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圍繞如何實現(xiàn)合作共同抗日，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進行了5次重要談判，最終在1937年9月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在廬山談判中，蔣介石對周恩來表示“在獄共黨可由國方開始分批釋放”，同意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1937年9月，黨組織將我從國民黨南京軍人監(jiān)獄營救出獄。出獄后，我就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并接受審查。當時，凡是共產黨員從國民黨監(jiān)獄出來的或被捕過的，到了延安都要接受組織審查。經過陶鑄證明我在獄中堅貞不屈，沒有叛黨，又經中央政治審查委員會討論，恢復了我的黨籍。很快，我就投身到國共合作的抗日戰(zhàn)場。

在國軍兩任政治教官

　　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我因未公開共產黨員身份，先后到國民黨張自忠的第33集團軍和李宗仁的第五戰(zhàn)區(qū)任政治教官。
　　張自忠第33集團軍的參謀長是張克俠。張克俠是中共特別黨員，畢業(yè)于保定軍官學校，同馮玉祥是連襟，長期在馮玉祥部擔任重要職務，掩護中共組織在該部的工作。1937年11月張克俠隨馮玉祥到達武漢，并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取得了聯(lián)系。
　　1938年2月，重返第59軍任軍長的張自忠函請馮玉祥派張克俠回到該軍，“二張”重新合作共事。經中共中央長江局批準并取得馮玉祥同意，張克俠立即返回第59軍任職。
　　張克俠帶著馮玉祥的親筆信奔赴魯南戰(zhàn)場，先后任第59軍、第33集團軍參謀長，協(xié)助張自忠取得了臨沂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并率部轉戰(zhàn)魯豫鄂等地。

　　由于在臨沂保衛(wèi)戰(zhàn)中部隊傷亡過大，張克俠建議成立干部訓練團（簡稱干訓團）。張自忠同意由張克俠籌辦，招收一部分學生并選拔一部分士兵受訓。在選拔教職員時，為了提高軍官的政治素質，張克俠致函葉劍英，請長江局派教員并代招一些學員。
　　長江局決定派我和曹荻秋去張自忠部。我?guī)�上馮玉祥的介紹信，去到張自忠那里，他安排我在干訓團當政治教官。干訓團駐地在河南駐馬店，我們招了79名學員。
　　8月上旬，干訓團正式開訓，董升堂負責日常管理，張克俠負責教學管理。中旬，第33集團軍調湖北武勝關、橫店一帶，準備參加武漢會戰(zhàn)。張克俠隨軍襄助，干訓團由董升堂負專責。
　　9月7日起，張自忠和張克俠率部與日軍第10師團激戰(zhàn)，予敵重創(chuàng)，堅守潢川12晝夜，完成了戰(zhàn)區(qū)賦予的堅守阻敵任務，奉令向光山、經扶轉進。當時，日軍第二軍廣播稱：“皇軍在潢川方面曾遭華軍極強烈之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損失�！�22日，張自忠受到蔣介石通令嘉獎，為西北軍同僚所稱慕。
　　張克俠再獲襄助之功，甚為張自忠賞識。會戰(zhàn)期間，董升堂從干訓團來電，稱團內有異黨活動，請示處置。董所謂“異黨”，即為張克俠推薦的我和曹荻秋等人。董升堂反共甚為堅決。張自忠不反共，但決不允許共產黨在所部發(fā)展組織，即電復董升堂，將我們除名離團，不追究責任，為張克俠留了面子。
　　10月，我和曹荻秋從國民黨第33集團軍出來，打算到武漢找八路軍辦事處。走到老河口時，才知道武漢已經失守。經過商議，我們決定去重慶。到達襄樊的那天下午，曹荻秋就碰見了熟人，知道錢瑛等同志在襄樊。于是，我們和黨組織接上了關系。
　　當時，錢瑛是中共鄂西北特委書記，我們原來在洪湖就認識。見面后，她叫我不要到重慶去，這里有許多工作需要人。
　　經過中共鄂西北特委的介紹，我在第五戰(zhàn)區(qū)文化委員會擔任軍事干事。后來，第五戰(zhàn)區(qū)籌備成立干訓團，又介紹我去干訓團擔任政治教官。
　　不久，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企圖以政治手段把共產黨解決掉。后來，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在草店給我們講話時，口口聲聲稱我們是左傾朋友，施展了一套“溶共”手段。于是，我們就離開了干訓團。據(jù)李宗仁后來回憶：
　　在抗戰(zhàn)開始之后，平、津、京、滬學校泰半停辦。青年人請纓心切，紛紛投入軍旅報效。我于1937年11月抵徐時，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學男女學生、教授、教員不下數(shù)千人。無不熱情興奮，希望有殺敵報國的機會。為收容這批知識青年，我便命令長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戰(zhàn)區(qū)徐州抗戰(zhàn)青年干部訓練團”，共有學員四五千人。但是當時中央沒有這筆經費，我便商請廣西綏靖公署匯款前來維持。經過短期訓練后，畢業(yè)學員都分發(fā)至地方行政機構或各部隊擔任組訓民眾和宣傳等政治工作，以提高軍民抗敵情緒，成效頗著。徐州撤退時，在該團受訓學員尚有兩三千人，遂遷至潢川繼續(xù)訓練。各地青年來歸的，仍絡繹于途，朝氣蓬勃，俱有志為抗戰(zhàn)效死力。無奈為時不久，委員長忽有命令將該團停辦。而陳誠所主持的“戰(zhàn)干團”，那時卻正開班招生，何以獨獨將潢川訓練團停辦，殊令人不解。然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辦理。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訓練機構，便無端夭折了。這批青年學生后來投效延安方面的為數(shù)甚多。

拉起川軍“特工總隊”

　　在國軍兩次出任政治教官期間，我逐漸認識了一些川軍將領。后來，還通過國民黨開明人士李范一結識了川軍45軍副軍長陳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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