氏有斗爭；
王亥且為有易擄去作奴隸，“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動地區(qū)，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說：“則此時殷先公之國境，必與有易毗連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說中部南部）�！�
總結以上的考證和論證，傅斯年說：“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相互參考，均指示我們商起于東北，此一說謂之為已經證成可也�！�
歷史傳說，湯興起于亳。亳有多處�！皾恿饔蛑幸员』虿┟撸杏袛堤�，其來源雖有不可知者，然以聲類考之，皆可為亳之音轉。”《左傳》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备邓鼓暾J為：薄姑、博、薄、亳等地，“實沿濟水兩岸而逆流上行�！薄按蠓惨磺谢墓艜r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給，二因交通的便利。濟水必是商代一個最重要的交通河流�！薄吧讨仁阑蛘吒偰鏉蛏贤氐�。”薄姑舊址去海濱必不遠�！叭粍t薄姑地望正合于當年濟水之入�？�，是當時之河海大港無疑�！薄爸劣凇C慎燕亳’之亳，既與肅慎燕并舉，或即為其比鄰。若然，則此之一亳正當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數百里以至千里之內。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濟水流域，逆濟水而西止，沿途所遷，凡建社之處皆以舊名名之，于是有如許多之亳�！�
殷商興起之后，夏商仍是東西對立。夏在西，商在東，最后商滅掉夏。
美籍華人歷史學、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對傅斯年和他的《夷夏東西說》極為稱贊，他說：“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無疑的。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這篇文章以前，中國古史毫無系統(tǒng)可言。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與三代以前，中國的政治舞臺，……地理形勢只有東西之分，而文化亦分為東西兩個系統(tǒng)。自傅先生夷夏東西說出現之后，新的考古資料全部是東西相對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龍山—山東龍山，二里頭（夏）—商，周—商、夷�！兑南臇|西說》不是很長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這篇文章以后，歷史學家看中國歷史便有了一個與前不同的角度。這樣的文章可以說是有突破性的�！薄八臇|西系統(tǒng)成為一個解釋整個中國大陸古史的一把總鑰匙……傅先生也沒想到的，在整個中國大陸東西對立都是很顯著的現象與研究題目。”
《夷夏東西說》之外，他的其他幾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國古史實際的獨行見解，也是篇篇擲地有聲的。如《周東封與殷遺民》對于三年喪和先進于禮樂、后進于禮樂的解釋都極精辟。
《論語·陽貨》：“子曰：夫三年之喪，天下是通喪也。”
《論語·先進》：“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感职俟俳圆挥�，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也。滕國的卿大夫卻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這怎么解釋？“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边@句話也是向來不得其解者。漢宋詁經家說，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東封與殷遺民》對此作出唯一無二的精辟透徹的解釋�！吨軚|封與殷遺民》說，殷是大國，周滅殷后并沒有把殷民都殺掉，而是把他們大批遷到洛邑或分給姬姓、姜姓貴族帶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給伯禽帶到魯國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給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給唐叔的是懷姓九宗。“可見魯、衛(wèi)之國為殷遺民之國，晉為夏遺民之國。”并引證材料說明三年喪是殷民的風俗習慣。這就清楚了：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喪的。殷人是一國之人民，故可以稱“天下”。滕國的卿大夫說三年之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國的統(tǒng)治階層。周人不行三年之喪�！跋冗M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這也就清楚了。開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的人（殷人），開化比較晚的住在“國”里的是君子（統(tǒng)治階層，周人）。
《周東封與殷遺民》，進而論宋、魯、齊諸國，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國。后代齊地的民間故事、民間信仰，仍多來自殷民。荀子“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所由來久遠”。這由來久遠的五行說可能與殷人有關。傅斯年說：“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魯獨發(fā)展，而為儒學；
其自然崇拜在齊獨發(fā)展，而為五行方士。各得一體，派衍有自�！坛驹跂|方，西周到東方或以被征服而暫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東方，而魯、宋之儒，燕齊之神仙，惟孝之論，五行之說，又起而主宰中國思想者二千余年。然而謂殷商為中國文化之正統(tǒng)，殷遺民為中國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無論傅斯年這段話正確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啟迪作用的，使我們對中國文化的正統(tǒng)，周乎？商乎？應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而后乃東遷》、《姜原》和《論所謂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讀者可以自己體會。
對學術事業(yè)的貢獻
傅斯年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yè)心。他回國后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chuàng)辦“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書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會、政治職務千變萬化，名堂甚多，史語所的所長職務是一直擔任到底的。
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yè)作出很大貢獻。
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yè)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到史語所領導研究工作。一時想到的如：陳寅恪、徐仲舒、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濟、董作賓、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語所的鼎盛時期，傅斯年收羅很多人才到史語所來。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大家，如：陳槃、石璋如、丁聲樹、勞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過傅斯年的培養(yǎng)，都或多或少繼承了他嚴謹的重材料、重考證的學風。
搶救、整理明清檔案。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晚清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國庫房損壞搬出存放后，幾經遷徙、幾易主人，潮濕腐爛、鼠吃蟲蛀，損失極為嚴重。其中一次主管者歷史博物館以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價格將此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著名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由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 萬元將這批幾乎要進造紙廠的檔案買下，然而已由15萬斤減為十二三萬斤，少了2 萬多斤。搶救下這批十分珍貴的檔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學發(fā)掘河南安陽殷墟。傅斯年極重視史料和新史料的獲得。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說：“（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
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chuàng)造之系統(tǒng)，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彼匾暻鍣n案的搶救整理和殷墟的發(fā)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擴張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在傅斯年領導史語所的同仁科學發(fā)掘河南安陽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歷史。19世紀末葉，安陽一帶的農民在耕地時偶然發(fā)現了一些甲骨片，藥材商人便當做龍骨來收購。金石學家王懿榮看到這種甲骨片，認識它的價值，便多方購求，此后逐漸引起學者的注意。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先后出版了劉鶚的《鐵云藏龜》、孫貽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殷墟書契》等。其后，王國維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歷史，寫出《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等名作。
這一來，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藥材商蜂擁而至，他們一面搜購，一面聚眾私掘。外國“代表團”、“考古家”，也都進來高價購買甲骨。殷墟現場受到嚴重破壞。
傅斯年對此聽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批準，由史語所考古組正式組織人員去小屯發(fā)掘。開始困難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義、利己主義、風頭主義一時俱來，他們阻撓發(fā)掘或強制停止發(fā)掘。傅斯年親到開封（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權威，下依河南開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辦事才干，人事關系才得疏通好，發(fā)掘工作才得順利進行。
從1928年到1937年，10年時間，殷墟發(fā)掘大小共進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數次親到小屯視察指導。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發(fā)掘是第13次，時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安陽。石璋如回憶說：“那時是殷墟第13次發(fā)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fā)掘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煊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他和法國的東方學者伯希和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著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并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真所長面前，不斷的驚訝和贊嘆！”“九·一八”事變以后，日寇侵我形勢日急。殷墟發(fā)掘被迫停止下來。
在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這是他對中國學術事業(yè)的大貢獻。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yè)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
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圣、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說：“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拧ひ话恕伦兒�，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于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里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tǒng)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綵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后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卑牙щy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說：“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家世和才性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生于1896年3月26日（光緒二十二年）。
傅家是山東西北一帶的名門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個傅以漸，1646年（順治三年）中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成為清王朝開國第一名狀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傅以漸以后，傅家舉人、進士輩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縣者更有多人。書香門第一直維持到清朝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時，家境出現衰落。傅淦，幼負才名，博通經史，1861年（咸豐十一年），他17歲時即被選拔為貢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沒有參加朝考，也沒有出仕。傅淦的父親（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繼勛，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鴻章是他的門生。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時，曾請傅淦到天津去，大約意在給他安排個官職。傅淦到天津時，可能正趕上李鴻章政務忙迫，未能即時召見。他認為李鴻章有意慢待，便于次日不辭而去。自此靠在家鄉(xiāng)教私塾和賣字畫餬口。傅淦的妻子陳梅是江西巡撫陳阡（山東濰縣人）之女，結婚時陪嫁甚豐。傅淦生活困難時，就靠變賣妻室陪嫁度日。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1894年（光緒二十年）順天舉人，有文名，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院長。1904年（光緒三十年），歿于任所，時年39歲，當時傅斯年先生9歲，其弟斯巌7個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ǜ邓鼓晷值芏耍�，一門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親李太夫人操持。幸賴父親傅旭安的眾門生，聚資生息供一家生計之用。
傅斯年雖然出生在世代官宦書香家族，但他幼年時期，卻是過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時代的窮苦生活，使他能比較深刻地理解社會，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閑談中，我曾問他怎么懂這么多人情世故。他說：“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
從6歲到9歲，傅斯年在離他家不遠的一個私塾讀書。10歲到13歲，在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學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課讀。祖父、母親對傅斯年讀書都是嚴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資聰穎，勤奮努力，在11歲時就通讀了《十三經》。
1908年的冬天，13歲的傅斯年跟隨父親的學生中了進士的侯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讀書。在校4年，1913 年（民國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學畢業(yè)。
在北大的幾年，是傅斯年思想大變化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學術界有權威、有影響的大師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劉師培、黃侃都在北大教書。他們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繼承章太炎學派的衣缽；
傅斯年讀的是古書，接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毛子水）。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先后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過國，受到西方思想影響。所謂“兼容并包”，實際是為新派在北大擠個落腳點。當時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國學派的天下，“兼容并包”，實質是支持新反對舊。傅斯年接受胡適的思想教育，盡棄舊學，接受新說。在北大創(chuàng)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參與了五四運動，他自己說：“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著大旗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的住宅�！�
北大畢業(yè)后，傅斯年考取山東官費出國留學，先到英國，入倫敦大學，學習的學科有心理學、物理學、化學、數學等。1923年由英國去德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入柏林大學，修習物理學和比較語言學。
傅斯年于1919年冬出國，1926年冬回國，先后在英國、德國留學7年。從他學習的學科看，涉及的面是比較寬的，而且多屬自然科學，沒有歷史學。但從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國文史知識基礎上來評價，就知道留學對于他后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史的整理是有好處的。他所要學的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羅家倫所說：“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fā)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绷_家倫述說他們“這群人的學術心理”里，有一種“先博后專的風氣。因為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欲外，還有想在學術里求創(chuàng)獲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成一家言’”。我想，我們完全可以從羅家倫的話里理解傅斯年在歐洲求學時學得如此寬博的原因。他是在求治中國學問的理論和方法。我們沒有材料說明他在德國學歷史，但知道他讀書很博，他一定也讀了一些歷史學的書，他的“史料即史學”思想就是從當時風行德國的蘭克學派接受過來的。
1926年冬，傅斯年回國。先返鄉(xiāng)里省親，隨后即去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他擔任文學院院長，還兼任歷史、國文兩個系的系主任。同時還創(chuàng)辦了一個語言歷史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應聘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八逯洪L蔡元培先生籌劃院務。院內一切制度的確立，和各種方案的制訂他都貢獻了不少意見，后來中央研究院的發(fā)展擴充，他有很大的功勞�！�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報告書中說：“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fā)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所謂固有學術。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與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yè)，即不應于中央研究院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同倫。今者決意設置，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庇终f：“此雖舊域，其命維新。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點與時推進，近代歐洲之歷史語言學，其受自然科學之刺激與補助，昭然若揭。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洲人為之羨慕無似者，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fā)展，正未有艾�！�
歪打正著，傅斯年在歐洲廣學自然科學且有“迷途不返”之勢，到頭來卻為他回國后收拾舊業(yè)，為他在歷史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方面開擴了新道路。
自此年（1928年）始，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在大陸期間，他曾兼任許多職務，其中有：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33年），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1933年），代中央研究院干事和總干事（1937年），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年秋）。1946年胡適由美回國，他才卸去代理北大校長職務。1947年6月，赴美養(yǎng)病。1948年上半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年8月由美回國。冬天，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臺灣。1949年1月，就任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 日晚11時20分，因腦溢血病逝，享年54歲。
對傅斯年的一生，會有許多不同的評價。這且俟諸歷史吧。我覺得胡適和他自己對他的本性和為人的評估，還是很透的。
胡適之對傅斯年可以說是相知最深的人。他對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評論，他說：“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間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作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有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
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保êm為《傅孟真先生集》寫的《序》）在這不到200字的一段話里，胡先生用了14 個“最”字來評述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胡先生的話，準確而又全面地描繪出一個最稀有天才人物的最難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人貴有自知之明，且看傅斯年對他自己的認識和估計。1942年12月，他于大病之后，回到李莊史語所后給胡適的信說：“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歡田園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學問見長。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于至誠，而絕非有所為。遇急事膽子也大，非如我平常辦事之小心。有時急的強聒不舍，簡直是可笑。平日好讀老莊，而行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沖動之事，心中過分緊張。這種感情沖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來，未知還有趣否？但在中國確算比較少的了。近日又讀莊子，竭力自己為自己想開，何必一人懷千古之憂，一身憂國家之難。讀來讀去，似乎有些進步，此竅還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為己任之說，一個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為然。但自己不自覺之間，常在多管閑事，真把別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識者更壞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滿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學問，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里門外跑來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今遭此病，事實上不能容我再這樣，只好從此以著書為業(yè)。所可惜者，病中能著書幾何，大是問題耳。但只要能拖著病而寫書，其樂無窮�！�
遺憾的是，山難改，性難移。局勢不靜，他終難忘卻國家。身心憔悴而逝。
小處可以見大，更可看到一個人的品格。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寫有《憶孟真》一文，悼念傅先生。情真意切，反映傅斯年的品格。文長這里不引了。
贅語
傅斯年是我的老師，這老師還不是泛泛的老師而是恩師。1935年我北大畢業(yè)，他邀我去史語所，我沒有去，而去日本讀書�？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我編雜志，寫社論，在機關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語所，使我在社會上鬼混了幾年之后，重新又走上做學問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潦倒，悲傷，活得不像個人，也可能死掉了！
我前面寫了傅斯年，是實事求是的，不虛偽，不夸張，有什么是什么。他是個不世出的天才，他對中國古代史所提出的見解，都是有創(chuàng)始性、突破性的第一流的精辟見解。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自知他最深的胡適之先生起，他的朋友，他的學生，大多持這一相同的意見。
但就我所能看到的，傅斯年的學問、見解也不能說已完美無缺，問題還是有的�！拔釔畚釒�，吾尤愛真理”。我愿就我的學力所能達到的境地，對傅斯年先生的學問略提幾點意見。
一、傅斯年學業(yè)可分三大段，6歲到13歲，
在家鄉(xiāng)讀私塾和小學，晚上在家由祖父課讀經籍，這是一段（1901—1908年）。14歲去天津入中學，24歲北京大學畢業(yè)，這是一段（1909—1919年）。在英、德留學為一段（1919—1926年）。
第一階段，在家鄉(xiāng)他讀的是中國古籍，接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第二階段他接受的一方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高層次的理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要是胡適傳播的美國的西方文化）。第三階段，在歐洲英、德時期才真正接觸了西方文化。但他在英、德學的很雜亂。他在英國學習的主要課程是生物學、心理學、數學，在德國學習的主要課程是相對論、比較語言學。雖然有些人（如他的朋友羅家倫）說：“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fā)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多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注：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見《傅斯年全集》第7冊，274頁。）這樣說，固然也有些道理，但能否反過來這樣考慮：如果他在歐洲能以史學為主，旁及自然科學，對他后來再回過頭來治史，效用是否會更大些？實際上，就他當時的主觀愿望說，他是有改學自然科學就以自然科學為終生事業(yè)之心的。如他給胡適的信說：“我到倫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學學院）聽課一學期，現已放暑假。以后當專致力于心理學。以此終身，倒也有趣……近中溫習化學、物理學、數學等，興味很濃。回想在北大的六年，一誤于預科乙部（偏重文史），再誤于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保ㄗⅲ骸逗m往來書信集》，中華書局，1983年。）可以看出，他學心理學，自然科學，是想以此為終身事業(yè)的，并非想以此為治學方法，日后對治史有用。他既以在北大6年治中國之學為誤，國學不能為治心理學之方法，則他學心理學、生物學、數學，不是為日后作史學、語言學之方法，就是很明白的了。
在歐洲數年，他是博覽群書的，文學、史學的名著也一定讀了不少。
史學方面他受到史學名家一代大師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影響。
我對蘭克的史學，知道的很少。知道的一點是：蘭克認為重視史料，把史料分類擺出來就是歷史。歷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他不同意說“歷史的任務是判斷過去并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歷史著作只在說明真正發(fā)生過的事情�！边@是純客觀的歷史主義。
傅斯年的史學受蘭克很大影響。他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薄拔覀兎磳κ柰ǎ覀冎皇前巡牧险砗�，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材料之內使它發(fā)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保ㄒ姟稓v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這里就很有蘭克的影響。
這段話，可以說反映了傅斯年的主要史學思想。一、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這句話是有問題的，史料學很重要，是歷史學的基礎；
史料的整理，是歷史學的重要部分。但歷史學不僅是史料學。史料學考訂史料的真?zhèn)�，史料記載的準確性，史料寫定的時代等等，但這些只是歷史學中的文獻學、史料學的任務，而不是整個歷史學。歷史學的內涵面要更寬廣，而且主要是研究人類過去的史跡，反映出它的真實的本來面目。
二、“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边@話聽來好像很對，沒有材料你出什么貨？沒有史料你寫什么歷史？但深入追尋一下，也是有問題的。譬如說，先秦的史料，是兩千年來都存在的。為什么同樣一分材料，不同的人就各有各的解釋，各有各的不同的貨出來？傅先生在《民族與古代中國史》這本未完成的大著里的幾篇文章，都被評為有“創(chuàng)始性”、“突破性”第一流的好文章。材料都古已有之，為什么兩千年來的史學家不能在這一分材料中出一分貨、十分材料中出十分貨，要待傅先生來出這么多新貨？譬如“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論語》上的這句話，古往今來也有好多人在這一分材料上出了各色不同的一分貨，卻待先生在《周東封與殷遺民》里才在這一分材料中出了一分真貨。所以，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貨，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腦袋里，在不同時代的人的腦袋里可以出好多分貨。
主張史學即史料學、一分材料一分貨的，主要是反對預先在腦子里有個理論或方法。這種反對是沒有用的。從古以來，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論。人在和客觀實體的接觸中都有反映。他對客觀的反映，就是他從客觀中取得的“理論”（意識）。這“理論”再回到他處理和客觀實體的接觸時，就成為他的“方法”。幾千年來人類從和客觀實體的接觸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觸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也就是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人和人的接觸中，人和社會的接觸中，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理論。反對研究歷史先在腦子里有個方法和理論的人，其實自己也是先在腦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論的，只是各人腦子里的方法和理論不同，有先進、落后，正確（或部分正確）、錯誤的區(qū)別而已。傅斯年何嘗沒有他自己的理論。他說過“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辯力。”（《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史料論略》）這分辯力，就是他的理論。
三、“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的一切設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材料之內使它發(fā)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
這話也是有問題的。人世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事物與事物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有的看不見摸不著，但聯(lián)系確實是存在的。兩種事物之間可能隔著一大段，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的設想和推論，不但沒有危險，反而能看到、看透事物的真情深意。就歷史學家來說，陳寅恪先生就是最顯著的一例。陳寅恪善于把一些看來好像全無聯(lián)系的材料組織起來，發(fā)現出一些重要現象，解決些重要歷史問題。陳寅恪先生的高明就在這里，他很多獨到的見解都是從事物的聯(lián)系上發(fā)現的。就是傅斯年先生，他的高明處也是在這里。他在文章中也是常常把中間隔著一大段的兩種事實甚或多種事實，用設想或推論聯(lián)系到一起而發(fā)現更多更高的認識的。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吾師在天有靈，當仍會喜愛此頑愚學生的真誠真情，莞爾而笑。不會說我滅師滅祖，把我趕出師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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