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有一段話，堪稱對大學教育系的經(jīng)典調侃：“因為在大學里，理科學生瞧不起文科學生，外國語文系學生瞧不起中國文學系學生，中國文學系學生瞧不起哲學系學生，哲學系學生瞧不起社會學系學生，社會學系學生瞧不起教育系學生，教育系學生沒有誰可以給他們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72頁）
　　近讀《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之《吾國學術之現(xiàn)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偶見七十余年前陳先生對教育學的評論。該文為一九三一年陳寅恪先生為紀念清華成立二十周年所作。文章對當時中國各學科的學術研究一一做了評論，在談到教育學時陳先生說：“教育學則與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今日中國多數(shù)教育學者庶幾近之�！保ā蛾愐�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lián)書店二○○一年版，361頁）言下之意，教育學離“學術”二字尚遠。
　　兩位大師對教育學（系）的直接或間接批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教育學在大學中的學術地位。七十多年過去了，教育學作為“次等學科”的地位仍未改變。究其原因，是否還是因為：一方面由于學科本身缺乏嚴謹?shù)囊?guī)范和深刻的理論；另一方面，教育學人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面或有欠缺。而后者或許正是教育學界應當努力改進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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