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登場是８０年代與９０年代之間的中國思想發(fā)展的最大分水嶺，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學人的思想探索來到了一個新的天地，當然也引來了一系列的質(zhì)疑與詰難。

　　現(xiàn)在有一種觀點是把自由主義與其他社會思潮相提并論，認為自由主義是一個時過境遷的學術研究對象，它既不時髦、也不前衛(wèi)，更不代表當今西方的學術前沿。這種主張沒有看到一個更深層的現(xiàn)象：自由主義是一切其他主義的舞臺。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消滅了，其它主義就不能生存，更談不上繁榮。我們今天聽到的民族主義、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后）現(xiàn)代主義，在“文革”期間聽到過嗎？沒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義鋪墊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長。沒有英國這樣的自由主義社會，我們甚至不能設想有今日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更不能設想馬克思能在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蘇聯(lián)和文革期間的中國能寫出《資本論》這樣的著作。可以說，只有在自由主義的土壤上才能產(chǎn)生對自由主義的最強有力的挑戰(zhàn)者。所以，一切詰難自由主義的人士請不要忘記，自己與自由主義者同樣需要一個可以表達擁護或反對自由主義觀點的自由主義制度平臺。只要人們還需要自由，只要自由主義制度平臺還有理由繼續(xù)存在，自由主義就不會過時。

　　還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既然一個實行自由主義的社會有種種弊端，既然自由主義在其西方的大本營都已受到了萬般的抨擊，為什么還要在中國伸張自由主義？

　　的確，當今，西方的社會充斥著種種危機和社會問題，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市場經(jīng)濟也難免帶來經(jīng)濟蕭條。然而，自由主義的功能不是要使一個社會免除一切危機。哪一種主義能夠使一個社會免除一切危機呢？只要是由凡人構成的社會就免不了有這樣或那樣的危機。自由主義與其他主義的差別不是在于自由主義能造就一個完全沒有危機的社會，而是危機程度大小的差別。像文革式的“十年浩劫”在英美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發(fā)生的。東南亞的危機表明，如果自由主義的原則不能徹底地貫徹到一個社會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制度中去，類似的經(jīng)濟危機以及相應的政治危機就不能避免。

　　從日本到東南亞的這次危機中，我們可以看到，經(jīng)濟與政治不自由化的程度、金權勾結的程度與該國經(jīng)濟和政治危機的程度成正比。所以，我們在現(xiàn)實中所看到的解決辦法是無一例外地進一步開放經(jīng)濟和金融體制，頒布使金權脫鉤的新措施，甚至包括民主化突破。這些無疑都是對自由主義政治經(jīng)濟原理的重大讓步。當然，作出這些讓步并不是惟一的選擇，前提是統(tǒng)治者愿意承擔不讓步所造成的一切代價，這個代價可能是貨幣的貶值，經(jīng)濟的滑坡，也可能是政局的動蕩，就像最近在印尼所發(fā)生的那樣。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多余的，中國過去幾千年都是在沒有自由主義的狀態(tài)下度過的。不錯，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種社會制度和價值系統(tǒng)。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價值資源，而且往往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過去的努力表明，自由主義在中國常�！八�土不服”。為什么要把這種純西方的東西引入中國？中土與西方的確存在著種種差異。在深層次上，東方人與西方人同作為人，在本性上，卻有共通之處。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權，難道中國人就愿意被無緣無故地投到監(jiān)獄里面去？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財產(chǎn)，難道中國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財物被掠奪？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論自由，難道中國人天生就愿意被別人縫上嘴巴嗎？在西方，自由主義是市場經(jīng)濟的伴生物；
在中國，當市場經(jīng)濟成為必然的選擇的時候，自由主義也就早晚要成為中國的一位“不速之客”。既然通向市場經(jīng)濟的大門已經(jīng)打開，通向自由主義的大門就再也關不上了。

　　（原刊《南方周末》1998年5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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