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的菜價，就像坐火箭一般猛地往上躥。國家統(tǒng)計局宣布，全國八成食品價格普漲30％。市場里的菜價一天一變，有人戲稱買菜就像買股票，菜市場應該改名為“蔬菜副食品交易所”。
　　11月11日，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數(shù)據(jù)，10月份CPI漲幅達4.4％。雖然統(tǒng)計局否認全面通脹，但此數(shù)據(jù)距公認的5％惡性通脹是咫尺之遙。
　　價格體系猶如一副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糖高宗”、“油你漲”、“玉米瘋”、“蘋什么”、“辣翻天”、“藥你苦”、“棉里藏針”、“煤飛色(有色金屬)舞”……漲價在席卷一切商品。
　　但另一方面，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卻在說：“中國要想成為強國，必須有三高：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标P鍵是，只見物價高，不見收入漲，中國人能否捱到“三高強國”的那一天?
　　拋儲、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政府開始出手，但“神馬皆為浮云”，通脹預期像正在惡化的腫瘤，還在繼續(xù)蔓延……
　　
　　2010年，失控的價格
　　
　　超市里擠滿了擁擠的人群，生鮮肉區(qū)前更是人頭攢動，豬肉分割區(qū)前，工作人員每分割一塊五花肉，馬上被放置區(qū)前的人們所哄搶。
　　分割工作員是一位小伙子，臉上的汗在往下流，看著這么多人，他有些著急，捋起胳膊，刀飛刃舞，但等待的人群是越聚越多。
　　這是北京家樂福九棵樹店內一個角落，五花肉正在進行特價銷售，每公斤價格是18元。一個正在等分肉的女士說，這肉其實不好，好肉都被割走了，就剩豬皮和一些肥肉掛著點瘦肉。“但這個便宜啊!那邊好的五花肉33元一公斤，排骨42元一公斤，吃不起呀!”這位女士說，她每周來家樂福采購鮮肉，這周的肉比上周每公斤漲了2到4元。
　　“國慶之后，11月之前，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所有的產品都開始瘋漲?”北京的張先生問。這也是市場急切尋找的答案。
　　通脹苗頭最早出現(xiàn)在今年4月初，當時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CPI)從2009年底的負增長率悄無聲息爬到4月份的2.8％，大宗商品價格在蠢蠢欲動，有色金屬、大豆、橡膠、鋼材等價格都在短期內出現(xiàn)過猛漲。當時，國家統(tǒng)計局和國家發(fā)改委官員都表示，價格上漲主要來自國際輸入，國內通脹的壓力尚在可控之內。
　　不過，當時按照國家大宗產品工作協(xié)調小組的建議，國家發(fā)改委仍在一周時間內先后兩次拋儲橡膠總計6萬噸，拋儲紙漿2萬噸，一個月后拋儲鋼材2.7萬噸，兩個月后再次宣布拋儲第六批儲備糖10萬噸。
　　當時國家發(fā)改委官員表示，2010年物價上漲的高峰可能將出現(xiàn)在七八月間，但之后全球和中國經濟出乎意料的放緩，政府開始放松了對通脹的警惕。
　　7月，大宗產品價格開始年內第二次發(fā)力，這一輪價格上漲還伴隨著國內多個區(qū)域農產品價格上漲，以綠豆、蔬菜為代表的農產品價格突破年內最高紀錄，當時商務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36個城市中近七成食用農產品在漲價。
　　7月13日，國家發(fā)改委價檢司出臺《關于市場價格異常波動時期價格違法行為處罰的特別規(guī)定》(征求意見稿)，此文件目的是制止惡意囤積、哄抬價格、牟取暴利等價格違法行為。但文件公布實施至今，發(fā)改委沒有公布過一起價格違法事件。
　　從7月到9月，CPI仍在緩慢爬行，從4月份的2.8％一步步走到了3.1％、3.3％、3.5％、3.6％……但包括統(tǒng)計局在內的政府部門依舊說，年內3％通脹率可控。
　　十一后，價格突然失控，從現(xiàn)貨到期貨，從批發(fā)到零售，所有商品的價格如脫韁之馬，都在上漲。
　　11月1日到11月10日，大宗商品掀起新一輪漲價高潮，10天之內，PTA現(xiàn)貨漲幅超過2675元，達到每噸11250元，MED(生產長絲的化纖產品)十天內漲幅達1385元，至9100元；螺紋鋼和熱軋卷板品種的鋼材現(xiàn)貨價格自11月1日開始幾乎每天上漲30元左右……
　　全通脹氣息步步逼近，政府口徑年內第一次轉變，11月9日國家發(fā)改委主任張平在全國煤炭工作會議上正式表態(tài)，今年的CPI上漲將超過3％的政府預期調控目標。
　　
　　物價上漲五大原因
　　
　　第一，是貨幣發(fā)行過量，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最近美國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后，國際市場大部分商品價格在急劇上漲，石油到了每桶87美元，棉花、糖等都上漲很厲害。
　　為了刺激經濟，美聯(lián)儲打開了貨幣的閘門，決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很多學者擔心，“泛濫成災”的美元將迫使其他國家物價加速上漲。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先生認為，近兩年以來美國一直推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已經給中國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諸建芳認為，在美元貶值、全球流動性泛濫及通脹預期升溫的背景下，石油、基礎原材料和棉花等這些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在三季度連續(xù)上漲，并快速傳遞至國內市場。當大宗商品價格高企時，國內企業(yè)生產成本增加，必然從供應方面提升價格。
　　第二，一些臨時性的因素，如今年的災害天氣導致蔬菜價格上漲。
　　棉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朱亞楠是一家紡織公司的負責人，他告訴記者，今年的棉花價格上漲之快是他們始料不及的：“受寒冷天氣影響，今年新棉上市比以往遲很長時間，再加上自然災害的原因減產，導致棉花漲價。目前棉紗價格較今年5月份漲了近一倍。棉布的原料就是棉紗，隨著棉紗價格上漲，生產成本就增高了，棉布價格也就相應增加了�！�
　　棉布價格上漲，直接影響就是服裝價格跟著上漲，而最終為此“埋單”的是普通消費者。
　　第三，我國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土地資源快速向城市流動，農村的生產資源相對減少。農村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新疆的采摘棉花報酬現(xiàn)在是按公斤算，3塊錢采摘一公斤皮棉。
　　第四，熱錢炒作的因素。
　　今年上半年綠豆、大蒜、棉花等都出現(xiàn)了價格上漲，棉花每噸漲到了33000元。鄭州交易所11月8號棉花期貨一天成交300多億，大大超過了正常的范圍，換手率很高。上半年綠豆和大蒜也出現(xiàn)了囤積居奇、惡意炒作的企業(yè)。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袁鋼明就認為，外來的“熱錢”和國內的游資聯(lián)手投機是造成物價快速上漲的幕后推手。
　　袁鋼明說：“最新的原因還是各種農產品的炒作。有些農產品的炒作還有點道理，易于保存，比如生姜、大蒜、綠豆，但是后來又傳出蘋果、雞蛋也開始炒作，應該說這是跟風上漲，從而也造成零售商跟風上漲�！�
　　對于那些手里攥著大量閑置資金的人來說，炒農產品似乎是今年發(fā)財?shù)囊粭l捷徑。正因為如此，帶著巨額現(xiàn)金到主產地搶購、囤積農產品的人不在少數(shù)。這樣就人為造成了部分農產品供應短缺，價 格迅速上漲。
　　第五，政府因素。
　　在物價上漲的眾多推手中，政府的身影也不時顯現(xiàn)。在中國，水、電、天然氣、成品油等資源性產品的定價權基本上在各級政府部門手里。今年以來，在深入推進資源價格改革的背景下，各地政府紛紛上調了這些公共產品的價格。因此，有人稱資源價格改革就是“漲價”，并認為政府的這種行為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一連串的價格上漲，最終形成通脹。
　　
　　物價上漲，誰能接受?
　　
　　與民眾在超市中的搶購潮相比，國務院、發(fā)改委等政府部門要顯得鎮(zhèn)定得多。發(fā)改委相關官員表示，目前物價上漲依舊可以接受，因為此輪價格上漲結構上主要由農產品帶動，造成包括大宗原材料在內的物價整體上漲。國務院一位部委官員也表示，國務院對目前通脹的擔憂并沒有大家想象的嚴重。原因在于這次農產品價格上漲與此前幾次不同，此前價格上漲的利潤絕大部分被中間環(huán)節(jié)拿去，但這一次價格上漲帶來的利潤更多留在了農民手中。
　　不妨仔細分析這兩個表態(tài)。發(fā)改委官員表示“物價上漲依舊可以接受”，但可接受的主體是誰呢?是“政府可以接受”還是“民眾可以接受”呢?一般來講，就居民、企業(yè)、政府三者對物價上漲的承受能力而言，居民的抵抗力和承受力必然是最低的。企業(yè)作為商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加價銷售產品彌補其在原材料漲價中所遭到的損失，政府也可以通過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來化解物價上漲所造成的危機。而物價上漲對居民生活的關聯(lián)度最高，居民的感受和受到的沖擊必然最早也最大。
　　雖然有承受力的高低之分，這三者之間并非是相互獨立的。無論經濟學的解釋是哪種，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物價上漲必然直接消解民眾的幸福感，并更加關注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以及腐敗問題，對社會穩(wěn)定造成心理和實際的沖擊，政府的承受力無法置身事外。
　　所以，應對物價上漲不僅是個經濟學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學和社會學問題。如何看待和應對物價上漲，能否從經濟領域的問題中看到其中的政治風險，其實首先都考量的是一個政府的現(xiàn)代政治意識。
　　
　　應對高物價，政府要拿出智慧和耐心
　　
　　應對通貨膨脹導致的物價上漲，方法有多種，世界各國常用的主要有：一是價格管制，這是最原始的方法；二是通過財政、稅收、貨幣等金融政策來調控，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三是通過升值本國貨幣來減少流動性，這種做法很容易對出口造成影響，也極容易演變成通貨緊縮，是一個非常冒險的做法；四是通過減稅以提高經濟效率來對沖通貨膨脹的影響。
　　其中，價格管制以前不少政府都采用過，但極少成功過。因為價格管制在導致市場定價失靈的同時，也否定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這注定了價格管制只可能是緊急狀態(tài)下的緊急措施，不可能成為常態(tài)下的正常措施。
　　從原因來看，我國這一輪通脹的成因，主要是超發(fā)貨幣引起的，雖然對是否超發(fā)了43萬億貨幣存在爭議，但對超發(fā)了貨幣的事實本身卻是沒有爭議的。面對物價上漲，特別是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是不是已經意味著我國的農業(yè)已經是一個低風險高收入的產業(yè)了?顯然不是。人民群眾之所以對物價上漲意見很大，根本原因就是民眾本身還沒有富裕，卻又被狠狠地征收了“鑄幣稅”，人民幣征收了一次，貶值的美元也征收了一次，導致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體難以承受物價上漲之重。
　　如果目前實行價格管制，必然會產生三大后果，一是打壓了農產品價格，將挫傷農民種田的信心，會危及我國的糧食安全；二是多余的社會資金需要找出口，極有可能導致房價調控難以實現(xiàn)預期效果，導致其他商品的非理性炒作；三是會刺激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微觀參與，將加劇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結構性矛盾，還會增加權力的尋租與腐敗的機會。
　　目前，在“調結構”的背景下應對通貨膨脹，物價管制并不是最佳選擇。我認為，目前可以考慮采取綜合措施，一是繼續(xù)提高商業(yè)銀行的準備金率，配合微幅加息；二是將人民幣適當升值與減稅相結合，幫助企業(yè)度過難關，減輕百姓稅負；三是將“鑄幣稅”返還于民，如果超發(fā)43萬億人民幣，就可給每一個中國人發(fā)放4萬元的現(xiàn)金或者消費券，當然，這個補貼應根據(jù)實際超發(fā)的貨幣數(shù)量與國家社會發(fā)展以及國民經濟收入情況綜合權衡之后來進行；四是進一步加強和加快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住房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與提高。
　　
　　[鏈接]韓國應對物價上漲的做法值得借鑒
　　
　　10月，韓國的蔬菜等新鮮食品價格同比上漲49.6％，創(chuàng)下自199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兩年來，韓國人最鐘愛的食品――泡菜的原料大白菜的價格上漲了30倍，這場“泡菜危機”甚至震驚了全球。對此，韓國政府主要采取了兩項措施：一，從11月1日起，把燃氣費平均降低4.9％。二，增加比往年價格高的大蒜、辣椒、洋蔥等食品的進口，并于11月底集中投放市場。10月中旬后，因政府放寬并增加相關產品進口，新鮮蔬菜等價格已經開始回落。
　　不難看出：降低燃氣的價格既可以直接降低居民的生活負擔，又可以抑制通脹的預期。而增加進口就是為了擴大供應，從而通過市場的供求機制平抑物價�；蛟S有人要問：韓國降低燃氣費不也是直接的行政干預嗎?是的。但燃氣費本來就在政府管制的價格之內，政府降低燃氣價格并不是干預市場。歸納起來，韓國的經驗就是“雙管齊下”：即在政府管制的范圍內使用行政手段，而在市場領域則運用市場機制。而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就在物價加速上漲、通脹預期不斷增強的情況下，很多地方的政府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或舉行天然氣等資源類產品價格上調的聽證會，這不是火上澆油嗎?行政管制范圍內的公共品價格，政府不去限制，卻要到市場上去“限價”，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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