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在我心目中很神圣，上大學更是被許多人夢寐以求。
　　壹
　　我曾經(jīng)是一個膽小聽話的女孩，在小學我得到的最大收獲都與文化課無關。因為就近入學，我上了一所建于清朝的北京市重點小學，府學胡同小學。那時，大多數(shù)人對孩子上哪所小學不很在意，雖然我們學校有一些非就近入學的名人子弟，但更多的是附近胡同里的孩子。今非昔比，如今不住在學區(qū)的孩子要找到門路，然后再交數(shù)萬人民幣才能有幸上我們的小學。我無法理解人們一擲千金的理由，因為我覺得在小學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取決于老師而不取決于學校。在這一點上我是幸運的，我遇到了在小學教了我六年的班主任王老師，她對我有著許多潛移默化的影響。王老師是大躍進時從機關下放到小學當老師的，為人非常傳統(tǒng)，處世平和，不慕虛榮。我后來隨父母去干校，王老師和我通信，托人給我?guī)�來書籍、字帖、乒乓球拍；我初到美國，王老師正在華盛頓陪她在世界銀行工作的丈夫，他們夫婦是我背井離鄉(xiāng)時的強大后盾；王老師退休以后，每次返校都要去看望我年邁的外婆；如今，他們夫婦和我的兒子又有著忘年之交。
　　又是由于就近入學，我進入了一所歷史悠久的北京市重點中學，北京五中。入中學兩個月后，我便隨父母去了五七干校，那年我13歲。在五七干校，我去河南太康縣遜母口中學上學，班上絕大多數(shù)同學是農(nóng)民的孩子，女生遠遠少于男生，上學要自己帶著板凳，教室沒有一塊玻璃，學校在農(nóng)忙時三天兩頭地放假，而老師則從同一所學校的初中畢業(yè)。我在農(nóng)村接受了兩年半初中教育，這教育是深刻的，也是珍貴的，我看到了中國農(nóng)村落后的現(xiàn)實，使我在后來的學習中有了更多的動力。
　　兩年半匆匆過去了，我面臨著人生的選擇。如果有朝一日父母被分配到一個只有兩年初中的地方，我就沒學可上了。要是在父母分配前回北京，則至少還可以再上一年初中。當然，回北京上學可能意味著從此離開家。我們很悲壯地選擇了離開父母，15歲的我和13歲的妹妹獨自回到了北京。
　　離開家獨自面臨許多困難，但五中有那么多好的老師，那么好的實驗室，我很興奮�；氐奖本┣》昶谀┛荚嚕�老師們精彩的復習課提綱挈領，一下子就讓我補上了除了俄語以外的所有課程，我對老師們充滿了敬佩。在五中，每一節(jié)物理課和化學課都有演示，而我在農(nóng)村學過一年化學和兩年物理卻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實驗。
　　初三很快過去了，北京剛剛開始恢復高中，我們那一屆有20%的初中畢業(yè)生能夠升入高中。我當初從沒有夢想過上大學，上高中則是我的最高目標，以為有了高中的訓練，就可以自學成才。即使在初三畢業(yè)的六門考試中取得了599分的成績，我仍然有些擔心家庭出身不夠好會成為自己上高中的障礙。當我得到高中的錄取通知書時，真的是喜出望外。
　　學校給這些“擇優(yōu)錄取”的高中班配備了最佳師資。我的高中班主任和數(shù)學老師鄧老師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數(shù)學系，他的數(shù)學素養(yǎng)在五中的數(shù)學老師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和他的為人一樣，他的教學不很活潑，卻非常嚴謹。鄧老師在學生面前不茍言笑，也很少大聲訓斥。平日找學生談話，總是講一番道理讓我們自己去覺悟。他鼓勵我思考并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我直至今日仍然藏不住鋒芒，與鄧老師的鼓勵分不開。
　　我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李老師畢業(yè)于北大中文系。李老師在每個學期的前兩周給我們講《對毛主席詩詞的一點蠡測》，讓我們學到一些古詩詞的知識。在每個學期的最后兩周講評法批儒，讓我們學到一些中國文學史，他以最大的努力向我們傳授知識。
　　我們的俄語老師喬老師是從馬列著作編譯局下放來五中的。喬老師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其實，她教我時才四十多歲，比我現(xiàn)在年輕。我很快就喜歡上她的俄語課。在喬老師的幫助下，我在回到北京后很短的時間里就趕上了同學們的俄語學習進程。
　　高一教我們物理的吳老師不但課講得生動活潑，引人入勝，還給我們刻印了大量“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物理習題，極大地激發(fā)了我學習物理的熱情。運動學和動力學是中學所有課程中我最喜歡的。二十幾年后，當我聽說吳老師成為北京市特級教師時，由衷地為他高興。高二教我們物理的高老師則是另一種風格，他講電學和熱學時總是娓娓道來，一絲不茍，上了他的課，我學會了裝萬用表和半導體收音機。在我準備高考時，高老師有天專門找到我，只是因為突然想到要提醒我，在電表測試時要正接正，負接負，而常有學生在考場上突然猶豫不決。每當想到這一幕，我都會感動。
　　教過我兩年化學的李老師是我曾經(jīng)最崇拜的老師。李老師1953年考上了清華大學卻沒有去上，國家要求一批優(yōu)秀的高中畢業(yè)生先教兩年中學，再去大學學習。兩年后，李老師選擇了中學教師作為終身職業(yè)，并且成為北京有名的特級教師。聽李老師的化學課是一種享受，我仍然能記得他上課時的許多原話。
　　我上高中時，正逢評法批儒。五中被分配到的任務是評明朝法家李贄。三位男老師組成的小組，要有兩個女學生參加。有點兒意外，老師們把這個機會給了文科并不出色的我。每天下午別人政治學習時，跟著老師們?nèi)�圖書館鉆故紙堆，讓我多受了一點兒中國文化的熏陶，也讓我認識了我們的教導主任金老師，一個早年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朝鮮人。金老師平日常常向別人夸獎我有能力，卻在我即將上大學時告訴我，根據(jù)他曾經(jīng)在北京重點女中當教導主任的多年經(jīng)驗，女生念書就是不如男生。為什么！他怕我上了清華以后不自量力？還是怕我日后有太多失落？不得而知。
　　我的中學時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我的老師們在我長大成人的那些年里教我讀書，教我做人，使我受益終身。我常常想，人們所說的“生命延續(xù)”不應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當我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時，老師們的生命也在我這里得到了延續(xù)。
　　貳
　　改革開放后，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的命運。當我得知能有機會考大學時，不像許多人那么激動。當命運把進大學的敲門磚交到我手里時，我緊張了，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教育，我能和眾多的強者競爭嗎？老師們給了我許多鼓勵。匪夷所思，在高考中我得到了數(shù)理化幾乎滿分和總分371.5分的成績，它帶給我的是短暫的快樂和長久的眾目睽睽之下的壓力。尊父母之命，我上了清華大學數(shù)學專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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