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中國遠征軍》的熱播，我們重溫那個難忘的年代，炮火硝煙下的遠征軍戰(zhàn)斗經(jīng)歷�！吨袊�遠征軍》我不止看過一遍，因為我是黃埔二代，當年我的父親是從黃埔軍校18期二總隊炮兵一隊畢業(yè)，然后去了湖南洪江機械化學校進行戰(zhàn)車培訓，后也遠赴印度，曾在駐印軍的戰(zhàn)車五營服役，親身參加了那場反侵略戰(zhàn)爭，并為贏得戰(zhàn)爭最后勝利做出了貢獻。
　　
　　鮑直才是父親當年在成都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18期二總隊的同學，祖籍是浙江仙居，1920年生人，如今已是90多歲的老人。他1940年高中畢業(yè)后考入中央軍校18期工兵科。1943年10月畢業(yè)后便投入抗戰(zhàn)，被分在第8軍榮譽第1師工兵連。
　　
　　黃埔高材生臨危受命
　　讓我們把記憶拉回到1944年，在云南橫斷山脈的南麓，怒江的西岸，聳立著一座海拔2690米的險峰――松山。它像一頭巨大的恐怖怪獸扼守著滇緬公路的要沖，具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勢，并且因為戰(zhàn)略地位重要又被軍事家稱為滇緬路上的“直布羅陀”。令我們中國軍人咬牙切齒的是：一支精銳的日軍部隊盤踞其上，并用一年的時間修了極為復雜的永久性工事，形成進可攻、退可守的戰(zhàn)略據(jù)點，從而牢牢控制著怒江戰(zhàn)場的主動權。 駐守松山的日軍是五十六師團下的一支步炮混成部隊。指揮官為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朗少佐。兵員共計1400名，配備有100毫米重炮群、山炮、戰(zhàn)車、高射機槍等強大組合火力的部隊。
　　當年鮑直才所在第8軍榮譽1師奉命從1944年6月4日開始進攻位于龍陵縣臘勐鄉(xiāng)的日軍松山陣地。中國軍隊多次進攻，但傷亡慘重。為了迅速占領松山，指揮部命令第71軍炮兵營派出山炮敢死隊，潛入敵后，以近距離直接瞄準射擊日軍的工事，對滾龍坡進行猛烈炮擊，徹底摧毀了滾龍坡日軍的工事，拼死占領了滾龍坡陣地。但松山日軍陣地因地勢特殊，仍無法接近。為了早日占領松山主陣地，指揮部命令第8軍工兵營挖掘坑道，直通松山制高點下方，實施強力爆破，對整座山頭連同日軍陣地予以徹底摧毀。
　　鮑直才老先生回憶說：“當時第8軍工兵營和師屬工兵連共6個連，共有四五百人，都投入了坑道挖掘和實施爆破施工，但像我這種正兒八經(jīng)軍校出身的工兵軍官確實是鳳毛麟角。工兵營營長常承隧接受任務后，就直接找到我說：‘鮑直才！這是技術活兒，由你負責！就你是軍校畢業(yè)的，你搞不了，誰能搞呢？’我當年只有24歲，為了盡快完成任務，我就硬著頭皮上了，夜以繼日很快就鼓搗出一套完整的技術解決方案。挖掘坑道是在不見天日的地下作業(yè)，我們雖可以掌控開挖的方向，但對坑道的終點距離以及標高，由于缺乏測量器材，深感力不從心，稍有不慎就可能功虧一簣。所以我們執(zhí)行此任務時，不僅是小心翼翼，更是提心吊膽。”
　　鮑直才與戰(zhàn)友估算出爆破點和坑道數(shù)據(jù)，采用軍校里學習過的辦法和土測量工具，來保證施工的準確性。挖掘由工兵來做，由于挖掘的坑道不能太大，僅容一人彎腰進入。挖掘時間有限，吃飯只能在坑道里吃。挖掘時需要照明，就在坑道里點上一盞桐油燈，而且燈不能太多，會燒掉洞里的氧氣，但在最前端挖掘的人員還是因供氧不足感到呼吸困難。大小便怎么辦呢？就解到挖出的廢土里埋起來，隨廢土裝麻袋運出來。
　　鮑直才說，在施工期間，他基本不敢睡覺，只能歪著打個盹，為啥？怕士兵們把洞挖偏了，得經(jīng)常鉆進去測量一下。當時挖掘的士兵人人汗流浹背，好像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樣。一個連排成一條長龍，最前面的兵用美式工兵鍬鏟下土，鍬頭一轉就成了刨子，把土從胯下刨到身后，以此類推往后刨，最后一個人用麻袋裝土，外面的兵扛起麻袋往下運。麻包堆在一個樹林后面，不敢讓鬼子從高處看見，暴露意圖。施工時晝夜換班，一條龍換另一條龍，單兵不能換班，因為坑道太窄，很難錯開身……
　　經(jīng)過兩個月夜以繼日艱苦的努力，150米坑道終于挖成了，估算就挖到敵松山據(jù)點的正下方。把約3噸炸藥裝入坑道，由鮑直才負責裝置信管，接上電線，再接上從美軍借來的發(fā)電機，準備工作全部完成，只等一聲令下。
　　此時的戰(zhàn)場格外平靜，鴉雀無聲，第8軍工兵營營長常承隧就站在發(fā)電機旁，緊張得手都有點兒顫抖。這時衛(wèi)立煌、宋希濂在內的遠征軍高級將領悉數(shù)到場指揮。隨著總攻一聲令下，常承隧猛吸兩口煙，迅速按下由發(fā)電機改裝的起爆器的按鈕，立刻聽到地動山搖轟隆一聲巨響，頓時整個松山山頭夾帶著泥土及日軍的肢體飛向天空。整個戰(zhàn)場上，中國士兵莫不歡聲雷動，當飛天的塵埃尚未落盡，等待沖鋒的步兵躍出戰(zhàn)壕，高舉戰(zhàn)旗一擁而上，迅速占領了松山。只見日軍工事里尸橫遍地，并沒有外傷，都是被爆破震死的。
　　
　　后來鮑直才老先生去了臺灣，直到退役也沒有結婚，蹉跎了大半輩子。1998年，經(jīng)北京黃埔同學會一位同學的介紹，認識了北京的張女士。兩人通信一年，終于締結姻緣，于1999年在北京領了結婚證。張女士比鮑直才小二十多歲，溫柔賢惠，跟隨鮑直才在臺北生活了近十年。2008年，張女士在北京這邊拆遷落實了一套房子，兩人終于下決心遷回大陸。如今兩位老人在北京大興區(qū)清源西里一棟普通小樓的兩居室甜蜜幸福地安度晚年。
　　（編輯  王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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