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詞典解釋，效率指單位時間內(nèi)完成的工作量，簡單說，就是活干得快；作為一個中性詞，它是對完成過程的描述。至于是否做得好，不―定，因為“好”是一種價值判斷。效率是搭在人與目的之間的橋、一種手段，它是好的還是壞的，要看它被用來做什么。
　　“不奢望天長地久，只要是曾經(jīng)擁有”，這就是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之一：過程獲得了獨立于目的和結(jié)果之外的存在價值。于是對過程的描述――有效率、快，就被人們主觀賦予一種美感或褒揚，成為值得追求的對象，原本的目的反被忘記了。就像飆車族完全忘記了自己要去哪里，最終能否到達他也漠不關(guān)心，而只顧陶醉于汽車這一技術(shù)手段所帶來的速度刺激之中。
　　
　　效率被現(xiàn)代人視為一種美好的品質(zhì)，甚至擁有了與人格類似的尊嚴。在中國語境下，經(jīng)濟領(lǐng)域市場化改革的出發(fā)點是充分釋放經(jīng)濟體的活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效率與自由主義、主流經(jīng)濟學家就此構(gòu)成了一組互為鏈接、可以引發(fā)相關(guān)點擊率的概念。在一段時間內(nèi)，為了效率，可以犧牲掉許多東西，多到足以令人懷疑生活的意義。
　　對“美好”效率的質(zhì)疑是必要的，批評者提出公正或公平的概念，作為效率的對立面或補救措施。但效率原本就是中性的、工具性的，而公平是一種值得向往的理想狀態(tài)，所以兩者其實并不對等。更為重要的是，對改革過程中公平原則的重視，并不必然推導出對自由原則的否定。從人的自然狀況出發(fā)，天賦人權(quán)，生而平等，同樣，人也是生而自由的，可見自由與平等作為―對古老的沖突，很難單憑確定誰是第一需求、第一權(quán)利而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尤其在當代中國，必須回答的是，社會轉(zhuǎn)型期的不公現(xiàn)象與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究竟有何關(guān)系?
　　對效率的反詰不是公平，簡單說，就是慢下來，正如快的反義詞就是慢。快速做事的反面，是慢慢做人。因為對手段過于投入就會忘記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最終目的引入對過程的監(jiān)督，時時提醒自己，心懷終點而不迷戀速度。
　　昆德拉在一部叫做《慢》的小說中寫道，在速度之中，人抓住的只是跟過去與未來都斷開的瞬間，脫離了時間的延續(xù)性，人什么都不害怕，“因為未來是害怕的根源，誰不顧未來，誰就天不怕地不怕”。
　　關(guān)于過去與未來的另一個說法，來自魯迅所喜愛的俄羅斯作家阿爾志跋綏夫。“所有這些被津津樂道的幸福，這個黃金時代的一切，連同人類的全部未來，是否還能抵得上一個渺小、饑餓、屈辱的大學生所承擔的所有不為人知的苦難呢? 為了你們這些未來的人，還需要多少同樣渺小而默默無聞的幻想家，還需要多少鮮血與痛苦……為了你們，未來幸福的豬玀……代價是不是太高昂，犧牲是不是太巨大了呢?”
　　歷史證明，長期地看，人類整體的命運從未系其安危于―人一時一事。蒙塵的書頁間堆積了無數(shù)英雄的史詩與理想的實現(xiàn)，然而今天的人性竟有何改變嗎?人們大可不必自命肩負的一定是只爭朝夕的偉大使命，人類因自負而收獲的教訓，遠遠多過從謙卑中獲得的收益。太陽之下，地面之上，沒有任何一項事業(yè)偉大到可以要求人們不計手段、只求效率。以人為本，就是要安心成人，而不是急于成事；事業(yè)成功了，干部倒下了，人心失去了，得不償失。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生活就像一部《西游記》，既然知道我們是去西天的，路上也就不用急了，不可騰云駕霧，不可運用法術(shù)變化，而要用腳印把這條路一步一步丈量過去，每段旅程都是對各人信仰的一次歷練，都是對同一命運共同體之中每個成員能否互相擔當、彼此托付的考驗。九九八十一劫，一難不少，師徒賢愚莫論，不棄―人；這并非成仙之路，而是成人之旅。也不妨欣賞一下沿途的風景，品嘗幾樣各地的小吃。
　　在一則“采訪上帝”的小故事里，有人問上帝，“人類的哪件事最讓你感到驚訝?”上帝回答“他們之中，很多人活得好像永遠都不會死，卻死得好像從未活過一樣。”
　　急什么呢?利率上升的幅度永遠追不上通貨膨脹，身體衰老的步子總是趕在欲望之前；農(nóng)民工剛提工資，豬肉就漲價了；奧運會還有一年呢，場館就建好了，就閑置著，就計提著折舊。速度也好，效率也罷，請牢記，這只代表工具的性能。
　　客觀世界沒有目的，正如大自然本身無所謂好壞，唯有人的意志才能創(chuàng)造目的。效率的價值取決于目的。如何形成被盡可能廣泛的人群所認可的目標，就成為人類社會化生存的一個重要問題。政治自由與民主的必要，也就在于它可以幫助人們以文明的方式尋得共識，最大限度地保證個人不被他人奴役；當然，它無法保證人們不遭遇自我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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