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後，特別是務虛會召開以後，國內(nèi)形勢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和變化。

　　一是，全國范圍的思想解放運動，從北京到地方，從黨內(nèi)到社會，如春風野火般迅速蔓延開來。

　　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三十年長期積累的矛盾，許多同題，特別是“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如知青問題、下放干部問題、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一下子被提到議事日程，要求落實政策、解決問題；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xiàn)了鬧事事件，此起彼伏，形成對各級政府的重大壓力，各路諸侯紛紛告急，呼喊“三個秩序”——“工作秩序、生產(chǎn)秩序、社會秩序”（趙紫陽同華國鋒談話時提出）。

　　三是，中美建交後的對外關系，由於三中全會後實施重點轉(zhuǎn)移、現(xiàn)代化建設——對資金、技術、設備、外貿(mào)、旅游等等需求對外開放局面更加擴展，引起社會思想，行為（尤其是青年人）的諸多變化，并成為社會熱點話題。

　　四是，農(nóng)民自發(fā)創(chuàng)造的“包產(chǎn)到戶”，從安徽、四川的局部地區(qū)迅猛地在全國各地蔓延生長，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體制。這一歷史性的突破，必然要求從理論上加以闡釋，從政策上加以確定。

　　五是，中蘇沖突加劇，越戰(zhàn)終從爆發(fā)，吸引了中央的主要精力，并在社會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蕩。

　　究竟怎麼看待這種形勢的發(fā)展和變化？

　　舉國上下反應是各異的。而且問題的焦點集中到對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的看法上。對三中全會不滿的人，更把憤懣凝聚到務虛會上。從務虛會第一段休會開始，黨內(nèi)和社會上就出現(xiàn)了一股對它攻擊和否定的勁風。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務虛會，而在乎三中全會。

　　當時，從外地傳到北京這樣一類的順口溜：

　　思想解放過了頭，引起思想混亂；

　　發(fā)揚民主過了頭，引起社會秩序混亂；

　　落實政策過了頭，引起階級關系混亂；

　　重點轉(zhuǎn)移過了頭，丟了綱和線。

　　還有“逆風千里”啊，“五胡亂華”啊，“務虛會越開越亂”啊等等。務虛會第二段閉幕前，北京街頭出現(xiàn)了署名“工向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印發(fā)和張貼的大字報（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小字報（必須批判胡喬木、胡耀邦的修正主義），要求把“二胡”撤職、法辦。這些大字報、小字報無非重復“文革”的陳詞濫調(diào)，但頗有一些人為之叫好。

　　這里且不論“研究會”的攻擊從理論上是多麼一團糟，僅就他們攻擊的事實，也可以看出，他們是根本不了解務虛會的實際情況，不了解胡喬木的。

　　從務虛會領導成員來看，喬木的位于僅次於耀邦，即第二把交椅；
務虛會會前下發(fā)的文件也只有耀邦的引言）和喬木的（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一些提法問題）。但這只能說明他在會中的身份和地位，不能說明他本人的態(tài)度和作用。

　　其實喬木早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fā)表之時，就指出其要害在於“分裂黨中央”。而且他也是較早地公開提出對三中全會異議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華國鋒找耀邦和喬木談“注意當前社會上的政洽動向問題”。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宣部顧問胡喬木，在中宣部“例會”上，傳達了華國鋒談話的內(nèi)容。之後，他談了一段個人的想法。

　　三中全會不可避免地要發(fā)生或引起一種趨勢，就是對毛主席全盤否定的傾向或否定的情緒。這種傾向、情紛、趨勢，遠遠超過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錯誤和缺點。這個問題也聯(lián)系到否總黨的領導傾向，懷疑和否認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傾向、趨勢都出來了。違都不是現(xiàn)在開始的�，F(xiàn)在是經(jīng)三中全會糾正了歷史錯誤，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很高興。另一方面，也有了否定勢力的發(fā)展。

　　有的地方鬧事了，也是一種潮流，對現(xiàn)實生活不滿。一九五七年劃“右派”，錯了的改正。一九六二年大批干部下鄉(xiāng)，要求回城，也就有了動蕩。北京開始出現(xiàn)油印、鉛印的刊物，散發(fā)張貼，這要做具體分析。

　　西單民主墻還有繼續(xù)發(fā)展的趨勢。貼出、議論，現(xiàn)在是盡量要提到外國人面前去。蘇聯(lián)有持不同政見者，現(xiàn)在我們發(fā)生的也帶有這些特點。我們要保持一種清醒的頭腦。我們宣傳任務要深刻廣泛地考慮這些問題。不然，會在無意中犯很大的錯誤。會造成很大損失。

　　現(xiàn)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為一個國際城市。外國人也多了，旅游發(fā)展了，人越來越多。對資本主義如何認識，問題很大。有人說，社會主義不如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說這話的不是個別人。我們應當把這個問題擺在宣傳工作的第一位。

　　現(xiàn)在的情況，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時，毛主席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結果出現(xiàn)了另一種傾向。對於另一種傾向，我們要考慮到�，F(xiàn)在形勢比五七年初復雜得多。

　　喬木是在講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問題時講了這麼一段話，前半部被整理成文件，即務虛會發(fā)給代表們的那份。後半部即上述這段話，沒有整理進去。

　　喬木講完，耀邦補充說：“昨天在華主席那里談了五個小時，是交談的方式�！弊匀蝗A國鋒也聽了“二胡”談的情況和意見。耀邦說：“華主席特別要求，掌握全國的政治、思想動態(tài)，看出總趨勢。……現(xiàn)在形勢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環(huán)節(jié)發(fā)生誤解、錯覺、偏差�！鳖H有意味的是，華國鋒特別強調(diào)說：“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

　　在務虛會第一段結束不久，喬木又把一個外國人來華參觀後寫的“意見’推薦給華國鋒看�！耙庖姟闭f：“毛死後，調(diào)整政策是正常的，但不要越過一個框框，毛就是最大的框。毛代表一個時代，否定他，就否定了一個時代，也否定了自己的歷史……中國是一條大船，轉(zhuǎn)得太快，可能會翻船�！比A看後說“好”，并轉(zhuǎn)批給全黨�？梢钥闯�，喬木的用心是很細的。

　　喬木在這段時期的觀點和態(tài)度，應該說是明確的。在他看來：三中全會存在著否定毛主席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傾向，這種傾向又必然導致否定共產(chǎn)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傾向還要繼續(xù)發(fā)展�？床坏竭@一點，就會“犯很大錯誤”，因此，“我們應當把這個問題擺在宣傳工作的第一位”�？梢哉f，這是當時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都還沒有看到和提出來的，也和胡耀邦主政中宣部，特別是主持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主旨大相徑庭。

　　務虛會第一段結束後，在形勢發(fā)展和變化面前，在來自各方面壓力之下，耀邦也顯得處處謹慎了，而且經(jīng)常把‘慎重”二字掛在嘴邊。但他對三中全會精神和歷史意義，對理論務虛會成果的高度評價，從沒有含混過。對種種責難他做到了泰然對之，冷靜處之。

　　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耀邦鄭重評價：“理論務處會開得很好，要充分肯定�！蓖瑫r，他也冷靜地對這個會提出一些批評：

　�。╨）“既然大家同意意識形態(tài)容易犯錯誤，可在批評別的同志時太尖銳了。‘凡是派’的帽子到處套，這不好。兩年半前，把咱們打成‘走資派’，誰也不舒服，現(xiàn)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萬不要干。”

　�。�2）“（會上）很多意見是個人意見，講出來當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論。結果現(xiàn)在傳得很開很廣。……理論務處會對一些同志的批評沒有核實。有些同志發(fā)表觀點是無可非議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論。”

　　其實，對於這兩條，耀邦在閉會時曾多次打過招呼。因此，耀邦說：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當然我也有點不愉快”。

　　對於有人攻擊務虛會“把思想搞亂了”，以及一些領導層人物為之驚慌失措，耀邦則給予十分理智的針鋒相對的回答：最近有同志說，現(xiàn)在是什麼思想解放，現(xiàn)在是思想混亂，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沒有這個情況？大混亂的估計過頭了！思想活躍就帶來某種程度的混亂，這是正常的。從總的講，兩年多以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思想有新的活躍，天安門事件不是很活躍麼�，F(xiàn)在有更大的活躍。三中全會後新的解放，新的活躍。活躍中間有這樣那樣的不同觀點，混亂，也符合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用不著慌亂。（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從三中全會到務虛會第一段，一些人對報紙和新聞界責難更甚。耀邦回答是：“粉碎‘四人幫’後，報紙、新聞起了根本變化。撥亂反正，銀紙起了很好的作用，對扭轉(zhuǎn)局面有巨大貢獻。我們的《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特別是《人民日報》，站在斗爭前面，站在扭轉(zhuǎn)乾坤前面，這個要肯定。這是個大賬”�！皬娜ツ晔�二月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對我們報紙有些意見，突出的是總為在某些問題上不夠慎重。這種意見要聽，聽了對我們有好處�！�…有些問題不能由新聞工作承擔。這是請我們中央部門……甚至是指政治局。聽一聽有好處�！�…這不要緊張。報刊、雜志、新聞、廣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績要充分肯定�！�…我個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币�邦繼續(xù)呼吁：“應著重發(fā)揮新聞戰(zhàn)線同志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正當一些人如瀉如注地譴責新聞媒體時，耀邦這番充滿理解、關懷，充分肯定，而且主動承擔責任的話，令新聞工作者感到無比的溫暖、慰藉和鼓舞！耀邦的評價，為建國以來新聞工作這段最輝煌的歷史篇章，畫上了一個應有的圓滿的句號。

　　對於怎樣看待這個時期的青年動向——也是一些人攻擊三中全會和務虛會的重要“靶子”，耀邦也懷著莫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政治勇氣發(fā)表了許多很有價值、非常精辟的意見。許多從事青年工作的同志已有回憶和評述，本文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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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懷念耀邦》第四集，張黎群、張定、嚴如平、李公天主編，

　　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版，ISBN962-24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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