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仲夏悶熱的空氣里，學術大師季羨林，帶著他那如空谷傳音般曠遠綿邈的思想，駕鶴西去。天堂里，我們不知道，還有沒有他鐘愛一生的印度梵文。 　　 　　不戴“國學大師”的桂冠
　　
　　2006年，季羨林先生在95歲高齡時，鄭重請辭三大桂冠，遠離虛名。“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边@是季羨林先生在《病榻雜記》中寫下的文字。這里的三頂桂冠分別是“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和“國寶”這三個稱號。
　　對于被稱為“國學大師”，季羨林說，
　　“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比欢�，辭世的季羨林，還是沒能摘掉這頂桂冠，“國學大師”稱號頻現于媒體和公眾悼評中。
　　季羨林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者，在印度古文字學、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領域的研究高度，當下無人企及。但是，非要給“大師”戴個帽子的話，那應該是“印度學”、“東方學”而不是“國學”的帽子。當然，看淡名利的季羨林，并不關心這頂帽子的高度，他不喜歡這種“黃袍加身”的感覺。他在《生命沉思錄》中寫道：“我從來不相信什么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播弄成知識分子。”美國《僑報》對此評價說，與季羨林相比，當下余秋雨、于丹等“大師”做派不足一論。
　　但是，自稱連“國學小師”都不夠更遑論“大師”的季羨林是有國學深厚功底的。作為泛“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學人，季羨林前后的那一代學人都是中西學兼修的，病榻上的他還能背誦幾百首古詩和幾十篇古文。
　　1926年，15歲的季羨林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山大附中的老師尊孔成風，古文水平極高。季羨林的國學之路由此起步。然而，1930年，季羨林考入的卻是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yè)方向德文。在清華，他師從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并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讓他對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35年，季羨林進入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德國是當時梵文研究最權威的國家，匯聚了世界知名的梵文學者。這里的希臘文、拉丁文、阿拉伯文、梵文、西歐各國文字，都有水平相當高的教授。“留德十年”，他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言。
　　至此，季羨林學涉中西，但他還是自認為不足以忝列國學大師之列。
　　
　　大師之交
　　
　　季羨林的人生際遇與國學大師們交結在一起。這些或師或友的舉足輕重的人物，影響了季羨林一生。
　　季羨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輩，分別是陳寅恪、胡適、梁漱溟、馬寅初。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響季羨林的人生態(tài)度，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影響季羨林的學術態(tài)度，而粱漱溟影響季羨林的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馬寅初影響季羨林的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1946年，35歲的季羨林從德國留學歸來，在清華任教。在這期間，季羨林和胡適有了密切的接觸，他對胡適極為敬重。胡適對這個后學也偏愛有加，直至晚年還曾評價說做學問應該像季羨林那樣。季羨林后來回憶說，
　　“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后輩，在他面前，絕沒有什么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1999年，季羨林以88歲高齡訪問臺灣，專程前往南港拜謁胡適的陵墓，行三叩大禮。他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中說，“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未了的“大國學”
　　
　　行至暮年的季羨林先生，視線一度從東方學轉移到了國學。
　　季羨林不是扎到故紙堆里研究同學，而是振興國學，2007年3月他提出了“大國學”的概念。“大國學”包括全中華56個民族的文化財富，特別是藏族文化、伊斯蘭文化。“大國學”還應包括歷代中國人向世界學習而中國化了的成果。
　　季羨林說：“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范同，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范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是一種大一統(tǒng)式的‘文化調和’。因此我想，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都可稱為‘國學’。在國際上，近似的名詞稱謂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西方學者把藏學、滿學等排除在漢學(Sinology)之外，有故意破壞中國大統(tǒng)一之嫌；現代‘華學’學者針對這種情況，把國學稱為‘華學’(China Studies)，包括中華漢學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學，均列為中國之‘國學’。”
　　“季先生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他晚年提出的‘大國學’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文化是一個慢慢融合的過程，是各個民族和地區(qū)一起締造的，也是歷史上中國與其他國家交往、溝通一起形成的，這大大開闊了我們的眼界�！鼻迦A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李學勤說，相對于西方化概念的“東方學”，季羨林研究的其實是他自己的意義上的“大國學”，季羨林“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與西方人的東方學，立場完全不同。
　　
　　“焚膏繼晷，兀兀窮年”
　　
　　季羨林歷經了千回百轉的人生。他宣統(tǒng)三年出生，經過清王朝、袁世凱的洪憲、國民黨的統(tǒng)治，一直到解放，走過“文革”，走過改革開放30年。
　　“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季羨林為學術耗盡了最后一絲精力，也經歷了師友親朋不在的孤寂和丟畫事件的紛擾。
　　在半年多前，同繞著季羨林身旁的新聞都是詭異的“季羨林丟畫事件”。關于丟畫事件，季羨林事前并非不知情，但還是選擇了忍耐，一如他面臨的歷次風波。因為季羨林說過，“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日真，二日忍”。
　　而“真”是季羨林先生識人交人的標準。他說自己喜歡的人“是這樣的：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后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字，是性情中人�！�
　　
　　(摘自《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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