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初期的形勢

　　大學(xué)生開始造反時候，是在毛主席批準播發(fā)大字報之后，也就是1966年6月1日之后，那個時候我們北航還不出名，蒯大富比較出名。我們學(xué)校的運動都是從清華北大那邊引過來的。

　　北航是個半軍事學(xué)校，學(xué)生入學(xué)是按照當兵的標準挑選的，大學(xué)生錄取按成份，以工農(nóng)子弟和軍隊干部子弟為主，地主富農(nóng)出身的一個沒有。清華、北大出身不好的人多，地質(zhì)學(xué)院也是那樣，他們造反派也有他們的不滿。后來北京“天派”“地派”的一個分歧，與這個情況有關(guān)，北航支持出身好的一派，實際上偏“�！�，地院支持激進的造反派，我們開始反對極左。

　　造反派也不一定都是好人，清華的“四一四”就是這樣的。

　　二、 文革開始的北航工作組

　　我是北航3511班的學(xué)生，是63年入學(xué)5系，班里有25個人。有一個石興國，他是南京人，他父親是省委書記的秘書。那時候幾個人去北大清華回來，也寫大字報炮轟黨委，但是沒有什么依據(jù)，無非就是說他們生活腐化、喜歡跳舞，再有就是他們常常勒令工農(nóng)子弟退學(xué)等等。

　　那個時候造反最起勁的一幫人，都是高干子弟，李井泉的兒子李明清，賴際發(fā)的兒子賴銳銳，地質(zhì)部長孫大光的女兒孫清林，鐵道部長的兒子蘇小泉，他們幾個為首的炮轟黨委特積極，寫大字報是6月10號左右，比我們早，而且點了書記的名字，他們有內(nèi)幕消息。那個時候我們還不顯山露水，他們的大字報轟動了北航。

　　接著工作組就派下來了，組長是國防科工委八局局長趙如璋，也就是10號左右，工作組來到北航就一個調(diào)子，支持群眾斗黨委，發(fā)動群眾揭發(fā)批判，結(jié)果不到一個禮拜，大字報就搞得黑白不分，黨委也癱瘓了。書記王洪、副書記周天行停職反省。大概是在6月15日到20日，全校革命師生在工作組的帶領(lǐng)下揪斗黑幫，我們當時沒有參與，持觀望態(tài)度，工作組支持高干子弟斗黑幫，北航斗了40－50人，清華斗了150人。

　　三、 文革的轉(zhuǎn)折點

　　6月20號，趙如璋召開大會，說北航的斗爭形勢復(fù)雜尖銳，王八蛋很大，不一定光揭發(fā)黨委，要全面開花，有什么問題就揭發(fā)什么問題，誰有問題就揭發(fā)誰。這一下就徹底熱鬧了，北航教職工1萬多人，平時相互有些矛盾的斗發(fā)泄出來，結(jié)果是全院開花，相互混戰(zhàn)一團，運動的矛頭就這樣指向一般干部和群眾。

　　我們這個時候開始覺得工作組不對，完全是胡來，把斗爭矛頭引向群眾，把文革引向歧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我們就開始串連，尋找與我們觀點一致的，班上有一大半同學(xué)同意我們的觀點。

　　首先是石興國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一條無頭的黑線……》，主要內(nèi)容是說北航揭發(fā)出來這么多問題，主要是從國防科工委批發(fā)而來的，這是一條黑線，要往上揪。這個大字報是我看著他寫的，就是兩張紙，寫完之后貼在八號樓。我的書法不錯，自己也拿了幾張紅紙，說是堅決支持石興國的革命行動，還說鑒于工作組的大方向錯了，趙如璋不再適合領(lǐng)導(dǎo)北航的文革，建議國防科工委撤換趙如璋，另外換人。我的大字報也就是大標語式的，然后簽了名，貼在石興國的大字報旁邊。

　　北航的文革運動從此波瀾再起，當時就亂了套，支持的和反對的都有。說我們要踢開工作組，是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大部分人不表態(tài)，少部分人暗地里支持。當時又是照相，又是攝影。6月22日，工作組召開大會，宣布我們是反革命大字報，要組織全院進行辯論，深入批倒批臭。

　　6月23日又舉行大辯論，大字報全部針對我們，指著我們罵。各個單位和教研室都輪流批斗我們，501教研室要我低頭認罪，405教研室書記孔令華組織批斗我們的時候，上綱上線。不過那時保守派還沒有開始武斗，動手打人。6月27日大辯論，全院面前正式圍攻和批斗我們。

　　然后就部署在各系都要抓類似的人，每個系都排了黑名單，一兩百人。在整我們的時候，沒有隔離，只是剝奪了政治權(quán)利，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抗美援越”誓師大會，不讓我們參加，把我們集中在二區(qū)食堂，蹲在地上聽廣播。

　　我是烈士后代，父親是武工隊長被敵人抓住活埋了，2歲喪父，13歲喪母；
爺爺是民兵隊長，被國民黨還鄉(xiāng)團大卸八塊；
叔父是區(qū)委書記也被敵人殺害；
堂兄是團委書記。因為我出身很好，一家四個烈士，那些個高干子弟就說我背叛了家庭出身。

　　有些高干子弟寫了大字報貼在我的寢食門口，說我是反革命。我當時21歲，血氣方剛，不過就是建議把組長換掉，也沒有把趙如璋打成反革命，要求另外派人，對黨還是相信的。心里一口氣出不來，晚上爬上6號樓頂大喊大叫了一陣，喊了半天也沒有人，下來之后跑到教室里，拿刀劃破手指，寫了血書，說自己要永遠忠于黨、忠于毛主席、永遠不變心。

　　四、 血書的效應(yīng)

　　工作組住在專家小樓，我敲門進去，趙如璋問我是誰，我說是來交檢查的，請他看后轉(zhuǎn)交中央和毛主席。他看到血書之后，受了一點震動，態(tài)度馬上緩和了一點。他把學(xué)術(shù)交給旁邊一個很富態(tài)的女軍人，要她鎖進鐵皮柜里面。后來我才知道，她原來就是毛澤東的女兒李敏。

　　回來之后，我又寫了一張大字報，進一步闡明我的觀點，也述說了我的家史，繼續(xù)反工作組，要求他們承認錯誤，撤離北航。很多人知道我寫了血書，全院一下子翻過來，許多人公開支持我，還有許多人到我的宿舍里來慰問、訪問并表示支持。

　　石興國以后沒有了行動，我就成了主要目標。大概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的那一天，突然中央通知工作組找少數(shù)派的代表去人民大會堂，石興國去了，毛主席出來接見，工作組灰溜溜的。第二天就宣布撤走。

　　我們這些挨了整的人，認為工作組不能就這么撤走，必須檢查，為我們徹底平反并恢復(fù)名譽。起初支持我們的人，也就是第一批起來造反的，大約兩千來人，學(xué)生中間還有兩三千人的中間派，中間派組織東方紅一兩千人，反對我們的有幾百人。保工作組的主要是老工人，他們對黨的感情深，寫標語說熱烈歡送工作組勝利返航，還有大標語說“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真不簡單”。

　　走的那天晚上，我們號召支持我們觀點要求工作組檢查的人，做紅燈籠；
高干子弟就做了綠燈籠，晚上就發(fā)生了“紅綠燈籠大戰(zhàn)”，主要是顯示聲勢和力量，也有相互吵架和動手推拉的。

　　第二天工作組還是走了，留下了一個文革籌委會，我們稱為“偽籌委”，主任就是毛主席的女婿孔令華。毛主席818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wèi)兵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平反。

　　五、 成立北航紅旗

　　他們拉的一個班子，跟我們對著干。我們不承認這個，稱為“偽籌委”。

　　有人貼出一張紅紙來，通告說從今天起，北航紅旗戰(zhàn)斗隊成立，愿意參加的請到主樓125教師登記，署名是“田東”。誰也不知道田東是什么人，后來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盛喜延，是排球隊的。

　　這一天是8月20日，那天晚上登記的有1070人，以學(xué)生為主，有部分教職工。也沒有開什么成立大會，大家就好象是在展覽會上簽到簿上簽到似的。大家都認識我，就公推我作為聯(lián)絡(luò)人，就相當于是一個召集人。

　　參加的女同學(xué)也不少，有的女同學(xué)就繡了兩面紅旗，第二天早上把紅旗插上，幾個骨干都是自動涌現(xiàn)出來的，2系的涂海鷹站在凳子上講演，他說：紅旗戰(zhàn)友們，不能讓工作組這么便宜的走了，上國防科工委去要求他們回來檢討。又有一個小伙子舉著一面旗幟走過來，叫跟我走，這就是三系的韓愛晶，他是64年入學(xué)的。還有四系的侯玉山。還有一個仇北秦，人高馬大，一米八幾的個子，滿臉胡子，他老子也是高干是蕭勁光的不下，是孔令華籌委會的成員中間的反對派，同情北航紅旗。

　　六、 揪工作組成功和“讓賢”

　　這樣涂海鷹為首，韓愛晶帶隊，舉著兩面旗子，一百多人步行去城里，沿途呼喊口號，走兩個多小時才到達西大門，大隊人馬后來才來。我們到達國防科工委門口的時候，想要沖進去，但是沖不進去，那里戒備森嚴，總參、總政和國防部都在大院里。這么多的人在軍事機關(guān)門口鬧嚷嚷，是建國以后沒有過的，有干部出來指著我們的鼻子罵，說我們是反革命。

　　這個時候，高干子弟們參加了聯(lián)動組織，也到國防科工委門口跟我們鬧。他們還算是給我留了點面子，沒有動手打，對地質(zhì)學(xué)院他們是打，對北航?jīng)]有打。他們天天找我，要我參加他們的紅衛(wèi)兵組織，不要做親痛仇快的事情，把隊伍從國防部門口撤回去。我就反過來勸他們要與老子劃清界線，參加我們。我們在那里堅持了28天28夜，堅持要揪工作組，這在北京是第一家，后來我們挨整的時候，這個事情倒是沒有怎么追究。

　　靜坐的時候，通常保持幾百人的規(guī)模。我就回去找孔令華，要安排送飯，韓愛晶和井岡山在現(xiàn)場頂著。

　　后來劉志堅出來了，說門口這個地方車進車出，是不是撤進旁邊的體育館。我們就每天三五個人在門口值班，在那里堅持了28天，每個人都減了十斤八斤的。我就每天跑來跑去，搞后勤工作。王大賓他們也在地質(zhì)部門口堅持。中央沒有人表態(tài)，趙如璋就是不出來。

　　中間發(fā)生了很多事情，北航紅旗的領(lǐng)導(dǎo)班子就是在靜坐過程中間，自然形成的。期間李納還化裝來偵察過。

　　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那里唱歌“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時候，來了兩輛小車，問我們的負責(zé)人在哪里。我、韓愛晶、涂海鷹都在，看是陳伯達和王力來了，我們都非常感動。陳伯達說我和王力同志來，就表明一種態(tài)度，你們懂嗎？同學(xué)們歡呼雀躍。陳伯達接著說，回去吧，勝利在等著你們。王力說，我們一開完會就趕來了，聽說你們是少數(shù)派，少數(shù)派是優(yōu)秀的，我們支持你們。

　　后來才知道，我們再那里靜坐的時候，中央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很大的爭論，老帥要鎮(zhèn)壓，中央文革支持，最后是林彪出來表態(tài)，陳伯達立下軍令狀。林彪說，趙如璋不出去，就派人把他押出去。陳伯達立下軍令狀說：國防科工委趙如璋、羅舜初同志到北航去，和學(xué)生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如果被打死，陳伯達甘愿抵命。

　　這個時候已經(jīng)是九月底了，北航紅旗出了名，回到學(xué)校一下子就膨脹到四五千人。我自己是個農(nóng)民子弟，沒有見過什么世面，有點承受不了，現(xiàn)在那么多人，就要把位置讓給韓愛晶。那天撤離的時候，我就這個想法征求大家意見，有人批評我是半截子革命。那天晚上，我寫了一張通告貼在體育館，說很感謝戰(zhàn)友們的信任，現(xiàn)在勝利了，經(jīng)過反復(fù)考慮決心辭去，建議韓愛晶同志為負責(zé)人。在靜坐期間，韓愛晶表現(xiàn)得很好，因為他早先沒有挨整所以不出名，我就給大家做了介紹。韓愛晶也很感動，大家都掉了眼淚。

　　第二天，北京市有人通知北航紅旗負責(zé)人去市委開會，丁國鈺發(fā)了一張請柬，十一和毛主席一起上天安門。我把請柬給了韓愛晶，他是個窮學(xué)生，也沒有什么好的裝束，去見毛主席也沒有什么講究的條件，就在9月30號下午穿著一雙破塑料涼鞋住進中南海。第二天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朱成昭等四人，我在家里接了一個新華社記者的電話，他們再準備報道中間要落實北航是誰上天安門，我告訴他是韓愛晶。朱成昭作為“二月逆流派”跨了之后，才補上王大賓，這就是后來的“五大學(xué)生領(lǐng)袖”。再后來在“兩案審判”的時候，韓愛晶作為北航紅旗的負責(zé)人，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這也是我讓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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