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更直接地切入社會深處，但不知移民或流動人口中至今還在為基本生存奔走的那部分人，對本屆雙年展會有何種反應。 　　 　　記者：我注意到，不少媒體將雙年展關注的群體界定為移民，但我認為所謂“快客”還應該包括流動人口，后者是更需要關注的群體。
　　張晴：我同意。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我查過資料，1８43年開埠時，上海人口才20萬左右，到了1949年達到540萬，其中本地居民只有15％，流動人口占大多數(shù)啊。1958年實行戶籍制度后，移民就不大可能了。但上海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達城市，流動人口還是源源不斷地涌入，出差、開會、包括非常時期的外調和串聯(lián)等，上海的地域文化對全國有很大影響。人口學家預計，到2040年上海大都市圈的人口將達到一個億。
　　記者：本屆雙年展比以前幾屆更關注社會，關注民生，這出于何種考慮？
　　張晴：自第一屆威尼斯雙年展開幕以來，全世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120多個雙年展，同質化的傾向相當嚴重，通常的雙年展都會邀請龐大的藝術家隊伍，藝術家的規(guī)模一般會達到或超過100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我們?yōu)榱说挚雇�質化趨勢，策展人團隊與參展藝術家花了不少心思。最后確定這個主題，除了上述意圖，還希望呼喚更多的藝術家回到生活本身，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這也是時代的要求。
　　再說一個問題，歐洲的移民是國與國之間進行的，而在中國，移民是在城鄉(xiāng)之間進行的，目前有超過兩億人涌向城市，速度非常驚人，這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出現(xiàn)的一個現(xiàn)象。在改變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過程中，這個現(xiàn)象將越演越烈，由此產(chǎn)生的矛盾也不容小視。由此產(chǎn)生的失落、迷茫、激奮、憤恨、狂喜等，都會反映到文化與心理層面，影響城市的品質。
　　而且上海這座城市是不停流動的，外鄉(xiāng)人涌入上海，上海人又冒險出國打工，尋求發(fā)展。本土文化在這三十年里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融合、變異、兼容……現(xiàn)在連正宗的上海話，年輕一代的上海人也不怎么會說了。
　　記者：雙年展確定這個主題，藝術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給予理解？
　　張晴：我們挑選的藝術家都是很優(yōu)秀的。他們也是快客，甚至是飛來飛去的國際快客，那么他們對城市移民和流動性是有切身體會的。所以從作品本身看，就極具震撼力，并具有多義性和批判性。我們還請來世界各國的藝術家，以人民廣場為中心對城市的歷史進行一番考察，他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從檔案局、圖書館里查找資料，梳理歷史，有些結論甚至挑戰(zhàn)大學教授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們考察出，人民廣場在一百年前的場景，曾經(jīng)是稻田和蘆花蕩，還有一部分是墳場。
　　記者：“快城快客”這個主題在很大程度上以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為表現(xiàn)對象，但我們要警惕藝術家將他們當作道具。
　　張晴：我們在選擇藝術家時是相當謹慎的。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這個情況，比如有某個畫家殺了人，我們不能對所有畫家都持懷疑態(tài)度。
　　記者：藝術家以當代藝術的形式切入現(xiàn)實、關注民生，那么絕大多數(shù)在上海這座移民城市為生活而艱辛工作的外來人口對這次展覽會有何種感情反饋，你們想過沒有？
　　張晴：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又在多元文化沖突的背景下，不能對一次藝術展事的影響力抱有過高的期待。但是我們在努力擴大影響，向社會表達關切。比如我們做了一大批黑板，拿到社區(qū)、工地以及外來人口集聚區(qū)，請他們寫下自己與這座城市的故事，然后再拿到別的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展覽。我們還有不少互動項目，也會主動與“快客”們進行善意的溝通。我們還將賈樟柯的作品《三峽好人》拿到現(xiàn)場來播放，更直接地關注移民問題。告訴你吧，我們有一件《干杯系列》的作品，放在展廳顯著位置，畫面上是一群收工后的民工，聚在簡陋的工棚下一起喝酒。他們赤身露體，身上布滿油垢污跡，形象不雅，但是他們?yōu)槌鞘薪ㄔO做出了貢獻。他們有故鄉(xiāng)，有思鄉(xiāng)之情，但平時只能通過喝酒的方式懷念故鄉(xiāng)與親人，宣泄情緒。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雙年展也許不感興趣，但我們有責任親近他們，關注他們。我知道，一聲呼喚是不夠的，但呼喚總比沉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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