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育學”是一種嶄新的教育人類學研究取向，實質上是一種“辯證關系論”的取向，強調教育的情境性、差異性、過程性和變動性
　　2010年，教育社會學家吳康寧撰文探討了一個長久以來困擾學術界和政策界的問題——“中國教育改革為什么會這么難”。
　　從教育人類學視角來看，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固然可能人言人殊，但是社會精英總是試圖用所謂“普世教育學”（universal pedagogy）去引導和規(guī)制“教育社會”（educated society），以致完全忽略了“地方教育學”（local pedagogies）的價值和能量，這是造成中國教育改革這么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借助人類學家格爾茨從文化闡釋學路徑提出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這一概念及其意蘊，我們嘗試提出“地方教育學”，認為它是一種嶄新的教育人類學研究取向，區(qū)別于“自然實在論”和“社會構建論”兩種傳統(tǒng)取向�！白匀粚嵲谡摗比∠虺３ＵJ為“所有社會都有教育”，視教育為人類社會的一種自然且恒常的存在，但這種取向注定要將教育同它存在于其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剝離開來，最終陷入“本質論”困境�！吧鐣�構建論”取向則強調了教育的情境性，認為教育總是被特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所形塑，但這種取向造成的后果卻是只見“情境”不見“教育”，最終陷入“虛無論”泥潭�！暗胤浇逃龑W”取向是在反思性繼承上述兩種取向的基礎上提出的，實質上是一種“辯證關系論”的取向，強調教育的情境性、差異性、過程性和變動性，認為特定教育的實踐活動、制度架構和觀念體系，抑“地方教育學”是一種嶄新的教育人類學研究取向，實質上是一種“辯證關系論”的取向，強調教育的情境性、差異性、過程性和變動性或說特定的“教育文化”（cultures of education）都是人們主動或被動地在與特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互動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變動不居、不斷演化的，也是傳播流動、不斷拆合的。
　　更進一步說，“地方教育學”的取向認為：（1）不存在孤立存在的“地方教育學”，因為“地方教育學”是一種關系性的存在，也就是說，一種“地方教育學”總是相對于另一種（些）“地方教育學”而言的，在具體研究中常常要采用跨文化比較研究法;（2）所謂“普世教育學”并不是“普世的”，而是極其“特殊的”，它常常是將教育科學知識、政治經濟欲望和社會文化偏好雜糅在一起，采用洞悉一切的“上帝視角”、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和理性技術的“實證風格”，是相當有魅惑力和控制力的;（3）“地方教育學”是一種有彈性的文化信念，它既可能是社群性的，也可能是國家性的，更可能是區(qū)域性的（近年來隨著智能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也許有一天“人類教育學”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地方教育學”也未可知）;（4）“地方教育學”取向內里由“文化平等論”支撐，有著抵制和反抗“文化等級論”的社會趣味和批判品格。在中國教育改革的眾多阻抗力量中，“地方教育學”扮演著特殊角色，這使得教育人類學家獲得了一種近乎天然的優(yōu)勢視角。在過往學術研究中，來自其他學科的專家學者在“中國教育改革為什么這么難”的歸因分析中，總是將“病理學”鏡頭對準了地方人群經濟上的“自利”、政治上的“幼稚”、社會上的“不足”和文化上的“缺陷”，總是認為“被改革”的那些目標群體是有待“啟蒙”和“規(guī)訓”的，而“地方教育學”的取向使我們有機會把“病理學”鏡頭掉轉過來，對準那些隱藏在教育改革，特別是關鍵教育政策背后的“普世教育學”，作些正本清源的反思和調整。
　　“地方教育學”浸潤著特定人群的生活體驗和生命智慧，聚焦和凝視它不僅使教育人類學的人群志（ethnography）和比較法有了足夠的用武之地，而且有可能真正想象出中國教育改革的完整圖景。
　　作者簡介：
　　巴戰(zhàn)龍，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教育人類學和族群人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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