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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烈山:我們這些人的幸與不幸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拉家渡先生知我是1982年大學畢業(yè)的,給我出了一個大題目,讓我寫“八二屆人”的精神譜系。只慣寫些雜感隨筆的我,當然不敢率爾膺此大任;
        能借此機會,談談我們這些人的幸與不幸,我是很樂意的。

          稱“我們這些人”,是因為1982屆的大學畢業(yè)生(包括1982年春畢業(yè)的“七七級”學生與1982年夏季畢業(yè)的“七八級”學生),從年齡構成看,進大學時最小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十五、六歲,生于1960年代初;
        最大的是1966年的高中畢業(yè)生,生于1940年代末,已三十歲左右;
        長幼之間可以說是“兩代同堂”。我是(應于)1967年畢業(yè)的初中生,1978年秋上大學時已年滿26歲,在同學中屬不大不小的“中間派”,我們寢室8人我排行“老三”。

          稱“我們這些人”,是因為我在心底總是很頑固地將“我們這些人”視為一個思想政治俱樂部的成員。雖然我明知“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是萬古不易的警世通言;
        明知“八二屆”中那些仍在奔競仕途的人,合著“主旋律”還正講著一套套官話;
        明知“八二屆”中某些知名文化人說過“青春不悔”之類的昏話,甚至還在為“人民公社”唱贊歌……但我寧愿自欺欺人地將之視為“我們這些人”中的例外,或是別有所圖的作秀。目前在廣州工作的我們北師大中文系1982屆夏畢業(yè)的同學共有5人,來自4個省區(qū);
        各人的家庭背景都不同,有出身城市里省級高干家庭的;
        有軍官大院長大的;
        也有我這樣生長于窮鄉(xiāng)僻壤的農家子弟;
        當前從事的職業(yè)也各不相同,分別是國企負責人、私企業(yè)主、教師、政府官員和報紙編輯?墒,不論談論歷史還是評價現(xiàn)實,不論是議論國內時事還是分析國際新聞,大家的觀點往往不謀而合。同學之外,在我所接觸的“八二屆人”中,不管他學的是什么專業(yè),當下干的什么工作,似乎都心有靈犀易投緣。

          稱“我們這些人”,當然也是為了把我們與我們的同齡人區(qū)別開來!拔覀冞@些人”,不屬同齡人中的寵兒(“寵兒”是那些被“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是那些被傾注特別關愛當“接班人”重點培養(yǎng)而先提拔后來邊當官邊拿高學歷高學位文憑的人。這樣講,有“一竿子掃倒一船人”之嫌,蓋被保送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中,也有少量用來體現(xiàn)“給出路政策”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
        “工農兵學員”流品復雜自然也有好人有才子,他們有些人后來因文憑上的“金印”受到歧視頗感郁悶;
        但最早讀研的人還是以“工農兵學員”居多,畢竟他們捷足先登進過大學校門),毫無疑問,“我們這些人”確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大凡現(xiàn)今40歲以上者,都有過忍饑挨餓、動亂失學和被愚弄被利用被作踐的經(jīng)歷,“我們這些人”雖說難逃同齡人這般般種種的劫難,畢竟失而復得有了上大學的機會,并因而改變了人生的道路。

          《編譯參考》2003年第2期譯載了香港《遠東經(jīng)濟評論》上的一篇關于中國都市精英的調查報告(報告撰稿人努雷•維塔茨,郭麗編譯)。其中有一節(jié)叫《45—54歲人的困惑》寫道:“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在廣州。45歲—54歲的群體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年輕和年長的群體。由于錯過時機,他們就像乘飛機沒買到前排座位的旅客,只好一直坐在最后。他們的收入比別人少,中國城鎮(zhèn)居民的平均月收入是8000元,這些人的平均月收入僅有6909元。”這抽樣調查報告的數(shù)據(jù)不一定準確,但基本判斷與人們的生活經(jīng)驗是吻合的。比這一個年齡組年紀大些的人群,一生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大多已“安全著陸”,不是“功成身退”就是“功成名就”,可以安領養(yǎng)老金(至于是否都能按月領到又是一回事),回家抱孫子了;
        再不濟的,子女已受完基本不用花錢的中學大學教育,參加工作頂替父母做了家里的頂梁柱。比這一個年齡組年輕的人們,正年富力強,即使單位“關停并轉”了,拿著“買斷工齡”的錢學點技藝,從頭開始干點什么事雖說艱難困苦卻也不算太遲。惟有45-54歲這個年齡組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卸肩喘氣,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不知何去何從。與這些同齡人相比,“我們這些人”豈不是太幸運了!由于有“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畢業(yè)生的牌子,絕大多數(shù)都找到了好位子;
        即令沒有當上高官,也大多有了高級專業(yè)職稱;
        除非自愿,人家一般不好意思炒我們的魷魚。在招聘廣告不約而同將應聘年齡“限于35歲以下者”的今天,能有一只“鐵飯碗”捧到老,夫復何求?

          不過,與我們的同齡人比沒有什么意思。我想說的“我們這些人的幸與不幸”,應當是與比我們年長的、特別是與比年輕的人們相比較,是“我們這些人”區(qū)別于前后兩撥人的獨特之處。

          我們這些人有一首共同的歌,就是李劫夫作曲填詞的進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fā)斗志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向前進!向前進!革命洪流不可阻擋;
        向前進!向前進!朝著勝利的方向!”小時候,即使饑腸轆轆,衣衫襤褸,每當這首歌的旋律響起,我就不禁熱血澎湃,頓然勃發(fā)一股獻身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yè)的革命豪情。忘不了1958年我們通?谌嗣窆绯闪⒋髸氖⒋髨雒。6歲多的我,一大早跟隨扛著“七大領袖”(毛劉周朱陳林鄧七個中常委)標準畫像牌和一桿桿彩旗的社員們向中心會場進發(fā),敲鑼打鼓比端午節(jié)看賽龍舟還熱鬧。然后,是像城里孩子一樣上生產(chǎn)隊辦的幼兒園,吃公共食堂……我們這些人目睹“三面紅旗”,投身“文化大革命”,在那個“火紅的年代”長大,“有幸”經(jīng)歷與見證了人類歷史上這場空前絕后的悲壯的烏托邦大實驗。在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在幾億人口中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無疑是一個創(chuàng)舉;
        以與舊的所有制及其觀念徹底“決裂”為旗幟的“文化大革命”,也確是“史無前例”的。盡管它們失敗了,我們絕對不愿后人與旁人重蹈覆轍,但作為大饑荒、大動亂的“幸存者”與人類精神史上的冒險者(哪怕是被裹挾被蒙騙的),我們這些“過河卒子”,仍可以將這段不可重復的“試錯”經(jīng)歷,化作寶貴的思想資源。

          與六十歲左右、在“十七年”受完教育的上一輩人比,“八二屆人”在大學里接觸了很多從前被禁錮的中西方文化典籍,大多數(shù)人自己補上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必修課,精神視野更開闊,自覺地成為高擎“五四”民主與科學大旗的繼承者。我們這些人對1949—1978三十年的那一段歷史,形成了以下兩點基本共識:一是,烏托邦運動的致命性謬誤在于試圖根除人的私欲,培育一代忘我的“新人”;
        并為此強力推進所有制革命,發(fā)動一茬接一茬的思想改造運動,“觸及人們的靈魂”“斗私批修”;
        這個運動從根本上是違背人的趨利和自利本性的,必然會依靠侵犯個人權利的強制性手段來推行,因而不可能尊重基本人權;
        這個運動的發(fā)動者和領導者自視是完美的人類社會的設計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蕓蕓眾生的精神導師,根本不可能平等待人,而必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因而與平等精神、民主原則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們今天承認“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的巨大效能,就是承認人的趨利本能的正當性,承認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參與公平競爭的權利,即有掌握自己命運的天賦自由與民主權利。第二點共識是,人類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是發(fā)展生產(chǎn)力、增長財富的主要手段。從前我們被號召消滅工農、城鄉(xiāng)、腦力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三大差別,采用的是削峰填谷的方式,將城里的知青往鄉(xiāng)下趕,讓知識分子努力與工農兵“劃等號”;
        逆世界潮流而動,不是發(fā)展現(xiàn)代科學文化教育,而是極力貶損原有的知識分子,將數(shù)十萬知識精英打入社會最底層接受體力勞動改造,甚至停辦大學,大辦什么“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五七干!;
        動輒搞什么“人民戰(zhàn)爭”即人海戰(zhàn)術,思維還停留在秦始皇修萬里長城的年代;
        如此冥頏不靈怎么可能不使中國越折騰越落后?

          我們這些人雖然對現(xiàn)狀有種種不滿,有時也不免懷舊——過去的歲月里畢竟紀錄著我們的生命歷程和喜怒哀樂,但是,我們不會愚蠢到希望回到“毛澤東時代”。我們明白,今日存在的許多根本性問題可以追溯到那個年代。比如:滋生無法無天家長作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作為權錢交易條件的行政審批許可制度,虛報浮夸說假話的官風,互相欺瞞互相防范的小人心態(tài),你死我活的暴力傾向……這種種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弊病的根子出在哪里,在我們這些人看來是昭如日月的;
        但在許多六十歲左右的人眼中,卻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惡果,都是打開“市場經(jīng)濟”這個魔盒惹的禍。

          而與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一代相比,一次次從輕信到幻滅的生活體驗,使我們對社會現(xiàn)象有了清醒而堅定的判別能力。不敢說八卦爐里已煉就火眼金睛,但不管何方神圣,再想給我們洗腦,給我們“導向”,都是枉費心機。我們這些人常常感到很奇怪,年輕的一代外語比我們好,電腦操作技術比我們強,對西方思想大師如數(shù)家珍,吃麥當勞穿牛仔褲跳迪斯科搞一夜情之類洋名堂比我們來勁,但是“民族主義”情緒卻莫名其妙地高漲,一有風吹草動,就以對美國“說不”為時髦。一看電視里的國際新聞,他們仿佛就變成了無腦人,用腳趾頭思考問題了。比如,北約干預科索沃的戰(zhàn)爭,不待今日南聯(lián)盟的一些前軍政首腦先后到海牙國際法庭自首,不待今日從《大學人文讀本》上讀到《以歐洲的名義阻止納粹悲劇重演》這樣的文章來醍醐灌頂,當時我們就可以給出自己的判斷:歐美國家空前地協(xié)調一致的立場,總有它們可以說服國民的理由;
        偏聽則暗,既然我們只能聽到“自己”的聲音,怎么可以相信電視里的一面之辭呢?如果美國與北約軍隊真的在屠殺平民,貝爾格萊德還可能有那么多市民身上佩戴靶心圖案,熱鬧如狂歡節(jié)般匯集到大橋上向敵人示威嗎?又如,在巴以沖突尖銳的近幾年,電視上常有渲染以方殘暴和巴方英勇反抗的新聞畫面,我們對此會很容易地作出分析:假如以方真的很殘暴,巴方青少年還敢向他們的軍人警察和坦克擲石塊嗎?別說對敵方軍人了,你上街對本國警察與聯(lián)防隊員象征性地吐幾口唾沫試試,——活得不耐煩了,找死!上網(wǎng)看看那么多年輕的網(wǎng)民和大學生,那么容易被煽動,讓人覺得刻骨銘心的社會經(jīng)歷比五光十色的知識重要得多。

          我寫下以上這些話的時候,心里明白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優(yōu)越感,其實優(yōu)越感是個很虛妄很可笑的東東,姑妄言之吧。下面談談我們這些人的“不幸”。

          我們這些人的“不幸”根源于與當今時代的悲劇性沖突。

        這是一個科學知識飛躍發(fā)展,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時代。我們這些人因為成長于饑餓與動亂年月,人生中知識汲取能力最強的年齡,除了毛選四卷、馬列六本書與八個樣板戲,幾乎無書可讀;
        初上大學時還沒有經(jīng)濟系與法律系,只有“政教系”(政治教育系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專業(yè),后來才由此獨立出哲學系、經(jīng)濟系);
        中文系的現(xiàn)當代文學也不學沈從文、張愛玲的;
        至于外語,若只要畢業(yè)證不要學位不想考研,也可學可不學。我們的同齡人,除了秦暉、朱學勤、徐友漁等屈指可數(shù)的有極少數(shù)人學貫中西,大多數(shù)人的知識功底與創(chuàng)新能力是無法與年青一代相比的。在人力資源爭奪全球化的今日,中國大陸35歲以上的人在各方面都處于劣勢,這是不爭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服。

          當然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我們這些人中,從政的也許、可能還有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卻似乎也處于前有長堤大壩、后有新潮巨浪排山倒海涌來的境地;
        官場之外五十歲左右的人被擠出局的壓力,則命定了是無法排解的。2002年9月北師大100周年校慶紀念日,我們班的同學畢業(yè)后20年重聚,但見大多數(shù)同學“鬢發(fā)各已蒼”,有的同學滿頭灰黃叫大家認不出了。我不禁想到唐人鮑溶的詩《始見二毛》的句子:“百川赴海返潮易,一葉報秋歸樹難”!岸,我給它的解釋是黑白兩種顏色的頭發(fā),所謂“始見二毛”就是初次發(fā)現(xiàn)自己的黑發(fā)里夾雜了白發(fā);
        “二毛”,也就是俚語罵人的“老雜毛”!蹲髠鳌飞险f“不擒二毛”,可見,“二毛”之人是沒有多少戰(zhàn)斗力的,已成了敵方憐憫鄙視懶得理睬的對象,只配繳械投降。什么追回青春的損失,完全是自我安慰的話頭;
        自我迷戀,以為修齊治平“舍我其誰”,是太無自知之明而只能討后人厭憎。不甘心與不認命,是我們這些人無藥可療的心病,也是我們這些人的尷尬所在。

          中國已與西方發(fā)達國家接軌進入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商業(yè)時代,還要摻合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犬儒主義。我們這些人在內心深處未免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皆因我們從小在“理想主義”的教育環(huán)境中成長,浸肌浹髓的東西已很難剔除掉。走在重慶的朝天門碼頭,我仿佛回到了小說《紅巖》之中,看到了江姐為中華民族爭自由的身影。不論我現(xiàn)在的政治觀點如何變化,對當初那些真誠地為理想與正義而獻身的人們,我將永遠心懷崇敬。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當我們?yōu)榱恕皭坌、正義、良知”而進行輿論監(jiān)督遭到貪官污吏及其保護者狙擊時,我心底每每響起《杜鵑山》中黨代表柯湘的那段唱詞:“我恨不能,恨不能飛身躍上萬仞崗,且把刑場變戰(zhàn)場,暢談革命斥賊黨,揭謊言,明真相,驅迷霧,迎曙光,驅迷霧,迎曙光,將火種播向這萬里山鄉(xiāng)!”我們這些人不希望中國再發(fā)生動蕩,更不認同以暴易暴,不愿打斷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進程,但是我們也不愿墮落為只圖飽食的豬玀與沒有人格尊嚴的“太平犬”!斑_,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中國知識分子這種難以泯滅的志趣流淌在我們的血液里。就是這種不合時宜的志趣,成了我們這些人融入當下這個有中國特色的商業(yè)社會,不擇手段去贏得“成功”的精神障礙。在這個鮮廉寡恥“成王敗寇”的時代,這種“理想主義”的道德遺存,對個人的“發(fā)展”當然是很不幸的。——說這樣的話,是哀怨的自憐還是高標的自傲,抑或兼而之呢?我自己也理不清。

          說到最后,我還要重申,我說“我們這些人”,并不是妄想代表“我們這些人”發(fā)言,我再不知羞恥,未經(jīng)授權,我也不會假借大義僭妄自雄,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談談我對“我們這些人”的看法。我也知道這種一概而論,只有在概率分析的意義上才有幾許意義,若當全稱判斷來看,是經(jīng)不起證偽的。這與說卦解簽的一樣,我說得準不準,只能由您自己掂量了。

        2003年2月4-5日

          

          (原載《隨筆》200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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