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就是上海，上海的魅力不可抗拒。希望上海建筑的性格特征在升騰的動勢中，再多一點蘊含理性的浪漫和典雅，少一點“暴發(fā)戶式”的造作與浮華。

　　——常青

　　上海進入近代以來，已有160年的歷史，但迄今標志上海高速發(fā)展，深刻改變城市輪廓線，體現(xiàn)城市精神最強烈者，其實也就是兩個十五年，即上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和80年代末至今；
從標志性建筑上看，最有代表性者，當首推外灘歷史建筑風景線和隔江相望的小陸家嘴當代建筑群。

　　建筑的風格與性格

　　城市精神是一個歷史范疇，可記憶、可遺傳，有延續(xù)、有變異。建筑全息反映城市精神。但不同歷史背景，建筑風格迥異的外灘浦江兩岸建筑群，又是如何反映上海城市精神的呢？答案可能隱藏在“風格”的背后，與我們稱之為“性格”的概念有關。相同的建筑性格可能在不同樣式甚至不同時期的建筑風格中顯露出來，是城市精神的一種最直觀的表達。

　　建筑文化是一個地域、一個時代的風俗、時尚及技術條件在建筑上的反映，往往被首先看作是某種建筑風格。建筑風格有著兩層含義：建筑樣式和建筑性格。建筑樣式尤如人的穿著打扮，訴諸于外在的形象，且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建筑性格卻像人的性格，是內(nèi)在的，相對穩(wěn)定的，取決于一個地方所特有的環(huán)境特征、文化基因以及價值取向。因而建筑性格其實也內(nèi)在于人的心靈，是集體無意識中被認同的，屬于精神領域的東西。確實，不同的建筑空間會使人產(chǎn)生諸如拘束、放松，優(yōu)越、卑微，肅然、輕快，脫俗、平庸等截然相反的自我感受，而這正是建筑之于人的性格所在�？梢娊ㄖ�性格具有明顯的場景性質。

　　如今，傳統(tǒng)意義上的建筑“樣式”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因為視覺上的審美尺度或審美愉悅早已多元化、多樣化了。然而，對于今日的都市人來說，一座建筑或一組建筑景觀是否具有吸引力，是何樣式雖不那么重要，但對建筑空間的感性體驗仍與內(nèi)在的建筑性格有關，也即對適合自我表現(xiàn)的都市場景的追求，仍是建筑性格表達的首要依據(jù)。比如上海“新天地”，將傳統(tǒng)和時尚碰撞在一起，既滿足了外國白領和觀光者對上海石庫門的好奇心和泡吧的習俗需求，又為中國白領和時尚人士提供了懷舊與賞新的場景。這樣一個階層、這樣一群文化消費者的空間感受，正是“新天地”的建筑性格所在。這是由來已久的、上海所特有的一種建筑性格。

　　而這也就喻示了，其他地方要再造“新天地”，就得先問問這與那里人們的傳統(tǒng)習俗、空間感受和文化消費需求有關聯(lián)嗎？換言之，能夠形成建筑的性格嗎？顯然，在“搭置”場景前，需要先考察一下有無“表演者”和“觀賞者”？

　　長期以來，幾乎所有關于上海文化的評論都可歸之為“實用、實惠、實效”和“求新、求變”這10個字�；仡櫴澜缃�代史，似乎可以略帶夸張地說，世界上沒有一座城市能像上海這樣以如此開放、理性的心態(tài)，從容地接受外來的新事物。這或許是因為從一開始，上海就不像香港或孟買等中外城市那樣，經(jīng)歷了徹底的殖民時代，社會文化在心靈上被降格和扭曲的程度要小得多，因而被動無奈地接納了西方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以至發(fā)展到主動選擇式的海納百川，這是合乎歷史和情理的。

　　誠然，外灘歷史建筑群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外國洋行和外國建筑師設計的，與今日外灘隔江相望的小陸家嘴商業(yè)建筑群中的相當一部分，也是由外國建筑師事務所設計的。但是對前者來說，這些建筑都不是原樣照搬外國風格，而是在上海黃浦灘旁的一種創(chuàng)造，且中國人參與了整個建造過程，建筑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成為了上海近代城市的重要象征，是外來文化移入并本土化的范例；
就后者而言，外國建筑師的設計方案是由上海方面選定的，是一種完全主動的吸納，中國人不但完成了全部建造過程，而且參與了后期的全部設計工作，所以說小陸家嘴當代建筑群是中外建筑交流的結晶。

　　從歷史上看，由于外來文化基因深深地進入到了上海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層次，文化價值取向也就逐漸地走向了成熟，上海的建筑性格也不斷地表現(xiàn)出來。要看清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從商業(yè)文化發(fā)展的歷史脈絡中去探尋。

　　理性的文化基因

　　一般認為，《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商業(yè)街市是宋代才出現(xiàn)的，而事實上，江南同類商業(yè)街的產(chǎn)生，至遲卻可追溯到唐代。鴉片戰(zhàn)爭后，已非常發(fā)達的江浙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匯聚上海，使這里成為地方封建宗法勢力比較薄弱的地區(qū)，加上廣商、晉商等的介入，決定了上海商業(yè)文化的多源性和兼容性。但是本土異域文化間的淵源關系并不足以說明上海城市精神的特質，而外來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方式也必須借助某種精神的東西方能觸及人心。

　　隨著上海的開埠通商，近代西方文明進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歐美的新教文化，也一并移植到了上海。新教即推崇理性、寬容世俗的基督教，新教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合理牟利、合理消費，有益者取、無益者忌”。由此樹立起了一整套有關敬業(yè)、誠信、高效、優(yōu)質的商業(yè)文化價值觀和職業(yè)生活守則。在被稱之為“外灘源”的外灘33號原英領館所在地段，可以看到這一影響從上海開埠初到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印記：基督教青年協(xié)會和女青年協(xié)會所在的兩座建筑里，既向教徒，也向非教徒的公眾傳布新教文化的理念；
廣學會大樓里是上海最早的西文報館和出版機構；
亞洲文會擁有深受西方學術影響的東方學圖書館；
真光大樓里的滬江商學院走出了20世紀初中國土地上培養(yǎng)出的商界白領和企業(yè)家。從商業(yè)文化的角度看，外灘源地段也可以說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之源。

　　總之，這一外來的理性文化基因，通過社會的運作與交往，潛移默化并深入骨髓地影響了上海所特有的社會文化心理，并遷延至今：既追求實惠實效的品質，又極重精制雅觀的“賣相”。這種看似矛盾的文化特質，確能說明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脈絡并涉及到了上海的建筑性格。譬如里弄石庫門住宅是公認的上海居住文化象征，一方面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產(chǎn)的高效開發(fā)方式，使TOWNHOUSE與滬上三合院完美結合；
一方面創(chuàng)造了一種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觀。因而西味濃郁的上海石庫門決不是以盲目抄搬外來建筑形式為目的，而是追求實用、實效的城市生長進程的結果。這種因果關系可以說明上海建筑性格的理性本質，也是當時城市精神的一種體現(xiàn)。至于上海標志性的商業(yè)建筑，以外灘歷史建筑群及對岸的小陸家嘴當代建筑群為代表，在品質和品位上又是如何表現(xiàn)上海城市精神的呢？這就先要從外灘建筑風格說起。

　　外灘“款式”的由來

　　外灘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華爾街”，這條風景線及其周邊地帶集中了一批當時上海最重要的商業(yè)、金融建筑。這些建筑大多是高層。要了解外灘的建筑風格及其內(nèi)在的性格，先得弄清楚這些建筑的樣式或曰“款式”來自何方？

　　在19世紀的歐美，盡管以鐵、玻璃和混凝土為代表的新建筑材料和新結構已先后問世，資本主義仍是以復古主義風格作為建筑的軀殼，包括古典復興、浪漫主義、折衷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到了20世紀初，在歐洲探索新建筑的運動之外，深受新教文化影響的美國仍以復古主義作為主要的建筑風格。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高度發(fā)展的這一時期，盡管新的功能需求不斷產(chǎn)生，建筑技術日新月異，但美國上層社會對于紀念碑般的歷史建筑形式依然倚重，表現(xiàn)了強烈的保守主義態(tài)度，這種狀況直到二戰(zhàn)后才發(fā)生了大的變化。

　　除去功能和技術因素，歐美高層建筑形式在20世紀前半期受到了浪漫主義的重要影響。19世紀的浪漫主義發(fā)展到后期主要表現(xiàn)為“哥特復興”，以新教國家的英國建筑為代表（如英國國會大廈）。所謂“哥特復興”，即從外觀上模仿中世紀后期以尖券、骨架拱和飛扶壁為特征的教堂建筑風格。這種向上升騰的動勢，于神秘莫測中充滿了浪漫的想象，不僅可以表達中世紀對天國上帝的向往，同樣也可以象征資本主義對人間財富的崇拜。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對哥特式建筑的拱券結構贊賞有加，認為其代表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創(chuàng)造精神。建于1913年，高度超過240米的紐約沃爾華斯大廈（WOOLWORTH BUILDING），是一座著名的哥特復興風格摩天大樓，其鋼結構的骨架和上部收分的形體，浪漫中帶著理性，有利于高層建筑之間的日照和通風，成為了有關市政法規(guī)出臺的起因。1925年后，這種豎向劃分并向上收分的高層形體，與一種不排拒幾何化裝飾的現(xiàn)代簡潔造型（裝飾藝術風格）相結合，形成了風靡美國東西海岸的裝飾藝術風格的高層“摩登建筑”時尚，建于30年代高達380米的紐約帝國州大廈就是其中的巔峰之作（“9·11”恐怖襲擊事件后，重新成為紐約的城市制高點）。由于其與哥特復興多少有些形和意上的關聯(lián)，而且構成了當時的都市“摩登”生活場景，因而我們完全有理由將裝飾藝術風格稱為“浪漫的摩登”風格。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求新求變的上海也為自己的商業(yè)空間找到了兩款“外衣”，其一是“折衷的復古”，不拘于照搬某一種舊形式，而是在多種歷史元素中選取，進行精到的疊合與創(chuàng)造，如外灘的匯豐銀行、海關大樓等，可稱之為“新古典主義”或“商業(yè)古典主義”；
其二即是“浪漫的摩登”。在20－30年代的上海，就如當時的電影對好萊塢的模仿一樣，一大批高層建筑都采用了從美國引入的裝飾藝術風格，如外灘的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中國銀行大樓、上海大廈等。其中沙遜大廈還帶著浪漫主義的綠色銅皮的金字塔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外灘源地段上的圓明園路一線，在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片裝飾藝術風格的街區(qū)建筑，如亞洲文會大樓與中國銀行大樓出自同一家設計洋行（公和洋行），真光大樓和廣學大樓出自著名匈籍建筑師鄔達克之手，帶著他設計哥特復興式摩爾堂（沐恩堂）的某些元素，隨后他還設計了同樣風格的國際飯店大樓和大光明電影院等。此時，中國的建筑師也參與了裝飾藝術風格建筑的設計，如圓明園路上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樓，采用了中國古典宮廷的圖案裝飾；
中國銀行大樓用了中國傳統(tǒng)的四坡攢尖頂和檐下的斗拱裝飾。這兩款“外衣”之下，有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鐵框架、鋼框架，甚至輕鋼框架結構。無論是哪一款，都表露出了外灘建筑對浪漫和典雅的理解和再創(chuàng)造，以及對技術水準和文化象征雙重作用的完美表達。

　　隔江建筑的因緣

　　星移斗轉50年，當以小陸家嘴建筑群為標志的新上海崛起于浦東時，中國現(xiàn)代建筑早已錯過了追隨二戰(zhàn)后國際現(xiàn)代建筑潮流（常常被貶稱為“國際式方盒子”）的時機，這當然首先與國門閉鎖的歷史原因有關。

　　如今從外灘東望，人們看到的是個個都弄姿作態(tài)，棟棟皆個性鮮明的一幅建筑圖景，其風格也只能以“新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古典”這樣一些似是而非的風格標簽來辨識。在我們這個一切事物都呈現(xiàn)出表層化和平面性的時代，過去所有的形式和風格都已經(jīng)無法滿足快速變化的社會物質和文化消費的需求，從這個角度或許也可以理解“歷史的終結”這一斷言的含義所在。

　　因而我們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建筑在無奈的復制和抄襲中個性愈來愈趨于弱化；
另一方面是所謂“標志性建筑”在外形變化的追求中極度夸張地表達著“個性”，而技術發(fā)展也為之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即使如此，世界上也沒有一座城市會像上海這樣，在城市商務或金融中心地段冒出一組又一組形態(tài)各異、變化萬千的標志性建筑群。這是否表示上海建筑在性格表達上已經(jīng)矯枉過正，失卻了理性的文化基因？一些中外評論家因此認為這種圖景反映的是紊亂、失序和浮華。但是如果超越形式上的審美和倫理評判層面，似乎仍可以說，小陸家嘴建筑群所反映出的矛盾與問題，正是上海這座城市特殊的文化基因和價值取向所定，即便有極端的推崇或批評，整個社會，從政府官員、專家、業(yè)主到社會大眾，還是有意無意地接受并喜愛上了這樣一幅圖景。

　　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再從浦東回望一下老外灘，那些在“折衷的復古”和“浪漫的摩登”總稱之下的建筑群，何嘗不是姿態(tài)各異、爭奇斗艷的同一類圖景呢？由此可見，浦江兩岸的兩組建筑群雖時代背景與建筑風格完全不同，但卻在骨子里有著一種十分相似的商業(yè)建筑性格：個個欲求新求變、棟棟想卓而不群。這也反映出了兩組跨時空景觀間的因緣關系，從中可以看出上海城市記憶和集體無意識中對這一建筑性格的認同。因此有理由認為，小陸家嘴建筑群雖有些變化過度，也還稱得上“和而不同”（和諧而不雷同）。也即多少都有不失個性且融于環(huán)境的文化品位（當然也有諸如“地球儀”一類的遺憾），并且都具備比較先進的建筑技術條件。這些性格要素間存在著明顯的復雜與矛盾，但確實也在無意識中象征了蓬勃向上、求新求變的上海城市精神。

　　就上海城市精神而言，理想的情形是，第一，突出開放性，勇于并樂于直面一切外部的新事物，并通過理性的分析，有目的、有選擇地吸納其中的精華；
第二，注重原創(chuàng)性，在外來影響下始終保持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點；
第三，追求高品位，即強調先進技術支撐下的內(nèi)在品質和雅致外觀。對此，毋庸諱言上海當代建筑在總體上還需反省和提升。首先，上海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和理性的選擇對待外來的建筑文化與技術，同時創(chuàng)造條件，使國際水準的中國建筑師涌現(xiàn)在上海灘上。因為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xiàn)實看，比之其他城市，上海應該距離國際水準更近些；
其次，上海當代建筑絕不能陷入盲目抄襲或模仿歐美建筑形式的窠臼，而是要在都市發(fā)展的矛盾沖突和社會需求中創(chuàng)造出有上海特色的建筑文化，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探求具有事件性和場景性的建筑性格。再次，建筑藝術依然是全社會對建筑學的認同基礎，而浪漫和典雅的建筑形式也依然是上海都市口味的無意識追求。如何運用當代先進的設計理念、技術手段和藝術手法來滿足這一追求，也是以建筑來表達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方面。

　　上海就是上海，上海的魅力不可抗拒。希望上海建筑的性格特征在升騰的動勢中，再多一點蘊含理性的浪漫和典雅，少一點“暴發(fā)戶式”的造作與浮華。

來源：同濟網(wǎng)

　　講演者小傳　　常青

　　東南大學建筑學博士，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建筑系主任，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美國夏威夷大學建筑學院客座教授。長期從事建筑理論與歷史教學、研究和建筑工程實踐。近年來主持“建筑人類學的理論與應用研究”、“風土建筑遺產(chǎn)保護與利用研究”等兩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是上海市曙光學者計劃項目完成人。主持“外灘源”工程前期研究及概念設計、外灘輪船招商總局大樓外觀復原與內(nèi)部更新設計、杭州錢塘古鎮(zhèn)保護性改造（都市新水鄉(xiāng)）概念設計，龍虎山大上清宮復原設計等重要項目。出版《西域文明與華夏建筑的變遷》、《中國建筑志》、《建筑遺產(chǎn)的生存策略》等有影響的著作多部，在海內(nèi)外學刊上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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