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越來越“有錢”了，但卻并沒有因此感到更加幸福，焦慮反而成為不斷被提及的話題。
　　為什么財富增加了，幸福感卻沒有隨之增加？這一現象的背后，折射的，實則是人們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來自于對財富的危機感，因為沒有好的財富管理服務，人們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渠道，握著手中的錢不知道該往哪投。

居民財富高速增長

　　近10年來，我國居民財富增長迅速。據招商銀行與貝恩咨詢2017年發(fā)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年底，我國居民個人可投資資產規(guī)模已達165萬億元，2006—2016年復合增長率高達20%，如圖1、圖2所示。而按照國家金融與發(fā)展實驗室和騰訊金融科技智庫在今年2月4日共同發(fā)布的《互聯(lián)網理財指數報告》中對我國居民可投資資產按高、中、低情形測算的數據來看，2017年，中等情形下，我國居民可投資資產規(guī)模為251萬億元，到 2018年年末將達到296萬億元，到2020年，居民可投資資產規(guī)模的波動上限和下限則分別為356萬億元和474萬億元，中等情形的可投資資產規(guī)模為415萬億元，見下頁圖3。

高凈值人群全球資產配置需求旺盛

　　從我國高凈值人群的發(fā)展情況及其資產配置情況來看，我國高凈值人群財富集聚速度越來越快，且呈財富越多增長越快的趨勢，資產配置也早已全球化。但我國為高凈值人群提供專業(yè)財富管理的機構服務能力明顯跟不上其需求的發(fā)展，亟須加強和提高。

財富增長靠經營企業(yè)

　　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使財富不斷進行著遷移，居民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財富也在加快向上聚集，高凈值人群的增長情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據胡潤研究院發(fā)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擁有千萬元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已達到147 萬，其中將近5成家庭可投資資產達到千萬元，為74.9 萬。擁有億萬元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9.9 萬，其中5.9萬家庭可投資資產達到億萬元。家庭總資產達到3000 萬美元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數量為6.5萬，而其中6成可投資資產達到3000萬美元。
　　如果說從各財產規(guī)模層面高凈值家庭數量的構成尚不能明顯看到財富的增長趨勢的話，高凈值家庭數量的增長率則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答案。從圖4可以看到，資產從千萬元到3000萬美元，高凈值家庭數量增長率呈現出一條明顯的上升軌跡，資產越多的高凈值人群，其增長速度越快。
　　在千萬元資產的高凈值人群中，55%為企業(yè)主，其企業(yè)資產占其所有資產的60%；炒房者15%，房產投資占其總財富的90%；金領則占20%，他們的財富中現金及有價證券占20%；從事股票、期貨等金融投資的專業(yè)人士占10%，其30%的財富為現金及股票，如圖5所示。
　　而億萬元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主要由企業(yè)主、炒房者和專業(yè)人士組成。其中，企業(yè)主的占比達到了75%，炒房者占比為15%，專業(yè)投資人士占10%，如圖6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企業(yè)主的財富中，60%為企業(yè)資產；炒房者的房產投資占其總財富的8成以上，專業(yè)投資人士的財富中，73%為現金及股票，25%為投資性房產。

跨境投資信任專業(yè)

　　對于高凈值人群而言，進行全球資產配置已成為其投資的基本需求，見下頁圖7。高凈值人群進行跨境投資時，更信任專業(yè)財富管理機構，商業(yè)銀行為首選。全球資產配置群體與家族企業(yè)群體略有不同，前者更傾向于選擇私人銀行和第三方機構，這與機構的全球資產配置能力緊密相關，見下頁圖8。
　　家族企業(yè)群體傾向于選擇證券公司和私人銀行，這與證券公司上市融資能力有關。需要注意的是，家族辦公室受高凈值人群的關注度并不高，律師事務所也并未受到高凈值人群的關注，其法律意識有待進一步提高。但高凈值人群對家族辦公室的低關注度并不意味著高凈值人群不重視家族財富傳承，而是我國為這一人群提供家族財富規(guī)劃和管理的服務能力不足，尚有很大提升空間。

富裕人群渴望家庭規(guī)劃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們的財富也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不斷增長，富裕人群數量逐年增加。但總體來看，富裕人群受到來自家庭、職業(yè)等方面的壓力較大，尤其是來自家庭的壓力，子女教育、養(yǎng)老等問題深深牽動著這一人群的神經，使其在財富管理上具有一種務實性焦慮。因此，他們對能夠促進其更好管理財富，減輕壓力的家庭財富規(guī)劃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尤為重視，愿意為此付費進行學習。

富裕人群發(fā)展情況

　　綜合福布斯中國發(fā)布的《2017中國大眾富裕階層理財趨勢報告》及公開數據，可以看到，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家庭可投資資產在100萬～500萬元富裕人群已達到2092萬人，年增長率達到了18.8%，如圖9所示。
　　在財富狀況上，年收入40萬元及以下群體占75%， 50萬～100萬元的占比8%，超過100萬元群體僅為7%，見圖10。其中，創(chuàng)業(yè)者家庭年入達百萬元的比例最高，為17.26%，自由職業(yè)者位居第二，占比14.29%，見下頁圖11。
　　工資獎金是富裕家庭財富最主要的來源，其次是企業(yè)經營和分紅，來自金融產品投資的財富占比超過房地產。房地產需要較大的資金量才能變現，加之政策管控下的房地產溢價能力減弱，一些門檻不高的金融產品反倒成為富裕人群青睞的財產性收入來源，如圖12所示。
　　富裕人群可投資資產規(guī)模多集中在100萬～300萬元，占比高達70%，如圖13所示。從圖14來看，有56%的人已婚，38%的人未婚，“先成家后立業(yè)”的觀點不再流行，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更愿意在事業(yè)上有所成就時，再考慮婚戀問題。加上一、二線城市生活成本較高，富裕人群不會輕言婚姻，這也是“剩男剩女”廣泛出現的原因之一。在富裕人群中，無子女的占47%，1個子女的占46%，生兒育女對他們而言成為一種壓力，他們對待子女的考慮較為慎重，見圖15。

財富管理需求分析

　　大部分富裕人群從誕生那天起就打響了財富保衛(wèi)戰(zhàn)（下頁圖16），銀、股、基、債、網、房、海外配置，想方設法保護財富。但這一群體在投資理財上因為欠缺整體規(guī)劃、信息解讀、原理知識和交易方法，出現整體性的務實性焦慮。
　　在投資理財的配置品類中，最主流的是銀行定期存款或理財產品、股票、基金、債券、互聯(lián)網理財、投資性房產這6種類型，顯著高于其他配置品類，見圖17。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資產配置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從2016年的4%增加到12.2%。這可能是由于最近一兩年人民幣貶值傾向嚴重，富裕家庭注意到了這一風險，并有針對性地配置一部分境外資產。然而，對于已經擁有境外資產的高凈值人群，富裕人群的境外配置進程才剛剛啟動。如圖18所示，在已配置境外資產的富裕人群中，接近5成的人境外資產占比不到5%，只有11.3%的人境外資產占30%?50%。
　　人民幣匯率并非富裕階層進行境外配置的最主要因素，分散資產與分散風險才是富裕階層進行境外配置的最主要考量�？傮w來說，富裕階層人群進行跨境配置的動力也較為多元化和理性化，見圖19。

渴望了解財富規(guī)劃方法

　　在學習理財知識方面，僅有4.4%的人認為“我已經掌握了一整套方法，欠缺的不多了”，其余95.6%的人中，認為自己最欠缺的知識依次為整體規(guī)劃、信息解讀、原理知識和交易方法。從附圖可以看出，大部分人最需要的，既不是原理性知識，也不是“告訴我什么時候買、什么時候賣”的功利性方法，而是家庭規(guī)劃和趨勢性解讀，因為這些知識能夠幫助自己對家庭的資產配置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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