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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族蒙難記_八路軍女兵冀中泣血蒙難記

        發(fā)布時間:2020-03-20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1977年初春的一天,英國倫敦的傅聰和他的妻子驅車外出,忽然從汽車的收音機里傳出中國中央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樂,他的心顫抖了。他已經(jīng)有20年沒有聽到中央樂團的演奏了。偉大的貝多芬的作品,在中國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終于又重新出現(xiàn)。此時的他終于可以回國了。這幅照片就是傅聰手端父親的遺照參加傅雷先生的追悼會時的情景。
          
          文人對于政治形勢的判斷往往有著一相情愿的理想化期待,向來蝸居于書齋之中的傅雷也不例外。甫從國民黨政府的統(tǒng)治中走出,帶著對新社會的設想,傅雷也難免抒發(fā)胸臆,直陳對時政的看法。
          1956年,在當時輿論環(huán)境似顯松動的情況下,傅雷和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樣,撰寫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整風問題、文藝界問題、出版界問題的文字,并陸續(xù)發(fā)表于上海的《文匯報》。然而到了1957年夏,“陽謀”之后,言路頓緊,形勢便急轉直下了。1957年7月6日,傅雷在《文匯報》發(fā)表《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樣的文章。一個多月后,8月22日,上海的報紙便點了傅雷的名字。8月24日,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都刊載文章,批判傅雷!段膮R報》上的大字標題為《市政協(xié)大辯論進入高潮――傅雷“中間路線”思想……受到批判》。8月26日,《文匯報》上《批判錯誤思想,準備反擊右派――政協(xié)座談會旁聽側寫》一文,醒目報道傅雷在市政協(xié)再度受批判的情況。會上,傅雷“他自認為是一個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屬于中間分子”。會上的“批判”調門卻很高,指責傅雷“親美”,“反蘇”。就這樣,1958年4月,傅雷被定為右派分子。
          在一封給兒子傅聰?shù)男胖,傅雷的夫人朱梅馥記錄了傅雷嘗到的政治苦果:“1957年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寫給傅聰?shù)男派险f:“作協(xié)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檢查,……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頓,這對他最是痛苦,因為心不定!鍌月來,爸爸痛苦,我也跟著不安,也瘦了四磅!职肿鋈,一向心直口快,從來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認真對付,不怕暴露思想,這次的教訓可太大太深了。”一向脾氣溫和的傅雷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剛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這樣的冤屈。他是一個寧可站著死、不愿跪著生的人。她擔心,無端受戟指怒目之辱,他會拂袖而去,離開人世。
          自從傅雷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傳開之后,“左”的災難波及到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聰在留學生中也成了“批判”對象。在一位英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下,傅聰悄悄買到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決定出走英國。由于他單獨在外邊居住,他的行動避開了中國留學生的注意。他在收拾行李時偶然被來訪的同學撞見,可是同學以為他在準備回國,并未在意。傅聰坐在飛往英國的班機上時,正遇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這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經(jīng)察覺傅聰?shù)膭酉颍扇〈胧,倫敦上空的霧散了,班機起飛了。傅聰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便已發(fā)出了關于他出走的電訊。傅聰剛剛飛抵倫敦機場,外國記者們便包圍了他。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鉆進轎車,飛馳而去,甩掉了尾隨的記者……
          對于出走,傅聰在1980年回憶這段往事時,說了他當年的處境和心情:“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從波蘭被召回來參加整風反右的。我寫了個檢查,后來我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xù)學習。我走后,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于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yè),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fā)兒子、兒子揭發(fā)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然而,在那“階級斗爭”的歲月,父子之間惡性牽連著:由于傅雷被錯劃“右派分子”導致傅聰?shù)某鲎叨成稀芭褔摺钡膼好,而傅聰(shù)某鲎哂旨又亓烁道椎淖锩,傅雷夫婦被投入監(jiān)獄。傅雷與朱梅馥自1932年1月結為夫婦,整整34年,他們情深似海,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他們決定以死抗爭、共赴危難。1966年9月3日凌晨,他們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時發(fā)出聲響。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于鐵窗兩側!傅雷夫婦在離世之前(1966年9月2日)寫下遺書。他們在遺書中無奈地說:“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jīng)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傅雷夫婦在遺書中吩咐把“六百元存單一紙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愿她無故受累”。他們甚至留好“現(xiàn)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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