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恐怕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其實百年前的變革，中國還是走英國的道路更好些。英國體制和美國體制，同為代議制，都是民主制度，本無高下之分。對于中國這樣的一個兩千多年帝制的國家，保留君主制的外殼，恐怕更為適宜。都說中國是個倫理型的國度，傳統(tǒng)倫理講三綱五常和忠孝仁義，君主是其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一旦沒有了君主，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體系都會搖晃。從倫理型國度轉為法制型國家，需要一個很長的轉型時期，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共和制在當時就是大勢所趨
　　
　　但是，在辛亥革命的當口，考慮到轉型平穩(wěn)需要的人在中國并不多。只有袁世凱和他的某些幕僚，再就是接近英
　　國公使的某些外交界人士。革命黨人自不必說，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建立一個美式的合眾政府，雖然組成同盟會的前光復會中人，其實只在意排滿，實行種族革命，但革命資格最老的興中會的理想，他們都是接受的。國內外的立憲派人士，很多人之所以力主立憲，倒也不見得認為共和制就不行。在他們的心中，其實也承認美國體制的先進性。康有為模仿公羊三世建構的進化三世說，君主專制是據亂世，君主立憲是小康世，民主共和則是大同世。之所以要主張君主立憲，是因為當時的滿清政府樂意改革，樂意配合，從而可以減少變革的阻力，避免革命暴力帶來的破壞。如果能夠實現“跨越式發(fā)展”，又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當清政府倒行逆施，大肆收權，把所有的權力和資源都收攬到滿清貴族手里，被激得勃然大怒的立憲派，正好趕上了革命黨人的革命，自然會憤而支持革命。這個時候，滿人的皇位就無論如何都保不住了�，F成的皇帝不中了，在漢人中另找一個，談何容易。所以，君主立憲自然就沒戲了。當時的名記者黃遠生說，革命黨很多人都有制度迷信，認為只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掛在了城門上，國家就可以魔幻般地立致富強。其實，不止革命黨，立憲黨人也未必就沒有這樣的迷信。既然已經革命了，該破壞都破壞了，還不如建一個更先進的制度。
　　共和制在今天看來，有點冒進，但在當時就是大勢所趨。即使需要一個皇帝，也一時半會找不到這個皇帝。建立美國式的臨時政府，不僅革命黨高興，立憲派也欣然同意，連袁世凱也是猶豫了一陣，只好認賬。即使更為保守的漢人官僚們，在當時也沒有表現出對清朝的留戀。革命進行中，沒有人抵抗，也沒人殉節(jié)。就連一些中興名臣的后代，比如曾左李的后人，也大不了就是放棄職位，一走了之，絕沒有人有為對他們深恩厚澤的朝廷盡點心力的意思。真正留戀清朝的遺老遺少，是在民國建立之后才出現的――因為他們發(fā)現了民國事沒辦好，從國家到社會的秩序，比晚清還要亂。更重要的是，民國由于國家力量太弱，沒辦法吸收這些遺老遺少，他們沒有位置了。
　　歷史恐怕永遠沒辦法實踐“正好”兩個字，選取一條后人看來合適的道路走，走得又那么恰如其分。如果有所謂的恰如其分，像某些美國史學家論美國的開國史一樣，恐怕都是后人編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后的中國，選擇了一條不適合自己的道路，選擇了國人不適應的共和制，但中國人其實卻只能將錯就錯。
　　某些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比如楊度，認為辛亥既然選錯了，就應該修正回來。但在強人袁世凱手里，即使宣稱君主立憲制，真正落到實處，君主沒問題，但立憲就很難說，頂多回到新政時的清朝，實行二元君主制。所以，同樣是君主立憲的倡導者，梁啟超就不同意這樣的修正，寫出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雄文，專門跟洪憲帝制搗亂，而他的學生蔡鍔則直接舉起了反袁的義旗。
　　事實證明，在相當一部分知識界人士已經信仰進化論的歷史觀的前提下，回到君主立憲，就等于開歷史的倒車，就是復辟。即使袁世凱這樣的強人，也依然搞不成，不僅搞不成，而且身敗名裂。民主共和思想雖然未必已經深入人心，但掌握話語權的人，卻不肯從民主共和后退半步，沉默的大多數在當時沒有說話。
　　
　　民國最大的困惑是無法建立秩序
　　
　　專制不成，共和也不成，這是中國的現實。沒有了君主，社會倫理在搖晃，整個社會也跟著搖晃。無論民國的北洋時期還是國民黨時期，統(tǒng)治者最大的困惑是無法建立一個基于民主制度的秩序，哪怕是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秩序。做了一省的督軍，如果不兼任下面一個師的師長，很快就會被人架空，最終被趕走。同樣，師長如果不兼任下面一個旅的旅長，命運也相類似。每次戰(zhàn)爭，對陣的大人物的失敗，往往都非戰(zhàn)之過也，大多是因為屬下的背叛。國民黨時期，這種情況也沒有太大的轉機，各個派別的戰(zhàn)爭，招降納叛依然是主旋律。
　　曹汝霖回憶，說是袁世凱當總統(tǒng)之初，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經常有人遲到，一遲到就是很長時間。原因很簡單，這些大佬們通宵聚賭。但身為總統(tǒng)的袁世凱，就是不敢動硬的，將幾個首要分子給免了。沒有了君主，效忠就出了問題，體制的嚴整和秩序感就難以建立。袁世凱之后第二個強人蔣介石，一生奮斗的目標，就是重建秩序，但秩序一直都沒有建立起來。借捧孫中山，樹立個人崇拜，效果不佳。借法西斯主義，鼓吹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更是沒有用。最后的失敗，與其說對手強大，不如說是因為內部的分崩離析。
　　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民主的秩序，也不是沒有人嘗試。北洋時期的兩次國會選舉，一些省份的聯省自治，省憲的制定和選舉，國民黨時期的立憲國大，其實不能說都是假民主、假選舉。很多政治強人，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陳炯明、趙恒惕甚至蔣介石，都不能說對民主共和完全沒有感覺，他們一度也是想過嘗試實踐這個制度來的�？上В�他們的嘗試都因為各種原因中途夭折。
　　
　　一百年來中國的轉型一直沒有完成
　　
　　將錯就錯很難，也很別扭，但又不得不將錯就錯。歷史給中國人留下的選擇，總是最難的題。顯然，做最難做的題，必須得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耐心。但是，在叢林時代，列強環(huán)窺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古老而且文化悠久的大國之民，實在又很難有這樣的耐心。急于翻身富強的欲望，每每驅使人們在受挫之際，就要改弦更張，尋找更為便捷的道路，抄小路走向富強。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150多年，而中國人做跨越式發(fā)展的夢，至少做了一百年，現在夢醒了沒有，也很難說。多少代的當政者，都沒有太多的耐心，即使臺上的想有耐心，臺下的人也不會同意�？傆腥藘A向于用更激進的變革甚至革命來迅速改變中國面貌，一個革命完了，下一個就在等著了。
　　將錯就錯之后，國民的啟蒙和教育，任務就更加艱巨。但是，肯做這樣工作的知識分子，卻不多見。革命后的一段時間，很多人居然認為，既然革命成功，啟蒙就不需要了。原來各地雨后春筍般的俗話報、白話報、讀報亭，都消失了。為了啟蒙而興盛的小說戲劇，上演的文明戲，都退潮了。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的啟蒙才重新開始，但規(guī)模卻遠沒有晚清那么大，而且由于白話文運動走錯了方向，以至于啟蒙的效果并不大好。中國需要更多的教育家，但偏多革命家。直到今天，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文化，跟民主憲政的要求還是差得很遠。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制在中國已經建立了一百年，但是中國的轉型卻一直沒有完成。將錯就錯一百年，我們也沒有把這個錯順過來。君主立憲早就不可能了。唯一的選擇，是沿著民主共和的道路往前走。題目再難，也得做，耐心去做，有智慧地做。這是中國人的天命，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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