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在圣誕夜得知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去世的消息真讓人悲傷。他是我長期的老師、朋友，也是《美國利益》的編委。我是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最后一年認識亨廷頓的，當時他剛剛從卡特政府辭職來到政府管理系工作。通過每年夏天在位于波士頓鱈魚岬的維阿諾俱樂部（Wianno Club）年度會議和他在哈佛主持多年的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討論會和聚會，他比多數教授都更好地維持了和從前學生的聯系。

　　亨廷頓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科學家。最能體現他學術成就的地方就在于其著作涉及的范圍，和每本書都成為各附屬領域主要參考書的事實：軍民關系方面的《軍人與國家》、國防政策方面的《共同防御》、比較政治學方面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國際關系方面的《文明的沖突》、美國政治方面的《美國政治：不和諧的前景》和《我們是誰？》等。通過學術成果和他的眾多學生，他實際上創(chuàng)立了政治學中的戰(zhàn)略研究學科，這是個在他之前多數大學都沒有認真研究過的領域。

　　因為未來幾天和幾個星期會有很多紀念亨廷頓的文章，我想主要談談他學術成就的一個方面，即他在比較政治學方面的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首次出版于1968年，這或許是最后一次創(chuàng)建籠統政治發(fā)展理論的努力，在該領域留下深刻印記。當我在1997年定期為《外交事務》雜志撰寫書評時，曾指出《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是國際政治領域在過去七十五年來出版的五本最佳著作之一�；蛟S是因為這個原因，亨廷頓請我為他在2006年出版的平裝本新版本寫序言。這是我非常愿意接受的榮譽。下面簡要引用我在序言中寫過的話：

　　“為了理解[《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思想意義，有必要把它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處于主導地位的思想的背景下。這是“現代化理論”的最高潮，也許是美國雄心勃勃要創(chuàng)造人類社會發(fā)展總體實證理論的嘗試�，F代化理論根源于19世紀末期歐洲社會理論家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涂爾干（Émile Durkheim）、馬克思、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等人的著作。這些作家的著作建立了一系列概念（比如,身份/契約、機械結盟/有機結盟、禮俗社會/法理社會、魅力權威/理性官僚權威等）企圖描述人類社會在從農業(yè)生產到工業(yè)生產轉變中發(fā)生的社會規(guī)范和關系的變化。他們主要根據早期現代化國家如英國和美國的經驗，企圖總結出社會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

　　“無論從字面意義還是比喻意義上，歐洲社會理論都被兩次世界大戰(zhàn)毀滅了。這些理論觀點流傳到美國，被二戰(zhàn)后在哈佛比較政治系、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社會科學研究協會的比較政治委員會等地方工作的一代美國學者所接受。韋伯的學生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領導下的哈佛比較政治系希望那創(chuàng)建一個結合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的綜合性的、跨學科的社會科學。

　　“194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也對應于歐洲殖民帝國的解體和后來被稱為第三世界和發(fā)展中國家出現的時期，這些新獨立國家有強烈的理想實現現代化，趕上從前的殖民地宗主國。諸如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白魯恂（Lucian Pye）、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戴維•愛普特（David Apter）和沃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學者把這些重要發(fā)展看作社會理論的實驗室，以及幫助發(fā)展中國家提高生活水平和把他們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的重大機會。

　　“現代化理論把強烈規(guī)范性的價值放在現代性上，在他們看來，現代性的好處是結合在一起的。經濟發(fā)展、像都市化和親屬體解體等社會關系的變化、更高程度范圍更廣泛的教育、走向諸如“成就”和理性等價值的規(guī)范性轉變、世俗化、民主政治機構的發(fā)展等都被看作相互依靠的整體。經濟發(fā)展將推動更好的教育，教育程度提高導致價值觀的變化，價值觀的變化又推動現代政治發(fā)展，從而形成良性循環(huán)。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正面挑戰(zhàn)這些假設。首先，亨廷頓認為政治墮落至少和政治發(fā)展有同樣大的可能性，新獨立國家的實際經歷就是社會和政治越來越混亂。第二，他認為現代化的好處常常運行在交叉的目的上，尤其是當社會動員程度超越政治機構的發(fā)展后，人們會非常沮喪，因為社會各界人士根本不能參加政治體制。這導致一個他貼上“普力奪主義”（執(zhí)政官制）（praetorianism）標簽的條件。這是造成叛亂、軍事政變、軟弱和組織不良的政府的主要原因。經濟發(fā)展和政治發(fā)展不是沒有邊界的同一個現代化過程的不同方面。后者有自己獨特的邏輯，因為像政黨或者法制體系等機構是以更復雜的形式創(chuàng)立和演化的。

　　“亨廷頓從這些觀察中得出針對現實的隱含意義，也就是，政治秩序本身是好東西，但不能從現代化過程中自動產生。實際上正相反：沒有政治秩序，不管是經濟發(fā)展還是社會發(fā)展都不能成功進行下去�，F代化的不同成分需要被排序。在政治參與度上的過早擴大比如初期選舉可能動搖脆弱的政治體制。這確立了發(fā)展戰(zhàn)略的基礎，后來被稱為“專制過渡”，即現代化的獨裁提供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所需要的條件。一旦所有這些積木到位，現代性的其他方面比如民主和和公民參與就可以添加上去。（亨廷頓的學生法瑞•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2003年寫了一本書《自由的未來》，標志著這個論證的更新的變體。）

　　“亨廷頓著作的意義必須被放在本書出版時美國外交政策上發(fā)生的變化這個背景下看待。1968年標志著越南戰(zhàn)爭的高水位標記，當部隊力量增加到五十萬人，而越南春節(jié)攻勢破壞了美國民眾的信心。許多現代化理論希望他們的學術著作能對美國政策有寶貴的價值，沃爾特•羅斯托的書《經濟增長的階段》是新的美國國際開發(fā)署的指南，因為它試圖緩沖像南部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抗拒共產主義的吸引力。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國人沒有多少可以稱道的成功故事。北越和南越建造共產主義國家和西方式國家的競爭最終以后者的失敗而結束。

　　“亨廷頓認為存在將專制獨裁現代化的另外一種前進道路，這個觀點在1960年代后期高度兩極化的美國背景下遭到很多人的辱罵。不過，正是韓國的樸正熙（Park Chung-Hee）、臺灣的蔣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等領導人創(chuàng)造了所謂“亞洲奇跡”，即使越南走上共產主義道路。

　　“可以大膽地說《政治秩序》最終顛覆了現代化理論。它是鉗子攻擊的一部分，另外一個尖是批評左派的觀點，認為現代化理論家神圣化種族中心主義的歐洲和北美的社會發(fā)展模式作為人類遵循的普遍道路。美國社會科學突然發(fā)現自己沒有了涵蓋一切的理論，開始后來陷入當今方法論巴爾干化的衰落過程�！�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頓的早期著作之一，確立了他作為政治學家的地位，但決不是他對于比較政治學的最后一個重大貢獻。他關于民主轉型的著作也成為冷戰(zhàn)結束時期被廣泛引用的參考文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系列文章開始于1984年在《政治科學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更多的國家將成為民主國家嗎？”。亨廷頓在調查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民主轉型的情形后，指出如果考慮到不祥的結構和國際條件的話，世界將不大可能在最近的將來看到更多從獨裁轉向民主的國家。當然，這是在柏林墻倒塌前僅僅五年的時候寫的。在共產主義模式垮臺后他很快改變思路，寫了《第三波》，這本書給予這個時期一個名稱。但是，《第三波》對于民主的立場和該領域的許多文章不同，這些文章要么集中在機構上（比如在施米特、奧唐耐爾、懷特海等系列），要么集中在民主穩(wěn)定性的結構條件（這個是從李普塞特（Lipset）經過普沃斯基（Przeworksi）傳下來的傳統）。亨廷頓注意到第三波轉變的大部分已經出現在文化上的基督教國家，在20世紀末期的民主化模式有明顯的宗教背景。尤其是天主教世界在追趕新教徒的第一波轉變者，正如天主教社會在資本主義革命中也落后一樣。但第三波不是最終將要包括所有社會的更廣泛文化現代化過程，而是一個扎根于繼承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價值的社會。雖然可能當時不明顯，但《第三波》的論證預兆了后來在《文明的沖突》和《我們是誰？》以及他和拉里•哈里森（Larry Harrison）編輯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更加詳細論述的許多主題。亨廷頓堅信文化價值的持久性，以及宗教作為影響國家政治發(fā)展和國際關系的最重要因素的地位是對現代化理論更深刻的駁斥，而不是對《政治秩序》中提出的著名理論的駁斥。全球化只是表面的力量，創(chuàng)造了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世界性“達沃斯人”的稀薄外表，不可能最終保證和平或者繁榮。美國并不代表普遍性民主運動的先鋒，相反，不過是根源于‘盎格魯新教徒’社會的成功道路。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學術努力集中在宗教對于世界政治的影響上。

　　在這些問題的許多方面我和亨廷頓的觀點不同。盡管我充分認識到文化的力量和持久性以及現代自由民主扎根于基督教文化價值的方式等，但是在我看來，在解釋民主作為政治制度的起源而不是持久性方面，文化能發(fā)揮更有用的作用。我覺得，亨廷頓低估了人們對生活在具有責任政府的現代自由社會的普遍渴望。他的論點主要建立在把現代化和西方化看作兩個完全分離的過程基礎上，這一點我是不敢茍同的。他描繪的文化沖突的慘淡世界圖畫受到伊斯蘭教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喜歡，但是對于解釋當今中國和印度沒有多大幫助，實際上也不能幫助解釋不是伊斯蘭分子或者民族主義者的伊斯蘭世界或者俄羅斯的人們的動機。在世界政治中發(fā)揮主要作用的是民族國家而不是文明，它們的動機包括了眾多的利益和積極性，這些往往能戰(zhàn)勝繼承下來的文化遺產。

　　盡管如此，亨廷頓的論證往往影響大，學術功底深厚、說服力強。即使你不贊同他的觀點，你也不可能不用最大的嚴肅性看待他的論點。亨廷頓的著作提供了后來所有討論所使用的詞匯和結構，涉及的話題包括美國政治、國防政策、民主轉型、美國身份認同等。除了眾多著作外，亨廷頓還是個偉大的老師，培養(yǎng)了整整一代學生，他們實際上重新改造了政治科學的所有附屬領域。從他最早期的著作到最后一本著作都引起激烈的批評，但這恰恰是具有獨特思想和重要觀點的學者的標志。可以大膽地說的是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不大可能再見到像他這樣杰出的人物了。

　　譯自：“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 by Francis Fukuyama

　　http://the-american-interest.com/contd/?p=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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