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一個‘輪回’。”這是“皇甫平”于1991年2月15日，發(fā)表在上�！督夥湃請蟆返脑u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的開筆句子。這篇不長的評論，沖破當時全國對改革開放欲言又止的壓抑，以極大的激情鮮明地謳歌改革，吹響了掀動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大潮的號角。
　　借著中國改革步入而立之年的春風，2008年暮春時節(jié)，我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圖書館，見到了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現(xiàn)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的周瑞金先生。這位時任上�！督夥湃請蟆伏h委書記兼副總編輯、當年“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以一句“春暖花開，早上在西湖邊走了一下，心情很好”開頭，笑談親歷之往事――
　　
　　“皇甫平”何來？
　　
　　許多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聲，這并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從更深層的意思來說，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xiāng)浙江省溫州市平陽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讀“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有輔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這就是“皇甫平”筆名的深層涵義。
　　那么，皇甫平評論的背景是什么？境外不少媒體多有猜測，其實背景并不復雜。1990年12月，召開了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會前，鄧小平找了中央有關(guān)領(lǐng)導談話，希望不失時機地抓經(jīng)濟，提議作為新一輪改革開放重點的國企，要深化改革，不要拘泥于市場經(jīng)濟和計劃經(jīng)濟姓社姓資的問題，“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不是判斷兩種社會性質(zhì)的標志”。
　　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nóng)歷大年初一，都要發(fā)表一篇言論賀新春。庚午歲尾，傳來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的講話精神。這時我感到，只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此最新指示精神。因此，我找來了時任評論部主任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共同商量，決定寫幾篇聯(lián)系上海改革實踐、宣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文章。
　　小年夜研究，大年夜開寫，正月初一，報紙上就登出了“皇甫平”的開篇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因為當年是辛未羊年。這篇文章提出，12年一個輪回，回顧到前一個羊年，也就是1979年，那時候正是開創(chuàng)中國改革新紀元的一年，文章寫道“歷史雄辯地證明了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這些話，今天看來非常平淡，但在當時會讓大家眼睛一亮。有人嘆道，自1989年以來，已有十幾個月沒有聽到這樣的改革聲音了。
　　客觀地講，第一篇文章在讀者中并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還是有骨頭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針對當時有人提“1991年是質(zhì)量年”的。還有那八個字：“何以解憂，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基傳達貫徹七中全會精神和小平同志視察上海講話時的原話。
　　緊接著，《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zhèn)涞母刹俊返?文也陸續(xù)面世。這4篇文章，相互呼應，圍繞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中心，由總而分，反復闡明、宣傳了鄧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個推進改革的完整的輿論先導系列，文中發(fā)出了“如果我們?nèi)匀秽笥凇�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趑趄不前，難以辦成大事”這樣振聾發(fā)聵的呼聲。
　　
　　圍剿風波
　　
　　“皇甫平”系列文章發(fā)表后，反響強烈。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但同時，北京一些學術(shù)刊物相繼發(fā)表批判文章，《人民日報》《求是》等主流媒體也隨之介入，一時對 “皇甫平”形成圍剿之勢。
　　有人氣勢洶洶責問：“主張改革不問姓社姓資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還是姓資？”這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分子”了�！昂髞砦也胖�道，改革開放不要問姓社姓資，是趙紫陽提出來的，‘六?四’風波之后重點批評趙紫陽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路線，他們以為我們也搞這一套，因此批得特別有勁�！�
　　“皇甫平”文章引起爭論，是在1990年特定歷史背景下發(fā)生的。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確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現(xiàn)實課題。當時，國內(nèi)經(jīng)濟面臨困難，從1989年到1991年經(jīng)濟增長連年下滑，1990年的GDP增長只有3.5%左右；國際上則風云變色，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社會主義陣營遭到重創(chuàng)。一些“理論家”發(fā)表長篇文章，重提階級斗爭，他們認為，蘇東事件是“改革引起”的，改革開放必然會導致中國社會滑向資本主義。由此，他們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疑問和詰難，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是姓社還是姓資”。
　　因此，我們在撰寫文章時，是有一點冒風險的思想準備的，但絕對沒有預料到，幾篇文章會招致如此火力兇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嚇人到如此程度。出于維護大局的考慮，我們不寫反擊文章，以沉默淡化之。我個人當時承受著巨大壓力，連到香港履任新職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此前，朱?基已經(jīng)親自向我本人和上海市新聞界，宣布了國務院港澳工委關(guān)于任命我赴港出任《大公報》副社長兼總編輯的決定；而取消這一決定的通知，竟是國務院有關(guān)部門打到上海的一個電話。此時，朱?基已經(jīng)到北京上任，吳邦國也已經(jīng)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書記職務，他將這一切向朱?基做了請示。
　　朱?基當即回話說：“中央并沒有表示也沒有討論過‘皇甫平’文章的觀點有什么錯誤，上海情況那么復雜，浦東開發(fā)舉世矚目，中央寄予厚望，關(guān)鍵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有這樣那樣的看法，總比什么看法都沒有要好。”
　　
　　正名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轉(zhuǎn)機。江澤民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70周年大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著重闡述了鄧小平同志關(guān)于不要把計劃和市場作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標志的思想。9月1日，他又下令將第2天就要見報的《人民日報》名為《一切為了改革開放》社論中，“關(guān)于在改革開放中一定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刪去。但是，這篇社論已在頭一天晚上的《新聞聯(lián)播》中播發(fā)了出去。第二天見報沒有了，使中央機關(guān)報一篇社論出現(xiàn)兩個不同版本，這在黨的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91年，就在“皇甫平”文章展開的交鋒中，鄧小平一直在冷靜地觀察和思考。1992年春天，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出山了。從1月18日到2月21日，他以88歲的高齡不辭勞苦，足跡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復強調(diào)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jīng)濟，基本路線要管100年,誰不改革誰下臺。小平的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
　　從十四大開始，新修訂的黨章中都有這樣一段重要的話：“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要防止‘左’。”
　　這場爭論平息后，以之為先導的新一輪思想解放也隨著深化改革而展開。兩年后，我被調(diào)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仍主管評論。調(diào)到北京后，江澤民曾經(jīng)特地找我談話，說：“你那個事沒什么問題，都已經(jīng)過去了……”
　　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全國劇本創(chuàng)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后場面，他又一次強調(diào)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fā)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會場上頓時響起長時間的春雷，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從內(nèi)心涌出來的熱淚淌滿雙頰。10多年過去，斯人斯語，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于懷。
　　――說是采訪，其實是一種交談，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將近3個小時。接待方的催促聲又傳入耳中，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儒雅老人起身說道：
　　17年過去了，今天回過頭看那場交鋒，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我真不愿意再提“皇甫平”了，它已經(jīng)成為歷史，還是讓后人去評說吧！總之，做人做事須有“三性”：一曰人性，二曰理性，三曰靈性。人格尊嚴，崇尚科學，超越生命；世界變化無窮，而人生如此短暫，宇宙探索是無窮盡的。我很看重，也很追求的，就是一個人的人格品位。（未經(jīng)作者許可，謝絕轉(zhuǎn)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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