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將2009年度最有分量的一個獎項――和平獎頒給了美國總統(tǒng)奧巴到，以表彰他“在加強國際外交及各國人民之間合作上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毕�息傳出，包括美國在內的壘球輿論嘩然。人們紛紛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奧巴馬上任不久和對世界的實際貢獻上，質疑評審委員會將獎項頒發(fā)給他是“爆冷”，“為時過早”，“令人吃驚”，甚至有人猛烈抨擊評審委員會褻瀆諾貝爾獎的圣潔，批評評獎的政治化傾向，還有不少美國人懷疑這是歐洲給奧巴馬設的一個“圈套”和“陷阱”，意在為美國外交的鐵拳加上一副束縛手腳的“絲絨手套?，奉勸奧巴馬拒絕領獎。
　　一個原本平常的評獎居然引發(fā)了全球范圍內如此熱烈的反響，而且意見分化得如此涇渭分明，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人們茶余飯后的時髦談資，各國媒體記者在報道的時候都或多或少地帶著幾分揶揄的口吻。然而，透過媒體鼓噪的喧囂和輿論熱議的點評，我們或許還應該思考一下“新聞背后的故事”。
　　
　　“理想主義”遭遇“現(xiàn)實主義”
　　
　　從種種非議來看，多數(shù)意見集中在奧巴馬履任總統(tǒng)之職不足九個月，尚未對國際社會的和平事業(yè)有顯著的實際性貢獻，即便他提出了一些充滿浮士德精神般的偉大思想和計劃，也并不意味著他就真的能為人類和平產生實際的貢獻，如此匆忙地就把和平獎頒給他，顯然是太草率了。
　　如果仔細琢磨此種思想的基礎，就會感到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現(xiàn)實主義”思維。作為一種世界觀，現(xiàn)實主義是建立在它對道德進步和人類能力的悲觀主義認識基礎上的，現(xiàn)實主義者更多看到的是人類本性中的惡，以及人類經驗中周而復始的悲劇，對于和平的認識往往更看重實際的行動。如果按照此種立場和邏輯評判，奧巴馬真的很難說為世界和平做出了什么貢獻。
　　至于美國國內出現(xiàn)的歐洲“陰謀論”說法，則是一些帶有極強保守主義色彩的現(xiàn)實主義者的觀點。在這些保守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者看來，世界是二分的，要么是“我們”(we)，要么是“他者”(the rest)，兩者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利他的動機，來自“他者”的任何行為都只有一個動機――“不懷好意”。和平獎自然地被看作是“糖衣炮彈”，看作是迷惑美國的“特洛伊木馬”。
　　然而，很少有人從諾貝爾獎的宗旨出發(fā)去考慮問題，事實上，諾貝爾和平獎從最初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產物，其評判的標準從根本上取決于特定的價值觀和理想原則。諾貝爾和平獎是根據(jù)諾貝爾的遺囑于1901年設立的，以獎勵“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而且諾貝爾和平獎不應該與其他四個獎項一起在瑞典頒發(fā)，而是應該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眾所周知，瑞典的近代史比較平靜，最近的一次戰(zhàn)爭是1814年與挪威的沖突，戰(zhàn)后兩國組成由瑞典主導的聯(lián)盟。諾貝爾遺囑中要求在奧斯陸頒發(fā)和平獎的用意，無非也是一種美好的理想，希望能夠以此化解兩國的歷史積怨，實現(xiàn)所謂“人類的和平與情誼”。
　　多少年來，盡管諾貝爾和平獎評選的結果眾說紛紜，爭議不斷，但其堅持從特定社會價值觀和理想原則出發(fā)評獎的偏好卻貫徹始終。從1901年授予紅十字會創(chuàng)辦人瓊?亨利?杜南到1925年《洛迦諾公約》倡導者英國外交大臣奧斯丁?張伯倫，再到1997年國際禁雷運動組織及其領導人喬迪-威廉姆斯(美國)，諾貝爾和平獎一直秉承理想主義的路線，更注重獲獎人的價值觀和理念，不太看重實際的效果，2009年的評獎也不例外。從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對奧巴馬頒獎詞可以很容易感受到隱含的濃重理想主義傾向，諸如“無核世界理念”、“多邊外交重獲中心地位”、“應對世界面臨的氣候變化”、“民主和人權得到加強”等，都是折射出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色彩。
　　
　　美歐關系得了“精神分裂癥”
　　
　　從全球輿論的分布來看，盡管圍繞奧巴馬獲獎的爭論在壘球范圍內展開，甚至出現(xiàn)了瑞典反對黨領導人要求評審委員會主席辭職的強烈反應。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數(shù)肯定的聲音主要集電在歐洲，而反對的聲音則更多集中于美國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其中跨大西洋兩岸的對立尤為突出，奧巴馬的獲獎折射出美歐關系患上了“精神分裂癥”。
　　20世紀中葉以來，歐洲人的思想狀況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海德格爾和胡塞爾在哲學領域中對于現(xiàn)象學的研究到利奧塔、德里達、福柯和德勒茲等人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推崇，歐洲人在看待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問題上產生了新的認識，更注重反思人本身的意義，關注所謂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
　　后物質主義是相對于物質主義或實利主義而言的。傳統(tǒng)政治哲學理論認為，人們最主要的價值利益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其他的價值需求都是由此派生的。因而，一個理想社會的基本標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物質方面的利益要求，而社會成員的不滿和反抗也應是基于這方面需求的被忽視。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則認為，物質財富并不是測量人們幸福水平的惟一尺度和主要尺度，他們更看重物質之外的領域，比如新價值政治、生活和社會環(huán)境的質量以及生命的質量和意義等。在國際社會中，反對戰(zhàn)爭、反對武力、推動綠色和平運動、崇尚對話和協(xié)商的聲音日益高漲，尤其在北歐國家，此種變革尤為突出。與此相適應，歐洲一體化運動方興未艾，匯集成歐盟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
　　相較于歐洲，美國的后物質主義思潮顯得有些滯后，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保守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在國際事務中居于主導地位。尤共是以小布什為代表的美國歷屆政府領導人并沒有很好地適應美國社會領域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變化，仍然頑固地推行現(xiàn)實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政策，兩者產生價值觀上的隔閡，這是美國民眾對布什總統(tǒng)和國會滿意度一再走低的根本原因，更是近年來美歐關系貌合神離的一個深層根源。2008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tǒng)后對布什的現(xiàn)實主義和保守主義路線進行了修正，在客觀上吻合了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口味，讓歐洲看到了一個朝著歐洲路線走來的美國。
　　奧巴馬的獲獎表明：歐洲人對奧巴馬變革美國的希冀是多么強烈!從更深層的心理分析來看，奧巴馬也許是歐洲人重拾大國榮譽和世界尊嚴的一根救命稻草，他們決不甘心于尾隨一個無所顧忌的“暴發(fā)戶”四處征討，而是希望美國能夠在歐洲精神的指引下闊步前進。諾貝爾和平獎也許就是歐洲人此種心理的一個折射。
　　
　　奧巴馬何去何從?
　　
　　面對歐洲人跨越大西洋送來的秋波，奧巴馬的表現(xiàn)有些羞羞答答，他的獲獎感言既表現(xiàn)出出乎意外的喜悅，又表現(xiàn)出足夠的謙虛低調。然而，作為一個民選的政治領導人，奧巴馬不會對輿論的反應毫無顧忌，在短暫的喜悅之后，他很快感受到諾貝爾和平獎對他而言很可能是一個“燙手的山芋”。特別是當他意識到自己在面臨著“變革美國”可能被美國民眾解讀為“出賣美國”的時候，他必須在頒獎之前想出一個萬全之策。
　　無論如何，面對來自歐洲人的鼓勵，奧巴馬當然知道卻之不恭，何況這一獲獎對于任何人來說幾乎是一項終身榮譽。奧巴馬需要推敲的也許是如何應對不確定的國內輿論，希望以頒獎典禮前后的諸多表現(xiàn)說服民眾，理解他去奧斯陸領獎對美國而言是有利的。最有可能的立場是奧巴馬會把這項榮譽加冕在美國選民的頭上，自己不過是他們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應該是美國選民。奧巴馬一定會想辦法把奧斯陸的頒獎禮改造為一場為自己拉選票的造勢大會，一方面喂選民吃藥，另一方面也告訴歐洲人，未來的美國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行為，一切取決于美國選民的意見，他將繼續(xù)恪守“為美國鞠躬盡癢”的信條，決不會為別人所左右。
　　還有一種更具進攻性的策略選擇。在頒獎典禮之前，聯(lián)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將召開，奧巴馬可能在這場大會上發(fā)起一場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的進攻性的大膽政策，不排除采取犧牲其他國家的做法，牢牢把握輿論關注的焦點，以此把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從而沖淡來自于諾貝爾和平獎爭論的壓力，這也許會成為奧巴馬的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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