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竄紅的文化名人易中天先生以何三畏的《評析李輝“質疑”文懷沙的方法》為主軸，重申“一個所有文化人和批評者都不能不面對的問題，那就是在公共空間對另一個人進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譴責’，要不要有‘規(guī)則’和‘底線’？”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篇《李輝先生，請勿‘道德飆車’》（載09/06/11《文學報》，相關引語均出自此文），認定李輝是“道德飆車”，并且他不無辛辣地嘲諷道：李輝先生的“質疑文懷沙”，已經涉嫌在公共空間“道德飆車”，車速超過“70碼”。而且，李輝先生把人撞飛以后，又有眾多車輛來回輾了N次。文老先生非身子骨特別硬朗，恐怕早就粉身碎骨。他認為文先生不該“被撞”。在最后一節(jié)“誰有資格充當‘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門戶’”，他認為任何人都不可自命為“道德警察”或者“道德檢察官”，因為過了度，會變成“圣斗士”乃至“衛(wèi)道士”。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對待歷史問題，既要有大智慧，更要有大慈悲。

　　此前我看過一些質疑和反質疑文懷沙先生的文章，不少嚴肅的學人都贊同李輝先生的觀點，對文先生“來回輾了N次”，就是說，許多正派學人都參與對文先生的“道德飆車”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打假”，既是學術意義上的打假，也是道德意義上的打假。李輝先生的出發(fā)點無可菲議：“不能讓文懷沙認為神州無人，不能主世人認為媒體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
不能讓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標準和勇氣。”這是對權錢勾結、物欲橫流、學術做假、文化做假情境下的一個戮穿一個反擊，是富有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值得肯定的文化現(xiàn)象。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成長并壯大著一支富有良知和學識的清正力量。易先生決不是指李輝一個人，而是抓住一些窮究文先生當年錯誤的做法，對當下這種反擊偽劣學術及人格的文化現(xiàn)象進行再反擊。這里，同是以演釋傳統(tǒng)文化竄紅的易先生對文先生有明顯的惺惺相惜之情。如果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惺惺相惜是人之常情，那么，在易先生的內心深處——精神歷程，文化研究由隱而顯的生存情境，肯定有與文先生同病相憐之處。

　　一個大家感覺到但沒有說出的時代原因就是，文、易走紅決不是憑著自身和創(chuàng)造——學術研究的過硬（比如錢穆和他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即耐讀，可以深讀和精讀，不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中有卓越的建樹，其學術研究不是緣由自己的學術積累，水到渠成地趁時代回歸傳統(tǒng)文化之風占領了學術高地，而是借助了政治意識形態(tài)情境，有拔苗助長即人為虛飾——虛假的成分。我之謂易先生與文先生的同病相憐即在于此。主流意識形態(tài)要使國人自豪：一不小心中國又出了個大師，印證了已經存在的強勁的中國文化軟實力。當執(zhí)政黨在相當一個時期以革命黨自居的時候，它是對傳統(tǒng)文化持一種嚴厲的反對和顛覆態(tài)度的，現(xiàn)在它終于意識到傳統(tǒng)文化可以做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軟件，于是一夜幾夜，諸多文化大師紛紛現(xiàn)身。這真是一個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時代，好像社會及其發(fā)展——大作家、文化大師的出現(xiàn)，可以“橫空出世”，無須講究社會、思想、文化基礎、精神基礎和人格基礎，只要主流政治需要了，它就可以命名，就可以睜眼閉眼聽任炒作和包裝，“大師”涌現(xiàn)正是“和諧盛世中國”——軟實力的一個有力證明呀。至于“文化大師”一陣風的速朽現(xiàn)象，體制政治從來就是忽視的，它注重的就是“付現(xiàn)”。因而李輝先生抓住的是文懷沙個案，傳導的是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清正之音。如果說這是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它正是我們當下社會所稀缺或普遍回避的。

　　照易先生提示，文先生在抗戰(zhàn)時期即已成名，如果按照社會發(fā)展文化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良性發(fā)展），也肯定是文化大師了，不過其間至少有40年不利于他進行文化研究，這大陸40年正是政治運動頻仍，大革文化命，或傳統(tǒng)文化稍稍喘息的年代。要是文先生像錢穆一直呆在香港倒有出文化成果，成為名正言順文化大師的可能，但他是在中國大陸。且不說那些年月“談文色變”，除了少數(shù)進入政治圈子的文化人供批判之用而與傳統(tǒng)文化打交道，大多數(shù)讀書人是猶躲之唯恐不及，文先生肯定也是這樣，文化研究于他是“昨日黃花”，更重要的是，不管達官貴人還是一般知識分子、平頭百姓，心靈都會受到如此畸型的政治環(huán)境的荼毒，莫說有可能生活上不檢點，就是文化研究的心態(tài)上也會受到污染（如郭沫若、馮友蘭）。這屬于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流變的不可輕易抹去的范疇。

　　一個帶普遍的現(xiàn)象就是，在介紹文化人物時，強調其人現(xiàn)在的成就，在追溯其人進行文化研究的起點年份后，幾乎一筆代過，給人以其人數(shù)十年沒有中斷研究的印象，好像我們國家向來就具有良好的文化研究氛圍；
我更想指出的，是政治運動肆虐的年代，也是知識分子精神病變的年代，不明白這一點，就有可能給人以文化研究不需要相應寬松的環(huán)境，無須良性積累，任何時候都可以大干快上的印象。

　　或許正如易先生所說，文先生對于“偽大師”他自己應該負一半責任，李輝先生抓住其若干事實，延伸其歷史的可圈點之處進行不留情面的揭示，對立的雙方也往往陷在“坐實沙先生污點”的陷阱里，按易先生說就是過度了。在我看來，李輝及一批正直學人對文先生的“道德飆車”，就是以司馬遷為正途的中國歷史精神加現(xiàn)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對以文懷沙先生為代表的，缺乏歷史意識和人格根基的轟轟揚揚的“文化大師”現(xiàn)象，作一個嚴正的審視。在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很輕松很容易地追隨“大師”“偶像”的當下，這樣的“道德飆車”是必要的。由具有公信力的李輝操刀也就更顯示了他的道德勇氣——社會良知和正義的力量。

　　在這場爭論中，我把李輝派作A，把易中天派作B，我以為，A的不足就是在首輪“道德飆車”之后，過于專注個案（如文懷沙）的歷史細節(jié)，沒有扣緊宏觀的現(xiàn)實文化批判和精神命題，導致抓住一些細枝末節(jié)，有專門針對某一個人之嫌，李輝的上述道德表白也就被架空了；
而B的不足就是過于拘泥于“大師既成”這種局面，好不容易我們才擁有如此文化大師，愛護還來不及呢。比如說“文老先生非身子骨特別硬朗，恐怕早就粉身碎骨”，當然指文老先生身體好，也具精神抗震能力，更有“言外之音”：一是他也是受過政治迫害的（增加了其學術的砝碼）；
二是他獲得了“主流”的接納和認同，即有不可小看的“政治保險系數(shù)”，所以不管你們如何“道德飆車”，他自巋然。

　　所謂“歷史精神”，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正視真相(包括個人精神史意義上的真相)。現(xiàn)在“不正視真相”倒可能成為我們的傳統(tǒng)。在極權體制之下，我們的知識分子有太多的不良行為（外國也一樣），這種種不良行為已內化為知識分子性格和靈魂，改革開放的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精神基礎上開始的，所以對所謂大師級的成就不應有過高估計。當然我們不是也無必要揪住和追究相關個人的缺點，我們也要看到即使在極其惡劣的環(huán)境中也還有正直的知識分子不屈不撓進行學術研究，要看到有人格缺限的學人跟其學術成果缺限的內在聯(lián)系，因此在弄清真相之下，一些屬于個人的小節(jié)（如文先生早年的錯誤）談談也不妨。

　　說到“個人錯誤”，有一種是政治強加的（像當年打右派），有一種是政治抓住個人生活上的小過失而上綱上線（當年文先生也許屬于這類），有一種是在政治高壓下的人格心靈向著墮落轉化，有一種與政治無關，在任何時代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現(xiàn)的人性的惡行。這正是我們的時代社會所普遍存在的，構成了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的一般性的精神基礎。這應該是屬于弄清真相的范疇，對社會對個人都是一樣，因而有一個自我審視的問題（跟政治上做檢查無關），對自己的人格和學識有個清醒的把握，這并不防礙我們進過繼續(xù)努力取得驕人的文化成果，這樣建立的文化形象更讓人信服，也更有親和力。

　　問題在于，那個時代所毒害所扭曲所延誤的心靈，受功名利祿的誘導，所謂大徹大悟，投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所好，借政治東風，很快獲得了大師或類大師的桂冠，八面琳瓏，如魚得水。這些人頻頻出現(xiàn)于主流媒體，是公信力所致么？培養(yǎng)了公信力么？前者是個偽問題，后者要仔細辯識，外表上粉絲多簇擁者多似乎印證了某種公信力，其實那是廣告效用，那些粉絲和簇擁者有幾個認真讀了你的大著的？圖個時髦和時尚罷了，這是假的公信力（此類“公信力”正在大行其道呢），也需要具有真正公信力的人予以戮穿。

　　真正的公信力只有建立在讓人了解真相和人格精神上，李輝以往的文化研究就具有這樣的底蘊，易中天也認可，說明他還是明白人。社會需要警察，當然包括道德警察，道德有私德公德之分，但在中國社會，往往是先關注私德層面后進入公德層面，何況（文化）名人的私德公德往往攪在一起。作為一個嚴肅的現(xiàn)代學人，經由“私德”應當很快進入“公德”，他的發(fā)言才會有效地匡正時風，對社會才有真正的促進作用。

　　200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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