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難題,在今天困擾了中國。上自政府,下到“80后”,莫不為之煩惱。個中原因可謂千頭萬緒,今天只說一條。那就是工商資本的投機化。 　　我當年搞田野調查,到了徽南農村,看到無數高檐大宅,富麗輝煌,無比驚詫。在震驚之余,我卻被一個問題給纏繞住了:這些大宅子的主人當年都是在淮揚一帶顯赫非常的鹽商、茶商,為什么這些鹽商茶商不把錢拿去擴大再生產,卻要把銀子運回偏僻的老家,蓋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呢?有人解釋說,這是中國人葉落歸根的傳統(tǒng),是顯耀鄉(xiāng)里的宗族思想在作怪。我不以為然,說來商人都是沒國界的,只要有錢賺,連國家都未必認,何況鄉(xiāng)里了。
　　又有一回,重讀《史記》,我被司馬遷的土地觀給迷住了。在中國的史家中,司馬公是最重視商業(yè)的一位,在《史記》中有專門的《貨殖列傳》講到先秦和漢初的幾個大商賈,后來史家的歷代史書中都有《食貨志》,是幾乎已經看不到商賈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這個例子上非常恰當。
　　司馬遷把“富裕”分成三種,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農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馬公接著又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絹文不如移市門�！�
　　這就奇怪了。既然農田為“本富”�？墒菫槭裁促嶅X卻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擺著會吃大虧乎?好,接著司馬公給出了第三個結論――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財建議”,他說,“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跑到商海中盡情撲騰,大把賺錢,然后回頭去買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賺來的錢牢牢守住。
　　現在很多人不就是這么干的嗎?中國的房價不就是這樣被炒起來的嗎?民眾的煩惱不正是因此而生嗎?然而,批判歸批判,事實卻比冰還冷。歷史學家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說,“司馬遷之觀念如是,秦漢間大多數人士之觀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漢以至今日,中國大多數人之理念,尚未能大異于是也。因此一切士農工商的活動,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為目的�！崩钕壬鷮戇@段文字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又半個世紀過去了,規(guī)律還是規(guī)律。
　　人們肯定還會問,為什么大家從高贏利的工商業(yè)賺了錢,偏偏要再轉投到低贏利的土地中呢?司馬遷其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來點破最后的秘密吧。因為中國的治國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們最早明向工商業(yè)比農業(yè)更能斂聚財富,所以早早就把這些產業(yè)收歸國有化。早在公元前770年,齊國的管仲就把鹽業(yè)和鐵業(yè)收歸國營化,那時候,歐洲的鐵器還沒有普及。從此以后,秦漢唐宋明清民國,只要是能賺錢的工商業(yè),同家無不收歸國營,從鹽鐵,到茶酒,到漕運,到對外貿易,到礦山鐵路等等
　　當國家把工商業(yè)控制住后,私人資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錢比農業(yè)多,可是誰也不敢往大里玩,因為千年以來的教訓告訴大家,你搞得稍微大一點,一定會惹出麻頃,甚至招來滅頂之災,法國的年鑒派史家布羅代爾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經寫道,最成功的商人面臨的一個永恒的問題是在哪里再投資他們的利潤。
　　正因此,司馬遷的第三段話就如幽靈般地出現了:大凡在工商業(yè)中賺了錢的,馬上轉身去購買土地。是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在千年中國,土地其實不是由泥巴構成的,它是一種“類貨幣”,是資產階層逃避政府力量的一個避險性工具。
　　回頭說到今天,中國房價為什么日見日高?除了城市化運動、地方財政被土地捆綁等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正是,近年以來,大量工商業(yè)資本洶洶涌進地產業(yè),企業(yè)家階層因產業(yè)環(huán)境困惑對實業(yè)產生厭倦,投機心理大增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房產稅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應量,都是不能解決問的。解決之道何亢?那就是以市場化的改革�；钴S工商業(yè)經濟,讓工商資本留在工商領域,
　　
　　(摘編自《東方企業(yè)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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