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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事浩茫連廣宇的意思【心事浩茫連廣宇】

        發(fā)布時間:2020-02-27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王綬?,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研究員、名譽臺長,中國天文學會名譽理事長。   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43年畢業(yè)于重慶馬尾海軍學校。1945年留學英國。1953年回國。歷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上海徐家匯觀象臺、北京天文臺副研究員、研究員,北京天文臺臺長,中國科學院天文委員會主任等職。1980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數(shù)學物理學部副主任、主任。1985年被選為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1959年負責創(chuàng)建我國射電天文學。隨后在北京天文臺開始“太陽射電”及“宇宙射電”設備的建立和研究工作。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1998年當選為歐亞科學院院士。
          
          “我當時要是在美國,就不會有這樣的機遇”
          王綬?是我國射電天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射電天文學是以無線電接收技術為觀測手段 ,利用觀測天體的無線電波來研究天文現(xiàn)象的一門學科。射電天文學的研究開始于1932年,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一些物理學家和工程師,把在二戰(zhàn)中發(fā)明的雷達技術和設備用于天體研究領域,射電天文學才得以迅速發(fā)展。
          
          主持人:您是中國射電天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首先請您為我們解釋一下,什么是射電天文學?
          王綬?:創(chuàng)始人不敢當。射電天文學是這樣――1932年,人類由于洲際通訊,偶然發(fā)現(xiàn)了在地球之外有無線電波。一些天體,自古以來我們都是用眼睛看它們發(fā)出的光,研究它們的光學現(xiàn)象;知道天體有無線電波后,我們就希望能收到它們的無線電來進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西方的一些無線電隊伍,特別是雷達隊伍,把一些技術設備都轉(zhuǎn)到對天體的研究上去了,一些非常出色的物理學家和工程師都參加了,一下子發(fā)現(xiàn)了很多新現(xiàn)象。
          主持人:也就是說,射電天文學給了我們了解宇宙的另一個手段。
          王綬?:有了這個新的手段,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個形象,從而更全面地了解它。
          主持人:從20世紀中葉到現(xiàn)在,射電天文學也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它在我國天文學史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王綬?:新中國成立后,在我們顧得上去發(fā)展基礎科學的時候,就開始建設射電天文學。在20世紀50年代,全世界的射電天文學都處在起步階段。
          主持人:射電天文學對人類的直接影響是什么?
          王綬?:很多自然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創(chuàng)造、發(fā)展它的工具,這些工具在使用的目的上與人類日常生活沒什么直接關系,但一旦發(fā)明出來,就具有了普遍性。比如說射電天文學,開頭就碰到一個大難題――它用的波長很長,而相對而言射電望遠鏡不夠大,“分辨本領”就變得很差,看東西不清楚,就跟近視眼似的。要想看得很清楚,就要把望遠鏡做得非常大。20世紀60年代,出現(xiàn)了一種“綜合孔徑”射電干涉儀系統(tǒng),干涉儀的基線非常長,不但“分辨本領”提高了,而且能夠很好地“成像”。這種技術移用到了雷達上,能夠很準確地測出被偵察物體的位置。
          主持人:二戰(zhàn)以后,中國的射電天文學從零開始。在這樣一個零起點上,您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王綬?:我們靠小米加步槍作戰(zhàn)。射電天文學我們沒有現(xiàn)成的基礎,所以當時中國科學院作了一個決策,讓我們利用和蘇聯(lián)在海南島聯(lián)合觀測日食的機會,引進他們的技術。我們召集了一些年輕力量,去了海南三亞。海南那時還比較荒涼、很窮。內(nèi)地干部到了三亞以后,每個人都得了瘧疾;疾×司托蒺B(yǎng)三個月,病好了就又上去。一撥人一撥人地換,再病了再下來,我們就是這么干活的。我們到那里觀測困難相當大,但是跟當?shù)氐母刹勘绕饋,人家比我們要苦多了?
          主持人:這次觀測日食是蘇聯(lián)專家提出來的。聽說他們還從蘇聯(lián)特意運了幾架望遠鏡到中國?
          王綬?:這是一個聯(lián)合觀察隊,要到特定地點去觀察日食,當然得自己帶設備。中國當時沒有射電望遠鏡,我們組織了一個隊伍,跟他們學,當然還負責后勤工作。當時,我國跟蘇聯(lián)是兄弟國家,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科學上的合作還是很真誠的。經(jīng)過在海南島的合作,我和他們的團長莫爾強諾夫結(jié)下了終生的友誼,中蘇關系非常不好的時候,我們都還彼此一直非常關心。
          主持人:據(jù)我所知,通過海南島的日食觀測,中國有了自己的第一架天文望遠鏡。
          王綬?:我們在蘇聯(lián)帶到海南的技術的基礎上,制造了自己的第一臺射電望遠鏡,比原計劃起碼提前了十年。和蘇聯(lián)人聯(lián)合觀測日食的時候,我們從北大、清華、南京工學院的年輕助教中挑選人員組成一支隊伍,分配到每臺望遠鏡工作。望遠鏡安裝起來要調(diào)試,調(diào)試后天天演練,工作完畢后拆下來。我們和蘇聯(lián)專家在一起待了一個多月,每臺機器都操作過一遍,掌握了技術。當時派去的人都很得力。
          第一臺射電望遠鏡是仿制蘇聯(lián)的。后來中蘇關系惡化,對方把借給我們的設備突然要回去了,這對我們是一個考驗。當時正好處在“大躍進”時期,我們自己加速干,一面開始去尋找好基地。幾年后我們在密云建立了基地。同時用一年的時間,籌劃建立能夠在世界上站得住腳的望遠鏡,F(xiàn)在回想起來,“大躍進”時的氣氛,雖然導致事情做得很粗糙,但倒是對我們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推著我們往前走。
          主持人:您創(chuàng)立了我國的射電天文學,研制出了中國第一架射電望遠鏡。為什么您能夠這樣做?
          王綬?:這跟機遇有關。我雖然能做一點事情,但和好幾位物理、數(shù)學方面的同輩相比,恐怕還是蠻有差距的。我常常說,本來自己算不得一匹戰(zhàn)馬,但因為沒有多少馬,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張鈺哲先生召集隊伍時,愣把我當戰(zhàn)馬用了。當時我國天文學很困難,但困難中大機遇也就多;我當時要是在美國,就不會有這樣的機遇。
          
          “中國應該有自己有威力的設備,能夠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
          
          1980年,王綬?擔任北京天文臺臺長。從那時起,王綬?開始更多地從戰(zhàn)略高度來考慮我國射電天文學乃至整個天文學的發(fā)展方向。
          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高新技術的引進和理論工作的發(fā)展,天文學面臨著一次新的學科飛躍。在進一步發(fā)展的問題上,卻遇到了瓶頸:要獲得天體物理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光譜觀測,但進行天文光譜觀測有兩個問題:一是天體的光本來就很弱、很暗,測光譜時還要分散,分散后光就更弱了,得用大型望遠鏡。望遠鏡的直徑越大,花錢越多,一億美元才能造一架直徑十米的望遠鏡。我國沒有這個經(jīng)濟實力。二是天上有那么多的天體,當時只能一個一個地測,這樣速度就非常慢。20世紀80年代初,光纖技術系統(tǒng)發(fā)展到比較高的水平,在望遠鏡上,光纖可以把不同位置的光引到同一個點上,一次就可以測出成百上千個天體的光譜。但是,將這項技術應用到天文上卻凸顯了一個長期不能解決的難題――天文望遠鏡的設計上大口徑和大視場不能兼得。王綬?、蘇定強院士等研制的LAMOST系統(tǒng),解決了這一難題。1994年7月,中國學者在英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上首次報告了這個系統(tǒng),引起國際同行的強烈反響。這套設備符合王綬?強調(diào)的“大”。他們研制設備的理念是:不拼技術,不拼財力,拼智慧。
          
          主持人:LAMOST的總工程師崔向群曾經(jīng)說,您是中國天文學界的戰(zhàn)略家,這個“戰(zhàn)略家”指什么?
          王綬?:戰(zhàn)略家不敢當,但我曾經(jīng)當過北京天文臺的臺長,在科學院數(shù)理學院分管過天文學,對我國天文學科的全局發(fā)展,曾負有責任。我只是由于有了這個責任,就多想一點各個不同分支學科的事情,比如光學天文的事、太陽物理的事、天體測量的事。天文學的分支非常多。作為學科的帶頭人,首先應該非常虛心、尊重別人。另外,你需要判斷不是你本行的東西,你要依靠一些學術會議,依靠更多的討論、論證來作出這種判斷。
          
          主持人:在天文學研究領域,您一直在尋找能領先世界的突破口?
          王綬?:天文學是一門觀測性科學,看到現(xiàn)象就能夠作研究。20世紀特別是后半葉以來,天文學發(fā)展得非常快。在美國,對這個學科每十年都有六七十億美元的投資。單在制造哈勃望遠鏡時,就投資了二十億。我們國家還比較窮,不能跟人家拼財力,甚至不能全面地拼高技術,高技術需要綜合國力的支持。按照孫子兵法,若想“無所不備”就要“無所不寡”,把有限的力量放到整個面上,結(jié)果只能是每個地方受力都很小,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做得出色,所以應該找突破點。這也是毛澤東的戰(zhàn)略思想,叫做集中力量打殲滅戰(zhàn)。這不但適用于軍事,也適用于科學發(fā)展。
          再回顧“大躍進”時,分析當時天文學發(fā)展的形勢,我們想,如果計劃做一個非常大的望遠鏡,一定比不過其他國家(英國、美國也還沒做好),而且要花很多錢――望遠鏡的直徑增加一倍,造價將增加八到十倍。當時,澳大利亞、英國把很小的望遠鏡列成一個陣,拼了起來,功能很強,這也是一條路,但很難。難在什么地方?你要拼得很準確。這對我們是難題,對美國人也是難題。這樣,我們就可以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進行一些國際上的合作和競爭。后來關于LAMOST,也是這樣考慮的。
          主持人:您對科學前沿的東西非常敏感。這種敏感是如何培養(yǎng)的?
          王綬?: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敏感,但我們經(jīng)常想著這些事。研究做多了,書讀多了,想多了,有時候一下子來了主意。當然這是第一步,真正艱巨的東西在后面。比如LAMOST,大概經(jīng)歷了十幾次的小范圍討論,好幾次全國性的大討論,真正參與的有三十個人,各自下力氣從不同的角度來提意見。有時提了一個意見,你需要回去考慮三天,科學成果就是這樣出來的。
          杜甫的一首詩中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就是說要把眼界盡可能放寬,多學習,多儲備,火花往往在不經(jīng)意間出現(xiàn)。現(xiàn)在每天都出爐很多論文,有些非常出色,新一代人的思想很敏捷,你得掌握科技進展的情況。有了全局觀點以后,才有可能找到一個最好的,或者說比較好的突破點。通常你找到十個突破點,可能當中只有一個值得一試?茖W家吃飽飯就做這個事情,這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興趣。
          搞科學研究,最忌諱急功近利。你的目標要明確,要對這個問題研究非常深入。只有非常深入,你才會產(chǎn)生一些新思想,才會創(chuàng)造一些新方法,才會對社會作出貢獻。如果老想著我一年能發(fā)表幾篇文章,得個什么獎,晉級什么的,往往會走彎路。
          
          “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很負責任,做一件事情就盡力做好,我希望也能這樣”
          
          1923年,王綬?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父親是位前清舉人,民國后靠行醫(yī)為生。他在王綬?三歲時病逝。王綬?是獨子,由母親一手帶大。母親出身中醫(yī)世家,行醫(yī)的傳統(tǒng)是傳男不傳女,母親卻自學了《本草綱目》,并且研制藥方、配藥,后來也能給人看病了。
          童年的王綬?對各門功課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喜好數(shù)學和物理。1936年,正在讀初中二年級的王綬?經(jīng)在海軍服役的叔叔提議,考取了福建馬尾海軍學校(前清左宗棠所創(chuàng))。入校后曾學習航海,后改學造船。王綬?當時體質(zhì)很差,但他不滿足于規(guī)定的功課,將大部分課余時間用來閱讀接觸到的一切書。
          抗戰(zhàn)時期,學校輾轉(zhuǎn)遷到重慶。在街頭的舊書攤上,他讀到了伽利略、牛頓、居里夫人等科學家的傳記,開始接觸到天文學。1943年,王綬?結(jié)業(yè)于造船科。實習一年后,即1944年,王綬?正式從馬尾海軍學校畢業(yè)。
          
          主持人:您非常喜歡讀書,覺得讀書就像交朋友,讀好書就是交到了好朋友。讀書習慣的養(yǎng)成,是否和母親對您的培養(yǎng)有直接關系?
          王綬?:我母親把他們那代人對人生的期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她認為,你如果刻苦讀書,以后就可以生活得好一點。在傳統(tǒng)思想中,讀書是跟做官聯(lián)系起來的,但到了我們那個年代,讀書就變成了謀生的手段。母親很單純地認為,讀書是最重要的,對你將來的發(fā)展有利。你非讀不可,她愿意為之犧牲一切。
          主持人:母親的善良和勤奮好學,對您人生觀的形成有什么樣的影響?
          王綬?:我父親很早就去世了,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報答我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很負責任,做一件事情就盡力做好。我希望也能這樣。八十歲時回顧一生,心里頭真正反應強烈的事情也就幾件。母親去世,應該是其中最強烈的一件。我成家比較晚,母親甚至沒能看到我剛出生的女兒,是挺遺憾的事。
          主持人:您是天文學家,可最早在福建的馬尾海軍學校念書。您是從什么時候起開始對天文發(fā)生興趣的?
          王綬?:我很小的時候,就很喜歡一些自然科學知識。天文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研究的東西,你抬頭就可以看到,不像物理化學,需要到實驗室里做實驗。因為有興趣,我經(jīng)常去書店看科普書刊。在三聯(lián)書店,書翻破了也沒人管你。
          老前輩李珩先生、張鈺哲先生,在抗日戰(zhàn)爭非常艱苦的時候,還在寫科普文章。有本雜志叫《宇宙》,當時書店里有。雖然紙很粗糙,但都是我愛看的內(nèi)容。它引導我更多地去了解一些科普知識。
          這些年來,我和青少年接觸不少,發(fā)現(xiàn)很多小孩――有的六七歲,更多的十五六歲――對天文特別感興趣。但你問他什么,他卻說不出來。我想,那些前輩在相當困難的時候,依然堅持普及天文知識,我們現(xiàn)在條件這么好,總該多做點事吧。
          
          “我后來對學生也是這樣,讓他們選擇課題,盡量開發(fā)他們自己的思路”
          
          1945年,王綬?考取公費留學,到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進修造船,格林尼治天文臺就在海軍學院的隔壁。數(shù)年后,王綬?完成了畢業(yè)論文,標題是《一艘航空母艦的設計》。
          在此期間,他結(jié)識了丁大夫,一位六十來歲、思想開明、有學識、有主見的婦幼保健醫(yī)生。她向王綬?介紹了哲學家羅素的著作。此外,英國科學大師、天文學家金斯和愛丁頓的天文科普著作也極大地吸引了王綬?,使他從一個科學向往者變成了一個科學追求者。
          1949年,王綬?開始制訂計劃,系統(tǒng)地補學所需的數(shù)理知識。他交上了天文臺的一些同齡朋友。交往中,他就課余研讀的天文學教程、愛丁頓的一些專著和天文學家們討論,覺得回味無窮。他把自己寫的有關天文學的筆記和對天體物理學的見解,寄給了倫敦大學天文臺臺長格雷戈里。
          1950年,王綬?正式到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在那里進行照相天體測量和天體物理的研究。格雷戈里退休后,著名的實驗天體物理學家艾倫繼任臺長。在艾倫的影響下,王綬?利用他的工科基礎,把研究方向轉(zhuǎn)向從實測課題出發(fā)來探索技術和方法。
          
          主持人:在英國皇家海軍學校接受教育,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綬?:英國皇家海軍學校跟普通大學不同,它吸收了很多工人子弟。英國海軍有造船廠,廠里有半工半讀的工人子弟學校,可以免費進去。從子弟學校出來的最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一部分被吸收到皇家海軍學校,跟倫敦、劍橋的畢業(yè)生一起接受培訓。這些學生是苦出身,屬于社會藍領階層,有實踐動手的經(jīng)驗,又非常勤奮,其中很多人成了英國造船界的領袖人物。
          主持人:您從海軍學校畢業(yè)后,轉(zhuǎn)而研究天文。突然放棄十幾年所學的專業(yè),您不覺得可惜嗎?
          王綬?:這并不是一個突然的轉(zhuǎn)變。我到英國后,好像打開了一扇閘門。英國當年有幾個一流的天文大師,他們的科普文章寫得非常吸引人,看了這些文章,我對天文就更癡迷了。最早的時候,我的業(yè)余時間基本上花在了看天文書上。有時候我也到天文臺去看看,它可以公開參觀。
          主持人:格林尼治天文臺就在旁邊?
          王綬?:格林尼治我就去過一次。因為它是英國政府辦的,所以不像大學天文臺那么開放。但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天文臺,若有人去參觀,他們都負責招待。我去交交朋友,也無所謂。在英國,假期很長,我除了到工廠去,大部分時間就一個人沉浸在天文學里。
          
          主持人:您剛才說,在天文臺交了一些朋友?
          王綬?:這些人都是科學家,有的年紀也不大。有時候我會找個借口,給他們寫封信,但并沒有太深的友誼,只是說多了一個信息渠道吧。我真正了解天文臺還是在人文大學天文臺,后來在那里工作了幾年。
          主持人:您的簡歷顯示,您1949年決定從事天文學,1950年已經(jīng)到倫敦大學的天文臺工作了。倫敦大學天文臺為什么會錄用您?
          王綬?:我那時還是一個年輕人,年輕人可能勇氣大一些;另外,我非常喜歡天文,對于自己想做些什么,也有了一點看法。那時候,倫敦大學天文臺的臺長是一個叫格雷戈里的老先生,當時他也六十歲左右了,看到一個年輕人非常喜愛這個專業(yè),就想提供幫助。我跟他談了幾次,相關的知識積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大概就在談話中體現(xiàn)了出來。他的專業(yè)是天體力學,我的興趣在天體物理方面,但他作為臺長,對天文學的全局很清楚,所以能判斷。
          主持人:進入天文臺以后,您能勝任工作嗎?
          王綬?:工作也不是太多。我進去以后,常規(guī)的工作很快就能夠挑起來。所謂常規(guī)工作,就是每年出文章之類。課題研究也要經(jīng)歷這個過程――先有個想法,以后才能去充實它,然后立項,制訂計劃去實現(xiàn)它。我提出了幾個設想,跟臺長談了,他覺得不錯,就介紹我到幾個教授那里去討論。
          主持人:讓您在有問題的時候去找專家?
          王綬?:我想這是對年輕人的一個最好的培訓方法。我后來對學生也是這樣,讓他們選擇課題,盡量開發(fā)他們自己的思路。
          
          “我希望到了21世紀中葉,我國的天文學能夠重現(xiàn)歷史的輝煌”
          
          1953年,在當時的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先生的邀請下,王綬?回到祖國。自此,他開始將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的天文事業(yè)。
          1959年,王綬?創(chuàng)辦了全國第一個射電天文訓練班,他邊學、邊教、邊用,為我國帶出了自己的射電天文隊伍。如今,訓練班的學生又傳了一代人,有不少成了全國各天文機構的首席科學家和業(yè)務骨干。
          在長期的科普工作中,王綬?發(fā)現(xiàn),科技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們對人才的培養(yǎng)缺少跟蹤、沒有系統(tǒng)。中國科學已經(jīng)走出了初期的建設階段,需要大量的人才。1999年6月,王綬?發(fā)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每年,他都安排近百名優(yōu)秀中學生到第一線科研團組去進行“科研實踐”活動。他希望借此引導有志科研的優(yōu)秀高中生盡早步入科學領域。
          
          主持人:您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卻沒有為自己樹碑立傳,連一本專門介紹您的書都沒有。
          王綬?:我想對我的介紹已經(jīng)有點過分了,因為國家對院士非?粗,我有時候覺得擔當不起。我現(xiàn)在八十多歲了,在課題上,我覺得只能對已經(jīng)熟悉的東西保留興趣,千萬不要用你的做法過分影響別人?茖W研究,不進則退。在第一線的人,正在發(fā)揮你意想不到的各種作用?茖W要發(fā)展,必須一代一代接力,這不是個人的事。每個人會根據(jù)興趣、能力、機會作出自己的貢獻,但一定要考慮接力棒的問題。
          主持人:1959年,“大躍進”時期,您開辦了全國第一個射電天文學培訓班。您辦的培訓班,是不是也來了個大躍進?
          王綬?:如果沒有“大躍進”,我也會辦這個培訓班。這是吳有訓院長當年的整體部署之一,他要把這個學科建起來。在中國把這個空白填滿,從人員訓練開始。
          主持人:從訓練班出來的那批人,現(xiàn)在應該是我國天文學界的骨干力量。
          王綬?:搞射電天文,這是第一批種子吧。我不太贊成科研跟教學完全隔絕。發(fā)展科學研究,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每段時間都應該是一代師生在一起同舟共濟。
          主持人:有這樣一個現(xiàn)象,不知道是否引起您的注意:很多人畢業(yè)以后,直接去了國外,或者為國外的公司服務,造成了人才的嚴重流失,包括青少年俱樂部的學生。
          王綬?:人才流失,在目前確實是個問題。國內(nèi)很好的研究所,很好的教授,有時候不容易招到他所需要的研究生,為什么呢?學生都到國外去了。
          我想,現(xiàn)在留學或者出去的政策,還是正確的。我們的孩子,按照我們中國話說,我相信都有報效國家的思想。如果北大進不去,哈佛大學來招生,他就去了,也有可能。在我國的科學建設中,到國外受過教育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要把一件事情做起來,自身的一些基礎不可缺。比如我國研究所、大學本身得有凝聚力。所謂凝聚力,不在于一個人能獲得多少待遇,在于能夠發(fā)揮所長。待遇再高,也不能和美國等國家相比。
          主持人:您指的凝聚力是什么呢?
          王綬?:事業(yè)上的凝聚力。拿我自己來說,早年搞科學感到報國無門,后來能參與我國天文建設,和許多人力往一處使,這是很大的凝聚力。能作出成績,心里頭就有成就感?茖W家需要的是充分的理解和信任。我們的條件肯定不如美國,但眾志成城,力量是很大的。
          主持人:您的夢想是什么?
          王綬?:一是,我們的新一代科學人才能夠成長得更快更好。二是,我們近期的科研目標完成之后,能夠比較快地實現(xiàn)它們的價值。說得更遠一點,我希望到了21世紀中葉,我國的天文學能夠重現(xiàn)歷史的輝煌。
          (責任編輯/呂 靜
          電子郵箱:meizi03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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