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12天的哥本哈根氣候談判,盡管作了“加時賽”,會期比原計劃延長了半天左右,但哥本哈根仍難以逃過像多哈世貿談判一樣的“慘敗”命運,最后大會在一份沒有約束力的聲明下,草草收場。這樣的“黯然”落幕,使人類失去了一次通力合作共同迎接挑戰(zhàn)的良機。
　　
　　氣候問題全面政治化
　　
　　氣候問題一開始只屬于科學范疇,聯合國發(fā)布的幾份氣候報告,一直在強調全球變暖是人類活動所導致,并且預測了50年后或在本世紀末之前,隨著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國家或城市將面臨被淹沒的可能。報告指出,全球氣候改變帶來的災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幸免。
　　由于氣候問題不可能靠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獨立解決,這就涉及到具體國家的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減排)或放慢排放增長速度(緩排)。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等多數工業(yè)化國家自愿加入了具有約束性的《京都議定書》,通過《京都議定書》建立的機制,以資金援助及技術轉讓方式,減排或緩排,也就是說,在人類應對全球氣候改變問題上,多數富國和工業(yè)化國家開了一個好頭。
　　然而,溫室氣候和環(huán)境污染的問題,之所以最早在發(fā)達國家提起,是因為他們工業(yè)化后轉入整治階段,需要在降低國內政治阻力的情況下,盡快完成舊有技術的淘汰和高碳高污染產業(yè)的轉移,而隨著這一進程的基本完成,他們之前借“歷史責任”之道義、行轉移排放之實的行動,就逐漸在國內失去強有力的支持。歐盟一度在減排倡議中居于全球領導者的地位,但在哥本哈根及哥本哈根之后,他們充任領袖的意愿已經沒有那么強烈,他們囊中羞澀,與人們預期的減排40%中期目標相去甚遠,并附上種種條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擔心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以及國內保守政治的壓力。
　　所以,推動氣候問題國際化的,是歐洲,而今天把氣候問題政治化了的,也是工業(yè)化發(fā)達國家。這迫使哥本哈根在原先確定下的《聯合國氣候問題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雙軌談判變得異常艱難,框架公約所確定的“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原則被政治沖淡了。
　　
　　談判陣營“四分五裂”
　　
　　與最初預測的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對壘的局面不同,哥本哈根很快就進入了談判陣營“四分五裂”的混戰(zhàn)。發(fā)達國家一下子分裂出以歐盟為主體的歐洲工業(yè)化國家集團、以美國為首的由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高碳資源型工業(yè)化國家組織的“傘形聯盟”、以東道國丹麥為代表的投機集團,而發(fā)展中國家,則由最初的“中國+77國集團”模式,分化為由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集團、以蘇丹及委內瑞拉等國為代表的77國集團多數國家聯盟、以不發(fā)達國家和受氣候改變影響最嚴重的小島國組成的“氣候脆弱聯盟”,再加上俄羅斯、沙特等依賴石化能源輸出的國家聯盟。
　　以歐盟為主體的工業(yè)化國家集團,他們手握資金和清潔能源技術,引領低碳經濟,基本完成了國家高污染產業(yè)“外包化”及高碳產業(yè)國際化,不想再在碳排放交易中過多承擔“歷史排放”責任,想通過“接受我的資金支持就得讓我來檢查減排行動”的模式,不合理地干預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使發(fā)展中國家永久地淪為發(fā)達國家的二級技術市場,在經濟上淪為附屬地位。這當然不會被發(fā)展中國家所接受。
　　一向以國內法大于國際法而行事的美國,因其國內立法目前處于不明朗的狀態(tài),在哥本哈根大會上也與歐洲集團一道,大打“透明牌”,把談判有可能失敗的責任推給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推給中印兩國。
　　澳大利亞新政府上臺后才批準加入《京都議定書》,并在2009年加快了高碳企業(yè)國際化的步伐,以轉移風險責任,并為國內推出碳稅作好了前期準備。而美國新政府未上臺前曾承諾加入《京都議定書》,但至今未見行動。
　　日本名義上是以美國為首的“傘形聯盟”的成員,但日本對低碳經濟下的技術革命準備充分,全球減排行動會給日本技術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提供契機,所以日本在資金援助方面的承諾表現出較慷慨的一面,幾乎占了所有發(fā)達國家承諾出資總和的一半�！傍F山倡議”的日本,不再安心于做美國“二傳手”角色,有自成一派的沖動,增加了談判進程的彈性,這也使得未來大國博弈變得撲朔迷離,充滿變數。
　　而以丹麥為代表的投機集團,則屢屢在會議議程上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花招,給本來就艱難的談判再添新亂。例如丹麥拋出的“丹麥提案”,一度使談判陷入僵局。
　　
　　中國應提高談判技巧
　　
　　由于最后的“聲明”沒有列入各國減排承諾,也沒有具體列出資金援助出資比例,“聲明”只是草簽了一份通向2010年墨西哥氣候大會的路線圖,這份聲明被人們視為只是比完全失敗稍微好點而已。
　　這份“聊勝于無”的協議,盡管是中方與國際社會一道費盡千辛萬苦在最后時候敲定的,但西方媒體卻對此視而不見,英國媒體甚至污蔑中國“劫持”了哥本哈根氣候大會。
　　外媒分析說,中國本是抱著當“好人”的心態(tài)與會的,但本身是污染大國及排放大國的原因,怎么當“好人”,最后也只有以當“惡人”收場。德國媒體評論說,中國應提高談判技巧,不要掉入西方設下的陷阱。他們認為,中國與工業(yè)化集團發(fā)生沖突,實際上正中了西方工業(yè)化國家的“招”。
　　印度擅長打“人均牌”,以人均排放遠遠低于工業(yè)化國家為由,抵消“排放大國”不合理的帽子。印度也擅長于打“后發(fā)展牌”,堅持碳排放是發(fā)展權之一,捍衛(wèi)“生存排放”的正當性,對所有約束性協議均明確表明不予接受。印度也頻頻打出國內尚有三分之一人口處于溫飽線的“苦難牌”,博取國際社會的同情。
　　在碳排放方面,中國與印度有著相似的情況,中國尚有四千萬人處于赤貧之下,尚有相當農業(yè)人口沒有完全擺脫貧困,中國人均排放也遠低于歐美國家,中國同樣是受氣候改變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但這次哥本哈根談判,中國并沒有把這些牌打得淋漓盡致,反而在“透明度”即“可核查、可測量、可觀測的三可制度”純技術問題上栽跟斗。這是教訓。
　　
　　如何迎接“低碳”考驗
　　
　　著有《氣候變化的政治》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院長安東尼?吉登斯稱,哥本哈根大會盡管落下帷幕,但它只是個起點,人類將走上“始于哥本哈根的路”,各國的內在、自發(fā)和自愿的行動比一份協議更加重要。那么,中國已經準備好了嗎?
　　從政府層面上看,中國此次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40～45%,并把這一指標納入強制性的國民經濟發(fā)展綱要中�？梢钥闯�,中國政府已經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上作出了遠景規(guī)劃,也表明了中國政府愿與國際社會一道在減排和遏制全球氣候改變的事業(yè)中共同努力的決心。
　　然而,作為后發(fā)展大國,作為仍處于城市化及重工業(yè)化前期的國家,中國以單位GDP碳強度為基準的減排目標,是建立在中國未來20年依然有當前的經濟高增長的假定上作出的設定。專家計算過,只要不超過45%這一條線,中國以現有經濟增長速度發(fā)展,中國的排放峰值年要等到2030年左右才能到來。但是假如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止增長,外部資金不到位,技術更新換代滯后,中國的排放理論峰值就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就會到來,到時中國因自我設置的減排目標而背上沉重的負擔,這對一個要養(yǎng)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來說,無異于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團隊采用動態(tài)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擬得出的GDP損失分別是3384億元和5862億元。
　　所以,中國在低碳時代的最大任務仍然是千方百計發(fā)展經濟,在發(fā)展中解決碳排放問題,在發(fā)展中切實實現減排目標。這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實際的問題,是個近乎于兩難選擇的命題。
　　可以從以下一組數據看出政府層面上減少碳排放產生的巨大社會壓力:“十一五”計劃前四年關停近千萬千瓦小火電,導致40萬人下崗,水泥行業(yè)在已經淘汰落后產能1.4億萬噸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淘汰1.8億萬噸,這將使近50萬從業(yè)人員失去工作機會。對煤炭開采和洗選行業(yè)來說,如果碳強度在2020年比2005年分別下降40%和45%,產值損失分別是1842億元和3142億元,損失比例分別是14.13%和24.12%。燃氣生產和供應行業(yè),損失比例也在10%以上。排在第三位的是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yè),損失比例分別是3.84%和6.79%,但是損失產值高達1995億元和3528億元,成為損失產值最高的部門。
　　所以,低碳經濟下如何實現勞動力轉移及如何保證在清潔能源產業(yè)及低能耗產業(yè)中創(chuàng)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以及從更宏觀的角度上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應是政府時刻關注的問題,只有有效處理這些問題才能經受住低碳時代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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