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和美國正為著所謂“恐怖主義”而喧鬧不已的時候，處在地球另一端的東亞世界，卻意外顯得特別平靜。去年10月印尼巴厘島的驚魂，曾經一度讓人以為本?拉登和他的同伙們已在人類的每一個居住群落點燃了戰(zhàn)火，不過還好，那個美麗小島上的慘劇對東亞世界來說，只是一個特例，而沒有成為一種作為復數的現象。相反，人們從這個區(qū)域近年來的一些發(fā)展變化中，分明感受到了和平與穩(wěn)定。有人所預計的因中國崛起而引發(fā)的東亞軍備競賽，并沒有真的成為現實，東亞區(qū)域的那些熱點，如南海問題、朝鮮問題、臺灣問題等，雖然一次次吸引了人們的眼球，但要把它們往“戰(zhàn)爭”這兩個字上來想象，卻又總讓人們大跌眼鏡。人們從東亞區(qū)域所聽到的，似乎都是好消息：大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協商而非戰(zhàn)爭來處理彼此間的政治軍事爭端、在進行經濟整合的同時開始注重安全領域的合作并使之機制化，諸如此類給世人所留下的印象，是一個新的東亞正在世界的東方屹起。

　　1、“東亞”作為一個新體驗

　　也許，換一種眼光來看東亞，已經大有必要。

　　在21世紀剛剛走進歷史的時候，處于地球一隅的朝鮮半島，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兩個一直敵對的兄弟之邦――韓國和朝鮮，克服了五十年的“老死不相往來”，實現了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會晤。時光過了兩年，戲劇性的一幕再次重演，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出人意料飛到了朝鮮首都平壤，兩個敵對國家領導人的臉，雖然如兩國之間的傳統關系一樣，依然緊張嚴肅，但當兩雙同樣隔了五十余年的手握到一起的時候，人們自然而然又產生了一些聯想，至少，它代表了打破某種僵硬定勢的愿望，和在這種愿望下實實在在的努力。

　　以上還只是近年來東亞世界國家間關系僵冰被逐漸打破的一個插曲，而遠不是正題。什么才是東亞世界的正題呢？歷史總是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有意味的線索。在我們注意到東亞世界敵對國家的領導人試圖握手言和之時，我們需要以晚近以來的東亞歷史作為參照。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東亞世界基本還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tài)中，國家主權與民族權利對這些國家來說，還只是一種被壓迫的痛苦所喚醒、而未成為事實的政治理想，在列強們?yōu)闋幇远�發(fā)動的戰(zhàn)爭中，這一區(qū)域也被動地參與了世界大戰(zhàn)。在二戰(zhàn)結束、該地區(qū)的一些國家乘殖民者因戰(zhàn)爭之累無暇他顧而紛起訴求獨立時，一場多國參與的嚴重沖撞――朝鮮戰(zhàn)爭又在東亞世界發(fā)生。隨后的一些年代里，東亞世界一直沒有獲得安寧，朝鮮半島剛剛平靜下來，中南半島上的戰(zhàn)火又開始燃起，超級大國直接間接介入的武裝對抗，為東亞國家的獨立自主，平添了無數障礙。而在越南戰(zhàn)爭之后，越南與柬埔寨、中國與越南、柬埔寨國家內部，戰(zhàn)事向久不能停息。

　　二戰(zhàn)以來東亞世界國家間的武裝交火此起彼伏的狀況，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開始逆轉。近十余年里，東亞世界偶爾還有一些國家，內部還有小規(guī)模的戰(zhàn)事發(fā)生，但在國家之間，人們再也沒有聽說有過什么戰(zhàn)斗，甚至再也沒有聽到過什么戰(zhàn)爭威脅。是因戰(zhàn)爭而疲倦？或者是戰(zhàn)爭的誘因業(yè)已解除？反正，當東亞世界內部發(fā)生糾紛的時候，“戰(zhàn)爭”明顯已列在各國領導人的選項之外。10年時間無戰(zhàn)事和相對平靜，不能不說是200年來東亞世界的新氣象。

　　一個曾經長期四分五裂、作為殖民地的東亞世界，正在逐步地遠離戰(zhàn)爭――或者按照今年春季號的美國《太平洋評論》上的一篇文章所說，已經發(fā)展起抑制戰(zhàn)爭的成熟機制。與此同時，正如一些東亞事務的觀察者所看到的那樣，一個新的正題已在東亞出現：在普遍獲得了國家獨立后，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已走上了該地區(qū)國際關系的快車道。這是一個有別于半世紀前的新東亞。

　　東亞世界的變化首先就是在經濟上�！皷|亞經驗”和“四小龍”經濟奇跡已成一句老生常談，在國家的經濟成就之外，近年來，人們注意得更多的，已是東亞國家之間的經濟整合�！　【驮谌ツ隁q末、今年年初，一條消息曾經讓整個東亞世界如聞福音：中國與東盟建設自由貿易區(qū)的談判不久就將啟動，屆時，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國內生產總值近2萬億美元、貿易總額達1萬2000億美元的經濟區(qū)域將出現在東方世界——這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qū)，也是由發(fā)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qū)。中國與東盟經濟聯系的增多，還只是東亞經濟整合中的一朵浪花，除此之外，類似于“東盟國家們簽署70億美元的天然氣輸送管備忘錄”這樣的經濟合作計劃，在東亞世界已屢見不鮮。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甚至于去年倡言：到2020年之前，建立東盟經濟共同體。并且，貿易水平與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已溢出經濟領域，在政治、軍事等議題上產生連帶效應，簽署協定共同制止犯罪、防范和打擊恐怖主義、協商解決南海爭端，等等都透露了東亞政治的新思想觀念和新行為方式。

　　更重要的是，人們還應該看到，東亞世界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和一般大眾，對東亞的認識上也正在顯著修訂。從中日韓頻繁舉行東北亞國家的圍棋與足球賽、東北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加強文教交流、“塑造東亞共同知識空間”的話題漸而在該區(qū)域的學者之間交口相傳，及馬哈蒂爾、吳作棟等政治家動輒將各自國家的前程與“東亞”放到一起來議論的案例來看，該區(qū)域的人們已逐漸習慣視“東亞”為一個有機關聯的整體。東亞的未來與東亞區(qū)域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都相關，這代表著一種新的意識，是對東亞歷史與未來命運的新體驗。

　　2、歷史性國際體系的復活

　　如何看待東亞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及政治合作的增多？它究竟是這一區(qū)域的一個暫時性的現象，還是一種將成為常性的長期性事態(tài)的一個前奏和序曲？

　　就短時間來看，歷史是由偶然性組成的，人們經常會被眼前的場景所迷惑，以為它會直接通向可以確定的未來，但實際上，明天到來時，早已又物非人非了。我們現在觀察著的東亞會不會也是這樣呢？當然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然而，如果把東亞近10余年來的變化，放到東亞自身上千年歷史的長時程中來考量，我們卻又應該樹立信心：除了偶然性，歷史還有它的相對確定性。

　　眼下的東亞又使人想起歷史中的東亞――我指的是19世紀被殖民地化之前的東亞。這個東亞在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弗蘭克等歷史學家的眼中，乃是一個有著高度的政治、經濟、文化同質性、相互關聯度極其密切的國際體系。這個國際體系自足一體，雖然存在著中心和主導性國家（所謂朝貢體系），有形式上的不平等和國家間的爭戰(zhàn)，但相對與此同時存在的世界其它地區(qū)來說，這個地區(qū)的戰(zhàn)爭激烈程度與發(fā)生概率，卻就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了；
體系內國家之間關系的有序度，也非長時混亂的歐洲可以比擬。

　　我們不妨把在過去時間中東亞世界所慣常表現出來的狀態(tài)，稱作為東亞歷史原型。這個歷史原型使東亞成為一種“歷史性國際體系”。而所謂歷史性國際體系，其標志性的特征在于：1)體系內國家大都具有歷史延續(xù)性；
2)體系內國家具有相通的歷史文化背景；
3）體系內國家具有明顯的對本國際體系的認同。具有自身歷史延續(xù)性的國家，在長期性的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各自的戰(zhàn)略與歷史傳統，這些傳統在相對固定的空間即國際體系內相互交織、激蕩，在歷史中所形成的常量，則構成了體系本身的戰(zhàn)略與歷史傳統或曰戰(zhàn)略與歷史定勢。

　　歷史不僅指向過去，也預示現在和未來。歷史性國際體系的存在，反映了地區(qū)性的地緣政治、經濟、文化事實，在國家構成不發(fā)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被暫時忘卻的歷史，一旦覓得機緣，因此還會回歸事實，重新依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的本來要求恢復自身的傳統或定勢。在這方面，歐洲作為另一個顯明的“歷史性國際體系”，其近50年來的經歷就說明了這樣的機理。組成歐洲的那些主要國家近千年間是相對固定的，它們的文化傳統也保持了連續(xù)性，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歐洲曾經因共同的宗教而一體，就是在分立成世俗的民族國家之后，它們也仍在諸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和維也納體系中，在彼此間的關系上獲得很高規(guī)范。曾經分離的歐洲在經歷多年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后正在走向政治一體化，甚至在不遠的將來可能形成“歐洲聯邦”，不能不說，這正是歷史對現實隱隱作了規(guī)定。

　　復活歷史性國際體系的傳統，這事兒并不僅僅發(fā)生在歐洲，如今東亞也攤上一份，它并不以具體國家、具體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東亞經濟一體化、政治合作及與此有關訴求的增多，正是東亞作為曾經一體的國際體系的歷史，在今天的重新呈現。

　　3、民族國家普遍成熟產生“溢出”效應

　　為什么非要等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東亞作為一個歷史性國際體系，才逐漸流露出復活自身傳統的跡象呢？

　　世界總是在一些機緣中展開它的詭秘印痕的。究東亞世界向其自身歷史復歸而言，緣由動力看來一方面深植于歷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深植于歷史中的隱秘意志，受到了相應短期性和即時事態(tài)的激發(fā)。本文傾向于把后者歸結為兩方面：其一，作為東亞國際體系的內因，是民族國家在該區(qū)域的普遍成熟；
其二，作為體系之外的原因，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國家改變以對本區(qū)域經濟、政治關系的認識。

　　先來談后者。從淺層和短時來看，東亞經濟增長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的動力，與以下這些因素有關：1)中國龐大的市場、以及東亞區(qū)域產業(yè)結構的調整，提高了中國經濟的向心力；
2)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造成了南美經濟崩潰，歐洲和美國也處于經濟不景氣中，國際金融資本中的大量游資投向東亞；
3)相對其它地區(qū)，東亞國際體系保持了政治軍事上的相對穩(wěn)定。在以上幾個內生和外設的要素共同作用下，實際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就已意識到，東亞經濟整合的時機已經到來，如果不順時應勢，進行區(qū)域經濟整合，那么，所謂“東亞經濟奇跡”將難以為繼。也因于此，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馬哈蒂爾提出建設“東亞經濟集團”，而日本則主張建設“亞洲貨幣基金”，但由于美國的介入與反對，這些計劃先后夭折。直到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東亞國家才浸透肺腑地感受到，只有致力于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建設，才能提高抵抗金融風險的能力。也從那時開始，“10+3”會晤機制才得以建立，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設想才不斷增多，而東亞經濟整合特別是彼此間的投資和貿易水平，才有了顯著提高。

　　如果沒有東亞國家各自的內部需求，那么，上述所謂“外部原因”，也還不會催生出東亞復活自身歷史傳統之果。東亞走回歷史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和前提，恰恰就是是此一區(qū)域經過上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經濟發(fā)展，諸多國家民族普遍實現了獨立自主，并在區(qū)域內獲得了相對以往明顯為高的安全感，在此基礎上，東亞國家才將視線投向各自國家之外，發(fā)育起空間范圍更大的生活想象。民族國家的普遍成熟、對實現自身國家意志信心與意志的增強、對自身安全感的增多，使這些國家在相互交往時，會：1）尋求更高程度的合作；
2）在合作時會傾向超越以往的國家間悲情意識，即超越歷史中的怨恨。東亞的經歷其實更完整地體現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歐洲政治中，無論歐洲還是東亞，在其歷史中都因戰(zhàn)爭和殺戮，許多國家間都是有悲情的，在今后的歷程中它們仍將會存在，但它們顯然已不會硬化到讓歐洲和東亞不能實現合作的程度。

　　遠在歐洲、近為東亞的國際政治新地圖，驗證了筆者對于國際政治的一個判斷：民族國家在獨立和強大后，將尋求自主并與外界發(fā)生更多聯系，而這種聯系多半不會溢出歷史和文化的規(guī)范。歐洲走向共同體，扎根于歷史中形成的基于“歐洲”的地緣政治、經濟聯系，同時，共通的文化背景也功不可沒。從歐洲共同體、以及英美特殊關系、北約的凝聚力等案例中，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其一，共通的文化和歷史有助于合作，那些具有良好合作關系的國際體系，一般都具有共通的文化與歷史背景；

　　其二，為發(fā)展合作關系，必須充分發(fā)掘國家間的文化和歷史共通性作為信任資源；

　　其三，一旦一個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獲得了可靠保證，這個國家將能夠克服自卑內向心理，而致力于尋求與外界發(fā)生聯系，在此過程中，文化與歷史因素又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左右這些國家的現實選擇。

　　以上三點結論都正好可以對應當下的東亞現實，曾經受害感很強的韓、越等國都在恢復自信和主體意識，不再單純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現在東亞和世界政治舞臺，在二戰(zhàn)中飽受西方列強和日本蹂躪之苦的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近年來則不斷呼吁“東亞走出(二戰(zhàn))歷史”，這些場景都在提醒人們：在民族國家強健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超越國家民族反而有了可能。

　　4、東亞問題尋求東亞式求解

　　世界是在殊相與共相的相互糾纏中運轉的。今天東亞世界回復自身歷史，當然不是簡單地對過去進行復制--即對既往朝貢體系的復原，最大的差別就在于：當下的東亞各國在國家主權與尊嚴上，是對等而不是等級制的，彼此間的合作也因此是以平等相處為前提。因此，東亞世界遵循了全球政治經濟發(fā)展的最大公約數，在它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經歷中，現代性是它的新增一維，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維。

　　然而，作為歷史性國際體系，東亞的過去畢竟與世界其它地區(qū)有別，這種分別依然會影響到現在時態(tài)的東亞。東亞世界不會完全按照所謂“全球性”的主流話語來展開它的未來，它以往的經濟、政治經歷有其殊性，它今后仍會按自身慣有的邏輯掌控自身。東亞世界正在流露出來的一體化趨向本身，就反映了東亞區(qū)域的獨特性。因此，東亞國家在吸收借鑒世界其它地方特別是西方的歷史文化經驗的同時，又會凸顯其自身特性，對東亞問題進行不同于西方的東亞式求解。

　　就如日本企業(yè)的系列化和華人經濟網絡的擴大和深化，是東亞經濟區(qū)域化的初始發(fā)動機一樣，東亞就是東亞，不僅在經濟整合模式上不會如同歐洲，在解決未來共同面臨的那些政治、軍事、環(huán)境、資源、文教、治安等問題上，東亞還會表現出其“獨具一格”。東亞的問題不同于歐洲也不同于美國，僅以區(qū)域經濟發(fā)展水平而言，按照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顧問庫珀在去年的劃分，東亞世界有的國家已進入“后現代”之列，有的國家正在大步邁進“現代”之途，而個別國家卻還在“前現代”的人類社會邊緣地帶徘徊。不象西歐社會那樣整齊劃一、統統“后現代”，這也注定東亞國家必須另尋新路，尋找出東亞自身的方式來解決自身問題。

　　今年春季號的美國《國家安全》雜志，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副教授戴維.耿在其題為《對亞洲的誤解--需要重新分析亞洲》的文章中，就饒有趣味地向世人提示了東亞世界的特殊性：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學者所作的亞洲將經歷一段軍備競賽和強權政治加劇時期的悲觀預測并沒有出現，相反，“亞洲國家似乎并沒有對中國之類崛起中的大國進行制衡，而似乎在對這些大國趨炎附勢”，并且，“雖然自由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傾向于認為現代東亞是一個潛在的不穩(wěn)定地區(qū)，如果該地區(qū)恢復以那種等級制模式，結果可能是東亞將變得越來越穩(wěn)定”，而“歷來都是中國的軟弱導致亞洲動蕩不安。在中國強大和穩(wěn)定之時，亞洲秩序井然�！�

　　自1967年東南亞五國締結協定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后，東南亞國家已經學會用克制和彼此尊重來解決相互間的的紛爭，這一點今天已成為整個東亞世界的共識。去年，中國與有關東盟國家共同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今年，中國又與東盟國家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人們發(fā)現本“該”是動亂之源的東亞，反過來實際成了世界和平穩(wěn)定的一個基石。這樣的東亞當然耐人尋味!

　　《南方周末》200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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