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月, 李莎出生在俄羅斯薩拉托夫省的一個貴族莊園里。在她漫長的人生中,她與李立三從偶然相識到歷盡磨難,從一個美麗的俄羅斯少女到一位高貴的中國老太太,她的一生都與這個叫李立三的中國人和中國密不可分,隨著李立三的際遇而牽連其中,隨著中國的變遷而跌宕起伏。她為愛情而遠行、為立三而堅守、為中國而留下,其間,她經歷并面對了流言飛語、牢獄之災和劫后重生。
　　如今,晚年的李莎平靜地生活在北京,在兩個女兒李英男、李雅蘭的精心照顧下,讀著俄文報刊,說著俄語,這位經歷過蘇聯(lián)十月革命、“肅反”時期和中國“文革”的世紀老人,傳奇的人生讓人唏噓不已。
　　
　　十七歲時認識犯錯誤的李立三
　　
　　中國這個國名,其實很早就嵌入了我的記憶,我在識字不久,就開始閱讀安徒生的童話,當我翻開《夜鶯》的故事,插圖上的紅墻黃瓦、華麗的宮殿以及神秘的廟宇和寶塔,頓時開啟了我好奇的心扉,這究竟是什么地方,安徒生的故事告訴我,這就是中國。于是在我幼小的心靈里,中國被鍍上了童話般絢麗迷人的色彩。
　　我五歲時,父親服毒自殺。后來,父親的姐姐也以這種方式離世。也許他們認為這樣結束生命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父親去世后親人離散,我和母親相依為命,我們經歷了1920年到1921年伏爾加河流域百年不遇的極為可怕的旱災和饑荒。所幸我們都熬了過來。
　　1931年,我剛滿十七歲,從莫斯科印刷技術學校半工半讀畢業(yè)后自愿到千里之外的遠東地區(qū)工作,在哈巴洛夫斯克邊區(qū)出版社搞版面設計,并擔任出版社共青團支部書記。當時遠東地區(qū)有不少中國僑民居住,主要是山東人。如果問起他們的老家是哪兒的,他們便操著一口夾生的俄語答道:“我們是曲阜來的�！币灿幸徊糠质顷J關東,在一戰(zhàn)期間被沙皇政府招募過來當苦力的。
　　在那里,我對第一次接觸到的幾位中國革命青年印象深刻。也正是在那里,我聽到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李立三。
　　有一天,我校對一本政治小冊子時,被其標題嚇了一大跳。上面白紙黑字寫著:《反對列寧主義的斗爭》。我馬上跑去問責任編輯怎么回事。老編輯向我解釋說,這是打印錯誤,應該是《反對李立三主義的斗爭》。在俄語中,“列寧主義”和“李立三主義”屬于近音詞,因排字有誤,差一點釀成政治事故。那么“李立三主義”是什么主義?為什么要反對?我問老編輯,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前不久犯了“左”傾冒險錯誤,共產國際正在對他進行批評。我馬上想起了曾經看到過的畫報上那個五卅運動中的李立三!但是同時,我眼前出現(xiàn)一副白發(fā)蒼蒼、前額布滿皺紋的李立三形象。我想,犯了這么大錯誤的人,肯定會是這副模樣吧。
　　兩年以后,我回到莫斯科,在地質出版社工作,同時就讀夜校,準備報考大學。1933年秋,我去看望遠東時期的好友薩爾達。在她家,薩爾達的丈夫楊松向我介紹在此做客的一個年輕人,說這是李明,在共產國際工作。李明高高的個子、蓬松的密發(fā),清瘦的臉上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當時他坐在那里一言不發(fā),好像口中含著水似的,我把他當成一個沉默寡言不愛談話的人,而我當時非�；顫婇_朗,樂于與人交往,像李明這樣內向的人,絲毫引不起我的興趣。
　　大家一起去郊外游玩,我們就在這樣的場合下交往。之后他就開始認真地追求我,向我發(fā)動了進攻。
　　1934年秋天,我聽說李明搬了家,就和女友順便去看看他。到了他家,發(fā)現(xiàn)滿屋狼藉,他正在收拾行李。我問他去哪兒。他說:“去黑海休養(yǎng)。”我將信將疑,因為這時不是去海濱避暑的季節(jié),我又注意到準備裝箱的一雙高腰皮靴。這種靴子適合在深山老林里長途跋涉,到黑海浴場怎么能穿呢?我們和李明道別,祝愿他假期愉快。我斷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國。在共產國際這個圈子內常有人神出鬼沒,執(zhí)行秘密任務,但我們是圈外人,對這些情況只能心領神會,絕不能問及。
　　后來,我才弄清楚李明的真名叫李立三。
　　有一次,我和遠東的朋友聊天,有人說好久沒有見到李立三了。我聽了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個犯過‘左’傾冒險錯誤的人?他怎么會到莫斯科來?”
　　朋友們哈哈大笑說:“你也認識他的呀!”
　　“我怎么會認識李立三?”我更加費解。
　　“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時我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來不是個白胡子老頭兒,而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他當時雖然已經三十四五歲,看上去卻像二十多歲�？上У氖�,李明也罷,李立三也罷,已經消失了,如石沉大海,我以為從此再也見不著他了。
　　1935年夏天,我從工農速成班畢業(yè),決定報考地質勘探專業(yè)。一天,我在家埋頭復習功課,電話鈴響了,聽到一個熟悉的湖南口音:“請找李莎�！痹瓉硎抢蠲鳌Ｋ麑ψ约旱侥睦锶チ撕�糊其辭,也沒有告訴我他從哪里來。后來我才知道,他是去阿拉木圖執(zhí)行重要任務去了,建立與中國蘇區(qū)恢復聯(lián)絡的秘密交通站。
　　此后,立三經常給我打電話,我才陸續(xù)了解了立三的經歷。
　　
　　婚后不久,立三被捕入獄
　　
　　接著,我身邊的朋友也都陸續(xù)知道了“李明”的真實身份。他們勸我說現(xiàn)在蘇聯(lián)國內的政治形勢這么復雜,最好不要跟這樣的人走得太近。當時我沒有往這上邊想。不但在當時,而且在以后我都從來沒想過這會給我?guī)�來什么壞�?我聽從的是本能的感覺。
　　此時,立三已是結過一次婚,有五個兒女的人。他甚至明確表示將永遠以革命事業(yè)為重,而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所有這些都沒能使我退卻,我決定嫁給立三。
　　但是黨內有規(guī)定,立三要結婚必須經過黨組織批準,尤其因為我是一個俄羅斯人,所以要去找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負責人王明批準。王明個頭不高,五官比較秀氣,俄語講得很好,但是他神態(tài)高傲,開口就是官腔,讓人聽著很不舒服。雖然王明的語氣相當冷淡,但是他還是批準了我們結婚。
　　我的母親也沒有對婚事有異議,她尊重我的選擇。當立三正式向我母親說要娶我為妻的時候,媽媽慌了手腳,她說:“李明,我的女兒一點兒嫁妝也沒有�！绷⑷�說:“沒有更好,我們倆都是無產階級�！�
　　幾天后,我就和立三結婚了,我二十二歲。我們辦了兩次婚宴,都很簡樸。第一次是在柳克斯公寓,參加的都是中國人,一共十幾個人。當時在場的有楊之華(瞿秋白的夫人)及其女兒瞿獨伊,獨伊當時還不到十四歲。我們的婚房是一個通房,里面一個簾子擋著作為睡覺的地方。這標志著我和立三的生活正式開始了,那是1936年2月。第二次是在我母親家中款待我家的親友,立三還親自掌勺炒了一桌子的中國菜。
　　我?guī)е鴰准�衣服就搬到了共產國際的柳克斯公寓,過上了安穩(wěn)而寧靜的家庭生活。立三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國際工人出版社工作,我在外語學院法語系讀書。
　　我們新婚后不久的一天,立三從康生那兒帶回兩個中國男孩,他們是哥兒倆。哥哥謝廖沙十三四歲,弟弟柯利亞十一歲左右。兩個孩子雖有俄羅斯名字,可一句俄語也不會講,聽說是不久前從中國繞道法國,由康生專程從法國接來的。兄弟倆剛剛看過一場馬戲,非常興奮,忍不住要向我們表演一番。哥兒倆在沙發(fā)床上打滾、跳躍、倒立,把我們的新房折騰了個天翻地覆。吃飯時,弟弟不小心把一碗熱湯灑在身上,急得我趕緊拿植物油給他抹肚子,擔心出現(xiàn)燙傷。幸虧沒那么嚴重,一會兒就沒事了。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走后,立三才告訴我:“他們的真名一個叫毛岸英,一個叫毛岸青,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孩子�！睆拇宋抑�道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是毛澤東。
　　一開始,我還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并沒有留意周圍的人在一個個神秘失蹤。有一天,我們忽然被走廊里的聲音吵醒了,聽到了槍桿子當當?shù)淖矒袈暫褪勘�穿著靴子咚咚的腳步聲。聽到敲門聲,我就起來開門。
　　有人問:“李明住在這里嗎?”
　　我說:“對�！�
　　“把他叫過來�！�
　　立三走過去。對方掏出了逮捕令。
　　 “公民李明,你被逮捕了。還說什么呢?”
　　立三顯得很從容,他不慌不忙地換了一身最舊的衣服,將手腕上的瑞士手表摘下來交給我。我替他收拾了一套換洗的內衣、襪子,以及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
　　立三對我說:“你轉告我們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告訴他我是清白的。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蘇聯(lián)人民的事情�！�
　　我癱坐在沙發(fā)上,覺得天旋地轉,直到天亮才勉強拿起筆,將他的話一字不漏地記在紙上,交給住在隔壁的中共代表陳潭秋。
　　立三以“托派”和“日本特務”的罪名被捕后,我也被趕出了柳克斯公寓。學校的團組織得知立三被捕的事情,反復動員我與丈夫劃清界限,脫離關系。我拒絕了,我深信立三的人格和品德。不久,外語學院召開團員大會,開除了我的團籍。
　　但是,我走路時一直昂著頭,我知道我們沒犯什么錯,有什么可怕的呢?
　　立三被捕后,我不知道他被關押在哪個監(jiān)獄,我下定決心找到立三,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我用六個月的時間走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監(jiān)獄,在每個監(jiān)獄我都要排很長很長的隊,排到問詢處窗口的時候,我就把我的證明遞過去,人家就把證明扔出來,說沒有這個人。
　　立三被捕半年后,我終于打聽到了他的下落,找到了我日思夜想的親人。
　　在那個監(jiān)獄外我排了很長時間的隊。輪到我時,我出示了證件,問詢處的人看了看突然說:“有,有�！蔽液芨吲d,問能送什么東西,那人說:“你看看規(guī)定。按拼音字母排序,每月固定有一天,家屬可以送五十盧布給獄中親友,只有這些,別的不允許。”對我來說,這已經是莫大的幸福,我仿佛是插上翅膀飛回了家,告訴媽媽說:“我找到他了,找到他了�！�
　　這時,我已經回到了母親的身邊。我每個月的獎學金是二百五十盧布,為了每月定期送五十盧布到監(jiān)獄轉交給立三,我們省吃儉用,變賣舊物。我還拼命學習,因為我的功課只要出現(xiàn)一個“良”,我的獎學金就會被撤銷,立三的生活費就會沒有著落。立三后來說,通�？词貢�到牢房來傳喚犯人的名字,通知他們家屬送錢來了。他在獄中已經很長時間了,已經不抱什么希望了。突然有一天,他好像聽到自己的姓名,趕快反問了一句,回答說確實有人給他送來五十盧布。這時他忍不住哭了起來,幸福的眼淚不住地流淌,他被關在一個大牢房里,幾十名犯人都擠在那里,但他毫無顧忌,高興地放聲大哭。
　　
　　“這是送給你的十月革命節(jié)禮物”
　　
　　1939年11月6日,紅場上像往年一樣準備舉行節(jié)日閱兵,整齊的隊伍邁著方步走過廣場向領袖斯大林致敬。這一天我很早就回到家里,我感到身心疲憊,很早就躺到了床上,但是怎么也睡不著。
　　突然門鈴響起,我好像觸了電一樣:“李明回來了。”這是直覺。我跳起來去開門,一看,門口站著的人果然是他,提著我給他送去的一個大包袱。他身后站著一個軍人,走進來說:“這是送給你的十月革命節(jié)禮物�！�
　　立三又回到了我的身邊,但他失去了黨籍,沒有工作,長時間內只能依靠共產國際微薄的救濟金艱難生活。最后立三在外文出版社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生活的坎坷使我們的心更緊密地貼在一起,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李英男(亦叫英娜)出生了。戰(zhàn)爭期間我們和蘇聯(lián)人民一起飽受苦難,開墾荒地,生產自救,也和大家一起歡慶粉碎法西斯的勝利。1945年的最后一天,立三得到了另一個意外的喜訊:中共七大選舉他為中央委員。不久立三獲準回國。
　　我應該是個性格堅強的人,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憂傷。馬上要和立三分開了,我心里當然是很沉重的,當時真是說不準我以后是否能去中國找他,這一切都不取決于他,而是取決于大形勢如何,只能是看情況。
　　1946年春,立三重返闊別十五年的祖國,他馬上到延安向中央匯報,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領導同志,向他們講述了他在蘇聯(lián)的遭遇。中央安排立三去哈爾濱參加東北局的工作。立三在工作之余想方設法促使蘇方為我放行,希望我能早日到中國團聚。
　　
　　我們和林彪葉群成了街坊
　　
　　1946年的9月份,我和女兒英男,在林利(林伯渠的女兒)、孫維世(孫炳文的女兒)的陪同下,離開莫斯科,到了中國。
　　我和立三說好在站臺上等。但老不見立三的身影,我開始有些生氣了,怎么這樣呢?妻子不遠千里趕來,他卻不露面,當時我還不明白他當時已經是個大首長,能留給家人的時間非常少。
　　在哈爾濱,我們住在中東鐵路職工小區(qū)。中東鐵路職工小區(qū)很像莫斯科郊外的房子,這里的一幢幢小磚房都有封閉式陽臺,房前還種著一些花草,這一切使我覺得很親切。我們這一幢只有五間房的住宅,除我們一家三口外,立三的警衛(wèi)和秘書也住在這里,同我一道從莫斯科回來的林利和孫維世也暫住在我家,她們二人合住一個單間。我非常高興林利、孫維世能和我朝夕相處,她們經常給我介紹中國的風俗。遺憾的是,沒有多久,她們倆便奉命去延安了,搭乘的是“三人小組”專用的一架美國飛機,這在當時是東北解放區(qū)與延安之間唯一的交通工具。
　　林利和孫維世途經長春和北平到達延安時,那里正在準備撤離。林利見到父親林伯渠,非常高興,希望留在他身邊,但一心想回哈爾濱參加話劇團工作的孫維世說服了她一起返回東北。按原計劃,她倆應取道北平重回哈爾濱。但幾個月過去了,卻只見林利一人獨自返回,我問她:“孫維世呢?為什么她沒回來?”林利不高興地說:“你還問我!還不是立三不讓她回來,把孫維世給氣壞了�！边@種回答真叫我驚愕,忙問來龍去脈。
　　原來,林利和孫維世在北平逗留期間收到了時任東北解放軍對外聯(lián)絡部李立三所簽署的一份電報,稱孫維世絕對不能再回哈爾濱。“什么樣的電報?”立三聽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從來沒有簽署過這樣的電文�！彼�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預料的一樣,這封電報完全出自林彪夫人葉群之手。林彪在蘇聯(lián)期間曾追求過孫維世,葉群對孫維世一直懷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這種手段。
　　林彪、葉群也住在鐵路職工小區(qū),和我們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個人住時沒有專門的廚師,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廚師為他做飯,并派人送過來。我到達哈爾濱的第二天,葉群就帶著小女兒來看望,此后就經常來我家串門,我有時也禮節(jié)性地回訪。葉群殷勤地與我交往的目的是想找我練練俄語,提高一下口語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學過一些俄語,到了哈爾濱就更加感到俄語的重要。應該承認,葉群是比較聰明的人,學習外語的悟性也不錯。為了學習俄語,她還托我給她介紹了一個俄僑女傭,但林彪不喜歡這樣做,這個俄僑女傭很快便被辭掉了。
　　這年冬天,好像是11月,我收到葉群用俄文寫來的一張便條。她通知我趕緊收拾行李,準備次日撤退到佳木斯。服務人員幫我收拾行李,經過一連幾個小時的折騰,全部家什才算整理停當。我們坐下來,等待出發(fā)的命令。但第二天什么動靜也沒有,就這樣連續(xù)等了一個多月,直到正式收到取消疏散令為止。此時,解放軍已進入反攻,把國民黨軍隊趕到了遠離哈爾濱的地方,哈爾濱脫險了,但像長春、沈陽這樣的大城市還留在國民黨手中。第二年春天,前線的局勢穩(wěn)定下來,人民解放軍的攻勢進一步展開。
　　1947年4月,我們家搬到南崗區(qū)鐵嶺街一座帶花園的俄式小樓。我喜歡和立三一起在花園散步,夏天還在樹蔭下擺上小桌子喝茶。10月間,我的二女兒雅蘭在哈爾濱鐵路醫(yī)院出生。我把孩子抱回家時,家里已生上暖氣,室內暖融融的,不用擔心孩子會感冒了。但是,我得到消息說,葉群又想換房子了,因為他們新搬進去的公寓貼著深顏色的壁紙,林彪總感到壓抑,葉群覺得不利于他的身心健康。她提出要和我們互換住房。我一想到要抱著剛剛滿月的嬰兒,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隆冬遠途搬遷,就不寒而栗。但林彪是立三的上級,斷然拒絕是很不妥的。多虧林彪自己否定了葉群的想法,我們才得以平安住下。
　　葉群后來選擇了一座有四十多間房的豪華公寓,這才安心地定居下來。我們之間的交往逐漸減少,到北京后,兩家已基本斷絕來往。但沒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一家和“副統(tǒng)帥”的關系又被人重新搬出來,添油加醋,成為專案組的重點調查內容。
　　我在哈爾濱住了三年,新中國成立在望,立三受重任召喚要去首都了。1949年4月,我?guī)е鴥蓚�女兒也動身來到北京,在東單北極閣胡同定居下來。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隨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開國大典,我也應邀在禮賓臺目睹了這一盛事。那天,天安門周圍很安靜,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慶典開始。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有幾十萬人,一片肅靜,突然不知從哪兒躥出一只小狗從王府井那一側跑出來,穿過整個廣場。大家都喊了起來:快抓住它,這是蔣介石在逃竄。大家一叫,小狗嚇得跑得更快了。后來蘇聯(lián)作家西蒙諾夫把這件事寫進了他的報道中,我是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城樓前的這一幕的。
　　
　　我加入了中國國籍
　　
　　20世紀50年代是充滿希望和熱情的年代,大家齊心努力建設新的國家和新的制度。新中國與社會主義的堡壘蘇聯(lián)保持著友好關系,立三先后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勞動部、中央工業(yè)部華北局等單位擔任要職。我在北京俄語學院從事著心愛的教育事業(yè)。家里的子女都在健康成長,北極閣這個溫馨的小樓里經常是歡聲笑語,高朋滿座。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中蘇關系驟然惡化,大批蘇聯(lián)專家從中國撤走,國內政治氣氛也日趨緊張,很多類似我和立三這樣的國際家庭最終被迫離散,立三自然也成了眾人視線的焦點。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蘇籍華人學者郭紹唐訪華問題。1957年秋,郭紹唐應周恩來邀請,偕同其蘇聯(lián)夫人及女兒回國訪問。劉少奇、周恩來都會見了他,很多人輪流設宴歡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他,邀請楊尚昆、李維漢等一些老同志參加。沒有料到的是,這次老朋友間正常的回顧往事、重溫舊情的聚會竟引起了軒然大波,幾乎殃及所有與之有接觸的人。1959年廬山會議上,康生宣布郭紹唐是蘇修特務,認為當年郭紹唐來華是有任務的,要求斷絕同郭紹唐的來往。除此之外,康生還放出風聲說,李立三的老婆是蘇聯(lián)籍,有里通外國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立三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達四千字的信,就我的問題向中央提出申訴,他寫道:“她同我結婚二十六年了,在政治上始終和我一致,沒有過任何不好的表現(xiàn)。到中國來也已經十六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進步,逐步認識我們黨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偉大,對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事業(yè)是非常熱愛的�！敝芏鱽砗荜P心立三的問題,也很了解他的為人和坎坷經歷。他親自找立三談話,建議他如果不愿和我離婚,就一定要讓我轉入中國籍。
　　我記得我們在頤和園散步,立三和我談話。他說:李莎你應該認真考慮國籍的問題,做出最終決定,這對我,對我們大家都很重要。立三在這個問題上從來沒有催促我,而是耐心等待,他總是說:好好想想,權衡一下,想好以后把你的決定告訴我。他是那么體貼,那么有分寸,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開了以后就去辦理加入中國國籍的手續(xù),這個事情從1962年到1964年用了兩年時間辦成了。
　　
　　立三給毛澤東未寫完的信
　　
　　國籍問題的解決只是一時緩解了我們這個國際家庭在當時的處境。但不久掀起的政治浪潮,向我們發(fā)起了更加猛烈的沖擊。安寧和諧的家庭氣氛蕩然無存。
　　我們家對面有很多小樓,新中國成立以后,原來的住戶都離開了,一些新住戶搬了進來,他們是些高級知識分子,有教授有醫(yī)生,在我們這個小區(qū)里,“文革”正是從他們那里開始的。我們坐在家里就能聽見那邊傳來一些嘈雜聲和吵鬧聲,砸家具扔桌椅砸餐具,玻璃、瓷器都被打碎了。氣氛很緊張。
　　在立三身邊工作的人寫了一張關于他的大字報,立三把大字報都看了�？赐暌院�,他說你們的大字報我都看了,都是事實,都對,但是有一個詞我不能接受,什么詞你知道嗎?洋奴。他說洋奴你們知道嗎,洋奴就是漢奸。他說他就怕人家說蘇修特務,他最忌諱的就是這個詞,結果就來了這一個詞,他說別的我都沒意見,你們寫的都是事實,我都承認,但是這個詞我不能接受。
　　他說:你們是紅衛(wèi)兵小將,我寫了一個檢查稿,你們看看給我提提意見。然后他就交給他們看了一下,紅衛(wèi)兵說他階級立場不夠鮮明,斗私批修沒有斗到點上,沒有挖出出身的一些根源等,說這樣寫的話肯定過不了關。弄得立三當時神經大發(fā)作,他本來就因為壓力大而精神狀態(tài)不太好�，F(xiàn)在在家里又遇到紅衛(wèi)兵小將,他更受不了了。
　　1966年8月,華北局院內開始張貼大字報,一些人勒令立三做檢查。1967年5月16日,毛澤東和康生談話。毛澤東回憶歷史,講道:那個時候,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是反對我的,罵我是右傾,說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他們一個比一個左。在這次談話后,康生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你們不要以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們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徹底燒一燒。
　　1967年5月24日晚,“中央文革”成員關鋒、戚本禹接見了華北局機關“紅色造反團”,明確指出:“你們華北局運動的大方向搞錯了,你們的矛頭不應該對準李雪峰同志,而應該對準李立三。李立三不是‘死老虎’,他是里通外國分子。”又問:“李立三的老婆斗過沒有?為什么不斗她?她的問題大,是大特務。”“紅色造反團”的人說:“我們力量不夠,準備與天津聯(lián)合斗。”戚本禹說:“北京斗不了?幾百人斗不過李立三?在北京聯(lián)合搞嘛!”
　　中央“文革”這一轟動性的表態(tài)一下子扭轉了華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眾的情緒,形形色色的“批李戰(zhàn)斗團”應運而生。
　　1967年2月1日,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機關內部的一次小范圍內的批斗會。這次,華北局的“造反派”聽從戚本禹“對李莎不要客氣”的指示,把我和立三一起揪到批斗會上。
　　那天,華北局大禮堂內擠得水泄不通,臺下人頭攢動,幾千雙眼睛注視著臺上。李立三站在主席臺中央,他的兩側各站著三個“陪斗人員”,他們全是華北局書記。我站在最左邊,我們每個人的胸前都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各自的“罪名”,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字寫著:“蘇修特務李莎”。
　　批斗結束后,立三已疲憊不堪,他請求將他直接送到北京醫(yī)院。但是,按當時規(guī)定,北京醫(yī)院沒有權力立即安排住院,只能在門診部作些簡單的應急處理。一位大夫低聲告訴我:“送到我們這里來的干部,每天有二三十人。很多人身體很不好,但沒有革委會批準,我們是沒有權力收留住院的�！�
　　沒辦法,我們只好回到家里。疲憊至極的立三一進家門,便立刻倒在床上。過了一會兒,待體力有所恢復,他以開玩笑的口氣對我說:“李莎,你的級別提高了,現(xiàn)在你和華北局書記們可以平起平坐了�！�
　　從這以后,批斗會和抄家就沒有間斷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傳著立三和我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于是,立三決定給毛澤東寫信,進行最后的申訴。
　　立三在信中說:“……我雖然犯過一些錯誤,沒有做出什么成績,但總是盡自己的力量,為黨的事業(yè)多少做一點工作。我絕沒有搞什么陰謀把戲來反對什么人;我從來沒有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我從來沒同任何反黨集團有過任何關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兩個女兒)都絕沒有干過里通外國的罪惡行為。因此,我認為這種對我的斗爭和聯(lián)絡站的公告是一點也不公正的,一點……”
　　信寫到這里,就突然中斷了,這封沒有寫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離開人世以后,我搜查遺物時才發(fā)現(xiàn)了它。
　　身體已徹底崩潰的立三躺在床上不能動彈。那時,他除了飲水,什么也不想吃,充其量用湯把面包泡軟后勉強咽下。他體重減輕了許多,簡直像一把干柴。我非常痛心地望著他:以前,他是多么的健壯,充滿活力,誰也猜不出他的實際年齡。可現(xiàn)在,他幾乎脫了人形。有一次,他剛一下床就因頭暈摔倒在地,并立刻失去了知覺。我大驚失色地跑到他跟前,趕緊呼救,我和另一個女人,我們兩個婦女居然能輕而易舉地把他抬起來――他的身體已經輕得像一支羽毛。
　　 6月19日下午四五點鐘,華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闖進家來,他們之中的兩個女人走進屋里命令我為李立三收拾東西。
　　“這是為什么?”我不安地問道。
　　“我們要把他帶走。”
　　“去哪兒?”
　　“去一個比家里更清靜的地方�！�
　　回答是那么含混,我當然不相信這欺人之談,一種不祥之感猛地向我襲來。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給立三準備了一些衣服、毛巾、洗漱用品,還給他隨身帶上了他二十多年都離不開的安眠藥。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小瓶子里的藥片所剩不多,不超過三天的用量。
　　立三被帶走隔離了起來。
　　1967年6月20日,我和立三相遇在批斗會上。短短兩天,他的變化很大,身體更加消瘦了,臉色蒼白。他艱難地向前挪動著腳步,走到前臺時,已經沒有站立的力氣了,他請求允許他坐下。見他身體如此虛弱,“造反派”只好默許。批斗會持續(xù)了兩三個小時,最后,仍是無果而終。我們又被押上車,但是不準交談。等我們兩個人坐在車里的時候,我心里就高興了,以為可能把我們兩個人帶回家去。
　　我和立三分手的時候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汽車走到府右街那里突然停下,叫我下來。我們這個時候只能握握手,立三說了一句 “請多保重”。那邊又有另一輛車,我坐上那輛車,就被送回了北極閣三條,我沒有想到的是,這是我和立三的永別。
　　
　　立三留下遺書進行最后的抗爭
　　
　　1967年6月22日,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里含冤謝世。據說,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死在送往北京醫(yī)院的路上……多年后,我們才看到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遺書:
　　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我現(xiàn)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去辯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沒有做過任何里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并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單下。沒有寫完。請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
　　立三離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關進了秦城監(jiān)獄。在那里我艱難地度過了八年的鐵窗生涯。兩個女兒也同時被關押,后又下放農村。我們母女再次見面,已經是八年以后。
　　女兒去見我之前,專案組跟她約法三章:立三不在世的事不許講;她們各自的一些遭遇,特別是在監(jiān)獄待過的這些都不許講;然后是見了面不要哭,說你們時間也很寶貴,如果是抱在一起一直哭兩個小時,就把時間給浪費了。
　　這對我來說非常意外,簡直是突如其來的喜訊。獄門打開了,女看守對我說:快收拾一下,下去,你兩個女兒在樓下等著呢。我當時很激動,假如心臟不好,很可能當場會出問題。
　　我的樣子讓英男嚇壞了。她說當時我穿著一身黑囚服,步履很慢、很艱難地一點一點地往前走。女兒后來說那時我的頭發(fā)已經白了,她覺得我是一個禿頂。還說當時我已經幾乎不會說俄語了,我那時講話就像個學俄語的外國人,語速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地找詞。八年來我很少開口講話,要說也只能說漢語。
　　一見面我就馬上問女兒:“你爸爸那兒有什么消息?”“你們現(xiàn)在見到我了,你們是不是也申請了見他?”“你們去看爸爸的時候,除了吃的以外,千萬別忘了給他帶中華煙,他最愛抽的是中華煙�！蔽乙恢毕胫�監(jiān)獄里要抽不上煙,他會怎么樣。
　　這次見面后不久,我被釋放安排到山西運城,在基層度過了三年。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黨中央著手撥亂反正,女兒英男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親自過問,立三和我的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1980年的3月20日,立三的追悼會在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舉行,他的名譽被恢復,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當時幾乎所有的領導人,凡是在北京的都出席了,有鄧小平、胡耀邦,還有其他人,其中有的人也是剛剛恢復工作的一些老同志。
　　看此情景,我的心里很欣慰:“李立三”這個名字被洗去了污垢。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開始,你會改變什么?假如有這樣一種按鈕,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你會不會按?”面對這樣的問題,我跟你說,我不會按這個按鈕,也不愿改變什么,這是肯定的。這是命運,命運就是這樣安排的。在我走過的人生道路上,我沒有邁錯步,沒有做過任何虧心事,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作者為口述史專欄作家)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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