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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兩次推行簡體字]為什么推行簡體字

        發(fā)布時間:2020-03-1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本來是有利于普及教育,提高民眾素養(yǎng)的好事,卻一推再推,遲遲未能落實,甚至成了統(tǒng)“獨”之爭的工具。      海峽兩岸各界在簡體字和繁體字的使用上一直爭論不休,臺灣島內(nèi)對漢字繁簡的態(tài)度更摻雜了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始終將其使用的“正體字”奉為代表中華文化的正統(tǒng)。但鮮為人知的是,歷史上蔣介石曾兩次著手推行簡體字,但均在內(nèi)部強大壓力下而未果。
          
          學界首倡
          
          上世紀20年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領(lǐng)銜提倡漢字革命,陸續(xù)發(fā)表了大量關(guān)于倡導文學革命和文字改革的文章;谥袊敃r的歷史背景,主張漢字改革的人士認為,要普及教育,喚起民眾,就不得不推行簡體字和注音漢字,首先實現(xiàn)部分漢字改用簡體字,其次給漢字注音,最后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錢玄同認為,字形的變遷,“純是任自然的趨勢,逐漸改變的。改變的緣故,必定因為舊字有不適用的地方,所以總是改繁為簡,改奇詭為平易,改錯落為整齊,改謹嚴為自由。但舊字雖因有不適用的地方而改變,卻并非全體不適用,所以字形雖然時有變遷,而當變遷的時候,決不把舊字完全改易”。經(jīng)過嚴謹論證和認真研究,192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向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提出了《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這是歷史上有關(guān)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主張把過去只通行于民間社會的簡體字正式應用干一切正規(guī)的書面語上,系統(tǒng)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
          
          第一次夭折
          
          學界推動簡體字運動的行為逐漸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蔣氏當政后曾一度專門向教育部長王世杰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表示:“一些從事語言文字教學和研究的專家、學者對簡化漢字比較積極,但反對的人也很多,我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畫確實太多,書寫起來很不方便,應該作些簡化。但這個問題只能逐步進行。”蔣介石聽后很贊成王世杰的意見,當即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隨后,王世杰專門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相關(guān)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該項工作。黎錦熙為此專門組織成立了一個研究班子從事漢字簡化工作。1934年,錢玄同在長期扎實研究的基礎(chǔ)上開始籌劃編制《簡體字譜》,并在國語統(tǒng)一籌備委員會第29次常委會上提出“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國語統(tǒng)一籌備委員會議決編制簡體字以力求易寫、易識為原則,并委派錢玄同草擬《簡體字表》,以利于義務教育的推行。其間,錢玄同帶病整理、趕制《常用簡體字表》,至1935年5月共精選編入2300多字,最后經(jīng)專家學者商討后將確定的1230字報呈教育部。根據(jù)當時行政院推行簡體字辦法分期增訂,逐步擴充簡體字數(shù)量的規(guī)定,教育部最后圈定324個漢字作為第一批。1935年8月2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這是歷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個簡體字表,同時公布的還有《推行簡體字辦法》九條!掇k法》規(guī)定,凡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讀物,均應采用部頒簡體字。自1936年1月起,上述范圍新編課本、讀物不用簡體字者不予審定。
          然而,蔣介石主導推動的漢字簡化卻遭到國民黨中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等的強烈反對和抵制。戴季陶以捍衛(wèi)中華文化為口號,猛烈抨擊“簡化漢字荒謬十足,破壞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不收回《簡體字表》,他將不參加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果然在此后三個月中,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礙于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只得妥協(xié)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1936年2月,戴季陶進一步促使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加上隨后日本發(fā)動大規(guī)模侵華戰(zhàn)爭,蔣介石首次推廣簡體字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仍不了了之
          
          直到1952年秋,敗退臺灣的蔣介石再次提出漢字簡化。他在國民黨宣傳匯報會上表示,“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我的意見,與在大陸時期一樣,先提出一個簡化方案,再提交到會上討論。”會后,蔣介石指示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提前制造輿論,使社會各界有所準備,等社會形成共識后再進一步推行。臺“教育部”根據(jù)蔣介石的指示,立即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羅家倫也在第一時間親自撰寫了一篇漢字應該簡化、需要簡化的文章,在《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同時刊登。1953年9月,羅家倫發(fā)表講話稱,“欲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使廣大民眾易于學習”。1954年3月,他又在《中央日報》發(fā)表長文《簡體字之提倡為必要》,后來印成《簡體字運動》單本。1969年6月,何應欽在國民黨中央十次全會上提出《整理簡筆字案》,蔣介石指示“本案至為重要”、“有關(guān)單位約集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運用科學方法,審慎詳加研究”。
          蔣介石第二次推動漢字簡化卻意外遭到國民黨中央委員、著名學者胡秋原的極力反對。胡秋原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為壯大聲勢,胡秋原集結(jié)臺灣文史學界一批反對漢字簡化的人士,在“立法院”猛烈抨擊羅家倫等人,并撰寫大量文章向島內(nèi)民眾解釋漢字不能簡化的原因。當時胡秋原在臺灣政界和文化界擁有較大影響力,其反對漢字簡化的主張得到部分國民黨高層和海內(nèi)外文化界人士的支持。在島內(nèi)外強大的反對聲中,蔣介石自覺阻力太大,不得不又一次暫時擱置漢字簡化一事,臺“教育部”事先擬好的簡化方案也未公布。島內(nèi)的簡化跡象
          蔣介石兩度推行簡化漢字無功而返,之后臺灣當局囿于意識形態(tài)也盡量回避簡體字爭議,但島內(nèi)文字在使用上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簡化的跡象。1979年3月臺“教育部”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和《標準行書范本》時,盡管回避“簡體字”提法,但也選用了一些簡體字。1980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fā)行《標準行書范本》,其4010個常用字中有簡體字約700多個,其中與大陸簡化字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共有563個,近似的簡體字131個。
          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增,世界各國學習中文的人日益增多,其中尤以簡體字為甚,曾有語言學家預言“簡體字慢慢會變成中文唯一的標準”。就海峽兩岸來看,近年來兩岸交流交往呈不斷深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臺灣民眾開始學習和使用簡體字,從簡體字中獲取豐富的知識和信息。2003年起,臺當局開放大陸部分圖書入島;2005年,中文簡體字書在臺灣的銷售金額大幅增加;2006年9月,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在臺灣舉辦大規(guī)模的簡體字書展;2008年12月,兩岸直接雙向“三通”基本實現(xiàn),這些都推動著簡體字在臺灣的廣泛流行。
          
          不單純是“正”、“簡”之爭
          
          然而,簡體字在臺灣的使用并不單純是文字本身的問題,往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甚至統(tǒng)“獨”色彩。馬英九今年6月提出,希望兩岸未來能達成協(xié)議,實現(xiàn)“識正書簡”。這一倡議立即被一向“逢馬必反”的民進黨大肆攻擊,呂秀蓮批評文字統(tǒng)一就是“臺灣要被中國統(tǒng)一”,民進黨“立委”蔡同榮宣稱馬英九在推動“漸進式文字統(tǒng)一”,“立委”潘孟安也抨擊馬“要臺灣人漸漸變?yōu)橹袊恕?梢灶A見,只要臺灣統(tǒng)“獨”對立、藍綠對峙的局面不改變,簡體字的使用在島內(nèi)就始終難脫政治因素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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