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的同屬意識在當代有明顯增強的趨勢，這對當代文化意味著什么社會學意義？孔德已從社會學角度考慮過代的問題，尤其是代的接續(xù)問題。曼海姆把具體的社會群比作社會巖層，代(Generation)則是社會巖層之一。如果我們要從社會學的立場來考察“代”這種社會巖層，理應是為了更為恰切地診斷當前潛隱著的社會趨向的重要特性、發(fā)展取向及其存在的問題。

　　“四五”一代作為一個社會學的代問題提出來，有明確的限定。首先，它僅指涉特定的社會歷史區(qū)間中的一組社會巖層，而且，分層范圍十分有限，即知識分子層；
隨之，對“四五”一代知識分子及其相關的代的考察，亦主要在知識社會學的范圍中進行。因而，對“四五”一代的社會學考察，乃是為了透視當前的社會—精神運動的內在結構，透視當前文化精神上的、與個體和社會攸關的徹底變革現(xiàn)象�！　　　　　　�

　　二

　　我之所以用眾所周知的“四五”事件為“四五”一代的標志，主要是符號上的需要�！八奈濉币淮�作為歷史文化事件來看待，其含義遠遠超過作為政治事件的“四五”運動本身，正如“五四”一代作為歷史文化事件，其含義遠遠超過作為政治事件的“五四”運動本身“五四”一代已成為過去的歷史文化事件，“四五”一代則是正在發(fā)生著的歷史文化事件。對“五四”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外在的、事后的反省批判一后批判，我們與“五四”一代已構成傳統(tǒng)的承繼或拒斥的關系。對“四五”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內在的、本己的反省批判—前批判。我們置身于“四五”一代之中，正在構造將被歷史視為“傳統(tǒng)”的東西。對“四五”一代的社會學考察，必應導向“四五”一代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這是一種關涉自我的社會文化的前批判。

　　三

　　“五四”一代在文化、政治、精神品質、社會形態(tài)、歷史取向諸方面，都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就此而言，至少有兩個問題不能不加以考慮：1、所謂社會發(fā)展有歷史規(guī)律可循的神話受到挑戰(zhàn)。我們的時代是某種知識類型的觀念的產物，是人為的、而非歷史必然的。進而言之，“四五”一代必須就自身提出的知識類型的觀念對自己和社會及其未然形態(tài)負責。因為，2、“五四”一代真的那么功勛卓著嗎？在時代歷史的困惑中他們沒有嚴重的觀念上的失誤嗎？社會學理應來澄清這一問題，并由此引伸到對時代社會—知識類型—社會行動的一般關系的知識社會學分析。十分明顯，在相同的時代社會關聯(lián)域中，就“五四”一代而言，并非只產生了一種單一的知識類型，那是一個“百家時代”。為什么其中一種知識類型能取得有效的社會行動，并建立起意識形態(tài)體系，這無疑是給知識社會學出了一個有趣的課題。

　　“四五”一代當然不應也不會簡單地要么繼承要么拒斥“五四”傳統(tǒng)——一個極為含混的標簽，意識形態(tài)化的術語，也不應和不會自詡比“五四”一代更高明。問題僅在于，“四五”一代所拒斥的社會關聯(lián)域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五四”一代中的某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攝入的知識觀念通過社會行動促成的，這只能激起“四五”一代在時代社會—知識類型—社會行動的具體境況中更多的憂慮、更多的小心。

　　把“四五”一代作為一項知識社會學的課題提出來，在我看來，首要的、亦是主要的旨趣即在于激發(fā)“四五”一代的內在的自我批判，這種自我批判同時又是社會文化的批判。所以，這一課題只能由“四五”一代自己主動提出�！八奈濉币淮�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批判大都指向過去，如今似應多少轉向自己、轉向時代的當前。

　　四

　　對“代”的劃分，生理學上有明確的年齡層的區(qū)分，它依據(jù)的是生—死之生物性節(jié)律。但從社會學來看“代”的劃分，情形有所不同。社會學依據(jù)的并不僅是生命的自然事實，必須考慮到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一歷史事實。曼海姆在《代的社會學問題》一文中提出，“代”的社會性同屬現(xiàn)象，以生一死生物節(jié)律的事實性為基礎，但并非從這一事實性中引導出來。換言之，對“代”的同屬性的社會學考察，應把握的是肉體—精神—心靈的轉換，這必然與社會—歷史的結構轉換相關。

　　我寧愿更多地從社會學方面而非生物性節(jié)律的事實性方面來看待“代”的同屬性，因為它明顯更多地是一個社會現(xiàn)象，而非生物現(xiàn)象，盡管我原則上遵循曼海姆的界定。

　　我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分為四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生長，二十至四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這一代人中還有極少數(shù)成員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為“解放一代”，即三十——四十年代生長、五十至六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
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
第三代群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長，七十至八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
第四代群我稱之為“游戲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長，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將全面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

　　這種區(qū)分當然帶有年齡層次上的模糊牲，實質性的因素恐怕與個人的社會生活經歷及教育不無關聯(lián)。至于代群中的分化現(xiàn)象，亦應在考慮之內。不過，這種劃分大體上可行，其首要的依據(jù)在于：1、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歷史機制的內在轉換；
2、各代群所負載的知識類型在當前文化中構成的實際可見的社會沖突。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代的接續(xù)問題(Generationsfolge)。不妨說，“解放的一代”和“游戲的一代”分別是“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接續(xù)。不僅當前文化中的知識類型之間的社會沖突或趨同可以表明這一點，心理感受形式和精神品性之間的差異或趨同亦是證明。所以，我把“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看作本世紀中國文化的實質性社會巖層，它們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文化社會的實質性斷層。

　　五

　　知識社會學不是文化思想史。深入探究“五四”一代不在我的視野之內，我的主要興趣已如前述，乃是“四五”一代的內在的社會文化自我批判。

　　知識社會學首要關注知識的類型與社會的內在關聯(lián)。本世紀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數(shù)恐亦不可與之相比——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和十年文革(毛澤東主義)�！八奈濉币淮�與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牽纏：參預—退出—反思。這迫使我們對知識分子的“代”的知識社會學考察不得不更多地引向一個專門的題域：知識類型中潛在著的價值意向問題。社會學家舍勒在其《知識的形式與社會》一書，對這一題域的研究有重大貢獻。

　　“四五”一代知識分子大多先有社會歷史災變的涉入，后有學院的知識教育訓練，知識類型底層的價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規(guī)定性和自覺性。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出現(xiàn)的一代歐洲(尤其是德國)的知識分子，至少在生成形式上相似。當年流行的所謂“新黃蒲三屆”的說法，頗有社會學的刺激性�！八奈濉币淮�的知識價值意向與特定而且集中地發(fā)生的歷史社會事件，有必然而且內在的關聯(lián)。

　　但是，嚴格地講，“五四”一代雖不象“四五”一代那樣，頗為劃一地先有強烈的整體性社會投入，再有知識類型的明確攝取，這種情形在“五四”一代中不是絕無僅有的——比如熊十力的例子，不僅如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同樣在一連串大的社會變故和動蕩中形成。就此而言，知識類型的價值意向與生活關聯(lián)域的過于直接的連接，不是兩代人的實質性差異。事實上，“五四”時代的科學救國主義、經濟救國主義、文化救國主義、政治救國主義、教育救國主義以及種種西方思潮的引入，至少從形式上看，“四五”一代在重復。

　　實質性的地方恐怕在于：盡管兩代人都有在先的強烈整體性社會投入，但社會投入的心理意向的實質內涵不同，社會歷史事件本身的性質亦絕然有異，這不僅是導致兩代人的知識類型的價值意向性差異的原因，而且是使得知識類型之價值意向性的重新提審成為迫切問題的原因。

　　六

　　“解放的一代”盡管不是有在先的整體性強烈社會投入，但這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參預及其十年文革的涉歷，同樣引人注目。就知識類型及其價值意向來看，“解放的一代”頗為特殊。在我看來，首要的特點是知識類型及其價值意向的意識形態(tài)同一、整合化。從知識社會學角度而言，這代人的知識類型及價值意向在一開始就被有效地織入意識形態(tài)的織體和機制之中。必須注意的是，意識形態(tài)絕非僅是一套準知識型思想觀念，它更是一套有效作功的社會機制。此外，這一代群的知識類型之被意識形態(tài)化，仍與社會歷史域有直接關聯(lián)，意識形態(tài)的織體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動參預，而非被動采納。這里依然有激發(fā)起知識社會學興趣的關于價值意向的課題。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盡管這一代群亦多經社會磨難，依然很難在知識類型及價值意向上失范于意識形態(tài)的運作。例如，即使是這一代群中出類拔萃的哲學家，亦帶有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至于諸多右派人士，實質上是真正的左派，則是眾所周知的，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看，也不是一個難解之謎。

　　就知識社會學的課題而言，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主動承續(xù)者，“解放的一代”是如何與“五四”一代連接起來的，恐怕也有些刺激性的課題可做。

　　七

　　“四五”一代明顯不是既存意識形態(tài)的承續(xù)者，就此而論，這一代群與“五四”一代又有形式上的類似之處：他們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壞者、文化“傳統(tǒng)”的反叛者。本世紀中國的兩次文化危機是由這兩代分別挑起的。

　　文化危機與信仰危機互為表里，從根本上講，文化危機指示的是知識類型后面的價值意向的實質性斷裂�！八奈濉币淮�挑起的文化危機在層次上比“五四”一代的文化危機更深，其中隱含著的價值意向的斷裂更甚，這從對“游戲的一代”所作的社會學透視中可以見到。所以，我寧愿從“相信”這一價值意向的特定范疇入手來考慮文化危機。

　　危機在此有雙重含義：首先是傳統(tǒng)價值意向發(fā)生動搖導致的危機，隨之是潛伏在價值意向的重新定位過程中的危機。

　　“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斷了傳統(tǒng)價值意向。他們從反叛“傳統(tǒng)”中站出來，并積極地、迫不急待地要給價值意向重新定位，隨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堅信轉化成的社會行動。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曾將一首題為“尋找真理”的劣詩示與一位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后來身于高級文化干部但當時仍在監(jiān)管中的作家，向他請教。他當即指出，“尋找真理”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經歷，他們找到了，我們不應該有這種念頭。

　　這段軼事長期糾纏著我。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看，這里隱含的問題是：真誠地相信的價值意向是否能保證價值意向性對象為真。

　　“五四”一代的價值意向的重新定位直指西方的價值觀念。但是，重新定位的價值意向并沒有從整體和傳統(tǒng)根基方面深究西方價值觀念的知識類型，而是更多地匆忙采納十九世紀產生的各種思潮。而這個歷史時期，恰是虛無主義在西方猛然聚生的時代�！拔逅摹贝�群的價值意向如此重新定位無疑與本己的社會歷史事實性相關，而且，這種知識類型的取向模式，早在“五四”代群之前——例如王國維——就已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依然不能承認這是一種必然的重新定位，事實上，也有其他定位存在。

　　八

　　“四五”一代不是從反叛既存知識類型及價值意向中站出來的。如說真誠地相信，這種品性“四五”代群并不缺乏。然而，“四五”代群從真誠地相信走向了真誠的不信。這就敝開了一個問題：真誠地相信并非可以直接推導出價值意向性對象為真。問題依然還在于：相信的意向對象是什么，這一對象的價值形態(tài)的根基是什么。

　　不過，這已經涉及價值現(xiàn)象學哲學問題，不是知識社會學應該過多談論的題域。從知識社會學看，上述問題已表明，在給價值意向重新定位的過程中同樣隱伏著危機。進而言之，“四五”代群的重新定位同樣已置身于這種危機之中。

　　“四五”一代戰(zhàn)真誠地相信走向真誠的不信，為拒斥價值意向的對象性失誤提供了條件，也給出了新的危險。

　　這種危險是雙重的：一方面，在“四五”代群已然分化了的價值意向的重新定位過程中——“五四”代群中也經歷過這種分化，可能重復“五四”時代的某些失誤，例如，當時的一種知識類型的價值意向性對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以歷史形態(tài)為價值根基，這最終會自食其果：歷史的盲目總有一天會嘲弄這種價值意向本身�！八奈濉贝�群中已經出現(xiàn)的各種知識類型，應該擔負價值意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

　　另一方面，“四五”代群從真誠地相信走向真誠的不相信過程中，已經出現(xiàn)“一無所信”的趨向，而且此趨向有增無減。據(jù)報載，武漢大學一位女學生自殺未遂，當問及自殺原因時，回答是：翻開書本，如今處處見到的是叔本華、尼采、弗洛依德，是虛無、空虛、無聊、性欲……事實上，“四五”代群的“一無所信”已作為一種價值意向的新定位在轉為社會行動。

　　“一無所信”實質上亦是一種相信，同樣構成一種類型的知識形式，它相信——真誠地相信——空虛。這種知識類型導致的社會行動是顯而易見的；
游手好閑、性即樂、追逐怪誕、無所謂。如果“四五”代群不以自我批判為前批判來展開社會文化批判，那就至少在形式上承繼了“五四”代群中的某種知識類型。

　　九

　　從整體上看，“四五”代群與“解放的一代”有一形式上的相近似之處，這就是與相信的價值意向相結合的理想主義精神品性。

　　理想主義同樣應置于知識社會學的考察范圍之內，它不僅關涉知識類型及價值意向性，而且與更為廣泛的知識分子品性問題有關。理想主義在上述兩代群中已然不同，這里涉及的要害之處依然是理想主義的實質而不僅是形式問題。簡單時說，“四五”一代的理想主義已經歷了實質性的嬗變，感傷質素極重。

　　無論如何，“四五”代群中，理想主義已更多地成為一種精神品性，而不是價值意向。這種品性意味著，不管這個世界如何無聊、讓人沮喪，畢竟會有美好的、珍貴的、值得為之感動的東西存在。

　　“游戲的一代”從一開始就鄙視這種品質，他們嘲笑相信的意向本身、嘲笑對珍貴的、神圣的東西的持重，嘲笑知識類型本身。這一代群接續(xù)了“四五”代群中分化出來的“一無所信”意向，并在哲學上加以推進，也很快在西方找到了同伴。這一代群具有自動失范于任何知識類型的沖動，他們超前進入游戲空間，其游戲的規(guī)則就是游戲本身。從精神品性上講，他們的重大特點是，已不知道什么叫感動。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性將再次面臨新的挑戰(zhàn)。

　　十

　　若從二十世紀世界文化的范圍來看，“四五”一代還與另一日益引人注目的文化現(xiàn)象相關：流亡文化。

　　流亡自古就有，但文化的大規(guī)模流亡，則是二十世紀的特殊現(xiàn)象。我們至少可以指出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俄國流亡文化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德國流亡文化，前者的流亡中心地是巴黎，涌現(xiàn)出別爾嘉耶夫、布爾加柯夫、洛斯基、浦寧等一大批杰出的哲學家、神學家、作家、詩人；
后者的流亡中心是美國，它產生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文化批判傳統(tǒng)，涌現(xiàn)出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布洛赫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化思想家。流亡文化從本己的民族性遭遇出發(fā)，又超逾了民族性本身，成為獨特的、有廣泛影響力的知識類型。

　　我不太樂意說“四五”一代已經在構成流亡文化，但社會事實似乎日益在提供刺激。這一問題頗為復雜。早于“四五”一代的僑居歐美的中國知識分子，至少在形式上帶有流亡性質。至于“四五”一代的流亡文化，則至少已有構成的社會趨向。

　　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當然僅限于知識社會學的考慮范圍，即是說，如果將會有一種流亡文化，那么，它的知識類型及價值意向將是誘人的課題：它也能既從民族性的特殊生活關聯(lián)域出發(fā)，又超逾民族性的偏狹，為人類對世界和人生的透視作出帶有普遍性的貢獻嗎？

　　至少就目前來說，社會學方面提供的材料使我不自信。不僅于此，即使是文化類型學方面的考慮也讓人不感到自信。人類學家米德的研究表明，文化的素質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人的素質。中國文化的素質至今為止令人感到有所缺憾。就此而言，由知識社會學引導的“四五”一代的內向性社會文化自我批判，恐怕更為迫切。

　　一九八九年三月于深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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