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衛(wèi)生部專家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孫東東在接受該刊采訪，討論精神病人強制治療問題時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yè)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zhí)型精神障礙。……偏執(zhí)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他危害社會，對他自己也是危害。我們把他關起來進行治療，促進他精神康復。這就是保障他的人權�！�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片反擊之聲。無數(shù)人站在維護上訪者這一弱勢群體權益的立場上，認為孫東東歧視底層人民的權利訴求，不顧最基本的法學常識，甚至有網(wǎng)民啟動“人肉搜索”，到北大進行抗議。

　　4月6日，孫東東通過中新網(wǎng)就此事道歉，稱“因我語言表述不當，引起一些爭議和誤解……如果因這些內(nèi)容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在此我誠懇地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歉意……也衷心的希望他們能夠通過法定程序解決自己的問題”。

　　他同時表示：“我本人一向關注民生;關注弱勢群體反應的問題;關注全民的精神衛(wèi)生健康促進。絕對沒有歧視上訪人員的思想和言論。通過此事，我會認真反思總結。今后將更加努力學習，謹言慎行。為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盡我所能�！�

　　爭論的權利與界限

　　孫東東雖已道歉，但網(wǎng)絡上對他的人身攻擊和謾罵仍然遍布各流行論壇。誠然，孫東東的言論可能如各種批評所言，缺少研究數(shù)據(jù)支持，表述不夠嚴謹、準確。任何人如果因此對其觀點、立場，甚至人品表示懷疑，在一個尊重言論自由這一公民憲法權利的社會，當然應該有權發(fā)表自身觀點。

　　爭論的存在是社會自由和多元的表征，是相互啟迪和進步的推動力。話語權屬于孫東東，也屬于其批評者。然而，誓死維護自己說話的權利不能以堵上他人的嘴巴為代價，網(wǎng)絡時代的“人肉搜索”和惡語相傷恐怕已經(jīng)構成對其他爭鳴者權利的侵犯。

　　中國社科院農(nóng)村發(fā)展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在接受《財經(jīng)網(wǎng)》采訪時表示，孫東東或許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想法，才出此言論，他的道歉并不真誠，沒有認識到他的言論可能給弱勢群體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于建嶸說，學者要有社會責任感，在對某一問題不清楚的情況下，寧可傾向于老百姓。

　　在信息時代，網(wǎng)民的話語權不一定小于某個學者，如果要求和學者平等的權利，如果要求學者對自身言論負責，網(wǎng)民也應當承擔平等的責任。無論政府還是學者，恐怕都不應是不分青紅皂白，先“寧可”向著誰一點。

　　一個成熟的保障言論自由的社會，無論政府還是大多數(shù)公眾的聲音，都必須在法治規(guī)范內(nèi)進行，不應天然處于主導地位，也不應成為違背人類基本文明規(guī)范的人身攻擊的侵犯對象。

　　言論自由的保護最終需要依賴法治的權威，劃定每個人不可逾越的侵犯他人的界限，而如此權威的真正樹立，也需要在通訊技術高度發(fā)達的今天，尋找一種方式，讓每個人感受到對自身言論必須承擔的責任。

　　“精神病”一詞是否存在誤解

　　于建嶸拒絕孫東東的道歉說：“這怎么會是誤解呢?”。在漢語中，“精神病”一詞是否存在誤解的可能呢?通常的語境中，“某某某是精神病”是一種具有強烈貶義色彩的表達，無論將其用在上訪者還是普通人身上，都是難以令人接受的。然而，孫東東作為一個研究精神衛(wèi)生學的學者，在接受有關精神疾患問題的采訪中使用“偏執(zhí)型精神障礙”的說法，誤解的機會就產(chǎn)生了。

　　一個人有可能有心理障礙或精神疾患，就如同一個人可能發(fā)燒也可能得癌癥，還可能先天有生理上的殘疾，絕不意味著此人有什么主觀過錯，也絕非他在人格和社會地位上必然低人一等。心理學研究表明，就像任何人生理上都不可能絕對健康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也都有發(fā)展為心理或精神疾患的可能。

　　“精神病”和其它病癥一樣，當然會對人的行為能力構成影響，但絕非人有了精神病就喪失了一切，很多精神疾患也是可以治愈或至少被控制的�，F(xiàn)代科學揭示，牛頓、梵高等不少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患有精神病，這和他們的成就和獲得的尊重并不沖突。

　　無論孫東東“老上訪專業(yè)戶99%以上都是偏執(zhí)型精神障礙”的判斷正確與否，這一表述是否如許多批評所說構成對上訪者的歧視、貶低，甚至人格攻擊?從精神衛(wèi)生學的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這就像醫(yī)生診斷患者得了感冒一樣，不一定包含任何感情色彩。當然，孫東東的診斷可能過于草率，從醫(yī)學的角度講當然可以商榷，但這和對弱勢群體人身攻擊是兩碼事。

　　于教授說：“在漫漫上訪路上，在挫折失望冷眼之中，有些人變得心理失衡甚至發(fā)展成精神病，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比绻�精神疾患并非罪過，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患病都應當被充分尊重和保護，得到救助，不需要什么特殊理由才能獲得理解。即使上訪者患有精神疾病，如果其其它方面的利益受到了傷害，也同樣應當可以在法律的保護下討回公道。

　　對“精神病”的如此敏感反應的恰恰是中國社會對精神疾患的歧視。隨著科學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要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無論是對上訪者還是對精神病患者，全社會都需要以最大的尊重、寬容和同情，首先正視問題，而后才可能給予科學的救助。

　　如果說普通百姓把“精神病”理解為人格攻擊在當今語境下也情有可原，專家更應當力圖消除這樣的“誤解”。孫東東作為心理學專業(yè)研究人員，應當承擔起更多幫助社會公眾正確認識“精神病”的責任，而不是說不清楚的時候就“寧可先向著老百姓一點”，放棄挑戰(zhàn)公眾的普遍認知和觀念。

　　保護弱勢群體權益的責任

　　由于精神病人可能由于缺乏行為和判斷能力傷害自己和他人，強制醫(yī)療等限制其一定自由的措施是必要的。但對于這樣的弱勢群體，尤其是上訪者中的疑似精神病人這樣處于雙重弱勢地位的人群，社會在剝奪其部分自由時應慎之又慎。

　　我國現(xiàn)有法律中，缺少對疑似精神病人在何種情況下，經(jīng)何人判斷，可以被確診和強制治療的明確規(guī)定。在現(xiàn)實中，由于官民矛盾或民間糾紛，對人以治療“精神病”之名行迫害之實的事件客觀存在。

　　面對如此社會現(xiàn)實，在對孫東東的批評中，很多擔心的確值得理解。然而，保護上訪者包括人身自由在內(nèi)的合法權利的責任不在孫東東，而在司法機關。于建嶸說：即使公眾對孫是誤解，很多人因此被抓到牢里，怎么辦?

　　作為個人，孫東東有發(fā)表言論的自由，但是孫東東沒有權力限制任何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公民遭到不合法的拘禁，對他或她采取強制措施的機構和個人，都應當依法被追究責任。但是孫東東不能替公權力承擔責任，換句話說，即使孫東東三緘其口，也無法消除上訪者合法權益遭到侵害的現(xiàn)象。

　　包括上訪者、精神病患者在內(nèi)的所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都應到受到充分保護。這最終需要推進法治，建立獨立、公正、接受公眾監(jiān)督的司法體系，也要依靠社會各方面體制和觀念的改進。

　　作為一名學者，孫東東表達觀點的方式，傷害了一部分受眾的感受，即使是因為遭到誤解，他也當就此反思。然而，反對孫東東觀點的人，不應因此剝奪孫東東發(fā)表自己觀點的權利。這是屬于包括你、我和孫東東在內(nèi)的所有公民的權利。北京大學能夠成為中國的最高學府，與前校長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辦學精神是分不開的。中國社會的進步需要不同的聲音，需要容納不同觀點的土壤。

　　在網(wǎng)絡、媒體發(fā)達的今天，任何公眾人物的言論都存在被斷章取義、被誤解的可能。如果沒有適當?shù)淖鹬睾蛯捜�，我們是否在鼓勵所有的學者都學會明哲保身，甚至放棄獨立思考，迎合大眾?如果這樣，恐怕他們?yōu)檑`行自身社會責任所僅有的一點力量也要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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