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成立，我作為理事參加了會議，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汪老。那時我只是把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同仁的論文集《臺灣研究十年》和我自己的著作《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呈送給他，請他指正，沒有機會談話。1992年12月海協(xié)成立一周年的會議，我因為剛從臺灣回來，沒有參加。1993年初汪老和唐樹備同志來到廈門，由我和副所長范希周一同去悅華酒店向他們匯報，交談了兩個小時。

　　虛懷若谷

　　汪老詢問我們去臺灣的所見所聞以及個人的感受。我談到我主動約請民進黨人談話的情形，汪老聽得很仔細，并且不時插話和提問。那時我已經開始研究民進黨，一到臺灣，就請民進黨政策中心主任陳忠信（1986年在芝加哥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與他相識），約民進黨副秘書長邱義仁、文宣部主任陳芳明等和我們交談。他們知道我們正在研究他們，因此樂意和我們見面。我們在民進黨人經常聚會的“紫藤廬”邊喝茶邊交談，除了民進黨人外，還有臺大夏鑄九教授等人。我們談到臺灣社會各階級分析、臺灣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汪老很感興趣，他問：你們怎么會談這些問題呢？我說：共產黨在大陸推翻國民黨的統(tǒng)治，民進黨早在“黨外”時期就想在臺灣推翻國民黨，奪取政權，那時候他們曾經考慮學習共產黨，以馬列主義為武器，有些人確實讀了不少書。在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和民進黨有可能成為同盟軍，可惜民進黨中有些人堅持“臺獨”，雙方的距離就大了。我們認為民進黨已經有30%左右的支持度，是臺灣一股不可小看的政治力量，應當對他們進行研究。汪老十分重視，在他筆記本上記下了我們這些小人物的意見。

　　1994年1月海協(xié)理事會開會時，在首都賓館20樓就餐。汪老要我坐在他的身邊，讓我有機會親聆他的教誨。那天他強調要深入研究臺灣，他說：臺灣研究機構相當了解大陸，而我們對臺灣的了解卻很不夠。他建議我們深入研究臺灣民眾的心態(tài)，從深層次了解臺灣。我認為這個意見對于大陸研究臺灣政治的學者來說，正是打中了要害。如果沒有深入到文化層面、心理層面，對臺灣政治的理解必然受到局限，陷于浮淺。于是，我立即把這個意見傳達給全所同仁，我自己則把它作為長期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

　　同年我們辦的《臺灣研究集刊》，發(fā)表了我和林勁的文章，汪老看了以后，要我們前往上海面談。實際上我們各自的文章只是提到一些個人粗淺的看法，想不到竟然受到汪老的關注。他這種獎掖后進、不恥下問的態(tài)度，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還親自向我推薦了上海一位學者的著作，我相信還有許多晚輩同樣受到他的鼓勵和鞭策。

　　特殊的角色

　　1998年汪辜會晤以后，汪老決定訪問臺灣。1999年1月我參加海協(xié)專家組訪問東南亞。當時臺灣�；鶗�有意回避政治對話，并且說大陸要進行政治對話是“強人所難”，鼓吹汪老訪臺只是“單純回訪”。我在新加坡接受《聯(lián)合早報》和臺灣記者采訪時指出：我們并沒有表示要以政治對話為前提，但是也不應該是“單純回訪”。汪老這么大年紀到臺灣去，總不能只去聽聽京劇，他總要使兩岸關系向前推進一步。否則就沒有什么意義，也不符合汪辜達成的四項共識。

　　同年1月，汪老發(fā)表了對“一個中國”86字精辟的提法。4月，我有機會再次見到汪老，那時他正準備訪問臺灣。我說，汪老去臺灣，不是作為國臺辦的干部，而是作為民間機構海協(xié)的會長，因此，汪老的講話不能和國臺辦干部完全一樣，應當要更“民間”一些，要有類似86字這樣“自己的”說法。當時有人反對我的說法，認為如果和國臺辦不一樣，那就很難“保持一致”了。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汪老正在扮演的是一種特殊的角色，他要演好這個角色，必須面對里里外外的挑戰(zhàn)，需要耗費極大的精力，確實有很大的難處和苦衷，這是外人所無法體會到的。

　　2000年陳水扁上臺以后，盛傳李遠哲要為兩岸關系問題前來大陸商談。李遠哲“臨門一腳”把陳水扁送上臺，許多人認為他支持“臺獨”，對他沒有好感。我對汪老說，如果李遠哲來，政府官員可以不見他，你一定要見他。汪老問是什么道理。我說，李遠哲不是民進黨員，也沒有參加“臺獨”組織，他認為國民黨不好，要換一個政黨來執(zhí)政。他是諾貝爾資金獲得者，去全世界各地，大家都會歡迎他，難道他回到祖國來，要見民間機構的領導人卻不受歡迎嗎？汪老認真地聽了我的意見，一時沉默無語，看來我給他老人家出難題了。

　　寬闊的胸襟

　　2003年汪辜會談十周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準備在4月7日舉辦有關海峽兩岸發(fā)展的學術研討會，同時慶祝汪辜會談十周年，邀請汪老和辜振甫先生參加。我也收到了請柬。當時辜先生表示接受邀請，于是媒體把注意力集中在汪老身上，造成了一種壓力，似乎如果汪老不來，就是受到大陸對臺當局的限制，而且沒有回應新加坡的善意，這就有失泱泱大國的氣度了。

　　我當即寫了《汪老來不來》一文。我說，我對新加坡方面促使兩岸關系良性互動的努力，一貫心存感激。我認為汪老是一位富有歷史使命感的忠厚長者，只要有利于推動兩岸關系的發(fā)展，他一定會盡力去做。汪老來不來，取決于對推動兩岸關系發(fā)展有沒有實質意義�，F在臺灣當局不承認1992年達成的共識和默契，汪辜會面不能比前一次向前推進一步，那有什么意義呢？有人認為只要二老能夠“友善地同臺”，“成就一段十年以不同形式重逢的佳話”就行了。既然這種“佳話”無助于推動兩岸關系的發(fā)展，人們何苦要勞動兩位80多歲的老人不遠千里來到新加坡，僅僅為了“同臺演出”讓大家樂一樂，這樣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還有人說，汪老的行動受到“對臺當局”的限制，那是一種誤解。汪老早已把名譽、地位置之度外，“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任何猜測都是不必要的。這篇文章發(fā)表在當年2月22日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上。

　　就在這一年的新春，汪老在題為《共謀發(fā)展，共創(chuàng)新局》的新年寄語中，引用了唐代詩人王灣的詩句：“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這是他對兩岸關系發(fā)展的憧憬，也展示出他那正直而寬闊的胸襟。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汪老永遠值得后人敬仰。（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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