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以來的六次政治選擇 [上]

　　人們常說，每一個時代的人們，總是要重新地審視和解讀以往的歷史。因為每個時代的人們有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總是希望從自己關切的角度、從歷史當中來獲得對自己的啟示。我們正處在一個現(xiàn)代化的時代，我們當然會非常有興趣的想了解我們過去的前人，他們是怎么經歷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的？他們在經歷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過程當中有什么教訓？他們經歷了什么樣的挫折？對我們有什么啟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從一個政治選擇這個角度來看待我們一百多年所經歷的這段歷史。那么從近代以來，中國作為一個后發(fā)展的傳統(tǒng)國家，在西方挑戰(zhàn)的壓力下面開始了現(xiàn)代化的過程，而這種現(xiàn)代化實際上應該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因為中國在西方的壓力下面，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感受到數(shù)千年所未有的強敵。那么針對這種強敵和大變局，他們當然就有一種想擺脫這種危機的愿望，而要擺脫這種危機只有模仿西方的文明，在模仿西方文明的過程當中，中國就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走上了現(xiàn)代化的道路。

　　現(xiàn)代化的過程需要一種新的載體，一種政治載體，那么什么樣的政治載體適合于推進中國的現(xiàn)代化呢？實際上這是一個全民族的一個試錯過程，一個全民族的集體的試錯過程。

　　實際上以往的時代，人們在不同的社會的客觀的條件制約下面，根據(jù)人們自己對什么是富強的理解，同時也根據(jù)他們所能夠獲得的政治資源，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選擇，我們這里所說的政治選擇，就是指特定的政治體制，與現(xiàn)代化的戰(zhàn)略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政治模式。人們是用這個模式來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這種前后相繼的政治模式形成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我們一百四十年來的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歷史。

　　大體上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經歷了六次政治選擇，因為他們所作出的政治選擇，他們所代表的政治選擇，實際上就影響了中國人的命運。

　　那么首先我要談的是第一種政治模式，我們把它稱為叫做晚清的開明專制化模式。它實際上經歷了三個階段，那就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所謂的開明專制化，用一個簡單的說法就是舊瓶裝新酒�；实鄣臋嗤�是舊瓶，運用皇帝的權威和現(xiàn)行的官僚體制，來推行現(xiàn)代化的政策創(chuàng)新或者制度創(chuàng)新，那么這個過程，我們把它稱為叫做開明專制化。那么為什么最早的現(xiàn)代化模式是開明專制化呢？實際上道理很簡單，因為一個舊王朝的政治精英們，他面對強大的工業(yè)文明武裝起來的西方列強的挑戰(zhàn)時，他們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擺脫民族危機。而要有效地仿效西方，實現(xiàn)富強的目標，就必須要對傳統(tǒng)政體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使官僚體制具有更大的吸納現(xiàn)代化的精英的能力，這個過程，這種制度創(chuàng)新的過程，只要一開始，客觀上就走上了開明專制化的道路。

　　而實際上很多國家，比方說德國的威廉二世，日本的明治維新，都是經過這種開明專制化而實現(xiàn)了他們現(xiàn)代化的起步的。那么中國的開明專制化，實際上首先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洋務運動那些主導者們，他們實際上一開始并沒有自覺的現(xiàn)代化的意識，他們的目標是相當有限的。他們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來擺脫民族的危機，但是正是如三十年代一位學者曾經尖銳的指出的，只要洋務運動走出了它的第一步，它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它為了保住第二步，它不得不走第三步，然而它就退不回來了。正是這樣，可以說洋務運動從不自覺的走向它的第一步，然后就開始了退不回來的現(xiàn)代化過程。更具體地說，洋務派為了使它的防務現(xiàn)代化，它必須要發(fā)展軍事工業(yè)，為了發(fā)展軍事工業(yè)，它不得不發(fā)展運輸業(yè)、開礦業(yè)或者重工業(yè)。為了發(fā)展重工業(yè)，它不得不發(fā)展輕工業(yè)，因為輕工業(yè)的那個資金容易積累，通過輕工業(yè)資金的積累來實現(xiàn)重工業(yè)的資金的獲得，想通過這種方式。

　　那么只要是發(fā)展這個過程，它還不得不實現(xiàn)教育方面的現(xiàn)代化，在這個過程當中它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現(xiàn)代化。而且我們可以了解一點，洋務運動的確是存在著嚴重的腐敗和低效率，但是我們平心而論，所有的后發(fā)展國家的現(xiàn)代化初期，都是難以避免這種低效率和腐敗的。為什么呢？因為制度只有在發(fā)現(xiàn)問題以后，才能夠針對性地逐步跟進，而在發(fā)生問題而制度沒有跟進以前就存在著一個腐敗的高發(fā)期，這種情況在我們今天都是如此，我們更不能苛求古人。從理論上說，如果給洋務運動以相當長的時間，洋務運動可以自然而然的發(fā)展為一種開明專制主義。然而中國的傳統(tǒng)體制過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權貴階層當中的保守勢力過于強大，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趕了上來，并且在甲午戰(zhàn)爭當中一舉打敗了中國，使中國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機，導致了洋務模式的失敗。從而使得開明政治化不得不進入第二階段，那就是戊戌變法階段。

　　所謂的戊戌變法，實際上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一批有強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確的現(xiàn)代化意識的體制外的知識精英，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進入了中國的政治中心。他們與年輕的光緒皇帝相結合，形成了推進中國現(xiàn)代化的精英勢力。他們力求通過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創(chuàng)新，實現(xiàn)中國的開明專制主義。

　　但是這種勢力有致命的兩個弱點。第一，變法人士身上具有強烈的，由于民族危機而形成的心理上的焦慮感，在這種焦慮感心態(tài)的支配下，他們采取了激進的、大刀闊斧的、畢其功于一役的那種不切實際的改革策略，他們在一百多天的時間里面發(fā)布了三百多道改革的上諭，而這些改革上諭基本上是不切實際的。這種急劇的、迅速的、快刀斬亂麻的改革，大多數(shù)是毫無章法的，而且觸犯了當時廣大官員的基本利益。于是這些少數(shù)的現(xiàn)代化的精英，受到了溫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頑固派的聯(lián)合反對。他們在這種聯(lián)合反對當中遭到了失敗，使中國失去了一次來之不易的機會。

　　第二個原因，就是這些改革精英絕大多數(shù)都從來沒有當過一天的官。一個沒有當過官的人，在政治中心推行這場官僚體制的改革，當然他是肯定要遭到失敗的。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也可以說是因為這種體制的僵化和封閉，使得現(xiàn)代化的精英長期以來無法進入體制以內，而在體制以內的那些受到那種官僚習氣影響的人們又沒有改革的熱情，于是就出現(xiàn)這么一個兩難悖論。有改革熱情的人沒有經驗，他們在體制以外，而有經驗的人卻沒有改革熱情，這是一種兩難性的選擇。它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也說明了這是體制僵化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我們說的就是開明專制主義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清末的新政。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變”以后，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權威危機。慈禧太后卻一變而為最真誠的改革者，從1901年開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開始進行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清末新政是開明專制化的一次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努力，與洋務運動相比，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內容，改革的內容要廣泛得多。與戊戌變法相比，我們知道戊戌變法進行了只有三個月，而清末新政呢卻進行了整整十一年。它的內容包括，廢除科舉，舉辦新式的學堂，禁止鴉片、興修鐵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勵實業(yè)、擴展新式軍隊，還有是籌備立憲等等。所有這些改革，實際上都深深地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的各個方面。

　　那么這么一場自上而下的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為什么會失敗呢？這里我們要特別分析兩個根本的原因。一個原因是清末新政，是在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的權威合法性已經急劇流失以后開始的。為了挽回危機，清朝的統(tǒng)治者，就不得不進行大規(guī)模的超難度的改革。而權威資源的缺乏，又使得統(tǒng)治者無法應對大難度的改革所引起的社會不滿。他們缺乏對社會改革的進程的控制能力，而社會不滿又進一步引發(fā)了統(tǒng)治者的威信的下降，統(tǒng)治者的權威進一步流失。尤其是1908年以后，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死了以后，新的統(tǒng)治者沒有能力也沒有威望，也缺乏經驗，從而陷入了深重的權威危機。

　　另一個因素，就是說清末改革失敗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個人認為是他們的改革戰(zhàn)略發(fā)生了重大的錯誤。更具體地說1905年以后，清末新政的1901年開始到了1905年以后，當時興起的是了一種“立憲運動”，那個“立憲運動”具有分權的性質。而立憲的結果呢，是形成了地方上面的各種立憲的機構，而立憲機構大部分被激進的士紳所控制，他們利用了這種地方上的立憲的機構，來開始向政府提出了激進的訴求。人們通過地方中諮議局，把長期壓抑的政治訴求在短時期里面釋放出來，這些政治訴求從長遠來說都是合理的，但是在改革的初期階段是無法實現(xiàn)的。轉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滿足如此多的士紳所提出的種種要求，一旦不能滿足，就引起了強烈的社會挫折感，引起了對政府的不滿。

　　于是不滿的人們那種挫折感的疊加，就形成了反政府的政治同盟，我們可以從保路運動當中可以看到，地方主義派、民主主義者、立憲派、商辦鐵路公司當中的那些老板們，受攤派之苦的農民、激進的士紳階層、政治革命派，這些五花八門的不同階層的利益集團，都在反對路權國有這個基本正確的國策過程當中，形成了一個神圣同盟。

　　可以說清末的新政是開明專制化的最后一次努力，最終是失敗的。開明專制化在中國的失敗可以說，它的原因歸根到底是傳統(tǒng)的官僚體制，它的僵化程度比較高，它的自我更新能力比較低，就是這樣一個傳統(tǒng)體制。

　　我們這里只要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就是日本福澤諭吉，他寫了一本介紹西方文明的小冊子，在一年里面賣掉了三十萬冊，而中國江南制造局它在三十年里介紹西方的小冊子，只賣掉了一萬三千冊。也就是說中國人三十年當中，它對西方文明的了解遠遠不如日本人，我們知道，日本的國土只是我們中國的二十七分之一。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中國整個文化的那種僵化，也導致了這么一個結果。

　　那下面，我們要談的是第二次政治選擇，第二次政治選擇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多黨議會的民主政治。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精英，把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議會政治，當做推行中國現(xiàn)代化的政治體制，那么為什么中國人會把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議會政治來作為現(xiàn)代化的載體呢？這里首先是人們思想觀念上的一個原因。當時的人們不約而同的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最先進的政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西方的民主就像一件雨衣一樣，穿在外國人的身上可以，那么穿在我的身上也可以。這一點孫中山曾經用非常明確的語言來表達過這種思想，它認為我們中國發(fā)展現(xiàn)代化就是制造火車頭。那么要用最新式的火車頭好呢，還是用老式的火車頭呢？他認為開明專制是老式的火車頭，而民主政治就是個新式火車頭，那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面，那個民主政治被大家認為是一種最好的選擇。

　　另外還有一個具體的原因，就是當時的中國是二十二個省。二十二個獨立的省，他們各自為政，要讓他們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那么只能采取一省一票的方式，通過一省一票的方式形成一個共和國、一個聯(lián)邦國家。所以中國當時就走上了多黨競爭的這種議會民主制度。當時的中國一下子涌出了三百多個政黨，這些政黨多如牛毛，無窮無盡的黨爭，而各黨都各自運用自己的政治資源，在不遵守游戲規(guī)則的這種情況下面，來進行那種議會的爭奪。那么這種爭奪過程，最后導致了矛盾沖突不可調和，發(fā)生了宋教仁的血案。同盟會一開始就進行二次革命，袁世凱進一步增壓，最后是解散國會，出現(xiàn)了總統(tǒng)獨裁，多元民主政治就失敗了。

　　這里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就是幾乎大多數(shù)的亞非拉國家，在民族革命以后，他們開始建立的政權，都是西方議會民主政治。而且都是產生無窮無盡的黨爭，最后都無法避免議會制失敗的命運。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因為議會制是在西方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面，在長期的歷史過程當中逐漸演變過來的，它與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形成有機的相互的聯(lián)系、相互的制約。要議會民主政治，就必須要有法制的傳統(tǒng)。而要有法制傳統(tǒng)，又必須要有個人權利意識。而要有個人權利意識，又必須要有市場經濟的發(fā)達。而市場經濟的發(fā)達，又必須要有中產階級社會。要市民社會的發(fā)展，要需要知識的教育，要需要發(fā)達的那種信息的傳播，所有這些因素，都構成了民主政治有效運行的條件。然而所有這些條件在中國都不具備，也就是說，中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就是在一個高度專制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上面，安放著一個高度西化的政治系統(tǒng)，社會系統(tǒng)和政治系統(tǒng)兩者之間無法有機的結合。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這里想引證一下嚴復先生他做的一個非常生動的、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中國人是一頭牛，它要學馬跑得快。中國人覺得要學馬跑得快，于是就把馬蹄搬到牛腿上來。就相當于把西方的民主政治那個馬蹄，裝到中國的牛身上來。然后人們發(fā)現(xiàn)，馬蹄裝在牛身上還是跑不快，為什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那個馬蹄需要馬的骨骼支撐。如果把馬的骨骼轉過來，移植過來以后，于是人們又發(fā)現(xiàn)，馬的骨骼需要馬的肌肉支撐。馬的肌肉需要馬的血液系統(tǒng)支撐。實際上就變成這么一個問題：除非一頭牛同時變成一匹馬，牛不可能把馬蹄裝到自己身上來，跑得像馬那么快。我想這一個比喻，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嚴復的悖論。所謂的嚴復悖論就是說，單項移植一項東西，這個被移入的因素不能成活。必須要把西方其他制度因子全部移植進來，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單項移植的東西能夠成活，這個因素能夠起作用。但是。全部移植實際上又不可能的，就是說無論是單項移植還是全項移植都出現(xiàn)了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我們可以說它的困難可以用嚴復悖論進行表達。

　　那么我們下面要談到是第三次政治選擇，那就是袁世凱的軍事強人的威權政治。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凱解散了國會，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xiàn)代化導向的軍事強人，他鼓勵發(fā)展實業(yè)，引進現(xiàn)代教育，并且在他統(tǒng)治的初期，中國政治穩(wěn)定。他制定了商法，他在1914年到1916年期間，可以說當時的經濟以11％的速度發(fā)展，這個時期被人們稱為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我們可以把這種模式稱之為叫做新權威主義模式。所謂的新權威主義，指的就是，后發(fā)展國家在民族革命以后所建立起來的，作為議會民主制的反向運動而出現(xiàn)的，具有現(xiàn)代化導向的強人政治。這種新權威主義，袁世凱是亞洲歷史上第一個人。以后韓國的樸正熙、全斗煥，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拉丁美洲的皮諾切特，都是屬于這種類型的新權威主義者。

　　嚴復當時是非常支持袁世凱的，他甚至指出，袁世凱解散國會雖然和臨時約法不合，但是是袁世凱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因為國會除了黨爭就是搗亂，還不如把國會解散掉，強權所形成一種政治穩(wěn)定，可以讓是讓中國能夠安心的搞現(xiàn)代化。嚴復還說過，中國現(xiàn)在需要的不是華盛頓，需要的是克倫威爾和拿破侖。嚴復希望袁世凱成為中國的拿破侖。這也就是新權威主義的邏輯，就是通過強人所建立的政治穩(wěn)定，來引進外國資本、發(fā)展中國經濟。通過經濟的發(fā)展來使社會結構發(fā)生變化，而這種社會結構的多元化是民主政治的未來前提。新權威主義有一種發(fā)展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邏輯。似乎看來新權威主義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一個可供考慮的選擇，但是袁世凱這個政治強人，他有極其嚴重的兩個缺點。第一個缺點就是，他具有很強的封建意識，他的權利個人化的傾向，使他迷信權謀，大幅度的引用親戚故舊，以北洋軍機個人、私人的效忠紐帶來成為他的組織原則。這種權利的個人化、權利運作的任意性、權利內部關系的朋黨性，導致了這個結構的極其脆弱。

　　袁世凱后來想當皇帝沒有成功，他的權威急劇的衰落，到他五十六歲突然生尿毒癥死了以后，那么整個北洋軍機就分崩離析，因為北洋軍機它內部的組織關系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是靠那種朋黨和私人效忠關系建立起來的。因此，袁世凱以后，中國就陷入了北洋軍閥的混戰(zhàn)時期，北洋軍閥混戰(zhàn)可以看作是中國的新權威主義政治的退化形態(tài)，成為一種退化形態(tài)。

　　除了這個原因以外，袁世凱政治的結構，他的內部組織結構的脆弱性以外，還有權利不受制約，是新權威主義有效運作的一個前提。而權利不受制約的結果呢，又使得統(tǒng)治者有可能利用他的權威來實行為私人牟利，從而導致了這個新權威主義的變質，這也是中國現(xiàn)代化面對的一個嚴重的困難所在。

　　剛才我們談到了實際上面是中國現(xiàn)代化初期的三種模式，第一種是開明專制模式；
第二種是議會民主政治模式；
第三種是強人政治模式；
這三種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的缺陷。開明專制模式，它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但是這個政權它的合法性在急劇的衰落。議會民主政治呢，它的有它的現(xiàn)代化導向性，但是它缺乏對社會的整合能力和動員能力，它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核心。袁世凱模式它有一個維持政治穩(wěn)定的一個權威系統(tǒng)，然后它卻缺乏現(xiàn)代化的那種意識，所以由于這種原因，使得中國的政治載體適合于中國現(xiàn)代化的政治載體，并沒有在二十世紀初期實現(xiàn)。

　　討論和問答部分：

　　主持人王魯湘：

　　剛才聽了蕭先生的演講以后，我產生了幾個問題想在這里請教蕭先生。您剛才提到了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間首先的三次政治選擇，是吧，那么第一次政治選擇就是晚清的以慈禧為領導的開明專制的這一次政治選擇。那么你也說到了為什么會有這種選擇，以及這種選擇為什么必然失敗，我在這里想提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開明專制制度選擇失敗的原因，您說最主要的就是這個體制本身已經高度僵化，它沒有一種從內部進行體制創(chuàng)新的這樣一種基本能力。但是如果它連這種，高度僵化沒有這種能力的情況之下，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動力來開始了持續(xù)十一年的，這一種實驗呢？

　　蕭功秦：首先是因為，就她本人來說，就是一個作為清朝統(tǒng)治者來說，她客觀情況就是說，她面對的是兩千多年來，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她為了保持自己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她也不得不向西方學習。那么也就是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客觀邏輯和她為了保持自己政權的主觀的那種愿望，兩者是重疊的。只要她在實現(xiàn)保護自己主觀的這種政權的合法性，長治久安的過程當中，實現(xiàn)了向西方學習，它客觀上就進入了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邏輯。

　　王魯湘：蕭先生，我剛才注意到你在演講過程中間，你講到洋務派，就是說你很替他們惋惜，實際上如果給予洋務派足夠的時間，洋務派運動按照它自身的邏輯，應該是可以順利的開始我們的現(xiàn)代化的一個成功的一個開端的，但是沒有給它這個機會。沒有給它機會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實際上我的理解，除了它的體制內部的這種反對派的頑固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可惡的日本在旁邊的崛起。他們的軍事崛起，把我們第一次現(xiàn)代化的努力，葬送在冰冷的海水里頭了。那么第二次開明專制的這次選擇，是因為慈禧這個強人她的突然的去世，而她后繼無人。這個王朝，愛新覺羅這個家族后繼無人，因為這個家族已經好幾代人生不出男孩子來了。那么后面的我就不說了，就這兩個選擇，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并不是邏輯的失敗，而是偶然因素導致的失敗。

　　蕭功秦：不是這樣，尤其是我覺得像清末新政，它很明顯就是說，它是先天不足的。就是說它是在統(tǒng)治者已經陷入了權威合法性危機，已經進入了權威危機以后，為了挽回這種危機而進行的一次改革。因此，它進行改革，它需要一種非常豐沛的那種權威的資源，來支撐它的大幅度改革，但是它那時候已經沒有那個權威了。所以從客觀上來說這次改革的失敗大體上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如果說這種改革在以前二十年、三十年，在沒有實現(xiàn)權威危機的情況下面，那么她如果在那時候進行改革，情況要比那個時候要好得多，我想這是一個原因。

　　王魯湘：到了這個議會民主模式失敗的時候，你特別地提到了嚴復，這么一個我們最早的啟蒙思想家，而且也是后來的一個保守黨人，是吧。那么實際上嚴復自己本身的個人的經歷就是一個悖論，那么所謂嚴復悖論，就是牛和馬的這一種兌換的問題。就是你單項移植就不成，就光一個馬蹄子過來，這個牛不解決問題。全項移植，把馬的所有的東西移過來，它不能，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么這個嚴復悖論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帶有宿命的色彩，就是我們中國人是不是搞議會民主政治就宿命得不行？

　　蕭功秦：應該這么說，我想議會民主政治它的前提是一系列復雜的文化、經濟、社會條件的支持，而中國因為缺乏這個條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注定先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國的民主政治，在未來有沒有可能實現(xiàn)呢？我想主要是根據(jù)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發(fā)展，而且這個發(fā)展又和中國的某種民族性的特征得到某種有機的結合，形成一種中國特點的某種民主形式。這又和辛亥革命初期那種簡單的，把西方的那種議會民主政治移過來，來實現(xiàn)的民主，還不是一個概念。

　　王魯湘：那么您剛才談到在這個軍事強人這種威權政治的時候，你到最后也有一個結論，實際上就是，這種新權威主義的這種政治模式之所以能夠擁有權威資源、擁有對社會的行政能力和動員力，是因為它有一個前提就是權利不受制約，對不對。但是權利不受制約本身又會在一定的時期，導致這種新權威主義運作的退化，就是價值的退化，就是不是他權利運作能力的退化，而是價值導向的退化。那么在這一點上，是不是就是可以說這種，我們這種權威主義的模式，必然的最后頭，要導致到一種退化？

　　蕭功秦：這里面實際上我想，我今天講的問題當中，有很多是屬于悖論性的問題，比如民主政治當中，我們有牛和馬的悖論。我們指的新權威政治，就是說現(xiàn)代化初期需要有一種強有力的權威，以權威來主導的現(xiàn)代化模式，一般說來這個邏輯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說所謂的權威就是等于是一個杯子，它是一個看得見的手，它把這個杯子的水按照某種方式把它倒過來，使它按照某種方式有序的倒下來，如果沒有這個權威的話，沒有這個看得見的手，它這個杯子一下子翻下來的話，水就全部翻掉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需要有權威的。但是權威它的運作過程一定是需要權力相對的不受制約，它那個權威才可能運行。但是權力相對不受制約，又往往會導致統(tǒng)治者的權力個人化與腐敗。

　　王魯湘：絕對權力出現(xiàn)。

　　蕭功秦：就是權利的個人化，權利的私產化。那么這是一個悖論性的問題，因為它是悖論性的問題，不是歷史學家或者是哲學家、政治學家能夠簡單的一句回答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個民族它在文化上面、經濟上越落后，那么這個時期它出現(xiàn)的權威主義，它倒退的可能性的概率極高。但是如果說這個民族，它的文化、經濟的發(fā)達程度越來越高的話，那么那個時候的權威，它的退化的可能性，它的概率相對比較少。

　　王魯湘：進化的可能性反而高。

　　蕭功秦：就相當于現(xiàn)在蘇聯(lián)的普京一樣。

　　王魯湘：好，下面請同學們向蕭先生提問。

　　學生：蕭教授，您好！我是大一的一個學生，對中國近代史的歷史也是比較的感興趣，就是你在講中國的六次的歷史選擇當中第一次你是說，你把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的十一年新政，把它歸為一個歷史選擇。而且我注意在這個當中，你把慈禧的地位推得過高了，我認為在整個歷史時期當中，慈禧只是作為一個人物出現(xiàn)的，但是她在整個的第一次歷史選擇當中應該說是沒有，我認為是沒有你所講的那么大的那種作用的。你能就慈禧在這整個，第一次歷史選擇這個時期當中所起的作用再論述一下，謝謝！

　　蕭功秦：好，這個問題提得很有意思，首先我必須要指出，就是洋務運動實際上在慈禧支持下面進行下去的。大家知道“同光新政”，同治、光緒新政，“同治復興”或者我們叫做同治時期的一個重新恢復他那個權威，在這個意義上面，慈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慈禧是洋務運動最積極的一個支持者。那么開明專制化的第三次選擇當中，我們說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清末新政當中，慈禧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整個的清末新政是1901年開始的，而它開始的原因就是慈禧本人在逃離了北京以后，她受到了巨大的磨難，然后才深深感覺到一種，對自己以往錯誤的一種懺悔，然后她就主動地提出下罪己詔，并且提出要對中國進行大改革，發(fā)布了命令，發(fā)布了多次的詔令，要求三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在三個月以內提出中國改革的基本方案。整體上面來說，慈禧在清末開明專制化的第一階段和第三個階段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蕭功秦：那么開明專制化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說“戊戌變法”的興起也是慈禧本人首肯以后才能進行的。然而“戊戌變法”人士的激進政策，觸犯了慈禧本人的既得利益，從而她成為“戊戌變法”的反對者。因此在“戊戌變法”發(fā)起和它的失敗過程當中，慈禧都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我這里把慈禧不是作為一個臉譜，而是把她作為一個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實質性起作用的政治人物提出來的。

　　學生：蕭教授，您好！我聽您的闡述的那個論點就是對袁世凱似乎是特別地欣賞，覺得像他這種，類似于這種專制獨裁的這種統(tǒng)治，反而可能會使中國進入這種現(xiàn)代化。那么我們都知道在歷史書上或者事實也證明，像宋教仁血案背后的主使也是袁世凱。難道說像他這種，類似于這種血腥事件的造成，會對中國這種民主制的發(fā)展進程，或者說對這種現(xiàn)代化進程，會有什么好處嗎？謝謝！

　　蕭功秦：我這里對袁世凱，實際上我也是做了兩分法。首先我指出，袁世凱他作為一個軍事強人，他在鎮(zhèn)壓二次革命以后，在中國國內所形成的政治穩(wěn)定，客觀上面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機會。袁世凱統(tǒng)治時期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提出這一點。同時我又指出這個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的權威政治，他非常有可能在不受到權利制約的條件下，走向一種權利個人化，并且導致了權威主義的失敗。實際上面，我并不是單方面的認為袁世凱，他作為一個強人來說是完全肯定他的合理性，同時我也指出了現(xiàn)代化的新權威主義，它存在的另外一個方面，而這個方面事實上、客觀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影響，對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王魯湘：蕭教授，我想請您用一句話來總括一下，我們現(xiàn)代化一百年過程中六次政治選擇的前三次政治選擇，您能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這前三次政治選擇，或者您覺得這前三次政治選擇最大的教訓是什么？能不能用一句話給我們概括？

　　蕭功秦：太復雜的歷史，用簡單的話確實不太容易，勉強為之吧，“一波三折”。

　　王魯湘：“一波三折”，好！感謝蕭教授的精彩演講，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國際關系學院的師生和電視機前的觀眾，下周的同一時間《大紅鷹世紀大講堂》蕭教授將繼續(xù)給我們演講百年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間的六次政治選擇中間的后三次選擇。再見！

　　中國近代以來的六次政治選擇（下）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 蕭功秦 教授

　　2004年5月18日

　　王魯湘：上一次您的演講播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那么我們也接到一些觀眾的一些來信和一些在網(wǎng)上的討論，其中觀眾比較感興趣的就是前面的這三次政治選擇，您說的是一波三折。那么有些觀眾就要問，既然是如此艱難、如此一波三折，而且你把它總地概括為，叫做是一個試錯的過程，那么中華民族有必要用這樣的代價，用一個民族的命運去進行這種試錯嗎？

　　蕭功秦：實際上試錯，是經驗主義所提出的概念。哲學當中的經驗主義，它認為人類的知識的進步，主要不是靠理性的設計，而是靠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在不斷的摸索中，在犯錯誤的過程當中，來尋找改正這種錯誤的方式。在這個過程當中，人們逐漸尋找出一種相對而言成本較低，相對而言效果較好的制度方式。這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哲學上面把它稱為試錯的過程。對于中國人來說，實際上也是一種自覺不自覺的發(fā)展過程。

　　王魯湘：那么在上次您說的三次政治選擇中間，有一些觀眾注意到，對第二次，就是議會民主政治這一次選擇中間，孫中山的個人的作用以及他的理想，好像說您談得不太夠，那么我想對于孫中山為代表的，第二次的這次政治選擇，您認為怎么評價孫中山個人呢？

　　蕭功秦：孫中山，我認為他在早期是一個政治浪漫主義者。所謂的政治浪漫主義，就是他認為民主政治是一種比專制主義更好的制度，因為它是更好的制度，所以他覺得中國人應該享受這種更好的制度。他認為中國人很聰明，中國人充滿了智慧，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所以中國人應該享有民主。尤其我在上一次特別提到了一點，就是孫中山做了一個比喻，就是說，既然我們推翻了專制主義，建立新體制，要像造火車頭一樣，我們與其用舊的開明專制的火車頭，還不如用新發(fā)明的，西方新發(fā)明的火車頭，那就是議會民主政治。議會民主政治在西方要經過很多年的設計才能成功，而我們就能夠把火車頭拿來用就可以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呢，這正表現(xiàn)了孫中山和當時的一代人，他們的一種基本觀念和想法。所以我把議會民主制模式稱之為孫中山模式，原因就是如此。

　　王魯湘：好，今天蕭教授要給我們繼續(xù)他的演講，演講的內容是以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人為代表的六次政治選擇中間的后三次政治選擇，下面有請蕭教授。

　　蕭功秦：上一次的演講中，我提到了中國的清王朝的開明專制化運動的失敗，這個失敗的結果呢，就導致了中國通過議會民主政治來作為推動現(xiàn)代化的政治載體。議會民主政治很難進行整合，它對整個社會進行整合的過程非常困難，于是形成了無窮無盡的黨爭，而這個黨爭和無序化，又導致了袁世凱作為軍事強人強行地解散了國會，建立起議會民主政治制度以后的那個第三次政治選擇，那就是強人政治。那么強人政治由于它的權利個人化，而導致了權威危機，于是又一次遭到了失敗。

　　在1916年以后，中國開始逐漸進入了北洋軍政時期，北洋軍政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全面危機的一個開始，那么這種情況下面，孫中山開始摸索中國的新的現(xiàn)代化道路。我們可以看到在二次革命以后，孫中山就開始把國民黨逐漸轉變?yōu)橐粋�具有自上而下的高度的組織性的權威主義政黨。到了1923年以后，國民黨開始接受蘇聯(lián)的幫助，按照列寧主義的原則來改造國民黨，從而使國民黨變成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用黨的紀律來約束黨員的，具有自上而下的動員能力的一種新興政黨。

　　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蔣介石，他開始以黃埔軍校的校長的這種身份出現(xiàn)，他把他的五千黃埔軍校的畢業(yè)生，五千子弟兵，作為他的軍事基礎。于是孫中山死了以后，蔣介石成為中國的新一代的軍事強人。那么在孫中山以后，蔣介石做了哪些事情呢？他開始進行了北伐。在1928年統(tǒng)一中國以后，蔣介石又形成了新的一期的新權威主義，我們把它稱為叫做第二期的新權威主義。

　　這個第二期的新權威主義和袁世凱相比，它的主要特點是什么呢？袁世凱他完全是靠私人的紐帶關系，靠私人的效忠關系，來組成他的一個組織班子。因此這種班子的特點，具有非常濃厚的庇護網(wǎng)關系。而袁世凱以后的蔣介石呢，他是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方式，來重建他的權利基礎。也就是說，他用“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來做整個國民黨的組織的凝聚基礎。又用一個領袖，對領袖效忠，來形成他個人的權威。用一個政黨來做為他推動現(xiàn)代化與維持統(tǒng)治的組織工具，作為推動他的政治穩(wěn)定的一種工具。這種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方式，要比袁世凱僅僅根據(jù)私人關系紐帶、私人的效忠關系而形成的那種權威主義來說，他的組織力量要強大得多，他的凝聚力也要更為強大。他有更高的制度化的能力，以及對政治的可控制能力也更為加強。

　　應該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模式要比袁世凱模式，具有更強大的社會政治動員能力。正因為如此，國民黨統(tǒng)一中國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期到1937年這短時期，經濟發(fā)展是比較快的，有人也把它稱為是國民黨的黃金時代。當時有經濟學者曾經做過統(tǒng)計，在這七年里面中國的國民經濟的發(fā)展速度，達到了13％以上。然而國民黨的現(xiàn)代化模式，到了1949年時，就迅速地腐敗，1949年終于崩潰，那么什么原因呢？這里我想有三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蔣介石的國家主義的權威主義，他的內部結構當中，仍然有很強的私人效忠的庇護網(wǎng)關系，長官與下屬之間，具有宗派的家族制的這種結構。尤其是國民黨統(tǒng)一中國以后，他統(tǒng)一中國是通過與北方的軍閥勢力達到一種討價還價的妥協(xié)，這個妥協(xié)的結果就是，北方的軍閥勢力承認國民黨的蔣介石的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另一方面，蔣介石也承認他們軍閥勢力在當?shù)氐囊恍┘鹊美�益�?

　　那么這樣一個結果，就使得軍閥文化的那些最壞的方面，比方說庇護制關系，小團體內部的朋黨結構，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也逐漸地滲透到國民黨的國家主義的權威主義體制里來。這樣就大大地削弱了國民黨的這個權威主義的內部的凝聚力和團結力。在一般的情況下面，這些因素還不足以構成嚴重的問題，但是在抗日戰(zhàn)爭這樣嚴重的全面危機的當中，這一體制無法應付內部的那種腐敗的增長�？谷諔�(zhàn)爭勝利以后，那種長期處于艱苦環(huán)境當中的國民黨官僚，一變而為接收大員，于是就出現(xiàn)失控性的腐敗。從而失去了在中國人心目當中的他的權威的合法性。因此這第四次政治選擇，也由于它內在的弊端和它內在的問題，終于走出了歷史。

　　那么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談到的第五次政治選擇。我們的第五次選擇呢，就是指毛澤東的計劃經濟模式，這里我特別要介紹一個政治學的概念，就是全能主義。全面的全，能力的能。所謂的全能主義指的就是說，高度組織化程度的政黨，全面的滲透控制社會的基層和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通過這種方式來進行最廣泛、最深入的社會動員，來實現(xiàn)政黨所規(guī)定的一個目標，現(xiàn)代化的目標。

　　可以說這種全能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所以能夠實現(xiàn)全國的統(tǒng)一，應該說主要是靠著這樣一種強有力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力量，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這三者所形成的一種革命的全能主義。這種革命的全能主義，它的確能夠強有力的實現(xiàn)對社會的整合與控制，能夠克服袁世凱的新權威主義，即強人主義的新權威主義，以及國民黨的國家主義的權威主義，它們那種內部結構的脆弱性。這就是毛澤東模式，他的全能主義所具有的、強大的組織資源，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他對社會的整合能力和控制能力、動員能力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模式，正是靠著這種組織力量，對社會的全面滲透，才使我們的民族克服了二十世紀的全面危機。這種組織化程度對歷史的進步貢獻，在當時也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毛澤東模式，盡管對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有巨大的貢獻，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因為建國以后，長期困擾中國的全面危機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如果能夠在這種情況下面與時俱進的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秩序，也就是說發(fā)展市場經濟、發(fā)展商品經濟、激活社會個體的微觀的活力，那么可以說毛澤東的全能主義模式，將會逐漸演變?yōu)橐粋�能夠有效的推進中國現(xiàn)代化的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模式。然而毛澤東本人，他把商品經濟、把市場經濟、把個人競爭看作是人類苦難的一種根源。實際上面，毛澤東推行的是一種反市場經濟的現(xiàn)代化模式。那么這種反市場經濟的現(xiàn)代化模式呢，它的最大的問題是，它抑制了微觀個體的競爭的活力，它使整個社會陷入無競爭狀態(tài)，而這種無競爭狀態(tài)的后果又是經濟的停滯、計劃的無序以及無效性，以及這種計劃體制下的官僚主義的膨脹。

　　因為計劃經濟所承擔的那個社會調節(jié)的功能，由計劃經濟下的官僚來承擔。那么這個官僚的數(shù)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義本身必然會產生的問題，又被毛澤東認為是公有制以外的資產階級影響所造成的。公有制下面的官僚體制的問題，被毛澤東解讀為是公有制以外的資產階級因素所造成的。那么為了保護計劃經濟的公有制，毛澤東就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根源，就是和毛澤東思想當中的這種觀念有密切的關系。當然其結果，就會使極左思潮走到了極端，也使得毛澤東本人，作為一個現(xiàn)代化的選擇受到了挫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面，我們下面要談的是中國百年現(xiàn)代化中的第六次政治選擇，那就是鄧小平的新政模式。

　　那么極左思潮的災難性的后果，引起了執(zhí)政黨的那種健康的，或者說是日常的、理性的一種覺醒，中國開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毛澤東的模式逐漸地就演變?yōu)猷囆∑侥Ｊ健?

　　那么鄧小平模式它有哪些基本特征呢？首先就是，它對毛澤東的計劃經濟模式予以否定。他認識到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需要市場經濟的引入，而市場經濟的引入，又導致了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競爭活力的重新的培育，從而開始走上了，用市場經濟來發(fā)展生產力的道路。從承包制到市場經濟的培育，激活了長期以來被計劃經濟所壓抑的社會活力，社會開始出現(xiàn)了經濟上和社會領域的多元化。

　　其次，為了在理論上面論證改革開放的合理性，就必須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進行創(chuàng)新。那么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大討論，從現(xiàn)代化的角度來說，那就是世俗理性，就是我們所謂的世俗理性，就是用功效來作為判斷事物標準的這種理性，作為引導社會進步的思想基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使得那種教條主義現(xiàn)象，逐漸地轉變?yōu)槭浪桌硇詠硪龑�社會進步。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產生。它為市場經濟引入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上的論證。通過這些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使中國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而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轉型，一方面，保護了執(zhí)政黨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這種新意識形態(tài)又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制度創(chuàng)新提供了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全能主義的那種以意識形態(tài)來整合社會的這么一種模式，轉變?yōu)樯鐣�的多元化、經濟的多元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時效化。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還看到鄧小平還完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那就是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兩方面干擾，用強大的組織力量和政治資源，排除了激進的自由派和保守的教條主義者，形成了以改革開放為基礎的中間派力量的強大。如果把那個左和右看作是兩面的話，那么改革開放這一派，實際上穩(wěn)健派是中間派。中國改革中的穩(wěn)健的中間派的強大，和蘇聯(lián)的戈爾巴喬夫改革正好相反。戈爾巴喬夫改革，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的中間派和激進派形成聯(lián)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來對抗黨內的保守派。結果使得中間派被邊緣化了，從而形成了一個嚴重的蘇東的事件。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面，我們看鄧小平模式，他逐漸的通過意識形態(tài)的轉型、通過經濟的發(fā)展、通過政治上擺脫兩極化的沖突，從而終于實現(xiàn)了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體制。這個體制的特點我們大體上來說，它是一種后全能主義型的一種新政模式，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全能主義那種政治資源，被鄧小平繼承下來。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強大的執(zhí)政黨資源，和國家的行政力量資源，把這些繼承下來的資源，用來鞏固穩(wěn)定市場經濟秩序，而不是用來追求一個烏托邦的那個平均主義的理想。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說它是一種后全能主義型的新政模式。這種后全能主義的新政模式，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比袁世凱模式和國民黨模式有更強大的政治資源，更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穩(wěn)定政治秩序的能力。它和毛澤東模式相比，我們可以看到，它又擺脫了毛澤東模式的那種否定市場經濟現(xiàn)代化的這么一種現(xiàn)代化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一種權威主導型的一種現(xiàn)代化模式。

　　大家知道，在一個社會轉型時期，是一個危機高發(fā)期。所有社會的現(xiàn)代化的轉型過程，都是一個危機突變時期。而這一個時期，特別需要具有一種強大的組織資源的力量，我覺得鄧小平模式，實際上是實現(xiàn)了這種組織資源，從而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穩(wěn)定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礎。

　　最后我要談的一點是，從六種政治選擇的比較來看，這段歷史對我們今天有什么意義呢？下面我想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從歷史事實上，大體上我們可以這么歸納，中國是一個后發(fā)展國家，一個有效的推行現(xiàn)代化的政治載體，一般而言，必須具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它在推行現(xiàn)代化的起步階段，應該具有一種權威主導的力量。這種權威主導的力量，具有對社會的整合能力，對資源的動員能力、命令貫徹能力，對發(fā)展過程的可控性，所有這些都需要一種充分的組織資源。某種意義上來說，開明的政府主導型的這種權威政治，應該說是現(xiàn)代化的一個必要條件。

　　但是光有權威主義，或者說是權威主導型的政治載體還不夠，他還必須要滿足第二個條件。那就是，它應該有市場經濟的現(xiàn)代化導向性，它對外部世界應該具有開放性，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調動社會成員的經濟主動性。只有個人的主觀活力的充分調動，才能夠使社會整體上面顯示出一種宏觀上的活力。

　　第三點，這個體制它必須能夠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與發(fā)展，不斷地進行自我更新。它必須有那種靈活的制度創(chuàng)新能力，能夠及時的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來克服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過程當中的各種問題，能夠避免現(xiàn)代化過程陷入各種險境。因為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會有種種的困難、矛盾、困境，它必須要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的方式來克服這個問題。

　　應該說從這三個目標來看，從這三個要素來看，清末的開明專制化的模式，它顯然缺乏制度創(chuàng)新的能力。因為它缺乏這種制度的創(chuàng)新，所以它迅速的權威危機使開明專制化最終失敗了。從這三個條件來看，我們會發(fā)現(xiàn)早期議會民主政治，它顯然缺乏權威主導型政治體制所具有的對社會進程的可控性，多黨制在中國所造成的無序狀態(tài)，使中國人無法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目標。從袁世凱的軍事強人的那種權威主義模式來看，它顯然已經具有了權威主導的這種模式的基本特征，然而它的內部結構極其脆弱，它是通過家長制、寡頭制、朋黨的私人紐帶關系來形成它的組織資源的。它缺乏意識形態(tài)，缺乏政黨組織作為動員的和凝固的組織基礎。它過于依靠政治強人的個人的意愿，而政治強人，他個人的那種現(xiàn)代化意識的薄弱，又使他迅速地陷入權威危機。

　　按照這三個標準來看國民黨的第二期權威主義，我們同樣會發(fā)現(xiàn)，相對于袁世凱模式而言，國民黨的國家主義已經具有了更強的組織資源，同樣具有了權威主導型的這個政治載體。但是我們要看到，它和袁世凱模式一樣，它內部那種庇護網(wǎng)關系難以克服，尤其在全面危機，抗日戰(zhàn)爭這種全面危機下面，它那種組織資源無法應付全面危機，從而遭到了失敗。

　　讓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體制，首先我們必須肯定毛澤東本人，以及毛澤東模式，在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具有很大的歷史貢獻。因為他克服了中國百年以來的全面危機，他完成了民族的統(tǒng)一，而所有這些都是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最重要條件。然而，毛澤東模式的最大的問題，并不在于他的組織資源的豐富，而在于他對現(xiàn)代化的理解，他是想通過一種否定市場經濟的模式來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模式具有一種南轅北轍的特點。他有很好的車子，很好的馬，也就是說他的組織資源非常豐富豐沛，是中國歷史上最豐富的、最強大的，但是他的方向是有問題的，當然這也和我們民族，整個民族的不成熟有關。

　　我們整個民族，一開始我就說到了，我們整個民族百年的現(xiàn)代化，是一個集體試錯過程。我們在這個試錯過程當中會陷入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誤區(qū)是可以理解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鄧小平模式，他恰恰具備了很多和這三個條件相一致的地方。比方說，他的市場經濟現(xiàn)代化的導向性，他的權威資源和它的組織力量的豐富性。同時，我們也看到，我們這個體制還具有很強的制度創(chuàng)新能力。從總體上來說，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的制度創(chuàng)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我們必須要根據(jù)我們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及時地進行制度跟進。如果說我們不能夠及時地進行制度跟進和制度創(chuàng)新，那么我們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本身所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就難以解決。

　　因為現(xiàn)代化過程，一定會出現(xiàn)相當程度上的貧富兩極化。一定會出現(xiàn)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的腐敗。而腐敗和兩極化，又必須要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來加以克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適應現(xiàn)代化過程的政治載體，只有在適應了現(xiàn)代化過程所不斷提出的新的任務，才能夠逐漸地完善，這個載體才能逐漸完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說，我們百年現(xiàn)代化中的無數(shù)的挫折和經驗，使我們整個民族逐漸地成熟起來，盡管我們這個民族的成長，經歷了一百四十年，但是我們總算是逐漸成熟起來了。我們從歷史當中吸取的智慧和啟迪，將使我們在未來走的道路上面，能夠走的更穩(wěn)健一些、更成熟一些。我相信實現(xiàn)百年現(xiàn)代化，中國人的現(xiàn)代化的理想，應該說在我們這一代可以作出更多的貢獻，謝謝大家！

　　問答部分

　　王魯湘：非常感謝蕭教授精彩的演講，我在邊聽的過程中間也邊產生了幾個問題，現(xiàn)在我向蕭教授請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您剛才的演講，包括您上一個星期的演講，講了一百多年中間，“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間的六次政治選擇”，這個六次政治選擇，在我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黑格爾邏輯，是吧。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然后到了第六次選擇的時候，您認為我們整個的選擇好像出現(xiàn)了曙光，我們逐步地走上了一條穩(wěn)健的、正確的一條道路。那么您也提到了關于這六次選擇，您總結的實際上是三條經驗，我把它概括成，第一個條件就是講政治。您說的這個所謂的組織資源也好，包括這種權威的這樣一種東西也好，包括意識形態(tài)也好，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講政治。第二個條件就是講市場，就是導向問題要講市場。第三個條件就是要講創(chuàng)新。如果說我們能夠緊緊地把握住講政治、講市場、講創(chuàng)新這樣三個條件的話，我們的現(xiàn)代化就是有希望的，您認為是這樣的嗎？

　　蕭功秦：你的概括非常地通俗，從講政治的角度來說的話，我想是不是可以再做一點補充，我這里談的講政治，實際上包含著一種對發(fā)展的需求，就是對適應于現(xiàn)代化的那種客觀要求的那種政治模式，對合適的政治載體的一種期待。而這種期待呢，又是隨著我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不斷地發(fā)展，它還是在不斷變化的。就是這個政治的載體，在這個階段它可能是比較符合現(xiàn)代化的要求的。然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隨著新的問題的出現(xiàn)，那么這個政治載體，它的發(fā)展本身還要進入更高的階段。因此，如果你能夠把更高的階段的這種期待和需要，也放到這個里面來的話，我同意你的看法。

　　王魯湘：也就是說在前面我所說的三講之外，我們再加一講講發(fā)展，就是用發(fā)展的眼光看待我們目前的一切前提，而且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有可能發(fā)生變化對不對。那么我想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從您的講話中間，您其實一直希望我們這個民族變得更理性、變得更現(xiàn)實、變得更穩(wěn)健、最后是變得更成熟，您認為這樣一種基本的民族素質，是我們這個民族實現(xiàn)自己的現(xiàn)代化的，可以說也是一些條件，你認為是這樣的嗎？

　　蕭功秦：可以說這兩者是一種依存關系，就是一種合理的制度，需要民族的特定的素質來進行支持。但是這種特定的素質，本身又是制度發(fā)展過程當中逐漸培育出來的，那么這兩者之間可能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話，我想民族的成熟、穩(wěn)健和它的務實，以及它的理性，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不必要也沒有可能，對我們民族目前的現(xiàn)狀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們應該相信一點，就是說，這個民族只要在制度創(chuàng)新方面，能夠不斷的跟進的話，我們的民族素質也在不斷的提高。而提高的民族素質，又能夠支持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政治制度。

　　王魯湘：那么您能不能給我們預測一下，在六次政治選擇之后的第七次政治選擇將是一個什么樣的模式嗎？

　　蕭功秦：我想是借鑒了人類文明發(fā)展的經驗，應該是民主政治。但是這個民主政治呢，它又是隨著我們自己目前所創(chuàng)造的客觀環(huán)境逐漸培育出來的。也就是說我們現(xiàn)在，在為民主政治，為中國特點的民主政治在創(chuàng)造條件。這個創(chuàng)造條件的結果，有可能使我們整個民族，能夠在未來享受到一百四十年來從來沒有享受到的真正的民主。

　　王魯湘：好，下面我想把問題開放給在座的學生們。

　　學生：蕭教授，您好！剛才您對后三次政治選擇的演講，我想問一下鄧小平新政，作為后全能主義整合了中國的激進派與保守派，在現(xiàn)代化的普及發(fā)展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在共產黨目前一黨專政的局面下，腐敗與官僚主義依然存在，并且并沒有有效的機制來進行監(jiān)督，我們不得不擔心第三次權威主義的出現(xiàn)。同時可以聽得出，您對現(xiàn)在鄧小平新政是倍加贊賞的，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如果有機會你還能做第七次政治選擇、第八次政治選擇的時候，你是否還會對鄧小平的新政作出如此高的評價？謝謝！

　　蕭功秦：實際上，我因為論題的原因，我只能把鄧小平作為第六次選擇，和前面幾次模式做一個比較。實際上我也認為，我們現(xiàn)在所經歷的那種后全能主義型的這種模式，它的權威命令機制相當?shù)陌l(fā)達，但是它的制度監(jiān)督因素沒有足夠的跟進，實際上和毛澤東模式本身也缺乏這種制度監(jiān)督有關系。正像你說的那樣，在某些地區(qū)已經出現(xiàn)了嚴重的土皇帝化問題。在政治學當中，把這種地方出現(xiàn)的土皇帝化，稱為蘇丹化，就是土耳其的蘇丹那個蘇丹，所謂的蘇丹化的特點，就是哪幾點呢？就是權利個人化，權利運行的任意性，權利范圍的私產化以及權利運作的朋黨化，權利運行過程的朋黨化。而所有這些蘇丹式的現(xiàn)象，都是權威主義現(xiàn)代化發(fā)展當中都可能出現(xiàn)的，也就是說中國要避免出現(xiàn)蘇丹化，我們必須制度創(chuàng)新。而如果不能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那么中國的蘇丹化也許是不可避免的。

　　王魯湘：那么我在這個地方替這個同學補充一個問題，實際上您也在文章中間說到過，任何新權威主義都有向傳統(tǒng)權威主義退化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還非常大。那么您剛才也提到了要用制度創(chuàng)新來防止這種退化，那么您有沒有設計過，什么樣的制度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對我們這種后全能主義的新全能主義，進行某種防止退化的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呢？

　　蕭功秦：我想實際上在傳統(tǒng)中國的歷史當中，曾經已經通過我們民族在古代的試錯，已經積累出一些傳統(tǒng)的政治經驗，這些政治經驗包括它的監(jiān)督部門不是直接受同期領導人的支配，它直接是從中央直接下達的，通過這種方式。而這種方式實際上，它能夠防止監(jiān)督者本身的利益和他所監(jiān)督對象的利益兩者重疊起來，而這個實際上學會這一點并不是很困難的。我想我們中國至少在目前已經在開始考慮，如何吸收我們民族數(shù)千年官僚主義歷史、官僚主義政治體制當中，防止官僚腐敗問題的一些積極經驗，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我想作為一個新聞傳媒，它的對信息的流通，也可以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當然新聞傳媒的信息流通它也有兩重性，如果過多的這一方面的渲染，可能導致對我們這個權威合法性的某種壓力或者某種挑戰(zhàn)甚至某種侵犯，可能會損傷到它在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需要、必要所運行的權威，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的話呢？它的腐敗會更加嚴重，它對權威的損失會更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也是我們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的一個兩難問題，如果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種平衡，我覺得正是我們制度創(chuàng)新研究所面對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課題。

　　學生：蕭教授，您好！現(xiàn)在有這樣一個詞匯，憲政。在各位媒體、各種報刊出現(xiàn)的頻率是越來越高，那您覺得憲政這種概念，對我國這種政治選擇是有什么樣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呢？這是我的問題，謝謝！

　　蕭功秦：就是那個憲政，實際上它就意味著對權利的制約。但是在權威政治的運作過程當中，當權者他的權威相對的不受權利的制約，這一點恰恰是它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可以比方是一個軍長，軍長他如果說受到了軍長監(jiān)督委員會的監(jiān)督，軍長監(jiān)督委員會又受到軍長監(jiān)督委員會以外的另一個制度的監(jiān)督，那么軍長的命令，他的行使命令過程就會產生很大問題。尤其是當軍隊面對重大的問題的時候，他的軍令的調節(jié)過程，就需要他相對的不受這個制衡。如果說我們?yōu)榱朔乐管婇L他個人的腐敗，我們采取了軍長監(jiān)督委員會，那么很可能會形成一個阻力，就是對他的軍令、命令的一種阻力。因此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兩難問題。那么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想中國的憲政大概不是一步到位的。比方說一開始是，像鄧小平改革初期的時候，很可能就是九分人治，一分憲制。但是到了溫家寶、胡錦濤時期，大概應該是六分人治，四分憲制。

　　那么隨著現(xiàn)代化的過程，市場經濟的培育，市場經濟對人際關系的調節(jié)能力的逐漸地發(fā)展，契約關系的發(fā)達，我想這逐漸是人治因素越來越少的過程。因此我不同意簡單的，就是說我們可以簡單的就把西方式的那種憲政，直接搬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它是一個有序的、逐漸的一個演變過程。

　　王魯湘：
好，最后一個問題。

　　學生：蕭教授，您好！我首先有兩個具體的例子，第一就是俄羅斯，現(xiàn)在一個歷史學家寫的一本《俄羅斯往哪里去》那本書里邊，他在里面闡述了他一個觀點就是說，如果戈爾巴喬夫當時不采取過于激進的改革方式，如果給予當時的蘇聯(lián)以比較充裕的時間的話，那么俄羅斯，整個蘇聯(lián)完全可以慢慢慢慢的，就是說開辟一條比較穩(wěn)定的、比較穩(wěn)健的改革之路。那第二個具體例子就是說，我們中國改革了這么多年，那么從九十年代吧，從九十年代我們改革力度加快，然后慢慢、慢慢整個社會就，一些潛伏在社會底下的那些矛盾，這幾年慢慢、慢慢地浮現(xiàn)了出來。那么我覺得我們國家是否，我們國家的改革步伐是否過快？您有這種想法嗎？我們改革是否太快了？整個社會消化不了。

　　蕭功秦：戈爾巴喬夫那個政治改革的失敗，很大程度上面我剛才說到了，它是中間派和激進派形成一種聯(lián)盟，然后激進派掌握了話語霸權，使中間派它的組織資源完全瓦解了流失了，然后它就形成激進派的天下，中間派被邊緣化，保守派也被邊緣化了。就變成所謂蘇東模式。而鄧小平模式就是強調了它的中間派的組織資源，和它的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權力，并運用這個東西先使激進的西化派邊緣化。然后在南巡講話以后，使得保守派也隨之邊緣化，然后形成了強大的中間派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不存在一個快的問題，我覺得它恰恰顯示了中國的一種政治智慧，顯示了一種，中國的那種政治發(fā)展過程當中，一種比較合理的戰(zhàn)略的一些特點。那么至于你說的在中國當代現(xiàn)代化出現(xiàn)的問題越來越多，是不是和我們改革速度太快了，我想也不是這樣�？梢赃@么說，只要是現(xiàn)代化過程，只要是市場經濟過程，就一定不可避免出現(xiàn)社會結構當中的貧富兩極化，會出現(xiàn)原來掌握知識、掌握資本的人、掌握權利的人，要比沒有知識、沒有資本、沒有權利的人，更多的獲得利益的狀態(tài)。甚至出現(xiàn)一個滾雪球的馬太效應，現(xiàn)代化過程只要進行，它一定會出現(xiàn)這個趨勢。問題在于我們要及時的通過制度的創(chuàng)新，來減緩這種發(fā)展的勢頭，使它不至于發(fā)生嚴重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倒不是因為我們發(fā)展速度太快，而是我們制度跟進的速度不夠。

　　王魯湘：好，非常感謝蕭功秦教授的精彩演講，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國際關系學院的師生和電視機前的觀眾，下周同一時間歡迎收看《大紅鷹世紀大講堂》，再見！ 謝謝！謝謝大家！

　　[注：此文摘自鳳凰衛(wèi)視網(wǎng)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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