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像一旦熄滅了光環(huán)，得到的決不是褻瀆，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禮贊。魯迅在中國人的心里，已經(jīng)做了幾十年的圣像，而今，越來越多的探索者，從膜拜的跪墊上站起，走近這尊雕像，去撫摸、敲打以至解剖。魯迅，作為中華民族現(xiàn)代精神的集合體，正在被重新認識、重新雕塑。在這一過程的進行中，我們會愈來愈清晰地看到，魯迅體內(nèi)交織著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誘使我們?nèi)ミM一步開掘、分析與探討。最終將會發(fā)現(xiàn)，正是這些對立統(tǒng)一的二重性格，組成了魯迅這一偉大而復雜的有機體。

　　魯迅的言語之間、行動之間以及言與行之間，常常涂滿著矛盾色彩。他最喜歡把兩個反義的概念、現(xiàn)象并列在一處。如“為了忘卻的記念”，“于無聲處聽驚雷”，“炎天凜夜長”等等。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說文藝不能“俯就大眾”、“媚悅大眾”，說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
另一面又主張“將文字交給一切人”。一會兒肯定“一切文藝都是宣傳”，一會兒又說要“先求內(nèi)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文藝與革命》）。一面強調(diào)“選材要嚴，開掘要深”，另一面又說“無產(chǎn)者無論寫什么，都有貢獻意義”（《二心集?關(guān)于小說題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難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學，是弘文學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壓迫的辮子的，并且拍了斷發(fā)照片同時寄給周作人和許壽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親，卻裝上了假辮子。當日本學生以教員漏題給魯迅的暗喻侮辱他時，他一面提出強硬的抗議，消滅了流言，另一面卻又妥協(xié)似的退還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夠?qū)捜菽切﹤�害過他的種種青年、文人，另一面卻又堅持著“執(zhí)滯在幾件小事情上”，沒有一絲一毫的“費厄潑賴”。魯迅認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專和痛苦搗亂”，在奮斗中尋找樂趣，不像周作人、林語堂等主張無所作為。他認為藝術(shù)是苦的，卻偏偏拋棄了醫(yī)學來搞藝術(shù)。他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一方面大加撻伐，甚至主張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多讀外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另一面，卻又進行了大量艱苦細致的搜集、整理工作，還寫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來會有“黃金世界”，又認為“將來會變成現(xiàn)在”，“將來就沒有黑暗了么”。既對世人滿腔熱血，卻又總懷著“人心唯�！钡哪铑^。他既擔心與“害馬”的愛情會影響了戰(zhàn)斗，卻又沒能像《野草》中的“過客”那樣拒絕了小女孩的布……

　　總之，他既爽朗，又陰郁；
既豁達，又念仇；
既果斷，又彷徨；
既機智，又呆板；
既深刻，又幼稚；
既誠樸，又狡黠……幾乎一切中國人視為兩極的品性都被他力挽雙駒地熔為一爐。

　　以上所舉的魯迅性格的種種矛盾表現(xiàn)，并非他一人所偶然獨具的。在許多同時代的先進知識分子身上都可發(fā)現(xiàn)這樣那樣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釗作為向一切封建傳統(tǒng)宣戰(zhàn)的最前列的勇士，卻與舊式婚姻結(jié)合的夫人相敬如賓。郁達夫在文壇上聲名日震，生活上卻沉淪難以自拔�？v觀世界歷史，每一變革時期的先覺者，不論是俄國文學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學史上的自然主義大師，歐美文學史上的所謂“垮掉的一代”，還是我國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都各自表現(xiàn)出具有時代烙印的性格兩重性，只不過這一點在魯迅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全面和醒目罷了。

　　魯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時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時間，國外各種文化蜂擁而入，世界上幾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間接地投影到這塊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著、掙扎著，同時也不得不容納著、吸收著。最古老、陳舊的，與最年青、嶄新的，在同一狹小的時空里進行著決戰(zhàn)。各種勢力、各種階層的代表思想魚龍混雜，在同一舞臺上演著千百種戲。各種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錯，互相影響與被影響，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體系。所有這些矛盾思想體系的合力矢量，就是這場決戰(zhàn)的總趨勢。而這個總趨勢，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時代典型意義的某些、某一個由若干人甚至是一個人構(gòu)成的思想體系上，那么，這個人，就正是魯迅。

　　這種歷史角度的偶然性轉(zhuǎn)到個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說人的性格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魯迅的這種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會關(guān)系中的關(guān)鍵部分是教育，魯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個龐大的矛盾體系。他生于破落的書香門第，廳上懸著“品節(jié)詳明德行堅定”、“事理通達心氣平和”的對聯(lián)，從小讀的是“粵自盤古，生于太荒”的《鑒略》，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后來又就學于章太炎，造詣日深，古文運用得游刃有余。不僅能寫出《斯巴達之魂》那樣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說和《摩羅詩力說》那樣運斤成風的萬言宏著，而且連自詡國粹大師的章士釗之流也被魯迅在“小學”方面所擊敗。但另一方面，魯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進化論的影響他終生也未能完全擺脫。他學過礦務，學過醫(yī)學，而且在擔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化學和生理衛(wèi)生教員時，給學生們講解生殖系統(tǒng)，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舉。他不僅翻譯了許多社會科學書籍，而且還介紹了許多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婦發(fā)現(xiàn)的鐳。魯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種民間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種真正全民的文化觀。所以魯迅不僅精通子曰詩云，也懂聲光化電，既背過“非禮勿視”，也看過衍太太的春畫；
既明了佛門弟子的普度眾生，也牢記吳越祖先的復仇雪恥；
既肯定“民亦載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張“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一切對立的思想在他的靈魂深處互相消長著。

　　魯迅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也是復雜的。有最先進的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瞿秋白、李大釗、陳獨秀，有發(fā)動復古的章太炎、章士釗，還有趨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語堂；
有學識淵博的錢玄同、沈鈞儒，也有目不識丁的章運水和阿長；
有最先進、解放的新女性許廣平、劉和珍、蕭紅，也有仍戴著封建枷鎖的母親魯瑞和朱安夫人；
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類“文學混混”。這些活生生的人對魯迅產(chǎn)生的影響也許比書本更大，魯迅對待他們及他們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須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態(tài)度和交往方式，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環(huán)境土壤。

　　魯迅的個人經(jīng)歷也一直是順境與逆境的交織。幼年的家庭人歡書朗，接著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頓”。魯迅求學江南水師學堂，是被人視作走投無路，只得將靈魂“賣給洋鬼子”的，母親只能給他籌辦了八元川資。臨近畢業(yè)又前途暗淡時，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學。在日本他由寂寞轉(zhuǎn)為吶喊，棄醫(yī)從文。歸國后又陷于沉寂�；橐鰡栴}的煩惱，兄弟失和，自己在社會上名聲日震，被視為“思想界的權(quán)威”，卻又只能“忍看朋輩成新鬼”；
南北流寓，與許廣平的結(jié)合，投入無產(chǎn)階級的營壘，卻又頻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鑄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觀。

　　時代的要求加上魯迅的個人條件產(chǎn)生了他復雜的二重性格體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夠代表我們民族，是因為這種二重性格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化的多元歸一的傾向。中國文化能夠長期保持海綿性結(jié)構(gòu)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個辯證思維的指導機制，雖然它有時墮落為中庸之道。這種民族性的辯證思維能夠輕易地吞噬掉單一的外來文化侵襲。而當它受到四面八方撲來的與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間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圍攻時，便表現(xiàn)出時左時右、進退不定的矛盾狀態(tài)，實際上是以無數(shù)個局部的矯枉過正來與其結(jié)果的互相消長達到整體上的本質(zhì)穩(wěn)定和海綿體的良性膨脹。這個過程就是無數(shù)個兩極對立和總體上由漸進而漸變的統(tǒng)一。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既看到魯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處，而又覺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統(tǒng)一的原因。魯迅在其性格各個側(cè)面的種種矛盾的推動下，整體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時代的制高點，最后成為了一名沖鋒陷陣的民族文化戰(zhàn)士。他的性格達到了一個新的統(tǒng)一高峰。但作為一個具體的人，其種種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條件下繼續(xù)發(fā)展、消長。因此，他的二重性格決不能妄談為無一定之規(guī)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為個人利益的實用主義。正是這種二重性格表現(xiàn)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造就了這樣一個大思想家，這是中華民族的思想結(jié)晶，因此，我們說這種二重性格是偉大的。這一偉大性直到今天還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種歷史的悲哀。但要承認，無論“黃金世界”何時到來，魯迅永遠不會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經(jīng)淪浸到我們的血液中，代代相傳了。

　　（本文原載于《空山瘋語》重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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