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深通佛法的釋門高僧，也是翼贊中樞的輔弼之臣。他向往著歸依青山的隱者之樂，卻又難以割舍立功立名的士者之心。他反感于朱元璋時代的殘忍嗜殺，但又不自覺地締造了又一個戾氣深沉的時代。姚廣孝，永樂朝得以創(chuàng)建的第―功臣。明史中令無數(shù)人追憶的身影。
　　
　　三百多年后，當我們再次回望大明王朝的人與事時，小心翼翼地拂去清人記述與構(gòu)想中那些或刻意或無心的涂抹、修飾甚至是扭曲，一個曾經(jīng)被嚴重貶低過的時代正日益顯現(xiàn)出其本有的棱角與線條，更切近地向今天走來。
　　我們在重新“發(fā)現(xiàn)明代”，發(fā)現(xiàn)它的輝煌與張揚，渾厚與內(nèi)斂，還有那些塵封史卷中永遠拖曳著色彩與倦意的身影。
　　勾勒明代，重繪既往，姚廣孝無論如何應(yīng)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出世之人與入世之事
　　
　　易代的亂世，恰是功業(yè)的舞臺，行跡于元明之際的姚廣孝，恐怕是以這樣的心態(tài)來考量這個時代的。
　　元代末帝妥懂帖睦爾登上皇位的兩年后(1335年)，姚廣孝出生于長洲相城――也就是今天的蘇州一個鄉(xiāng)間郎中的家庭里。
　　明朝末年的徐枋曾如此描述過吳中一帶濃郁的佛教氣氛：“三吳之內(nèi)，剎竿相望，其名藍巨剎，涌殿飛樓，雄踞于通都大邑、名山勝地者無論，即僻壤窮鄉(xiāng)，山村水落，以至五家之鄰，什人之聚，亦必有招提蘭若，棲托其間�！奔亦l(xiāng)的氛圍也在姚廣孝的家族中留下深深的印記。14歲時，姚廣孝被世代事佛的家人送到妙智庵出家，從此便以法名“道衍”名世。
　　值得注意的是，在決定是否送子為僧的家庭會議上，姚廣孝的伯父姚震之給出的理由頗為耐人尋味：“為學(xué)有成則仕于朝，榮顯父母，不則就學(xué)佛，為方外之樂�！彼坪跻徽Z成讖，仕朝與學(xué)佛竟成為糾結(jié)姚廣孝一生的主題。
　　道衍事佛，從一開始便不循常途。他讀書工詩，曾師從道士席應(yīng)真，“得其陰陽術(shù)數(shù)之學(xué)”，并研習(xí)兵法。同時，云游四方，廣交名士，博通釋、道、儒各家之學(xué)。如果考慮到當時紅巾軍起義于至正十一年(1351)爆發(fā)，天下已然動蕩，處此之時，道衍的所學(xué)所為該是意有所圖的。
　　他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所作的《斥牟文》中說：“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視苗之長否，有老農(nóng)泣于旁。余問其故，日：夫蟲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以田間蟲牟指斥人間惡相，身為出世之人卻時刻關(guān)注著現(xiàn)實社會。事實上，當時便有友人這樣評價他：“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
　　看來，道衍從來便是不甘于寂寞的。
　　不過，元末亂世紛擾十數(shù)年，卻并沒有給道衍什么機會，隨著朱元璋定都應(yīng)天府，建國功成，元帝北遁，由亂而治的歷史周期律似乎又一次地履行完自身的使命，開女臺了下一個輪回。盡管道衍于洪武八年因為通曉儒學(xué)被召至京師，但并未在仕途上有所斬獲，而是于第二年春被“賜還吳門”，回到蘇州西山海云院，過起了“無過客則終日危坐澄想”的生活。
　　當四年后，道衍再次出游，在浙江揚帆之時,47歲的他已是倚杖而行了老態(tài)已現(xiàn)的道衍和尚只能慨嘆“死期將至，故痛自鞭策”了。
　　歷史與姚廣孝即將擦肩而過。
　　但歷史的詭譎與精彩也恰恰在于出其不意的機緣巧合。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廣選天下高僧，隨侍諸王，為已故的馬皇后誦經(jīng)祈福，道衍被推薦成行。因與時為燕王的朱棣言語投機，隨即北上北平，成為慶壽寺主持。
　　姚廣孝一生的功業(yè)便由此發(fā)軔。
　　史載道衍至北平后，“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對于今天的讀史者來說，這點很值得注意。
　　因為太子朱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去世的，在此之前，皇位繼承人根本不是個問題，面對身為嫡子的大哥，朱椽恐怕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而在此之后，隨著皇太孫朱允米被確立為繼承者，朱棣必然在考慮“后朱元璋時代”的境遇了。道衍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后究竟在與朱棣密謀些什么，倒是殊堪把玩，難道他這么早就預(yù)見到未來的疾風(fēng)驟雨?這也算是史書留給我們今天的一的一個小謎團吧。
　　建文帝朱允瞍的“削藩”在改變了大明朝歷史走向的同時，也給了姚廣孝一把開啟事功的鑰匙。
　　當朱棣正為侄子皇帝的步步進逼而惴惴不安時。道衍卻已嗅到了遲來的歷史機遇。他以“臣知天道，何論民心”的反唯物主義式的詭辯，力勸朱棣起兵奪位，并以相士(算命先生)袁珙“異日太平天子”的斷語來對朱棣不斷施加心理暗示。同時，道衍理性分析了朱棣眼下的處境以及所擁有的優(yōu)勢資源，斷言成功幾率極大，并通過在燕王府中開鑿地下室、飼養(yǎng)雞鴨鵝等手段為遮掩練兵制器聲音提供了“技術(shù)上”的支持。
　　這些都為朱棣起兵做了最基礎(chǔ)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準備。
　　建文元年(1399)，在“清君側(cè)”旗號下’朱棣向侄子發(fā)難，“靖難之役”爆發(fā)。
　　戰(zhàn)爭持續(xù)了近四年，在這場以“一隅”對“天下，’的“不對稱戰(zhàn)爭’中，只據(jù)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地的朱棣居然笑到了最后，這不能不令人驚訝。同時，也不得不佩服姚廣孝在戰(zhàn)前的先見之明與戰(zhàn)爭中的運籌帷幄。
　　當政府軍趁朱棣進襲大寧，老巢空虛時，圍攻北平，道衍作為當時北平實際上的最高軍政長官，負責(zé)了守御戰(zhàn)，成功地保住了朱棣的根本。
　　在燕軍先后遭遇“圍濟南三月不克”、東昌大潰、主將陣亡的危急時刻，道衍以前所未有的鎮(zhèn)定和勇氣為朱棣注入了必勝的信心，使得他和他的將士們堅持將這場看似希望渺茫的戰(zhàn)爭打了下去。
　　當戰(zhàn)爭處于膠著狀態(tài)，僵局遲遲無法打破之際，道衍又高屋建瓴地提出“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的戰(zhàn)略決策，使得曠日持久的消耗戰(zhàn)終于獲得卜個戛然而止的終點。
　　朱棣“靖難之役”的成功，改寫了大明甚至此后歷史的同時，也為姚廣孝在浩瀚史冊中獲取了一個誰也無法繞開的強大支點。
　　于是，朱棣成為了明成祖，而道衍則成為了姚廣孝。
　　當論功行賞之際，道衍因“首贊密謀，發(fā)機決策”，“論功以為第一”，成為永樂朝得以創(chuàng)建的第一功臣。
　　永樂二年(1404)，道衍被授予太子少師之職，成為當時文臣最高秩，并復(fù)姓，被賜名“廣孝”。
　　從此，“姚廣孝”三字便成為明史中令無數(shù)人追憶的身影。桃源之心與紅塵之意
　　姚廣孝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名深通佛法的釋門高僧，又是一位翼贊中樞的輔弼之臣，向往著歸依青山的隱者之樂，卻又難以割舍立功立名的士者之心，他反感于朱元璋時代的殘忍嗜殺，但又不自覺地締造了又一個戾氣深沉的時代，這是其個人復(fù)雜性格的折射?還是命運隨性的嘲諷?看似悖論的兩重天地間，卻是一個真實而略顯彷徨的“黑衣宰相”。
　　姚廣孝少時曾游嵩山寺，遇到相者袁珙，袁對他的長相十分詫異，說：“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劉秉忠為元初輔助忽必烈成就大業(yè)的僧人，被史家譽為“輔佐圣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yè)者”，是佛門中戀 于塵世并成就功業(yè)者，于僧人本色而言當然應(yīng)屬“異類”。而聽到這樣的評價，姚廣孝的反應(yīng)則是“大喜”。這與曹操被許劭論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后“大喜”的反應(yīng)何其相似，都頗有為梟雄摹像的成分。
　　而當姚廣孝于洪武八年“賜還吳門”之后，路經(jīng)北固山，感懷千古功業(yè)，吟道：“譙櫨年來戰(zhàn)血干，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云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yè)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蓖�行的宗泐反詰道：“此豈釋子語耶?”姚廣孝則報之一笑。顯然，身處佛門，卻對事功別有懷抱，姚廣孝不能緇衣以終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當“靖難之役”成，姚廣孝達到其事業(yè)的頂峰時，卻辭卻了明成祖讓他蓄發(fā)娶妻的要求，還是“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這種看似分裂的兩重生活當然不是刻意做作之類的簡單語詞所能解釋的。他在《題江行風(fēng)浪圖》中寫道：“世人知險是風(fēng)波，那識人心險更多�！币苍�坦言“貧賤安居良不惡，名利奔馳有何樂’。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內(nèi)心深處時時感到的危機與倦怠，并流露出歸隱山林的意愿。
　　但當姚廣孝以第一功臣的身份與明成祖同在京師正月十五觀燈時，又有著“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閑”的戀世之心。退隱與出仕始終在他內(nèi)心中掙扎，在苦苦尋覓兩者之間的平衡時，會時時燒灼著他的躁動不居。
　　除卻在“僧”與“士”身份間的搖擺外，在政治行為上，姚廣孝似乎又無可奈何地自我嘲諷了一遍。
　　姚廣孝早年觥籌唱和的詩友，如高啟等，在朱元璋“為政嚴猛”的風(fēng)暴中，多成為洪武年間的冤鬼，這使其對于血腥嚴政持有強烈的反感，這恐怕也是他積極策劃“靖難之役”，以求推翻朱元璋安排的既定政治框架的動機之一。
　　但當朱棣登上皇位，重構(gòu)帝國利益格局時，朱棣卻以一場更加血腥慘烈的屠殺開啟了姚廣孝孜孜以求的“永樂之治”，人所共知的方孝孺事件就成了那個時期政治空氣的范本。
　　當朱棣聽從了他的建議，準備直襲京師之際，姚廣孝曾特意提及方孝孺，說：“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儒，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笨僧斨扉�為“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的士人氣節(jié)(迂腐?)所激怒時，便展開了“誅十族”這樣前所未有的嗜血清洗。而對建文諸臣無所不用其極的殺戮，則構(gòu)成了明初政治史上最為慘烈的畫面。面對這樣一派“新政”之初的景象，姚廣孝怕是于心難安吧。
　　對朱元璋嚴政的抗拒，卻淪為又一場慘劇的始作俑者，這是命運的天道不爽還是歷史的無情批駁?
　　恐怕姚廣孝自己也只有無奈長嘆了。
　　
　　姚廣孝式的“悖論”
　　
　　當姚廣孝隨著永樂一朝的文治武功而成為歷史追索的名片后，關(guān)于他的話題卻好像剛剛開始。
　　作為影響有明一代走向的關(guān)節(jié)點，“靖難之役”成為明清兩朝反復(fù)咀嚼的老生常談。在這一話題在明代已經(jīng)不成為禁忌后，有關(guān)姚廣孝曾以對聯(lián)、占卜等方式促使朱棣起兵的傳聞便成為民間話坊乃至墨客筆端不斷被渲染的傳奇。
　　除卻市井小民的尋奇心理，文人士大夫的八卦娛樂精神也同樣參與到這一筆墨官司的構(gòu)建當中來。姚廣孝“靖難”功成之后衣錦還鄉(xiāng)，遭老友絕交和姐姐痛罵的現(xiàn)場畫面被繪聲繪色地記述在了被目之為“正史”的《明史》之中。這與其說是歷史的真實，還不如說是折射出了被營造了數(shù)百年的社會心理。要知道，精英階層嗜好八卦的趣味絕不下于小民，明末大儒錢謙益就曾說姚廣孝的事跡恐為“吳兒委巷妄語”所“誤”。既然有朦朧模糊之處，那便有了不斷發(fā)掘不斷重塑的價值和理由。
　　除卻本身行藏的彈性，作為明代僧人不甘寂寞大背景下的突出標桿，姚廣孝也獲得了一種更為深廣的范本價值。帝國為曾為和尚的朱元璋所建，而之后建文帝逃位為僧的傳言則始終縈繞著這個王朝，至于如“本朝第一流宗師”的梵琦、因卷入政治而瘐死獄中的真可、德清等，都顯示了出世與人世間實則并非難以逾越。
　　至于因姚廣孝一手策劃的“靖難之役”所改變的大明王朝此后的整個帝統(tǒng)，則更成為明清乃至今天學(xué)術(shù)圈中時常被提及的話題。吳晗先生在看到明末談遷所著《國榷》中念念不忘建文但又哭祭崇禎的時候，發(fā)出感慨，談遷好像是不知道“從明仁宗一直到崇禎帝都是永樂的子孫’�？磥磉@個話題將會永遠持續(xù)下去，因為這種略顯無聊的思考中卻賦予了歷史更多的想象和更多揣測的迷人色彩。時至今日，許多日本人還在為日本南北朝時究竟何為正統(tǒng)、現(xiàn)今作為北朝后裔的天皇究竟是否屬篡逆而爭論不休，這也可以為此一話題的魅力做一域外的注腳吧。
　　不過，拋開所有這些或嚴肅或戲謔的主題，姚廣孝的身后卻有一項真正值得后人不斷叩問的珍貴遺產(chǎn)，那便是由他主持編修的《永樂大典》。這部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將是姚廣孝一生事功的真正巔峰，不知永樂十六年(1418)逝于北京大慶寺的姚廣孝在回味其84年的人生歷程中。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
　　如今，當我們在北京西南的青龍湖畔。摩挲著姚廣孝墓塔刻著歲月風(fēng)痕的雕紋，聆聽著檐角和著風(fēng)聲的懸鈴時，是否仍能感受到這位六百年前明初奇人的桃源之心與紅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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