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將“促進社會發(fā)展解決民生問題”列為 “十一五規(guī)劃”第一年黨政工作四個著力之一。種種跡象顯示，執(zhí)政黨十七大將要召開的2007年，民生新政將成為新領導集體施政的最強音。
　　為了貫徹科學發(fā)展觀，新領導集體在人事上著力解決“政令出不了中南�！钡捏w制痼疾。無論是2006年開始推行的一正二副模式，以加強黨對政的領導，還是2007年中紀委全會決定的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監(jiān)督范圍，都是為之提供保障。中國歷史向來是：解決民生問題必先治官，今天亦不例外。
　　雖然，從2002年的十六大開始，一系列轉變就開始發(fā)生，從新發(fā)展理念的普及，思想觀念的爭論，甚至包括人事布局，人們無不發(fā)現轉變的痕跡。但4年的工作，應該到了可以給出一些答案并做實的時候。因為，為國家長治久安計，新領導集體已經通過黨規(guī)將自己的正式任期限定在10年之內。在第一個任期的最后一年，人們自然給予更多期待。
　　今日之解決民生問題，與歷史相比，有諸多不同。首先是，歷史上之民生多艱，多與國庫空虛相伴隨，這與近10年國家財政收入以兩位數增長，翻番需要的年份甚至已經不到4年的情形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歷史上，國家常常以抑制豪強來減輕窮貧小民負擔，同時又可以充盈國庫。今天，雖然不缺乏類似痕跡，但從各個管道推出的解決方案看，基本都以在政府財政里算盤子為主要特征。政府預算的透明化，也成為一種很強烈的社會情緒。政府預算支出如何改變，其中的部門歧見、利益之爭是可以想見的。
　　其次，今日民生問題之復雜，遠非歷史所能比擬�；\統(tǒng)而言之，沒有任何意義。其中有封閉運作，供應不足的情形；也有以收費直接等同于市場化的扭曲；更有政府棄責，民生問題陷入惡性體制折磨，人人厭之，但人人又不得不進行逆向競爭（比如看誰有關系）的情況。如醫(yī)療、教育等問題，惡性體制已經結出果實，有些所謂新體制也完全變形，信任幾乎陷入崩潰境地。正如在銀行領域體現的那樣，政府買單（實際上也就是全民買單）勢屬必然。也就是說，政府財政支出要改變投向，還要為惡性體制買單。事情遠非政府拿出錢來救貧扶弱那般簡單。更不用說，其中還有重建道德底線之重任。
　　這樣來看，如果政府權力之規(guī)范、預算支出之調整，不能下決心去做，民生新 政的壓力可想而知。知易行卻難。在現有基礎上，政府進一步汲取社會財富的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其“溢出效應”產生的傷害就會進一步顯現。在告別計劃經濟、命令經濟的夢魘之后，大政府的夢魘有可能就會出現。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在民生新政時代，當人們每一次喊出我需要政府照看我什么的時候，一定要問一下，同時政府需要我干什么。后一個“問”，常常被忽略掉了。
　　讓人充滿樂觀的是，無論是對執(zhí)政黨來說，還是對民眾來說，社會建設的聲譽正越來越與經濟建設等量齊觀。甚至有人認為，現在已經進入了“開放社會”的階段。民間社會的成長，絕不是為政府拾遺補漏。她就像土壤，里面長出的是政治文明之花、商業(yè)文明之花。按說，我們對之是不陌生的。2000多年前，孔子就說：禮失求諸野。中國歷史文明之綿延，其根基就是其基本的社會結構及其倫理，是每一次王朝崩潰后秩序重建的源泉。所以也就有了現代中國革命即重建上部，貫通上部和下部之說。二戰(zhàn)戰(zhàn)敗國的復興，其社會根基（其組織能力、組織技巧、職業(yè)倫理等）尚在是重要原因之一。
　　民生新政給了民間社會成長的機會。政府放松管制也是可以預期的。關鍵是，民間社會要回答：我們要重塑什么樣的新價值？找到與中國問題的契合點，她才不會只是附著的毛。所以，她的成長，在實證性內容（如組織的數量）之外，勢必還馱著這樣的重負前行：我們何以深受此前那樣惡性的政治文化之花、商業(yè)文化之花的折磨？為改變它們，我們需要做出哪些具有超越性價值的事情？NGO的教科書是不會回答這個中國式問題的。它需要繼續(x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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