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guī)定》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這是對黨政領導干部問責進入制度化時期的標志性文件。《暫行規(guī)定》明確指出，對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對群體性、突發(fā)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tài)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等七種情形，將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問責方式則包括：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五種。

　　近年來，國內一系列重大食品衛(wèi)生事故、安全生產事故、群體性事件接連發(fā)生，直接觸發(fā)社會輿論對個中“人禍”的追究訴求。黨政領導干部作為公職人員，擔綱社會公共管理職責，司掌攸關重大的公權力，如何實現(xiàn)向黨政領導干部的有效問責，成為當前政治生活中的公意焦點，直接影響公權力行使的道義底線。在此背景下，問責開始步入中國的政治生活舞臺。

　　然而，這些伴隨重大社會事件而生發(fā)的官員問責，很快暴露出制度支撐乏力的軟肋。無論是由上級高層震怒而刮起的問責風暴，還是官員問責之后令人非議的異地升遷，或是以黨紀政紀處分沖抵司法懲戒，都表明這種選擇性問責和偶發(fā)性問責，仍然難以承當今日政治實踐的重任。此番《暫行規(guī)定》出臺，因應的正是公眾對黨政體系內部問責制度建設的吁求。

　　倘若要精準地認識《暫行規(guī)定》要義，那應該在制約公權的進度表上測算它的進程。毫無疑問，完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度，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是問責制本身走向規(guī)范化和制度化的進步之處。但是，直面中國政治生活中公權力得不到制衡的突出狀況，無論黨政問責、輿論問責還是其他什么問責，其最終目的都是要將不受約束的公權力趕入公意決定的牢籠。

　　因此，黨政問責制度的完善，是附于公權力制約這一艱巨的政治藍圖之上的。在一切公權力歸公眾所有、一切公權力都應聽命于公眾的現(xiàn)代政治原則下觀照，黨政問責制度所強化的，應是公權力體系的內部監(jiān)督。這種內部監(jiān)督也許是有效的，但它必然是有限的。在制約公權的歷史命題尚未完結之前，應該始終強調對公權的外部制約的重要性，至少是與黨政體系內部監(jiān)督的同等重要性。

　　就此而論，就有必要在堅持完善黨政體系內部問責的基礎上，探究包括媒體問責、人大問責等諸多公權監(jiān)督方式在內的整體問責制度狀況。黨政問責，究其實，是黨政體系內部上級向下級的問責，是在公權力內部以更大的權力制約較小的權力；
媒體問責，則是公眾知情權通過媒體公共平臺而獲得的延伸，是以公民權利來間接制約公權力；
人大問責，則是公眾通過嚴肅的政治委托，由民意代理機構向公權力發(fā)起的民主問責，是公權力直接面向公眾而作出檢討。

　　在看到黨政問責走向規(guī)范化和制度化的進步的同時，也要強調媒體問責和人大問責的某些制度需要完善。當前，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力度是持續(xù)增大還是相對減小，那種限制媒體向公權力問責的制度瓶頸是否有所突破還是原地踏步；
人大問責這種憲政層面的公權力制約，是在持續(xù)地增強內力、完善機制，還是囿于現(xiàn)狀，無所作為，這些都應該在黨政問責所開啟的權力制約命題中得到嚴肅的檢視。因為，只有在強調黨政問責同時，進一步強化公眾通過媒體輿論向公權力的社會問責，以及人大在代議制度下對公權力的民主問責，才能實現(xiàn)問責制度背后的權力制約初衷。

　　《暫行規(guī)定》雖然是針對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專條，但它所喚起的卻是當前強化權力監(jiān)督這一重大的制度建設。在與之適當?shù)姆e極意義上，這種政策努力無疑富于進取，而在更加急迫的公權制衡的進程中，公眾更期望這是從黨政問責走向民主問責的重要一步。一切公權都應該向公眾負責，在黨政體系內部強化下級向上級負責的時候，它也同時嵌入在公眾有權向一切公權力問責之中。就此而言，黨政體系的內部監(jiān)督，與公眾參與的社會監(jiān)督，以及人大、政協(xié)等專門機構的權力監(jiān)督，都統(tǒng)攝于公權制衡這一艱巨的政治目標之下，并將以此獲得公正的歷史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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