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在回憶錄《剝開洋蔥》中一步步剖析自己，痛苦而堅定地向最隱秘的記憶挖掘。在回憶錄的朗讀會上，指責派和同情派紛紛到場。朗讀會最后的討論不再只是針對格拉斯本人，而是回歸到歷史反思的大語境中。
　　
　　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已年近八旬，文化界和出版界已不指望他能再寫出驚世駭俗之作。2002年，著名記者米歇爾?于克斯為他作傳《公民格拉斯》，力圖概括他的生活、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頗有準備蓋棺定論的味道。誰知格拉斯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剝開洋蔥》中，突然公開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經(jīng)歷，一時間，在歐洲乃至世界掀起軒然大波。
　　
　　選擇了剝“洋蔥”
　　
　　格拉斯在這本回憶錄中回顧了他青少年時期的經(jīng)歷。講述的起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之時，格托斯的誕生地但澤市(現(xiàn)屬波蘭)首當其害，外部世界的陰影第一次侵入格拉斯12歲的心靈，這標志著他童年時代的結束。此后的格拉斯和許多同齡人一樣，還未結束高中學業(yè)就親所炮火，在戰(zhàn)爭中死里逃生。戰(zhàn)后他被關入美軍戰(zhàn)俘營，接受民主教育。獲釋后他備受饑餓和流離之苦，為謀生曾當過礦工和石匠。上世紀50年代，聯(lián)邦德國經(jīng)濟騰飛，青年格拉斯并沒有急于追求物質享受，而是立志實現(xiàn)少年時的夢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他在杜塞爾多夫和柏林的藝術學院學習雕塑，并創(chuàng)作了詩歌和戲劇。和他的第一個妻子安娜在巴黎生活期間，格拉斯開始撰寫第一部長篇小說《鐵皮鼓》，并幾易其稿。該書終于在1959年出版，回憶錄也到此告一段落。
　　格拉斯不同意把他的回憶錄稱為自傳，他說，“許多自傳總想哄讀者相信，事情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而“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自畫像有可能是不可靠的，而且它們往往確實不可靠”。所以格拉斯選擇了“洋蔥”：“剝洋蔥就像寫作一樣，每剝一層，每寫一句，事情就會更清楚，更明了，下落不明的東西又會鮮活起來”。
　　格拉斯的回憶錄中不乏感人的情感表白，以及屬于隱私范疇的細節(jié)。但真正引起轟動的是他公開了隱瞞60余年的經(jīng)歷：1944年9月，年僅17歲的格拉斯被征人武裝黨衛(wèi)軍，直到戰(zhàn)爭結束被俘。在希特勒第三帝國時期，參加過納粹組織或參與戰(zhàn)爭對那些與格拉斯同齡的德國人來說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格拉斯略為年長的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里希?伯爾曾為納粹德國參戰(zhàn)，現(xiàn)任教皇本篤十六世也曾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但格拉斯加入的武裝黨衛(wèi)軍在二戰(zhàn)中罪行累累，是臭名昭著的黨衛(wèi)軍精銳部隊，負責保衛(wèi)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黨內(nèi)首腦人物。后在希姆萊的領導下大規(guī)模擴充，是對民眾實行“蓋世太�！笨植澜y(tǒng)治的罪魁禍首。武裝黨衛(wèi)軍成立于二戰(zhàn)之初，隨著戰(zhàn)事的發(fā)展，武裝黨衛(wèi)軍漸漸失去精銳部隊的性質，人數(shù)發(fā)展到近百萬，自愿報名加入的規(guī)定也被取消，格拉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征入伍的。
　　新兵格拉斯受納粹宣傳的蠱惑。并不了解黨衛(wèi)軍犯下的滔天罪行，直到戰(zhàn)爭即將結束時，格拉斯所屬的部隊被蘇軍打散，在逃命的途中他才從一個老兵的口中得知自己裝束的危險性。
　　
　　呼吁和推動對歷史的反思
　　
　　這段經(jīng)歷雖然在格拉斯近500頁的回憶錄中只占很小的篇幅，但《法蘭克福匯報》文藝版在推介這本新書時，卻打出大幅標題《為什么我60年后才打破沉默》，把讀者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這一問題上。面對文藝版主編謝馬赫的詢問，格拉斯不能，可能也不愿對他隱瞞真相的做法作出解釋；只是指出，這件事多年來一直對他造成很大壓力，現(xiàn)在他一定要把這件事說出來，這也是他寫作《剝開洋蔥》的原因之一。消息一經(jīng)傳出，很多人都對此表示不理解，認為格拉斯曾有很多機會表白自己，如果他及時道出真相，德國戰(zhàn)后的若干次關于歷史反思的大論戰(zhàn)就會是另一種結果。德國猶太人聯(lián)合會主席克諾布羅赫女士甚至表示，在得知這一消息后，覺得格拉斯以前的所有言行都很“荒誕”；波蘭民主運動領袖瓦文薩更是要求格拉斯退還但澤市“榮譽市民”的稱號。
　　不少人的反應雖然有些過激，但眾人的失望又是在情理之中的。因為格拉斯在人們心目中不只是一位普通的作家、藝術家，而且一直熱心政治，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上世紀60年代，格拉斯為勃蘭特競選聯(lián)邦總理助陣，使他成為婦孺皆知的公眾人物。在呼吁支持伊朗受迫害的作家拉什迪、反核、環(huán)保、促進東西德文化交流、倡導德波兩國間的交往和友誼等活動中，都有他的身影。盡管他在對待“六八學生運動”、兩德統(tǒng)一問題上的態(tài)度曾引起很多爭議，但德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把格拉斯看作德國人社會良心的代言人，稱他為“國徽上的動物”。他在政治活動中做出的最大貢獻是，呼吁和推動德國對納粹統(tǒng)治的第三帝國歷史的反思。
　　在二戰(zhàn)剛剛結束的一段時間里，德國人家園淪喪、親人離散、缺衣少食，大部分人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責任，不愿承認正是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廣大公眾對希特勒及其追隨者的擁護、支持、遷就、默許，才使其能夠竊國奪權，乃至犯下累累罪行。人們只強調自己是戰(zhàn)爭及納粹統(tǒng)治的受害者，而否認、淡化、開脫德國人對于戰(zhàn)爭、屠殺猶太人等所應承擔的責任。上世紀50年代阿登納擔任德國總理期間，推行所謂的“正�；�”政策，急于給過去劃上句號，第三帝國成為禁忌的話題，對歷史問題的“沉默”成為社會和家庭中的普遍現(xiàn)象。而一些有遠見的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卻一再提醒德國人，不要逃避、隱瞞過去，即使不光彩也要正視它；要認識到，即使自己和納粹犯下的罪行沒有直接關系，無需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但作為一個公民，也要為這些罪行承擔政治責任；只有通過反思過去，才能建立起民主意識，德國的民主制度才會不再是法律上的一紙空文，而能真正得以實現(xiàn)。
　　格拉斯更是把反思歷史定為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題，如他所言，《鐵皮鼓》就是在“罪感發(fā)動機”的驅動下完成的。小說給讀者展開了一幅上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德國小市民生活的畫卷。其中的人物在希特勒統(tǒng)治時期，對政治無知、冷漠或抱有投機心理；戰(zhàn)后他們把過去忘在腦后，在拜金主義流行的消費社會中隨波逐流。小說的主人公奧斯卡回憶往昔，發(fā)現(xiàn)忘卻過去正是當今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所以他要敲起他的“記憶工具”――鐵皮鼓，警醒患上健忘癥的世人：忘卻過去就等于重復過去，只有通過回憶和反省，才能走出過去的陰影。
　　
　　自相矛盾的角色?
　　
　　格拉斯作為公眾人物所承擔的道德說教者的角色和他隱瞞自己經(jīng)歷的做法，在有些人看來自相矛盾。一些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與格拉斯為敵的保守派人物紛紛發(fā)表言論，對這位左派代表人物進行攻擊，指責其使用雙重道德標準，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幸災樂禍地說，從沒有人像格拉斯一樣在道德的高頭大馬上坐得那么高，也從沒有人像他現(xiàn)在摔得這樣慘。
　　有些人則對格拉斯表示理解和同情，認為他雖然對自己過去的一個小污點有所隱瞞，但他從未把自己裝扮成未受納粹思想浸染的抵抗運動戰(zhàn)士，而是一直坦陳自己曾受納粹宣傳蠱惑；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中，他始終抱著懺悔的態(tài)度；在號召公眾反思歷史方面，他更是功不可沒。
　　另外有些人則認為，一個半大少年在戰(zhàn)爭最后階段被征入伍，在當時稀松平常，況且當時的武裝黨衛(wèi)軍也已是烏合之眾，根本不值一提�，F(xiàn)在媒體拿來大做文章，純屬炒作�？吹礁鞣N媒體中的討論如火如荼，與格拉斯簽約的史泰斗出版社決定比原計劃提前發(fā)行《剝開洋蔥》，結果回憶錄在三周之內(nèi)就售出25萬冊。
　　隨著公眾對格拉斯經(jīng)歷的了解，尤其是讀到他是如何像剝開一個洋蔥頭一樣，一層層地清除覆蓋在往昔歲月之上的塵埃和粉飾，一步步地剖析自己，痛苦但卻堅定地向最敏感、最隱秘的記憶挖掘，過激的批評之聲漸漸消失。今年9月初，格拉斯在柏林舉行了他的回憶錄朗誦會，指責派和同情派的批評家紛紛到場，朗誦會后的提問火藥味已經(jīng)不是很濃，討論也不再只是針對格拉斯本人，而是回歸到歷史反思的大語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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