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天不喪斯文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編者按 梁啟超曾說：“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苯裉�，我們要造就中國的學術人才，溝通中西文化，建立和發(fā)展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仍然離不開閱讀與翻譯西方經(jīng)典著作。劉小楓先生主持的“經(jīng)典與解釋”叢書，在沒有什么經(jīng)費贊助和官方支持的情況下，五六年來出版西方歷代經(jīng)典的解釋著作六十余種，論文集匯編二十余種，嘉惠學林，功莫大焉。考慮到國內(nèi)迄今沒有研究西方古典經(jīng)書的專門機構和專門人才，這種翻譯組織工作就尤其難能可貴了。以下采訪由陳潔提問，經(jīng)劉小楓本人審訂�！ �
能談談“經(jīng)典與解釋”兩大系列的緣起嗎？誰倡議、組稿，具體如何運轉起來的？
你問的涉及三個所謂關鍵詞：翻譯、經(jīng)典、解釋，得分別來說�！ �
說起“翻譯”，就要從自己的讀書經(jīng)歷說起。80年代(上個世紀，下同)我在大學念書時，學習條件非常艱苦，尤其是很難找到相關研究文獻。1982年進北大后，我做的是現(xiàn)代德國美學，就跟搞現(xiàn)代外國哲學的同學混，對海德格爾入迷。海德格爾的書不是一般的不好懂，道理明白不了，許多語詞也把握不了，不知道如何譯，怎么做論文？一天，我在哲學系資料室突然發(fā)現(xiàn)，60年代的《哲學譯叢》上有些翻譯過來的研究海德格爾的文章，多是“資產(chǎn)階級學者”寫的，也有“無產(chǎn)階級學者”即蘇聯(lián)學者寫的，都大有幫助。當時找不到人可以請教，也沒有國人的學術著作可以參考，這些譯文成了我真正的老師，領我進入海德格爾的語詞世界———我當時就發(fā)了個愿：今后自己也要注重翻譯研究文獻，為后來的讀書人積累�！ ∷�，我在念碩士研究生二年級時就開始組織翻譯：第一本組譯的譯文集是介紹人本心理學的(《人的價值和潛能》，華夏出版社，1985)，沒有資助、沒有科研經(jīng)費，全憑一股子青春熱情，連復印原文都是我這個窮學生自己掏錢。組譯的第二本譯文集是受胡經(jīng)之先生委托，選編、組譯西方文論的現(xiàn)代卷部分(《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大出版社，1985)——新選譯的30萬字的選題、組譯，都由我一個人操辦。我跟甘陽是同學，但不一個專業(yè)，也不在同一個系，他是外哲所的人，外哲所是北大校級單位——那個時候，搞外哲的牛得很呵。在搞外哲的眼里，學美學的連雜牌軍都算不上。甘陽后來把我拉進“編委會”，不過因為他看我有自找苦吃的毛病，于是充分“利用”……
從小就如此？
天性如此，加上母親從小嚴格管教——剛滿12歲那天，就要我去洗大被子，說是到了勞動升級的年齡，因為父親12歲就離家進民族資本家的工廠當童工……那個時候，沒洗衣機也沒洗衣粉，得一點兒一點兒抹上肥皂用手搓呵搓……如今想起來就苦哦。剛開始抹肥皂時，覺得好絕望……何時才是盡頭！只好不去想盡頭，埋頭搓就是……這樣就養(yǎng)成了只管埋頭干活的習慣。家里的被子其實仍然是母親和姐姐洗，強制我洗幾次，不過是為了磨煉我的耐性。果然，上高中時，一次班主任派我們四個男同學去把教室的所有玻璃窗擦干凈，其中有一個是紅衛(wèi)兵連長什么的；
兩個小時后老師突然來檢查，發(fā)現(xiàn)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里擦啊擦……其他的都溜了。第二天老師在全班早讀時表揚我，我很不好意思，因為我不過習慣了傻乎乎埋頭做事情而已——如今有人表揚我做了些事情，我也不好意思……命該如此罷了。
怎樣從對翻譯有熱情一路走到組織翻譯“經(jīng)典”，好像是從2000年開始運轉的？
做翻譯的都會認為自己譯的東西重要得不得了。本科三年級時，我迷上心理分析學，后來組譯“人本心理學文集”就是這種興趣的結果，當時認為最重要：心理問題解決了，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碩士快畢業(yè)時，我開始組譯海德格爾的論詩文選和德國美學文選，當時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拔幕褐袊c世界”的翻譯計劃，甘陽是設計師，我補了點兒現(xiàn)當代神學方面的選題而已———當時認為這最重要……對什么是真正值得翻譯過來的東西，我一直在摸索；
有些東西即便現(xiàn)在對我不重要了，也算學術積累，別人興許覺得有用…… 一直在摸索……
摸索什么呢，為什么不專一于某“家”、某“派”或某個“專業(yè)”？
摸索西方學術的底蘊何在。
為什么要摸索西方學術的底蘊？
因為，我感到晚清以來中國學人面臨的問題沒完……從神學進入西學，是一個門徑而已，但當時以為是全部根底。1980年代末，本來我有機會去芝加哥大學宗教學系讀博士，卻非去歐洲不可——西方學問嘛，除了在歐洲學，還能在哪里學？當時留學有句名言：你寫101封申請信就成功了。我給法國、德國、瑞士的大學發(fā)了第37封信時，巴塞爾大學神學系的秘書看上我，幫我找到獎學金……上帝通過她眷顧我上了巴塞爾大學。到了那里，我才慢慢感到自己“專業(yè)”沒選對——我選的是“系統(tǒng)神學”，相當于神學理論，而我發(fā)現(xiàn)，最能學到西學功夫的其實是“神學思想史”或者說“教義史”專業(yè)，于是只好自己在這方面多花些功夫，尤其早期希臘教父、中世紀經(jīng)院派和19世紀的新教神學。最富刺激的還是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語課程——尤其古希臘語，先強化學習了一年……用外語學外語，很辛苦，但始終興趣盎然。讀到古希臘和古羅馬作品的原文，我才切實感到西方學問的根底究竟在哪里——要說“經(jīng)典與解釋”的緣起，就是這個時候起的念頭�！�
但您1993年回到香港時做的是“基督教歷代學術文庫”……
快畢業(yè)時，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找我去做事。那個時候，中國內(nèi)地學界氣氛比較悶，也許香港可以做點事情。但在中文大學這樣的體制單位，個人發(fā)揮的余地不大，有個基督教中心也邀請我做事，可以發(fā)揮個人的想法，我就去了，人家是基督教中心，我提出的翻譯計劃當然是這方面的�！皻v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的設計本身已經(jīng)打破教派劃分，注重古代基督教經(jīng)典，我取的名稱也表明注重思想史脈絡———翻譯西方傳統(tǒng)經(jīng)典從翻譯基督教歷代經(jīng)典起步，是機遇使然……5年后(1999年)設計第二個5年翻譯計劃時，我向古希臘－羅馬經(jīng)典方面推移，遇到抵觸：咱們是基督教中心，為什么要翻譯西塞羅———畢竟，人家本來就不是純粹的學術性機構，我把它變得太學術……我試著轉移到內(nèi)地，碰上華夏出版社的陳希米，但不知道她是否真有熱情，就先搞個“西方思想家：經(jīng)典與解釋”系列試試。
后來您到了中山大學另起爐灶，短短4年，做的東西幾乎等于香港十年的總和�！ �
在香港時，合作的人大多不清楚做學術究竟是為了什么，做一件事得費力解釋半天，而且往往徒勞，累人得很，別人還反倒說你“專制”……學術不“專制”地搞，還能怎么搞？后來基金會換的新上司甚至覺得，搞“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也不應該是他們的事情，我只好走人，以免拖累別人……當然，剩下的選題還要拖累別人好多年。在內(nèi)地做事情順心得多……想當年做“現(xiàn)代西方學術文庫”時多愉快！沈昌文、董秀玉兩位先生對我們這幫年輕人充分信賴，讓我們幾個搞“專制”……我第一次見到兩位先生是在湯一介、樂黛云先生家，他們四位在談事情，我突然闖進去，樂先生介紹我后，沈昌文、董秀玉兩位先生對我客氣得不行……人家是前輩呵，我當時剛滿三十，嫩小伙一個……后來我深深體會到，他們對中國學術的未來有使命感、責任感……這樣的出版社老板難得啊�！ �
到了中山大學可以放手打出“經(jīng)典與解釋”的招牌？
“經(jīng)典與解釋”是哲學系陳少明教授早就設立的一個科研課題，我參與進來擴展為以翻譯為主而已……大約2000年的時候，哲學系的馮達文先生和陳少明教授找我，希望與他們合作，我當時提出，這個項目值得擴展。后來我到中山大學哲學系，原因之一就是這里可以做“經(jīng)典與解釋”———惟一后悔的是回來晚了些，倘若早兩年離開香港……
從這幾年的出版勢頭來看，“經(jīng)典與解釋”已成規(guī)模，書店里成了品牌，您有怎樣的規(guī)劃呢？
兩個系列，一個是專題性質的，以某個專題為中心輯譯文獻(已出版22輯)，可以看出我對60年代老《哲學譯叢》的情結……80年代以后，《哲學譯叢》越來越?jīng)]看頭、沒保留價值了。我想繼承老《哲學譯叢》傳統(tǒng)，但定期做很累人，人家有一個編輯部呵……于是想到以專題論文的方式來做，好些有分量的西方學術文獻是論文，而非專著，這是我當年讀老《哲學譯叢》的體會：一篇文章就可能改變自己的整個思考和問學方向……
再就是黃皮書系列的“經(jīng)典與解釋”，涉及西方歷代的經(jīng)典及其解釋(已出版六十多種)，目的在于賡續(xù)晚清以來中國學人認識西方學術傳統(tǒng)的未竟大業(yè)。這個系列包含多個子系列，已經(jīng)推出的有《柏拉圖注疏集》、《色諾芬注疏集》、《盧梭注疏集》、《萊辛集》、《尼采注疏集》，即將推出的還有《馬克思與西方傳統(tǒng)》、《古希臘悲劇注疏》、《阿里斯托芬集》、《荷馬注疏集》、《維吉爾集》、《舊約歷代注疏》、《新約歷代注疏》等等……先設立項目，慢慢做，子系列可以或應當設立的還不少，得有個輕重緩急，還要看是否有人力資源———50年代初，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關懷下，政府組織專家擬定過翻譯西學經(jīng)典的龐大計劃(五百多種)。老一輩革命家經(jīng)歷過清末民初西方文明沖擊的大震蕩，不僅會帶兵打仗，建國后搞工業(yè)、造原子彈，心中也有中華文明的歷史命運這個弦，深知要傳承我們的文明傳統(tǒng)，如今得認識西方文明傳統(tǒng)……
您如何評價商務的“漢譯名著”系列，“經(jīng)典與解釋”翻譯計劃與“漢譯名著”有何不同？
剛才說了，這套翻譯計劃是新中國建國初期搞的，后來的好幾代學人、包括現(xiàn)在的讀書人都還在受惠。但畢竟50年過去了，“漢譯名著”計劃需要更新、擴展……沒人搞。學界和出版界對后現(xiàn)代學術感興趣太自然不過，沒什么不好，但西方的古典畢竟是人家的根底，咱們這么大一個文明古國，倘若沒一家出版社自覺承擔古典的東西，也不像話吧。
巴黎高等人文研究院的中國研究部主任Thoraval博士前不久告訴我，80年代他任法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時，曾向中國社科院的頭頭建議，中國應該成立專門研究和翻譯西方古典經(jīng)書的機構———他說，西方各主要大國都有研究中國古典經(jīng)書的機構，大學中也有這方面的專職教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有如此悠久的文明傳統(tǒng)，竟然沒有研究西方古典經(jīng)書的專門機構，實在不相稱……人家日本、韓國都有專門研究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萊文明的機構呵�！ �
Thoraval博士的建議過去快20年了，咱們的大學里仍然找不出一個以研究荷馬為業(yè)的教授，找不出一個以研究柏拉圖為業(yè)的教授———咱們西學的根底在哪里？
研究西方古學的人力，以前分布在哲學系西哲專業(yè)、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和中文系外國文學專業(yè)，外語系有一點點。80年代時，哲學系西哲專業(yè)中還有幾個研究古希臘哲學的，老一輩去后，現(xiàn)在研究這方面的學者不是增多反而減少了；
世界史專業(yè)在我國大學的歷史系中向來是弱項，基本上不搞西方古學，不研究古典史書，而是搞現(xiàn)代式的古代社會史或文化史研究；
中文系搞外國文學的通常不通文字；
至于外國文學界，古希臘－羅馬文學從來就沒地盤———社科院外文所按地域來劃分研究領域，古希臘－羅馬文學歸在“中北歐文學研究室”，簡直莫名其妙……
80年代初恢復研究生建制時，羅念生先生還健在，1965年從莫斯科大學念古典語文學專業(yè)回來的王煥生先生正年富力強，如今王先生已經(jīng)退休嘍，無論羅先生還是王先生，在外文所竟然連碩士研究生都沒帶過一屆……誰關心過？
老一輩革命家的文明擔當意識就是不同，周恩來當年親自過問朱光潛先生的翻譯工作……在大講“階級斗爭”的60年代，毛澤東還指示要搞個資產(chǎn)階級的“外國哲學研究所”，親點洪謙任所長。
甚至Thoraval博士都替咱們心急，說西方學界研究中國古學已有兩百多年歷史，對中國的文明傳統(tǒng)有自己的一套解釋；
倘若中國學界自己不做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學研究，中國學界永遠不可能獲得對西方文明獨立自主的解釋權——這番話讓我聽得來心驚肉跳，好像我們不花力氣搞西方古學研究卻花好多錢搞西方漢學，用人家西方人的解釋取代我們自家的解釋，自掘自家文明的墳墓似的……
人家說的是實話，90年代以來，我國大學在規(guī)模、專業(yè)等方面翻了多少倍？翻出了一個古典學專業(yè)嗎？日本學者迄今還竊笑：中國那么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連一個西方古典學專業(yè)都沒有哦……嘿嘿嘿一陣子鬼笑……去年我在臺灣講學，聽說那邊的“教育部”已經(jīng)決定選一所大學搶先扶植一個古典學系，據(jù)說選中了輔仁大學�！ �
大型系列叢書出版一般都有龐大資金支持，您的情況如何？
沒有……好些朋友說，為什么不申請國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其實，我連續(xù)申請過三次，都沒中榜——評審專家一看是“古典”的東西，不現(xiàn)代也不后現(xiàn)代，不“前沿”更不實用，就撇嘴。中山大學給我一點兒經(jīng)費，按校內(nèi)文科科研人力分布的人頭給，“經(jīng)典與解釋”項目并沒有任何特別關照。我只有一個研究生幫做“經(jīng)典與解釋”編務，月付300元(約定工作時每周兩個半天)。事情多啊，幸好有研究生們熱情幫忙……
有人說我編書發(fā)了大財……出版社給我的主編費每千字3元，做滿1000萬字可以攢到3萬元，1000萬字什么概念？要做學術的話，無論編譯者還是出版社，都別去想盈利這件事———對編譯者來說，這是純粹個人的性情，對出版社來說，則是在做公益事業(yè)……你說還有文明的承擔？就不要提那么高啦……我們的“經(jīng)典與解釋”沒給出版社一點兒資助，人家也要保本才行呵……找企業(yè)家贊助？恐怕很難……對文明有承擔的還是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革命老前輩汪道涵就是個書迷，家里的書重重疊疊把書架都壓彎了，晚年還搞了個“東方編譯所”，聽朋友說，他喜歡看我編的書———可見是個有心人……
看來是要有一股子艱苦奮斗的精神……
前兩年我在病中聽“兩彈一星”記錄片的錄音，發(fā)現(xiàn)當初制造“兩彈一星”的科研人員，絕大多數(shù)是本科畢業(yè)生，沒多少博士、教授，他們邊干邊學精神真的可嘉。翻譯古希臘詩歌，并接替羅念生先生編完《古希臘語－漢語詞典》的水建馥先生長期在出版社當編輯，翻譯古希臘－羅馬經(jīng)典史書成就斐然的王以鑄先生一直是出版社的編輯，既非博士，也非大學教授，全憑自己的熱情，用業(yè)余時間……楊憲益老先生翻譯古希臘羅馬文學經(jīng)典也是用業(yè)余時間……真正有熱情、埋頭苦干的人有哇，我號召我這個專業(yè)(古典詩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們向這些前輩們學習，把個人的問學熱情與中國學術的未來聯(lián)系起來……當然，誰興趣變了，要脫離革命隊伍，隨時可以轉業(yè)……
有人說您從海德格爾、施特勞斯走回柏拉圖，越來越保守……
初中畢業(yè)那年(1971年)，有一天，我?guī)е端卧~一百首》上到長江對面的南山，躺在林子里讀；
5月的太陽懶洋洋的，讀著竟然睡著了，還做了個夢，夢見有個身著白色長衫的白胡子老頭兒從半空踩著軟梯下到南山，摸著我的頭說：崽兒，你命苦呵，一輩子得做無用的事……這話我一直記在心里，老想躲無用的事，專找沒人做的事做，以為那就是有用的。當年推介西方神學，就是因為覺得這個學問在西方那么重要，卻沒人做……推介西方神學并非一定與個人信念有關———信耶穌基督的上帝不一定非搞神學不可啊。推介西方古典學問，也是看到學界沒什么人做才做，與“激進”、“保守”有什么相干？不止一個西方的大學者說過，柏拉圖是馬克思的先驅哩，保什么守哦……
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那白胡子老頭兒的讖語沒錯：我做的都是無用的事。什么叫“無用的”學問？沒經(jīng)濟效用、沒社會功用、沒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實用……但無用的學問才是基礎性的。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教育和學術的基礎都是古典學問……古漢語能用來寫廣告、簽合同、給領導起草報告？但你把中學語文課本里的中國古詩文課文全拿掉試試，把我們學界文史哲中的古代“專業(yè)”統(tǒng)統(tǒng)取消試試，我們的教育和學術會多么平面、單薄、輕飄？西方學界把他們文史哲中的古典“專業(yè)”統(tǒng)統(tǒng)取消，他們的學術會是什么樣子？反過來看，咱們學界和高等教育界中的西學領域沒西方古學，咱們的西學看起來像不像根山中竹筍？西方大學中的漢學系，即便念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也得修古漢語——咱們大學里念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語文學的研究生(還別說本科生)，修過古典拉丁語？……大學教育的根本在于教養(yǎng)、教化，現(xiàn)在完全成了學技術——如今提倡辦高等職業(yè)教育，非常英明，早15年搞，大學就不會淪為職業(yè)技高了……做“經(jīng)典與解釋”與任何政治取向不相干，僅僅為了中國的學術和大學教育有更為厚重的底蘊……
有人批評您越來越成為西學的“二道販子”，您做“經(jīng)典與解釋”，不是更印證這一指責？
批評？我怎么聽起來是過高的夸獎？要成為真正的學術上的“二道販子”，談何容易！孔子是二道販子，“倒賣”古經(jīng)；
柏拉圖是二道販子，“倒賣”蘇格拉底；
西塞羅是二道販子，“倒賣”柏拉圖；
朱熹是二道販子，倒賣四書……“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一次在北京講學，有人問：如今社會問題那么多，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整天埋頭搞古典，內(nèi)心安不安？當時我的回答是：孔子生活的時代也不容易吧，比我們當今的處境可能還慘，禮崩樂壞呵……我以前學知識分子，躁動不安得很，如今學孔子整理古書，不學“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內(nèi)心反倒安頓下來……
翻譯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于學術建設意義重大，卻不算個人學術成果，您是富于獨創(chuàng)性的學者，為何花大力組織這費力不討好的事？
“為他人做嫁衣裳”？……不對吧，為自己做還差不多。我大學四年級開始正兒八經(jīng)做翻譯，做了五六年，挑各種有獨特文風的短文來譯，磨練自己的語文能力……做學術翻譯得益的首先是譯者自己———畢竟，你翻譯的文本的作者無論如何比你高得多，因此是在跟著高人往上走，寫文章則可能是憑著自己的性子往下走……你要念透一個文本，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譯。當然，做學術翻譯也就很危險，因為比寫文章容易出錯，被別人揪住……其實翻譯有錯自然而然，但得有個較高的限度，還得看什么性質的錯；
經(jīng)典翻譯重要的是敬業(yè)態(tài)度，對自己和學術界負責……
我也不是你說的“富于獨創(chuàng)性的學者”……不瞞你說，在我們這個行當，“富于獨創(chuàng)性的學者”其實是罵人話，等于說他在胡說八道……至于說“花大力組織”，這倒確實，只要想做事情，哪有不費力的———我在學著做古典的“二道販子”，重要的是進什么貨……要說“費力不討好”，不討誰的好？需要討誰的好？
“經(jīng)典與解釋”中有的譯本是重新翻譯，是否出于對譯本或譯文的考慮？是否所有的書都從最根本的語言譯出？
什么叫“最根本的語言”？你指所謂“原文”吧？翻譯當然要講究通曉原文，但就古典文本而言，更重要的是講究版本。柏拉圖的原文在哪里？西塞羅的原文在哪里？抄件是原文？根據(jù)抄件翻譯？——翻譯和解讀經(jīng)典要講究依據(jù)�？薄⒆⑨尡�，這是做古學最起碼的規(guī)矩�！�?guī)У难芯可际亲龉诺湮谋镜模蝗吮б唤?jīng)，一上來就要學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語，隨之要搞清楚文本的�？焙妥⑹璺矫娴那闆r……查明文獻其實不難，難的是找到好的�？焙妥⑹璞�，咱們的國家圖書館不重視收這方面的書呵——有個學生做阿里斯托芬，查了一下國內(nèi)文獻，在國家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這兩個國家級的收藏西學文獻最大的圖書館里，阿里斯托芬的相關文獻加起來共180個條目(國圖80，北大100)，而香港大學就有291個條目……唉，中國的學術呵……
“經(jīng)典與解釋”包含國學方面的內(nèi)容嗎，或者有當代學人的著述？
我們不久就要推出《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與解釋》系列。國學經(jīng)典的集釋和注疏，清代學人做了不少，近百年來也有些進展，但還需要繼續(xù)推進……還有好些重要的古典文本沒有集釋和注疏，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好些重要的集釋、注疏還沒點校、整理出來，前輩們的好些成果亟待挽救——可惜，就像翻譯西方經(jīng)典不算學術成果一樣，在國學方面，�？薄⒆⑨屒叭说慕�(jīng)典注疏，也不算科研成果，愿意來做這方面工作的不多，除非有真正的學術熱情，比如我最近看到的欒保群、呂宗力校點的清人黃汝成集釋的《日知錄》……
如今我國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門規(guī)定的“科研成果”核算莫名其妙到了極點———你要是看到如今的博士論文評議書，不笑死就氣死：沒有專門供文科用的評議表格，上面的評議項目是理工科格式：什么創(chuàng)新性、實驗數(shù)據(jù)、預期的實用效果……我們填的申報科研項目表也這樣———實在扯淡……研究柏拉圖要什么創(chuàng)新？有什么實驗數(shù)據(jù)？需要什么實用效果……莫名其妙呵！當今人文學界嚴重遭受兩大蟲災：什么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規(guī)范”呵，再就是“文辭顯于世，鄉(xiāng)黨慕循其跡”……
百年來，我們的國學經(jīng)典解釋基本上是在追西方這樣那樣的時髦“主義”，80年代以來，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論爭話題居然也不時成為我們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如何使得傳統(tǒng)經(jīng)典在當今重新說話，是我們的經(jīng)典解釋的老大難問題……不過，這事急不得，“五四”以來的經(jīng)驗教訓就是急了點兒——先撥亂反正：搞注疏、翻譯，才算真正的“研究”……當代學人的研究，只要切合我們“經(jīng)典與解釋”的宗旨，踏踏實實解讀、注疏經(jīng)典，就在我們的出版范圍；
我的博士生做論文都是注一經(jīng)，甚至一經(jīng)中的一個部分……這樣才能學到扎實的學問功夫，因為真正教學生的不是我，而是某部經(jīng)典本身以及前人們的注疏，我教的不過是一點點語文知識而已……古之博士，“明于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如果我這里每年有5個博士生，10年就會有50部經(jīng)典教出來50個博士、搞出50部西方經(jīng)典的注疏本——不過，主管教育的部門今年又出臺新規(guī)矩：有國家科研項目的才可以招博士，我沒國家項目，今后也就沒法招啦，只好回到單干的老路……
您的學術其實一以貫之，對那些不能理解您的人來說，“經(jīng)典與解釋”能幫助他們理解您和您的思想嗎？
對理解我想做的事情肯定有幫助——當年在香港時，想以翻譯基督教歷代經(jīng)典為起點向整個西方傳統(tǒng)擴展，如今已經(jīng)大致攤開整個西方傳統(tǒng)，基督教經(jīng)典含括其中……我剛離開香港時，有人就四處散布說我不搞基督教了……現(xiàn)在可以看到，“經(jīng)典與解釋”在翻譯基督教歷代經(jīng)典方面還會有更深入的推進：《舊約》和《新約》的歷代注疏是基督教歷代經(jīng)典的底蘊……經(jīng)學是根底，中西方皆然；
在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爬起來，要重整中國學術，如今就得從治經(jīng)做起。
二十多年來我做的事情主要是編書，選編的文集遠遠多于我寫的東西，而我寫的書也基本上是述評———說到底，我并沒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倒是一直在努力跟著前人想，根本就沒有是否理解“我的思想”這回事情；
需要我不斷認真想的是：究竟跟著哪個前人想才正確……“經(jīng)典與解釋”能幫助人們理解這一點。
您最近出版的一個文集名為《揀盡寒枝》，書名讓人覺得你感到很孤寂，不是嗎？
“寒枝”是什么意思？“前記”里說得很清楚：這本文集是自己讀書20年的點滴經(jīng)驗教訓，“寒枝”指書本，轉了那么多所謂的“領域”，關心的問題始終沒有變。現(xiàn)在的出版社都要求書名有英譯，我托朋友請教葉嘉瑩先生怎么翻譯“揀盡寒枝”，她說沒法英譯，現(xiàn)有的英譯都是不知所謂。怎么辦？我忽然想起賀拉斯的一句詩，覺得很合適，就用上了，也是截的前半句，意思是：無論氣候、環(huán)境如何變，性情和心沒變。什么性情、什么心沒變？書呆子性情沒變，與中國學術同呼吸共命運的心沒變———在經(jīng)典與解釋的世界，整天與歷史上的偉大心靈交往，孤寂從何說起？
您個人最得意的著作是什么？
這話是問作家、文人的：你有什么“得意之作”啊？作家、文人寫的東西才叫“作”，做學問的人做的東西叫“述”、“編”、“譯”、“疏”……沒什么好得意的。搞學問把經(jīng)典說的東西轉述清楚，已經(jīng)不容易了。要是今后我搞文學了，再問這個問題不遲。
好吧，最后一個問題：您對“經(jīng)典與解釋”計劃的期待是什么？
與我12歲搓洗被子時的期待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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