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有兩場爭論曠日持久，一?圍繞“民主還是獨裁”，在國難當頭之際討論如何才能實現獨立富強；二?討論因上一問題引發(fā)的文化建設路向，究竟“全盤西化”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大批法學家在這些討論中發(fā)出有力的聲音，如張君勱(1887～1969)、燕樹棠(1891～1984)、蕭公權(1897～1981)、吳經熊(1899～1986)、張佛泉(1907～1993)等等，他們從法理角度梳理這些問題，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學所得及對中國現實的觀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見。然而這些聲音竟被歷史湮沒，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鮮有人知他們的存在與貢獻。
　　有感于這樣的圖景，自2004年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主編“漢語法學文叢”，將這些被遺忘的民國法學家的著作重新編輯出版，迄今為止已經出版10余種。這些曾經聲動一時、后來逐漸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讀者的視野，借用北島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標題，他們是“歸來的陌生人”。
　　叢書主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先生在《法學家的智慧》一書中，將中國自有現代法學系統(tǒng)以來的法學家劃分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變法改制時期登場，如梁啟超、伍廷芳、王寵惠，而上文所述諸位?基本屬于第二代法學家，許章潤稱為“真正純粹法學意義上的中國學術傳統(tǒng)”。
　　回溯中國社會20世紀的發(fā)展，上半葉國人為救亡圖存而努力，國共在各個領域開展路線斗爭；新中國成立后，接踵而來的各種運動?將此前幾十年來逐漸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爐灶，直到“文革”之后再“撥亂反正”，又一次回爐再造。
　　蕭公權、吳經熊、張佛泉等人的命運恰與此過程相始終，在年輕有為時處于國家患難，在中年要出成果時遭遇政治變革，此后或到臺灣或海外潛心教書，或留在大陸，至此沉寂。真正能將法學抱負致力于社會現實的時間，不過20年左右。少年成名，老無所用，這是這代法學家的寫照。
　　
　　上篇：“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追問
　　
　　五代學人，薪火相傳
　　《南風窗》：您自己最早是怎么接觸到這些民國著作的?
　　許章潤：真正關注民國法政學思及其作品，是在80年代初期以還。特別是80年代中期發(fā)生的那場中西文化討論，無異于是對60年前爆發(fā)的同題討論的重溫，再檢討之下，大家都似乎恍然“去古未遠”，明白“中國問題”依舊，“同志仍需努力”，愈加激發(fā)了我們這個年齡段的“青年學人”追索既往的意識。
　　當其時，陸續(xù)接觸到一些作品，比如，學校出售的臺版法律書刊，將我們這些貧寒學子的腰包掏空，幸福而凄惶。朦朧間，知曉了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代，法學和法學家們揮灑其間，反帝反殖之外，立憲斗爭、議會民主等等政制劇目亦曾上演。不過是昨日的事，但一層帷幔，就將心靈蒙蔽，非得鉆天鉆地才能看清真相，這便是20世紀上演的中國故事，可見歷史確乎是人寫的。晚近中國，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造成國族不幸的時候，可能恰恰意味著自由思想獲得了自己的空間。之所以近代中國的主要思想成果多數誕生于江山一統(tǒng)之前，就在于政治分裂導致管制出現了空隙，思想之樹因而得以櫛風沐雨，在時代的激蕩下茁生。因而，接續(xù)這個時代及其情思，揣摩其運思，反思其心思，光大其學思，既在承前，更在啟后，舍我其誰。
　　因而，總括來看，我們這一代人對于前輩的了解主要通過三個渠道：一是圖書館里讀“舊書”。婆娑舊籍，仿佛就與往日打個照面，而心心相應，非時間和世間所能阻隔。二是港臺來的一批書籍。80年代初，老八一中學旁邊，現在的中關村科技園商務區(qū)，有一個八一書店專門賣盜版港臺書，周邊高校的青年聲氣相通，比肩光顧，心情猶如盜火。第三個渠道，對于文史哲學科的學子，也許這是一條重要的通道，而于法學院的學生來說，可能只有輔助性質，那就是親炙前輩學人。
　　《南風窗》：能談談對前輩學人的印象嗎?
　　許章潤：法學界的先輩，所剩無幾，故爾，后來人多不復見也�！安粡鸵姟彼坪蹙偷扔跊]存在過�；謴透呖己笕藢W的77、78和79級學生，所謂的“新三屆”，與當時“年富力強”的老師們并無多少共同語言，這是當年的一大怪事，而且，此后可能也未必見得有多少溝通。原因無他，蓋因后者大多是50年代以后接受教育，60年代初期以還逐步畢業(yè)任教的。另一方面，青年學子與老人家們談得來，有共同語言，他們是所謂“解放前過來的舊知識分子”，或者，“解放初期”m道的，一些人多少還有點舊日讀書人的風范遺傳。
　　當其時，他們多已六七十歲，倘若現在還在世，怕已90上下了。歷經風霜，碩果僅存，老人們本身就是歷史，一種不屈不撓的時代記憶，讓后輩們藉由近身觀瞻，而遙想當年。當時政法大學的老輩中，朱奇武、汪?先生均為所謂“解放前過來的知識分子”。晚一輩的，自寧漢林先生而江平、余叔通諸先生，都還站在講臺上。爺孫輩之間的交流，經由代際互動，將晚輩的視野霎那間穿越時空，拓展到兩代人以上。真真切切，至少就人文學科而言，老先生們可是大學的寶啊!
　　90年代后在國外，做討飯營生稻糧謀之外，一個重要消遣就是到中文圖書館隨手翻看漢籍，摸摸中文“老書”。比如，把《德國民法典》翻譯成英文的王寵惠先生的文集及其紀念文集，在大陸是看不到的。
　　《南風窗》：您在著述中曾將近代中國法律學人劃分為五代，剛剛講的“爺孫之間”是第四代與第五代嗎?
　　許章潤：打倒“四人幫”、恢復“高考”之后，70年代末期入學攻讀法學院的這批人屬于第五代。像蔡樞衡先生、王鐵崖先生，在30年代中后期即已出道，可謂第三代。二者之間，還有一批人，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學成出道，介于新舊之間，比如江平先生，屬于第四代�；叵�30年前，青年學生主要與第三、第四兩代分享共同語言。第三代學人其實所剩不多，不少力挺十載春秋以上，為后來人展示風范。
　　在第四代與我們之間，還有“一批人”，即50年代中期以后陸續(xù)大學畢業(yè)的一代人，以齒德為序，同為尊長，但在學術意義上，?不成代。這批人現在大約70來歲上下，最好的時光荒廢了，絕大多數也早已出局。與斷裂的歷史重新接頭
　　《南風窗》：您大概什么時候萌生了編輯“漢語法學文叢”的想法?
　　許章潤：2004年出版了“叢書”的第一批作品，而開始運作?始于此前兩年。當其時，百度更張，思潮澎湃。萌發(fā)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以及再度涌動國中的一些思潮，彼此抵牾，各擅其長，而尤以下述兩種理論取向和思想陣營，頗具代表性。
　　首先，一批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以西方啟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理念武裝自己，進而觀照中國當下。其以對不明所以的西方社會作為理想的烏托邦樣本，要求中國的一切在與國際接軌的名日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攏，真誠而熾烈，卻似乎失之于天真爛漫。比如，法學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飾假發(fā)，這便有點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西方”，衙門口子也是盡量能不戴假發(fā)就不戴，原因無他，這既不衛(wèi)生，又是中世紀魅力統(tǒng)治下的裝腔作勢。而現代恰恰是所謂的除魅時代，取消它們才是正道。旁觀 者見賢思齊，花了眼，亦真亦幻，載清載濁。
　　與之相對，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力倡“王道政治”，甚至指認只有儒家教義才能救中國。這話同樣真誠而熾烈，但同樣似乎失之于天真爛漫。它沒有對占據統(tǒng)治地位、濫觴于近代西北歐的現代普適性政體做出開放性回應，只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式的觀點立論，說輕點，得謂一廂情愿，說重點，真所謂癡人說夢。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人，持取審慎中道的立場。他們對于中、西兩方過日子的好處與難處，看來都有一些體驗，電似乎均有所同情和體貼；他們對于古今之變，左看右看，好像頗能設身處地，面均有所顧應。不僅明白教條式的自由主義大哄大起無濟于事，相反，卻可能適得其反，而且，對于文化鄉(xiāng)愁式的羅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理念和文化鄉(xiāng)愁式的王道政治憧憬，均不過“中國問題”的因應之策，而“中國問題”千頭萬緒，至少以兩個世紀為療程，絕非一招一策所能打發(fā)，更非短期即可見效。
　　《南風窗》：這些當代的思潮怎么促使您關注七八十年前的民國法學家?
　　許章潤：凡此種種思緒，并非始自今日，亦非只是30年問的大哄大起，實為百年思潮在新時代的轟隆回想而已。實際上，自晚清以還，歷經“五四”蕩滌和其后文化大討論的洗禮，中國思想中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文化檢討愈見深入，也愈加激烈，最終演變?yōu)檎�治路線之爭，乃至于兵戎相見。此情此景，借用黃仁宇先生“歷史出現了僵局，只好用戰(zhàn)爭來打開缺口”這句話，不妨說，“理論邏輯糾結不清，遂用歷史邏輯取而代之，一時間也好向現實做個交待”。其間，圍繞著中西文明傳承與個性的價值性分析，有關民主與法治、專制與獨裁的歷史性追究，打開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多維可能性窗口。其思其慮，雖時光暌違，而不失其光輝，重溫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智慧在內的先賢慮思，看一看先輩們是如何在相近似的歷史狀況下做出自己的回應的，不僅可能，而且必要，自不待言。
　　其次，曾幾何時，整個中國，600余所法學院，從教師到學生，有幾個人知道中國曾經有位世界級法學家，寧波吳公德生(吳經熊，字德生――編者按)先生?大家競相標榜閱讀漢譯世界名著，滿嘴漢譯世界名著的詞匯，引經據典的不是盎格魯就是德意志。不僅舉為有學有識的標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絕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趨之若鶩，正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具有強勁有力的吐故納新的自強不息精神，同時，又說明不明所以，一時間陣腳亂了，喪失了文化自覺，長期以往，總不是個事。其利在開拓視野，一下子讓自己與占據主流地位的世界文化拉近了距離，同時，它遮蔽了中國問題，消泯了學人的中國問題意識，從而對于中國問題的解決可能會隔靴搔癢。凡此心態(tài)，我們固然不好說是洋奴心態(tài)，但至少表明放棄了對于自身問題的理論思考，以及思想的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整理出版百多年來積攢下來最為優(yōu)秀的漢語法律哲學與政治哲學著述，一定能打動萬千學生的心，讓學生在歷史的維度里重新站在中國的視角思考中國問題，找尋問題的答案。
　　這一點已然有些效果了。幾年前，我曾在課堂上做過測驗，問學生，知道吳經熊的人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最近幾年，零零星星有人舉手了，甚至多半舉手了。怎么知道的?還不就是看吳經熊的書。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它的新生代，對于自己民族的前輩居然不知道，而且并不是說古代，更非史前，僅僅是眼面前的，這說得過去嗎?這種遮蔽不是因為大浪淘沙，而是一種人為遮蔽，它所造成的認識的片面、思想的狹隘、文化視野的單薄，已然對中國近代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造成了負面影響。
　　《南風窗》：回溯20世紀的思想，您發(fā)現這些民國法學思想是真的完全被遺忘、被遮蔽的嗎?
　　許章潤：其中可能有幾個例外，比如蔡樞衡先生，他不是一個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但也是那一代人里面較為杰出的一位。他的幸運在于他是一位刑法學專家，而且直到80年代還在世，所以僥幸為人們所知道。
　　其他的，如以思想性思考為主業(yè)的法學家，比如法哲學家吳經熊、政治哲學家張君勱，甚至較為書齋型的蕭公權，因為在1949年后走了一條不同的人生軌跡，基本上在大陸學人尤其是年輕學人的視野里徹底消失了。這種情況下，對于一個人的復原，如果以點到面形成對一代人的復原，就意味著歷史又重新接上了頭。
　　
　　各種思潮互相碰撞
　　《南風窗》：剛才提到的國內流行的幾種思潮，您認為是怎么出現的?
　　許章潤：凡此思潮，均為一種應激反應，不是平地起高樓式地突然萌發(fā)于今天，相反，百年中國思想史上，它們屢仆屢起，不絕如縷�！拔逅摹毙挛幕�運動之后，其間的分野就已經出現。他們有共同的文化意識和政治抱負，就是救國、建國，但是如何做，出現了思想理論上的路線之爭。激進的全盤西化派很多實際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作為對于它們的應激反應，以梁漱溟為首，基于對于中國的情懷、對中周文化“花果飄零”的一腔惋惜(唐君毅語)，起而捍衛(wèi)中國文化，他們與全盤西化的自由派之間的論戰(zhàn)豐富、深化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認識，并且延續(xù)了這樣一脈思想�？梢哉f包括中國法律文明在內的中國文明，經歷了百年的批判，有如鳳凰涅?般地經過了洗禮，所以今天的諸多思潮你很難說是完全來自哪個西方國家的，或者說中國古代哪一脈下來的，它已經經過100多年的碰撞、糅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
　　在這個中間，還出現了一些調和性的思想，我們說的政治上的第三條道路，包括張君勱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民盟為代表的國共之間的中間派，還有鄉(xiāng)建運動、平民教育等一些小的運動。這些都是因應中國問題所做出的應激反應，都付出了一份勞動。所以中國的今天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以后7代以上的中國人共同奮斗的結果。
　　洋務運動1860年開始到1895年的35年，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和開放改革。1905年左右開始到1911年的清末變法修律，是中國現代化的又一波浪潮。1911年之后北洋政府很多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開議會，至少延續(xù)到1927年國民黨北伐統(tǒng)一中國，這20年來是第二次改革開放。有人說要到1937年，因為統(tǒng)一中國之后一方面固然加強一黨專政、思想統(tǒng)制，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工商業(yè)迅速發(fā)展，整個國家蒸蒸日上。
　　《南風窗》：您講現在的發(fā)展是7代人共同努力延續(xù)的結果，但這中間不是存在嚴重的中斷嗎?
　　許章潤：嚴重的中斷在于新文化運動之后，幾脈關于解決中國問題路徑的思想理論之爭，演變?yōu)檎�治之爭，又變�(yōu)檐娛碌臎Q戰(zhàn)。決戰(zhàn)中勝利的一方，借助于軍事政治上的絕對優(yōu)勢，將其他幾脈的思路完全屏蔽，乃至于從思想史記憶中間抹去了。所以30年問，我們注意到，新文化運動中最激進的一脈，不僅沒有中斷，反而發(fā)揚光大。好在思想史的記憶，就像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一樣，像民俗習慣一樣，可能中斷于一時，甚至可能有長達千年的中斷――就像中世紀文藝復興對于希臘羅馬文明的復興，但是作 為已有的歷史是無法抹殺的。所以中斷是可能的，但徹底的消滅是徒勞的。
　　
　　憲政之爭，不絕如縷
　　《南風窗》：20世紀上半葉關于“民主與獨裁”、“訓政與憲政”的爭論激烈，這些討論是否能產生實際的影響?
　　許章潤：在三四十年代，法學家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當年民國政府，高層里不少都有留洋背景，學的就是法學。比如王寵惠、王世杰和吳經熊。徐道鄰學富五車，位居小吏，而報國服務，拳拳之心亦然。當其時，民國政體是現代中國接引西洋政體后的產物，代表了，清王朝覆亡后中國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最早嘗試。其“民國”形式建立的現代國家的外貌，給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實體罩上了一個政治法律屋頂，不僅意味著政體之變，而且講述著自朝代帝制向列國體制下的民族國家型制的轉型，而這一轉型，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在民國政體之中，一般常態(tài)下，國家治理、政府建構、法治建設，乃至于一般的地方治理，都會看到民國法律人的身影。至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時候，法學家是不管用的，一切什么學家都不管用，羅馬法諺語所謂“戰(zhàn)爭讓法律歸于沉寂”，剩下的唯有浩嘆而已。
　　《南風窗》：蕭公權、張佛泉等人都主張“行憲不可一日緩”，這是當時的主流觀點嗎?
　　許章潤：當時是有分歧的，比如錢端升等一些人，認為憲法是不急之務，梁漱溟他們也是這么認為，因為中國當時戰(zhàn)火連天，最急迫的要求是全民動員。另一方面，也有比如蕭公權、張佛泉等人，認為只有在走路當中才能學會走路，行憲不是等國民素質提高了、條件成熟了之后再說，當下行憲本身就是創(chuàng)造條件，而終究走向憲政之日。
　　我覺得這幾條不管怎么分歧，都是基于對中國問題的不同判斷，各自都有各自的用心。
　　今天回過頭來看，有人說中國錯過了幾次實行憲政的機會，比方說民國初年失去了機會，抗戰(zhàn)結束之后新制憲會議召開失去了機會。但既然歷史走到那一步，糾結和矛盾無法解決，最后只能靠戰(zhàn)爭才能打開缺口，就說明當時恐怕的確條件不具備。從帝制一統(tǒng)到民主憲政，用黃仁宇的話說相當于“從走獸變成飛禽”，肯定不是一日兩日可以一蹴而就的，的確需要經濟轉型作為基礎，社會支持搭建框架，民意代表這種人才的成長作為交際手段。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有沒有一個行動的時間表是不一樣的。當年建國分三步走，軍政、訓政和憲政，具有長遠眼光并且讓人民看到希望的政治憧憬，這和一味強調當下不是立憲之機是不一樣的，和一味強調憲政不適合中國也是不一樣的：
　　《南風窗》：所以關于憲政的討論是從法學一進入中國就開始了?
　　許章潤：憲政的討論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可以說從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就開始了。1863年丁韙良把《萬國公法》翻譯為中文，至少那時憲政就已經成為中國高層知識分子談論的話題。它成為第一波在中國最強悍的沖擊力，是在日俄戰(zhàn)爭時期，日本以小搏大把俄國打敗了，當時包括北京的報刊和滿清朝廷議論、駐外大使發(fā)回來的電文，都在議論“日本勝在立憲，俄國敗在未立憲”，吾國若想不敗，趕快立憲。從滿清貴族到知識分子，都掀起一股思想熱潮。第二次熱潮是在第一共和奠定初期，《中華民同臨時約法》，使得立憲走入制度層面。抗戰(zhàn)開始之后，中國鼓噪立憲，抗戰(zhàn)時在大后方曾開展了一場關于立憲的討論。我看到過一份粱漱溟寫的材料，當年在重慶，蔣介石把梁漱溟、王世杰一幫人請去，討論是否要立憲。后來兩人同車回去，王世杰很生氣地說，照你看來中國一萬年都不要立憲了?梁漱溟解釋，我是說戰(zhàn)爭期間不要立憲。
　　中國有兩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憲法文件，第一次是在帝制國家向民族國家轉變的時候，一是清帝遜位詔書，二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前者是把道統(tǒng)和政統(tǒng)讓給你，后者是說我接過來，所以當年這兩個文件應該都是立憲文件。這是一個正當性、合法性的交接，而且是和平手段，和英國光榮革命是一回事。第二次是兩次新政協(xié)，一是國民黨抗戰(zhàn)以后的新政協(xié)，共產黨等都有代表參加。真正具有意義的我覺得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憲法之前的《共同綱領》，這是具有憲法性質的，而且那時把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都包括在內。
　　《南風窗》：為何近代行憲如此之難?
　　許章潤：這是百年話題了，講起來原因很多。比如說行憲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這意味著社會中需有各自獨立、又能和諧相處的利益集團，而中國當時恰恰缺乏這種利益集團。中國當時只有兩種人，億萬小自耕農，及其上的少部分統(tǒng)治階級。居于他們之間的只有為數很少的知識分子。還有，比如說，行憲之后作為新的政治游戲，講的是對峙的格局，而不是和合格局，對峙格局的形成要有各自的利益集團作為支撐。西方從最早的城市自治、行業(yè)協(xié)會開端，同時有2000多年具有民主技藝的宗教傳統(tǒng)，這些中國過去都沒有，政治習慣的形成不是一時能解決的。
　　
　　下篇：法學家不曾“退守”
　　
　　《南風窗》：如今的法律學人似乎已逐漸退居到專業(yè)位置了，不像當年張君勱他們對國家建設慷慨激昂。
　　許章潤：就思想焦點、學術興味而言，舊日中國的法學家約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如吳經熊、張君勱、史良和錢端升等人，懷揣天下興亡，關注國是大端，筆涉政法經緯。如何布局國家政治，怎樣達致優(yōu)良政體，總體性地謀劃經濟和社會，戰(zhàn)略性地梳理戰(zhàn)爭與和平，構成了他們積勞積慧的重心所在。雖書生事業(yè)，而筆力千鈞，現實政治所扮演的，不過是他們的筆下風云的行動版本。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救國”和“建國”，實為清末以還一切知識分子士大夫們念茲在茲的心頭大事，雖流離不敢忘懷，雖顛沛不能稍懈。正是基此情懷，吳經熊情不能已，應邀下海，其所起草的一部憲法，一如張君勱先生的憲草，都是建國大綱式的，可謂清末變法更張以還漢語憲政學思之集大成者。就著名的“吳氏憲草”來看，縈縈于四種觀念，糅合了四種思想。一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核心價值，如仁義禮智信，一并容納入懷，形諸文字；二是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理念，舉凡公平、正義、人人平等諸項，悉在其中；三是有關建設現代優(yōu)良政體的基本價值，以及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現實主義政治設計；四是如何在既有條件下經由分權等項安排，對于民生層面的照應。事實上，茲編憲草以“民族”、“民權”和“民生”作為綱目，順序排列，活脫脫一個建國大綱，充盈了文化情懷，滿含對于普世性價值的開放性以及關于現實政治的理性考量，非為后世淺薄之輩輕侮之“天真”。
　　還有一種法學從業(yè)者，多為通常所說的部門法學家，如刑法學家、民法學家、訴訟法學家、財政金融法制的專家等等，關心的多為技術性問題，做具體規(guī)范的梳理、程序的厘辨、法言法語的解析一類的工作，同樣為鋪設現代法權秩序所不可或缺者也。
　　《南風窗》：怎么看待這兩類法學家的關系?
　　許章潤：今天國中同樣存在著這兩類法學家。以人數論，第二類法學家當然占據多數，否?，反倒不正常了。此話怎講?因為，整體而言，法學屬于規(guī)范主義的技術操作型知識體系，以具體的程序安排來落實法律的價值追求，將政治理念和對于應然之 境的追求消隱于實踐性的規(guī)?治理。因而，梳理規(guī)范、設計程序、看著實際效果、追求“將事情辦成”乃至于“辦好”，是法律之治的正業(yè)，電是實現規(guī)范目標的不二法門。否?，全體法律人耽溺法理玄思，忽視實際操作，?規(guī)?無腿，寸步難行，程序無著，歧路迷漫，這法制或者法治往哪里安放，自何處起步?因此，今日中國法學家們孜孜于具體的法律事業(yè)，并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一己的職業(yè)道義立場，也不曾失卻法學家之為“法律的良心”的浩遠擔當。
　　實際上，晚近30年里，大而言之，無論是關于人世秩序的善治、有關政治正當性的追索、如何使得經由法制的社會秩序成為可能的思考，還是人權和私產入憲、列于社會不公的持續(xù)性關注與抨擊、有關分配正義的法律落實等等，小而言之，對于具體物權的現代法理定位、努力廢止收容遣送惡制、協(xié)力草根維權等等，法學界和法學家們從來當仁不讓，發(fā)聲發(fā)力，積勞積慧。論規(guī)模論影響，其實超過了過去任何一個時段。正是在此，法學家的專業(yè)理想和社會情懷獲得了用武之地，展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士志于道”的偉大理想精神。
　　就法學界而言，現在有一批30歲上下的學人，是正在成長中的第六代法學家，較諸老師輩們，其知識結構更為多元，其視野更為開闊，也更加關注政治哲學、法律哲學、道德哲學以及思想史的融會性創(chuàng)新。再給他們10年，必將集小成而臻大成。所謂時勢造英雄，此時也，此勢也。否?，倘若對此了無自覺，亦無自勵，那么，非唯不幸，也是法學家的無能。
　　
　　倘若法學家“失語”，是“不幸”的
　　《南風窗》：與民國法學家相比，當下絕大多數法學教授退守專業(yè)領域，有對公共問題失語的趨勢，其原因何在?
　　許章潤：如前所說，多數法學家是所謂的“部門法”學者，固守專業(yè)領域，是職業(yè)所系，蔚為天職，談不上“退守”，本來就該在那兒。但是，同樣毋庸諱言的是，較諸思想性研究，凡此“專業(yè)性”作業(yè)，似乎風險較小，使得部門法學家們不免為學科所窒礙，其問題意識與觀察視角，其理論境界與價值定位，自然多所局限，因而，其作品，無論是學術性和思想性，均難以進入學術共同體話事。
　　《南風窗》：江平先生在《臨江仙?悲歌》里寫道：“長吁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边@句也可以用來描述法學家的境遇，為何法學家不曾發(fā)揮出應有的影響呢?
　　許章潤：不說“退守”，也從來就不曾有過此種“退守”，而以反思法學家為何不曾發(fā)揮出應當發(fā)揮的社會影響、展現出預期中的思想力量來立論，那么，不外乎以下幾條原因。
　　第一，最為淺顯而切近的原因是，當今中國，發(fā)展經濟是“硬道理”。因此，應對此種情境，經濟學所獲得的自由空間遠遠大于社會學家，社會學家所獲得的社會關注度遠遠大于法學家。相比而言，當今中國，法學家們以立法、法律和司法為研究對象，所涉盡皆現實問題，關聯(lián)于政治。置此情形下，相較于法律和法學的言說可能性，法學家們所能獲得的實際言說空間還不成比例。
　　第二，晚近以來，整個中國逐步從革命的時代回歸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常規(guī)時代。置此情形下，經濟學家以及冒充經濟學家的各色“炒股人士”，關注社會熱點問題的專家，如關注婚姻家庭問題的、研究毒品犯罪問題和非法強制拆遷問題的學者，將會獲得更多關注，自在情理之中。即便如此，閃爍其東道間、不可忽視的一干身影，就是法學家和公益律師這樣的法律從業(yè)者呢，說明法律人并不存在你所說的“退守”問題�？赡埽�情形恰恰相反。
　　第三，當下“中國問題”議事日程中的第一要務，好像還是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法制是一個自足的自治領域，而法治就是政治，例隨政治轉型才能登堂入室。
　　第四，晚近30年，中國的各類法學院從10來所擴展到600多所。拋開規(guī)模和層次上的參差不齊、甚至極相懸殊不論，就內容而言，清一色的“法學院培訓”套路其實大同小異。其課程設置固守“法律專業(yè)”，其實就是一點以部門法為主的條文解讀和訓育，外加一點程序主義的技巧性知識。凡此訓育模式，使得法律從業(yè)者的知識儲備、理論結構和思想言說的敏感性、感染力不足。置此情形下，無論是教師還是他們的養(yǎng)成品，面對紛紜世態(tài)，遭遇錯綜格局，只能有限恪守“職業(yè)”立場，難以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進行深度思考，也缺乏面向全民進行大眾闡釋的技巧。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有本事的人學文史哲，然后學法律經濟，現在不同了，學金融，學IT，什么賺錢學什么，真正到法學院就讀的未必一定是最優(yōu)秀的學生，生源質量自然會影響到未來從業(yè)者的競爭力。
　　《南風窗》：從這幾個原因說，法學家影響力的下降似乎是正常趨勢，那什么意義上算作“不幸”呢?
　　許章潤：前面對此已然有所敘及，此處還要提示的是，當今中國面臨著發(fā)展經濟一社會、建設法治國家等重要任務。
　　“發(fā)展經濟一社會”，含括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兩個子項，而交纏一體，相輔相成，構成了社會文化轉型的第一要義，而著力于改善基本生存手段，轉變基本生活方式。而沒有良好的法律體系作為支撐，談何轉型?
　　從這個層面來講，倘若法學家“失語”，不僅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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