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注：1933年5月27日德國大學節(jié)，弗賴堡大學新任校長、如日中天的哲學家海德格爾發(fā)表了著名的就職講演\"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開始了自己備受爭議的政治生涯。從此之后，這篇短短的講演似乎成為海德格爾的永恒\"事件\"。這次\"事件\"可比雅典哲學家柏拉圖的敘拉古之行。但這決不意味著是一次單純的柏拉圖式的哲學事件，我們對這次演講的感謝將是全面的，因為正如演講者本人所引的雅典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所說：\"對于一切事情都堅持這樣做，絕不會有害。\"這是校長的典范，也是人類的典范。10個月后，海德格爾辭去校長之職，回歸課堂，在平靜中重執(zhí)教鞭。

　　一個人擔任大學校長之職，就有義務從精神上領導這座高校。作為校長的追隨者，教師和學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國大學的本質(zhì)，才能蘇醒過來，獲得力量。然而，只有當追隨者的領導者首先并且時刻追隨那個不可動搖的精神使命時，德國大學的本質(zhì)才能獲得屬己的清晰、等級和力量，也正是這項精神使命給德國民族的命運打下這個民族的歷史烙印。我們是否知道這項精神使命？無論答案是肯定還是否定，問題仍然無可回避：我們，這座高校的教師和學生，是否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國大學的本質(zhì)？這個本質(zhì)是否真的具備塑造我們此在的力量？當然具備，只不過我們要在根本上意求[wollen]這個本質(zhì)。但有誰愿意懷疑這一點呢？一般認為，大學的首要本質(zhì)特征就是大學的\"自治\"[Selbstverwaltung]；
應當捍衛(wèi)這一點。但是，我們是否透徹地思考過：這個\"自治\"的要求，需要我們做什么？

　　\"自治\"當然意味著：讓我們自己擔當起使命，讓我們自己決定實現(xiàn)使命的道路與方法，以使我們自己成為我們應當所是之人。那么我們，這個德國民族最高學府的教師和學生聯(lián)合體，是否知道，我們自己究竟是誰？如果沒有最堅定和最堅韌的自我反省[Selbstbesinnung]，我們能否真的知道這一點？

　　除非我們首先著眼于未來明確而堅定地界定大學的本質(zhì)，并在這一自我界定中意求這一本質(zhì)，除非我們在這個意求中主張了自身，否則不論我們對大學的今天處境多么了解，也不管我們對大學早期歷史多么熟悉，我們都無法透徹地知道大學的本質(zhì)。

　　自治只能立足于自我反省的根基。然而，自我反省的力量只能來自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Selbstbehauptung]。我們是否自我反��？我們?nèi)绾畏词。?/p>

　　德國大學的自我確認就是追求大學本質(zhì)的原初和共同意志。對我們來說，德國大學正是這樣的高校：她從科學出發(fā)，并通過科學，來教育和培養(yǎng)德國民族命運的領導者和護衛(wèi)者。追求德國大學本質(zhì)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學的意志，就是追求德國民族歷史精神使命的意志，因為這個民族正是通過自己的國家認識自己。科學和德國的命運必須同時在本質(zhì)意志中獲得權力。作為師生群體，一方面我們使科學直面最內(nèi)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們在德國極端艱難的時刻堅定地面對德國的命運；
只有并且惟獨在這個時候，科學和德國的命運才能獲得力量。一旦我們--在談到\"新的科學概念\"時--只不過是為了替今天的科學爭取它的屬己特性和無前提性，那么我們就肯定不會體會到科學本質(zhì)的最內(nèi)在必然性。這種任意地否定的行動，這種眼界極少超出最近幾十年的行動，實際上是真正理解科學本質(zhì)之努力的假相。如果我們想要把握科學的本質(zhì)，那么我們首先必須直面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科學是否應該在將來繼續(xù)為我們而存在，或者我們是否應該促使科學迅速地終結？科學無論如何都應該存在，這一說法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必然。但是，假如科學應當存在，應該為我們并且通過我們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條件下科學才能真正地存在？

　　惟有在我們重新服從我們精神-歷史性此在之開端[Anfang]的力量之時。這個開端就是希臘哲學的突然開啟[Aufbruch]。正是在這個開端，西方人從一種民族性出發(fā)，憑借其語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來反抗和追問存在者整全，并且如其所是地理解這個存在者整全。一切科學都是哲學--不管科學知道與否，也不管科學愿意與否。一切科學都依附于這個哲學的開端。只要科學仍然生長自這個開端，就從中汲取自己本質(zhì)的力量。

　　這里，我們要為我們的此在重新贏得科學的原初希臘本質(zhì)的兩個顯著特征。

　　希臘人中間流傳著一個古老的傳說：普羅米修斯是第一個哲人。埃斯庫羅斯借普羅米修斯之口道出了一句格言，表達了知識的本質(zhì)：

　　\"但是知識遠不如命運有力量。\"

　　這意味著：一切關于事物的知識都預先受到命運力量的主宰，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正因為如此，知識即使為了真正地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也必須展開自己最高的抗拒，存在者之遮蔽的全部力量正是因為這一抗拒才涌現(xiàn)出來。這樣一來，存在者恰恰在其深不可測的不變之中敞開自身，并且賦予知識以真理。這個關于知識\"無力創(chuàng)造\"[Sch?pferisch Unkraft]的格言，是一個希臘名言。人們太容易在希臘人身上發(fā)現(xiàn)某種知識的典范：一種純粹依賴自己進而遺忘自己的知識；
人們向我們表明，這種知識是一種\"理論\"的態(tài)度。--但對希臘人來說，\"理論\"究竟是什么？人們都說：理論是純粹的\"沉思\"，這種沉思依附于事物的完整和要求。有人以希臘人為據(jù)，認為這種沉思的態(tài)度是為沉思而沉思。這種引經(jīng)據(jù)典的做法純屬錯誤。因為，一方面，\"理論\"的產(chǎn)生并不是為了理論本身，而是單單來自一種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它逼迫的激情。但另一方面，希臘人的全部努力，恰恰是把沉思的追問作為一種實現(xiàn)（energeia）、一種\"實踐存在\"、一種人的方式，并且作為唯一最高的方式來理解和貫徹。他們的想法不是要使實踐符合理論，恰恰相反：他們把理論理解為真正實踐的最高實現(xiàn)。對希臘人來說，科學不是一個\"文化財富\"，而是民族-國家整體此在的最內(nèi)在決定性核心。對于他們，科學也不是把無意識變成有意識的單純手段，而是深入此在整體之核心并且聚攏此在整體的力量。

　　科學以追問的方式堅守在不斷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體之核心。由此，這種有所行動的堅韌認識到自己在命運面前的無能為力。

　　這就是科學在開端時的本質(zhì)。但是，這一開端不是已經(jīng)過去了2500年嗎？人類活動的進步不是同樣改變了科學嗎？沒錯！緊隨其后的基督教-神學的世界解釋，正如后來的近代數(shù)學-技術思維，都使科學在時間上和事實上遠遠地離開了自己的開端。但開端絕對沒有因此而被逾越，更沒有被摧毀。因為，倘若原初的希臘科學乃是一個偉大事物，那么個偉大事物的開端就仍然保持自己的最偉大要素。即使這個開端的偉大不復存在，科學的本質(zhì)也不可能被抽空，不可能被耗盡--不象今天，盡管有全部的成果和各種各樣的\"國際組織\"，科學的本質(zhì)卻早已被抽空和耗盡。這個開端仍然存在。開端并非作為遙遠的過去處在我們身后，而是站在我們的面前。開端作為偉大事物預先超越了所有將來之事，因此也預先超越了我們自己；
開端已經(jīng)闖入我們的未來，它站在那里，遙遙地主宰我們，命令我們重新把握它的偉大。只有我們堅定地服從這個遙遠的命令，重新贏得這個開端的偉大，科學才能成為我們此在的最內(nèi)在必然。否則，科學就仍然只是一個我們深陷其中的偶然，或者仍然不過是一種悠然自得、回避危險地追求純粹知識進步的活動。

　　然而，一旦我們服從開端的遙遠命令，那么科學就必將成為我們精神-民族此在的根本事件。假如我們最本己的此在本身正面臨一場偉大的轉(zhuǎn)變，假如最后一位滿懷激情地尋找上帝的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言不謬--\"上帝死了\"，假如我們必須嚴肅對待今天人在存在中的被遺棄狀態(tài)，那么對科學來說，這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樣，希臘人最初在面對存在者時表現(xiàn)出來的令人驚奇的固執(zhí)，轉(zhuǎn)變成為完全敞開自身，聽命于被遮蔽者、不確定者或值得追問者。追問因此就不再只是一個為了獲得知識性答案的預備階段，可以被逾越，相反追問本身將成為最高的知識形式。追問由此展開了自己最本己的揭示萬物的能力。追問迫使目光最大程度地集中于無可逃避之物。

　　這種追問將粉碎科學依據(jù)不同學科形成的條條框框，使科學從不著邊際、毫無目標地迷失在不同藩籬和角落的狀態(tài)中恢復過來，并且重新從一切塑造世界的人類-歷史性此在力量的富饒和豐收之中直接奠定科學，比如：自然、歷史、語言；
民族，風俗和國家；
詩歌、思想和信念；
疾病、瘋狂和死亡；
法律、經(jīng)濟和技術。

　　如果我們希望在在追問和敞開中堅守在存在者整體的不確定性中心的意義上追求科學的本質(zhì)，那么這種追求本質(zhì)的意志就會為我們的民族創(chuàng)造其最內(nèi)在、最極端危險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精神世界。\"精神\"既不是空洞的頭腦精明，毫無意義的智力游戲，也不是不著邊際的知性分析沖動，更不是世界理性[Weltvernuft]；
相反，精神是以原初命定和認知的方式對存在之本質(zhì)的決斷。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決非一種文化的上層建筑，更不是實用知識和價值的武庫；
相反，精神是在最深層的意義上捍衛(wèi)一個民族的大地與血液力量的權力，是最深沉地激起和最廣泛地震撼一個民族之此在的權力。只有一個精神世界才能保證我們民族的偉大。所以這個精神世界要求：在追求偉大的意志和聽任墮落之間進行的永久決斷，必將成為我們民族踏上未來歷史征程的法則。

　　假如我們想要追求科學的這種本質(zhì)，那么大學教師就必須真正走到這個極端位置的最前面，盡管這個位置充滿了世界永遠不確定的危險。假如教師堅定地站在那里，或者說，假如從那個地方--在靠近萬物的逼迫之處--向教師涌現(xiàn)出共同的追問和休戚與共的言說，那么教師就強大到足以成為領導者。因為領導的決定性因素并不是僅僅走在前面，而是獨自前進的力量，這種力量并非來自固執(zhí)己見或統(tǒng)治欲望，而是來自最深層的天命和最宏闊的責任。這樣的力量忠誠于那些本質(zhì)性的東西，選擇那些最優(yōu)秀者，并且喚醒作為嶄新勇氣的真正追隨者。但是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喚醒追隨者。德國學生正在踏上征途。他們尋找誰？尋找那些領導者。德國學生希望在他們的領導下，把自己義不容辭的天命提升為有根基的、進行認識的真理，并且把這種天命安置在進行闡釋-發(fā)揮作用的言辭與行動的澄明之境中。

　　德國學生決心在德國命運的極端艱難時刻堅守這一命運，一種追求大學本質(zhì)的意志正是來自這種決斷。只要德國學生通過新的學生法案服從大學本質(zhì)的法則，并且由此第一次明確界定這個本質(zhì)，那么這種意志就是真正的意志。自我立法是最高的自由。德國大學必須清除那種備受歌頌的\"學術自由\"；
這種自由僅僅是否定性的，所以并不真實。這種自由主要是漠不關心，意圖和傾向任意武斷，行動和受命毫無約束。今天，德國學生的自由概念正在重返自己的真理。德國學生的義務和服務，必將從這種自由之中發(fā)展出來。

　　第一項義務是民族共同體的紐帶。這項義務使學生們有義務共同擔當和共同參與磨練、奮斗，分有所有民族階層與成員的能力。這項義務將不斷地得到鞏固，并且通過勞動服務[Arbeitsdienst]扎根于學生的此在之中。

　　第二項義務維系著這個民族在其他民族中間所獨有的榮譽、天命。它要求一種通過知識和能力來保證并且通過紀律來強化的待命狀態(tài)，做好戰(zhàn)斗到最后的準備。將來，這項義務必將作為國防服務[Wehrdienst]包容并貫穿學生的整體此在。

　　第三項義務將使學生同德國民族的精神使命聯(lián)結在一起。這個民族依靠自己的命運發(fā)揮作用，因為它把自己的歷史向塑造世界的人類此在力量的強力敞開，生生不息地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戰(zhàn)斗。一旦這個民族在其本己此在被終極追問的狀態(tài)之中敞開，這個民族就力求成為一個精神世界。從自己出發(fā)并且為了自己，這個民族需要自己的領導者和護衛(wèi)者提供對最崇高、最寬廣和最豐富知識的洞察。一群年輕的學生早早地涉入成人之境，并把他們的意志擴展至民族的命運，迫使自己從根本上為這種知識而服務。他們不再允許知識服務[Wissensdienst]成為一種\"高雅\"職業(yè)的盲目和速成培訓。因為政治家和教師、醫(yī)生和法官、教士和建筑師領導著民族-國家的此在，并且在個民族與人類存在的諸多塑造世界之力量的根本關聯(lián)中，守護并監(jiān)管這個此在，所以知識服務擔負起這些職業(yè)以及這些人的教育。知識不是為職業(yè)服務，恰恰相反：職業(yè)實現(xiàn)并且管理這個民族關于自己整體此在的最高和根本知識。但對我們來說，這種知識不是平靜地關注這些本質(zhì)和價值本身，而是使此在置身存在者強力的極端危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般存在的可追問狀態(tài)迫使這個民族進行勞作和戰(zhàn)斗，迫使這個民族深入各種職業(yè)所屬的自己國家。

　　對德國的本質(zhì)來說，這三項義務--通過民族在國家的精神使命中承擔對國家的命運--是同等原初的。這三種由此產(chǎn)生的服務--勞動服務、國防服務和知識服務--同等必要，并且處在相同的等級。

　　關于民族的知識主動參與了民族，關于國家命運的知識隨時準備待命；
正是這兩種知識同關于精神使命的知識一道，首先創(chuàng)造了科學的原初和完全的本質(zhì)，我們的使命就是實現(xiàn)這種本質(zhì)--前提就是：我們必須服從我們精神-歷史開端的遙遠命令。

　　假如我們把德國大學的本質(zhì)界定為高校[hohe Schule]，假如高校從科學之中并且通過科學教育和培養(yǎng)德國民族命運的領導者和護衛(wèi)者，那么我們所指的正是這種科學。

　　這種原初科學的概念不僅僅承擔著\"客觀性\"的義務，而且首先在民族的歷史-精神世界之中，承擔著本質(zhì)性地和單純地追問的義務。確實如此--只有從這里開始，才能真正地奠立客觀性，就是說，才能發(fā)現(xiàn)客觀性的特點和限度。

　　這種意義的科學將成為塑造德國大學團體的力量。這意味著兩樣東西：一方面，教師和學生必須以自己的方式聽命于并且繼續(xù)聽命于這種科學概念的主宰。但同時，這種科學概念必須從內(nèi)部改造教師和學生共同進行科學活動的基本形式：必須從內(nèi)部改造不同系科與學科。

　　一個系科要成為系科，就只能發(fā)展成為一種扎根于自身科學本質(zhì)的精神立法能力，以此把那些逼迫自己的此在力量整合進一個精神的世界。

　　一個學科要成為學科，就只能從一開始自己投身精神立法的王國，由此拆除那些學科條條框框，并且克服高等教育作為職業(yè)培訓的陳腐之氣和裝腔作勢。

　　在許多系科和學科開始踏上征途、從根本上執(zhí)著地追問自身科學的時刻，教師和學生已經(jīng)同樣被包容在民族-國家此在的相同終極命運和逼迫之中。

　　為科學原初的本質(zhì)賦予形式，仍然要求相當程度的嚴格、責任和非凡的忍耐，相比之下，不管對既定行動方式的有意服從還是狂熱變革都不會產(chǎn)生任何影響。

　　如果說希臘人花了三百年時間才把什么是知識的問題放到正確的地基和堅實的軌道，那么我們當然不可以認為，德國大學本質(zhì)的闡明和展開會在這個或下個學期獲得成功。

　　但是根據(jù)已經(jīng)指出的科學本質(zhì)，我們當然可以得知一點：只有當勞動、國防和知識三種服務合原初地凝聚為一個塑造性的力量時，德國大學才能獲得自己的形式和權力。這就是說：教師的本質(zhì)意志必須對關于科學本質(zhì)之知識的廣度和質(zhì)樸保持清醒，并且得到強化。學生的本質(zhì)意志必須強迫自己進入知識的最高明晰和知識的培養(yǎng)，必須聽命于關于民族及其國家的共同知識的要求和決定，并且把這種知識融入科學的本質(zhì)。兩種意志必須準備相互戰(zhàn)斗。一切意志和思想的能力，一切心靈的力量以及一切生命的機能，都必須通過戰(zhàn)斗來發(fā)展，在戰(zhàn)斗中獲得強化，并且作為戰(zhàn)斗而保存下去。

　　我們選擇的是追問者通過認識進行的戰(zhàn)斗，并同克勞塞維茨一道宣布：我拒絕借助偶然之手獲得拯救的愚蠢希望。

　　但是，只有教師和學生要比其他同胞更單純、更堅韌、更樸素地確立自己的此在，教師和學生的戰(zhàn)斗共同體才能把德國大學改造為精神立法的場所，并在這個場所形成一個高度集中的核心，為民族國家提供最高的服務。一切領導必須允許追隨擁有自己的力量。但一切追隨自身都包含了抗拒。這種領導與追隨的本質(zhì)對立既不可掩蓋，也不可取消。

　　只有戰(zhàn)斗才能將這種對立敞開，并在教師和學生團隊整體之中培植一種基本情緒。正是從這種基本情緒出發(fā)，界定自身的自我確認才有能力把已經(jīng)決斷的自我反省變成真正的自治。

　　我們究竟意求德國大學的本質(zhì)，還是根本不意求？我們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全心全意而非三心二意地追求自我反省和自我確認，或者我們是否僅僅--懷著最好的意圖--改變一些舊制度、補充一些新制度，這一切都取決于我們自己。沒有人阻止我們這么做。

　　但是，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經(jīng)衰亡，西方本身也開始分崩離析；
這個垂死的虛假文明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墮入混亂并且在瘋狂中窒息；
即使在這樣一個時刻，也沒有任何人向我們發(fā)問：我們是否意求德國大學的本質(zhì)。

　　這樣的事情是否發(fā)生，惟獨取決于：作為歷史-精神的民族，我們是否再次并且仍然意求自己--或者我們是否不再意求自己。每一個個體都一道做出決斷，即使并且只要他逃避這一決斷。

　　但我們的意志是：我們的民族必將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們意求自己。因為，這個民族那些超越了我們的年輕力量和最年輕力量，已經(jīng)作出了決斷。

　　只要我們要在自身中擔負起那個深沉和廣闊的思想，我們就能充分理解這個新開端[Aufbruch]的光榮與偉大。古老的希臘智慧用一句話道出了這個思想：

　　\"一切偉大事物都矗立在暴風雨之中。\"

　　--柏拉圖《理想國》497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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