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伴隨著“皇帝熱”、“辮子熱”的蒸騰，曾國藩也被“炒”得不亦樂乎。其緣由未必都是市場的驅(qū)動，很可能還出自一種膜拜心理：拜罷英明的“圣主”，再來追慕一番“中興第一名臣”，也是滿合乎邏輯的。只是我總覺得，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可親、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憐。他的生命樂章太不瀏亮，在那顯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瑣、畏縮的軀殼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人們不禁要問：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嗎？

　　關(guān)于苦，佛禪講得最多，有所謂“人生八苦”的說法：生、老、病、死，生與俱來，可說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而求不得、厭憎聚、愛別離、五蘊盛，則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異了。古人說，人之有苦，為其有欲，如其無欲，苦從何來？曾國藩的苦，主要是來自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結(jié)果就心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說到欲望，曾國藩原也無異于常人。經(jīng)書上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彼�出生在農(nóng)村，少年時代也是生性活潑，情感豐富的。十多歲出外就讀，浪漫不羈，倜儻風(fēng)流。相傳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歿，他遂集句書聯(lián)以悼之：“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此日竟隨春去了；
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一時傳為佳構(gòu)。至于桎梏性靈，壓抑情感，則是系統(tǒng)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xué)之后。其間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過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歲肄業(yè)于湘鄉(xiāng)書院，改號滌生，六年后中進士，更名國藩�！皽焐�”，取滌除舊污，以期進德修業(yè)之意；
“國藩”，為國屏藩，顯然是以“國之干城”相期許。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畫出儒家“修、齊、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終極追求。目標(biāo)既定，剩下來的就是如何踐履、如何操作的問題了。他在這條漫漫人生之路上，作出了明確的戰(zhàn)略選擇：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過登龍入仕，建立赫赫事功，達到出人頭地；
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過內(nèi)省功夫，躋身圣賢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達到名垂萬世。

　　這種人生鵠的，無疑是至高、至上的。許多人拚搏終生，青燈皓發(fā)，碧血黃沙，直至賠上了那把老骨頭，也終歸不能望其項背。某些碩儒名流，德足為百世師，言可為天下法，卻缺乏煌煌之業(yè)、赫赫之功；
而一些建不世功、封萬里侯的勛臣宿將，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喚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氣。求之于歷代名臣，曾國藩可說是一個少見的例外。他居京十載，中進士，授翰林，拔擢內(nèi)閣學(xué)士，遍兼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辦湘軍，創(chuàng)洋務(wù)，兼署數(shù)省總督，權(quán)傾朝野，位列三公，成為清朝立國以來漢族大臣中功勛最大、權(quán)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應(yīng)該說是超越了平凡；
作為封建時代最后一位理學(xué)家，在思想、學(xué)術(shù)上造詣精深，當(dāng)世及后人稱之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為了實現(xiàn)這“兩個超越”，他竟耗費了多少心血，歷經(jīng)何等艱辛��？只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過，你就不難得出結(jié)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歷經(jīng)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彼�自從背負上從儒家那里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巨細無遺的羅網(wǎng)，任憑你有孫悟空那樣的沖天本領(lǐng)，也難以掙破網(wǎng)眼，逃逸出去；
何況，他自己還要主動地參與結(jié)網(wǎng)，刻意去做那“綴網(wǎng)勞蛛”呢！隨著讀書漸多，理路漸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終極追求，便像定海神針一般把他牢牢地鎖定在無形的煉獄里。

　　歌德老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這恐怕不是一個“遺傳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還應(yīng)從環(huán)境和教養(yǎng)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歷史文化積淀，已經(jīng)為他做好了精巧的設(shè)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歷史、認(rèn)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jié)構(gòu)了，最終成為歷史和時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歷史和時代那樣復(fù)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了悖論。這樣一來，他也就作為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zhì)”，作為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地告別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其悲劇性的人生命運。

　　二

　　這種無形的煉獄，是由他自己一手鑄成的。其中的奧蘊無窮，但一經(jīng)勘破，卻也十分

　　簡單：要實現(xiàn)“兩個超越”，就必須跨越一系列的障礙，面對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這也就是他進退維谷，跋前躓后，終生抑塞難舒，身后還要飽遭世人訾議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yè)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你能夠甘于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fēng)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誨了：“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這個嚴(yán)峻的課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么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對于古代盈虛、禍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樹大招風(fēng)的歷史教訓(xùn)，實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著顛危之虞、殺身之禍。

　　他一生的主要功業(yè)在鎮(zhèn)壓太平軍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滅頂?shù)膽K敗，眼看著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于一旦，一時百憂交集，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氐绞〕侵�后，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并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只好“打掉門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quán)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濱州之?dāng)�、靖港之�(dāng)　⒑�口之�(dāng)�，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獲取勝利之后又怎樣呢？撲滅太平天國，兵克金陵，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yè)，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quán)位如日中天，達于極盛。按說，這時候應(yīng)該一釋愁懷，快然于心了�？墒�，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同是一種苦痛，卻有不同層次：過去為求勝而不得，自是困心恒慮，但那種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斷追求之中，里面總還透露著希望的曙光；
而現(xiàn)在的苦痛，是在歷經(jīng)千難萬險終于實現(xiàn)了勝利目標(biāo)之后，卻發(fā)現(xiàn)等待著自己的竟是一場災(zāi)禍，而并非預(yù)期的福祉，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

　　到現(xiàn)在，情況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盡管他竭忠盡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因其用兵過久，兵權(quán)太重，地盤忒大，朝廷從長遠利益考慮，不能不視之為致命威脅。過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東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對付太平軍非他莫屬。而今，席卷江南、飆飛電舉的太平軍已經(jīng)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隨時都能問鼎京師的，是以湘軍為核心的精強剽悍的漢族地主政治、軍事力量。在歷史老人的撥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個燒餅，湘軍和太平軍調(diào)換了位置，成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實，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從中央與地方、集權(quán)與分權(quán)的總體戰(zhàn)略出發(fā)，采取多種防范措施，一面調(diào)兵遣將，把守關(guān)津，防止湘軍異動；
一面蓄意扶植淮軍，從內(nèi)部進行瓦解，限制其勢力的膨脹。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親信以查閱旗營為名，探察湘軍動靜。當(dāng)日咸豐帝曾有“克復(fù)金陵者王”的遺命，可是，慶功之日，曾氏兄弟僅分別獲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膽戰(zhàn)的是，湘軍入城伊始，即有許多官員彈劾其紀(jì)律廢弛，虜獲無數(shù)，殘民以逞。清廷下詔，令其從速呈報歷年軍費開支賬目。打了十幾年爛仗，軍餉一毫不撥，七拼八湊，勉強維持到今日�，F(xiàn)在，征袍上血漬未干，卻拉下臉子來查賬，實無異于頒下了十二道金牌。聞訊后，曾國藩憂憤填膺，痛心如搗�！敖仆盟雷吖放�，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現(xiàn)。此時心跡，他已披露在日記中：“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

　　對于清廷的轉(zhuǎn)眼無恩，總有一天會“卸磨殺驢”，湘軍眾將領(lǐng)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擁立”之念。據(jù)說，曾氏至為倚重的中興名將胡林翼，幾年前就曾專函探試：“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看后惶恐駭汗，悄悄地撕個粉碎。湘軍集團第二號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寫一聯(lián)，故意向他請教：“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鼎之輕重，似可問焉�！痹�閱后，將下聯(lián)的“似”改為“未”，原封送還。曾的幕僚王門運在一次閑談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虜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嚇得不敢開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幾案上有所點畫。曾起立更衣，王偷著看了一眼，乃是一連串的“妄”字。

　　其實，曾國藩對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地愚忠，只是，審時度勢，不敢貿(mào)然孤擲，以免斷了那條得天地正氣、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繼續(xù)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斷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軍之后，主動奏請將自己一手創(chuàng)辦并賴以起家的湘軍五萬名主力裁撤過半，并勸說其弟國荃奏請朝廷因病開缺，回籍調(diào)養(yǎng)，以避開因功遭忌的鋒芒。他說：“處大位大權(quán)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shè)法將權(quán)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jié)漸可以收場耳�！边@兩項舉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卻又有些礙口的，見他主動提出，當(dāng)即予以批準(zhǔn)。還賞賜曾國荃六兩人參，卻無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傷心至極。

　　三

　　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內(nèi)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業(yè)，又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nèi)外兩界實現(xiàn)全面的超越；
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于內(nèi)外兩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quán)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
一方面是內(nèi)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惕懼。

　　去世前兩年，他曾自撰一副對聯(lián)：“戰(zhàn)戰(zhàn)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
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鄙下�(lián)揭示內(nèi)心的衷曲，還算寫實；
下聯(lián)則僅僅是一種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蕩蕩”，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慘慘、戚戚”，庶幾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闕失勢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恥笑的把柄勢必越積越多；
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合乎圣訓(xùn)，中規(guī)中矩。在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他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說函札之類本來就是寫給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記，他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既為內(nèi)心的獨白，就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生前歿后，必然為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xí)�廣泛流布于世間，因此，下筆至為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騭，絕少涉及，為的是不致遭惹麻煩，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記載了個人的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zé)。比如，當(dāng)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
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他都要痛自悔責(zé)，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xiàn)，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后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tǒng)。

　　他在日記里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游于坦蕩之天，總由于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薄胺踩宋抑�際，須看得平；
功名之際，須看得淡�！泵}把得很準(zhǔn)，治療也是對癥的，應(yīng)該承認(rèn)，他的頭腦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無異于放了一陣空槍，最后，依舊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賞蘇東坡的一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 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賞而已。假如真的照著蘇東坡說的做，真的能在一個“淡”字上著意，那也就沒有后來的曾國藩了，自然，也就再無苦惱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憂懼不已，遂導(dǎo)致長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為他開了一個藥方，他打開一看，竟是十二個字：“歧黃可醫(yī)身病，黃老可醫(yī)心病�！彼�一笑置之。他何嘗不懂得黃老之學(xué)可療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標(biāo)的驅(qū)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作萬世師表，怎么可能淡泊無為呢？

　　世間的苦是多種多樣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曾國藩的苦，有別于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冥心孤詣、刳肚搜腸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賀，他的母親就曾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但這種苦吟中，常常含蘊著無窮的樂趣；
曾國藩的苦，和那些終日持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翱嘈猩�”的宗教虔誠發(fā)自一種真正的信仰，由于確信來生幸福的光芒照臨著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中堂大人”則不然，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為荒淫君主、陰險太后的忠順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來生，而是為了實現(xiàn)現(xiàn)實人生中的一種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的這種痛深創(chuàng)鉅的苦難經(jīng)驗，倒與舊時的貞婦守節(jié)有些相似。貞婦為了掙得一座旌表節(jié)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沉重的痛苦；
而曾國藩同樣也是為著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

　　他節(jié)欲，戒煙，制怒，限制飲食，起居有常，保真養(yǎng)氣，日食青菜若干、行數(shù)千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可說是最為重視養(yǎng)生的。但是，他卻疾病纏身，體質(zhì)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fēng)不語，勉強活了六十二歲。死，對于他來說，其實倒是一種徹底的解脫。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統(tǒng)統(tǒng)地由他去吧！當(dāng)然，那種無邊的痛苦，并沒有隨著他的溘然長逝而掃地以盡，而是通過那些家訓(xùn)呀，書札呀，文集呀，言行錄呀，轉(zhuǎn)到了親屬、后人身上，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痛苦的傳承，媒體的鏈接。

　　前幾年看到一本“語錄體”文字，它從曾國藩的詩文、家書、函札、日記中摘錄出有關(guān)治生、用世、立身、修業(yè)等內(nèi)容的大量論述，名之曰《人生苦語》。一個“苦”字將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跡活靈活現(xiàn)地概括出來，堪稱點晴之筆。

　　四

　　曾國藩以匡時濟世為人生的旨歸，以修身進德為立身之本，采取積極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這無疑是承傳了孔孟之道的衣缽，但他同時，也有意識地吸收了老莊哲學(xué)的營養(yǎng)。他是由儒、道兩種不同的傳統(tǒng)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可以說，他是中國歷史上兼收孔老、雜糅儒道最為純熟、最見工力的一個。

　　由于他機敏過人，巧于應(yīng)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順?biāo)�，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極為熱切，簡直就是一個有進無退的“過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過；
但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機智和韜光養(yǎng)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還是把“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dāng)念下場時”奉為終身的座右銘，把黃老之學(xué)看作是一個精神的逋逃藪，一種適生價值與自衛(wèi)方式，準(zhǔn)備隨時卷縮到這個烏龜殼里，一面咀嚼著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靈上的撫慰；
一面從“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權(quán)謀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與莊周的份量并不一樣。別看他選定的奉為效法榜樣的三十二位中國古代圣哲中，只有莊周而無老子，其實，這是一種“興發(fā)于此而義歸于彼”的障眼法。莊周力主發(fā)現(xiàn)自我，強調(diào)獨立的人格；
不僅無求于世，而且，還要遺身于世慮江山之外，不為世人所求。這一套浮云富貴，糞土王侯，曠達恣肆，徹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對曾國藩來說，無異于南轅北轍；
倒是作為權(quán)謀家、策略家、徹底的功利主義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進退、識時務(wù)，見機而作的，孟子就說過嘛：“孔子，圣之時者也”。

　　他平生篤信《淮南子》關(guān)于“功可強成，名可強立”的說法。“強”也者，勉強磨煉之謂也，就是在獵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強勉功夫。但他又有別于那種蠻干、硬拚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國荃剛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時不免意氣用事，曾國藩怕他因倨傲招來禍患，總是費盡唇舌，勸誡他要“慎修以遠罪”。聽說其弟要彈劾一位大臣，當(dāng)即力加勸止，他說，這種官司即使僥幸獲勝，眾人也會對你虎視眈眈，側(cè)目相看，遭貶的本人也許無力報復(fù)，但其他人一定會蜂擁而起，尋隙啟釁。須知，樓高易倒，樹高易折，我們兄弟時時處身險境，不能不考慮后果。他告誡其弟：從此以后，只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向掀天揭地處著想。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處處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風(fēng)柔靡、泄沓，盛行一種政治相對主義和圓融、渾沌的處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鏞，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門人向他請教，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庇腥速x《一翦梅》詞來描畫這種時弊：“仕途鉆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
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jīng)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朔綗o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zāi)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
流芳身后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曾國藩由于深受儒學(xué)濡染，志在立功揚名，垂范萬世，肩負著深重的責(zé)任感，盡管老于世故，明于趨避，但同這類“琉璃蛋”、“官混子”卻是判然有別的。我們也許不以他的功業(yè)為然，也許鄙薄他的為人處世，但是，對于他的困知敏學(xué)，勤謹(jǐn)敬業(yè)，勇于用事的精神，還應(yīng)該予以承認(rèn)。

　　曾國藩是一個極為復(fù)雜的生命個體，是一部內(nèi)容豐富的“大書”。在解讀過程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的清醒、成熟、機敏之處實在令人心折，確是通體布滿了靈竅，積淀著豐厚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到處閃現(xiàn)著智者的輝芒。當(dāng)然，這是從文化學(xué)、社會學(xué)、心理學(xué)的角度來研究；
如果就人性批評意義上說，卻又覺得多無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謀呀，經(jīng)驗呀，知識呀，修養(yǎng)呀，可說應(yīng)有盡有；
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實，一個人只要喪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發(fā)點，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個頭腦發(fā)達而靈魂猥瑣，智性充盈而人性泯滅的有知覺的機器人。

　　五

　　對于閱世極深的曾國藩來說，我想，他不會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過是一場鬧劇，而扮演角色的無非是一具具被人牽線的玩偶，原是無須那么叫真的。他自己就曾說過，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終身暗然退藏。難道是他們有什么特異的天性？不過是因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計較的。秦漢以來至于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shù)？當(dāng)其高踞權(quán)要之時，自以為才智高人萬萬，簡直是不可一世；
可是，等到他們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營營而生，草草而死”的廝役賤卒，原沒有什么區(qū)別。那么，今天的那些處高位而獵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曉得自己和那些賤夫雜役一樣都要同歸于汩沒，到頭來并沒有什么差異，――難道這還不值得悲哀嗎？

　　我們發(fā)現(xiàn)，在曾國藩身上，存在一種異�，F(xiàn)象，即所謂“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話說得是多么動聽啊，可是，做起來卻恰恰相反，言論和行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責(zé)備，處處追求圓滿，般般都要“毫發(fā)無遺憾”，其結(jié)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產(chǎn)生矯情與偽飾，以致不時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假道學(xué)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偽�！睂Υ耍�清廷已早有察覺，曾降諭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總因“過于好名所致，甚至飾辭巧辯。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觀火了。幕僚王門運在《湘軍志》一書中，對曾氏多有微辭，主要是覺得他做人太堅忍、太矯情了；
而與曾氏有“道義之交”的今文經(jīng)學(xué)家邵懿辰則毫不客氣，竟當(dāng)面責(zé)之以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
左宗棠更是專標(biāo)一個“偽”字來戳穿他的畫皮，逢人便說：“曾國藩一切都是虛偽的。”

　　作為一位正統(tǒng)的理學(xué)家，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學(xué)巧偽、矯飾的同時，卻能不為其迂腐與空疏所拘縛，表現(xiàn)出足夠的成熟與圓融。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總覺得，在他身上，透過禮教的層層甲胄，散發(fā)著一種濃重的表演意識。人們往往難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還是逢場作戲，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還是虛應(yīng)故事；
而他自己，時日既久，也就自我認(rèn)同于這種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記了人生畢竟不是舞臺，卸妝之后還須進入真實的生活。

　　他嘗以輕世離俗自許，實際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為如果真的輕世離俗，就說明已經(jīng)徹悟人生，必然生發(fā)出一種對人世的大悲憫，就會表現(xiàn)得最仁慈，最寬容，自己也會最輕松，最自在。而他何嘗有一日的輕松自在，有一毫的寬容、悲憫呢？他那堅忍、強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彌篤的強烈欲求，已經(jīng)凍結(jié)了、硬化了全部的愛心，剩下來的只有漠然無動于衷的冷酷與殘忍，而且，還要掛出神圣的幌子。他辦團練時，以利國安民為號召，主張“捕人要多，殺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團紳捉來“人犯”，總是不問情由，立即處死。一次，曾國藩路過一村，遇賣桃人與買者爭吵，賣者說沒有付款，買者說已經(jīng)付了。經(jīng)過拘訊，證明是賣者撒謊，他當(dāng)即下令將其斬殺。一時街市大嘩，民眾驚呼：“欽差殺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戶”。事見《梵天廬叢錄》。

　　他曾親自為湘軍撰寫了一首《愛民歌》，讓官兵們傳唱：“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睂嶋H執(zhí)行情況又怎樣呢？曾氏幕僚趙烈文記下了攻破天京后的親眼所見：“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大局”；
“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dān)負相屬于道”。湘軍逢男人便殺，見婦女便擄，“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dān)，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戳以為戲�！薄鞍�號之聲，達于四遠”，“尸骸塞路，臭不可聞”。湘軍將領(lǐng)彭玉麟寫過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濤紅翻戰(zhàn)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滅無遺種，尸擁長江水不流�！睂φ者@般般記述，再回過頭來讀一遍那堂而皇之的《愛民歌》，豈不恰成尖銳的諷刺！

　　省社會科學(xué)院的一位朋友來聊天，看了我寫的這份初稿。他說，選取人性閱讀這個角度頗有新意。臨走前，還告訴我，從他外祖父手中傳下來一幅曾國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許有助于了解其人，因為相貌總是精神的一種外現(xiàn)，即使不是全部，起碼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個人的內(nèi)在性格。我趕忙跟他到家，拿過照片來細細地端詳一番：寬敞的前額上橫著幾道很深很深的皺紋；
臉龐是瘦長的，尖下頦，高顴骨；
粗粗的掃帚眉下，長著長挑挑的三角眼，雙眸里閃射出兩道陰冷、凌厲的毫光；
濃密的胡須間隱現(xiàn)著一張輕易不會嘻開的薄唇闊口。留給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種心事重重、淵深莫測的感覺。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國藩，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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