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達賴喇嘛在國外四處游說時，曾經多次前往美國，或應邀在美國國會發(fā)表演講，或舉行記者招待會，或赴白宮與美國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會晤，公開煽動“西藏獨立”，請求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
而美國方面也報以所謂“低調”的禮遇接待。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叛逃國外的達賴集團能夠在美國大搞分裂祖國的活動？美國政府與所謂西藏問題究竟有哪些“情結”？現實是歷史的繼續(xù)，當今的問題必有歷史的根由。本文試圖依據歷史資料，尤其是美國政府近年解密的文件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以期從歷史的啟示中認識現實。

　　一

　　美國人最早涉足中國西藏地區(qū)是在19世紀末葉。

　　他們多是以“傳教”、“探險”和“經商”等非官方身份，踏上西藏這塊美麗而神奇的土地的。盡管他們人數不多，但是卻對美國早期西藏政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威廉·伍德維爾·洛克希爾(William Woodville Roc khill)是第一個進藏的美國官方人士。此人曾于1884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秘。(張植榮：《國際關系與西藏問題》，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頁。)3年后，他辭去了外交官職務，化裝成喇嘛，對西藏進行了4年的秘密“調查”。當時，由于地形的險惡和交通的不便，使他無法進入拉薩，而只能在西藏的東部和西南部地區(qū)收集一些有關西藏的政治、文化、宗教、歷史、語言以及人物等方面的資料，所得十分有限，遠未掌握有關研究西藏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充足資料。然而，洛克希爾卻僅就自己收集的有限資料寫了很多游記和論文，如《達賴喇嘛與清帝的關系》、《達賴喇嘛之國》、《西藏》、《1891-1892年蒙藏旅行記》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國中國的屬地”〔美〕N.C.霍爾：《美國、西藏與中國》，成軍譯自《西藏評論》1978年1月號；
另載《20世紀的西藏—國外藏學研究論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頁。的說法。由于他是第一個寫出有關中國政府和西藏地方關系的美國人，加之他在1908年又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因此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早期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實上只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Suzerainty)，排除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美國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第一次官方接觸是在20世紀初期。1908年，就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洛克希爾在山西五臺山見到了因英軍入侵而被迫逃至此地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時，十三世達賴喇嘛請求美國幫助他設法返回西藏掌權。對于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處境洛克希爾僅表示同情，并未給予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因為這時的美國還是一個羽翼未豐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對遠東和中國奉行的是門戶開放政策，而對荒貧遙遠交通極其不便的中國西藏地區(qū)興趣并不濃厚。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決戰(zhàn)年”。當時由于緬甸的失陷，中國的一條“給養(yǎng)線”滇緬公路被日寇切斷，中國政府決定修筑一條從印度通過西藏到云南的公路，以便開辟一條新的補給線。這一計劃得到美國的支持，并指令戰(zhàn)略情報局（OSS ）(戰(zhàn)略情報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 e Agency)的前身。1942年6月13日，美國情報協(xié)調局與軍方情報力量合并，成立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OSS ），1947年更名為中央情報局。)負責考察地形的任務。8月，OSS 的兩名軍官伊利亞·托爾索伊(Ilia Tolsoy)上尉和布魯克·杜蘭(Brook Dolan)中尉帶著羅斯�？偨y(tǒng)致達賴喇嘛的信和禮物抵達拉薩。(〔美〕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頁。此時的達賴喇嘛為丹增嘉措·達賴喇嘛（1935.7.6）他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十四世達賴喇嘛。幼名拉木登，青海璜中人。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圓寂后，他入選為轉世靈童，1939年被迎至拉薩布達拉宮供養(yǎng)，開始接受系統(tǒng)的經學教育。1940年2月5日，經中華民國政府特準，繼任十四世達賴喇嘛。)他們是美國首次遣使入藏的使者，既負責勘察公路地形任務，又從事了一次轉達美國總統(tǒng)向達賴喇嘛致意、與達賴喇嘛以及西藏地方官員建立聯系的秘密訪問。當時，美國視中國為二戰(zhàn)中并肩戰(zhàn)斗的盟友，羅斯�？偨y(tǒng)主張戰(zhàn)后“中國成為世界組織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國能協(xié)助美國在戰(zhàn)后維護太平洋的和平”，“利用中國作為對蘇聯平衡的力量。”(〔美〕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57、555頁。)在抗日戰(zhàn)爭的關鍵時刻，美國自然把與中國盟友的關系看得高于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因此，羅斯福把達賴喇嘛視為中國西藏地區(qū)的宗教領袖，在信中稱達賴喇嘛為“喇嘛教”的“最高教長”。(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 e Dalai Lama 1942,China,pp.624-625.)兩位美國人在拉薩受到良好的接待，他們答應幫助西藏人解決無線電設備，發(fā)表同情“西藏地位”的言論，建議讓西藏以“獨立國家的身份”出席戰(zhàn)后“和平會議”，以便借機讓西藏正式宣布獨立。在兩位美國人離開拉薩時，達賴喇嘛托他們轉交他寫給羅斯�？偨y(tǒng)的一封信和禮物。那時達賴喇嘛年僅8歲，這封信是由噶廈(噶廈(Kashag)：舊西藏最高行政機關，由噶倫四人主持。四人為一僧三俗，噶廈的首腦是達賴喇嘛，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年幼未親政前由攝政達扎代替。1959年3月西藏平叛后噶廈解散。)非法的外交局(外交局：1942年7月7日噶廈非法成立的表示“西藏獨立”對外聯系的機構。當時的中央政府識破其陰謀，宣布“外交局”只能作為地方對外聯系的機構存在。但是“外交局”并未從此停止制造“西藏獨立”的陰謀活動。直到1951年3月西藏和平解放，中央統(tǒng)一處理外事事宜后，“外交局”才撤銷。)代辦的。信中提到“我高興地知道，美國人民對我們的國家表示極大興趣�！薄拔鞑卣湟曀�自古以來就享受的自由和獨立�！�(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譯本，第240-242頁。轉引張植榮前引書，第85頁。)這是在明顯地歪曲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系。兩位美國軍官回國后曾建議OSS 向西藏提供三部全套輕便易運的無線電臺，以便西藏建立連接昌都、甘托克、那曲、錯那和日瑪等沿邊地區(qū)的通訊網。OSS 局長多諾萬(W.Donovan)贊成托爾索伊的建議，并向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獻策：這將會成為美國的影響滲入西藏的一個開端。最終，美國政府對此項建議采取了雙重政策：一方面，為了不由此“得罪中國人”，美國政府再次向中國政府保證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并重申：“美國銘記不忘中國政府早就公言對西藏擁有宗主權，并早就聲明中國憲法把西藏列為中華民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對這兩種聲言美國政府從未提出過異議�！�(NC ?霍爾：《美國、西藏與中國》，第294-295頁。)另一方面，在1943年下半年，美國OSS 向噶廈贈送三部無線電臺和五部無線電接收臺，同年11月30日，一架運送援助物資的美國軍用飛機在拉薩附近墜毀，機組人員全部遇難。(霍爾：《美國、西藏與中國》，第296頁。)這些事件不僅促進了美國與西藏噶廈的友好關系，而且使西藏噶廈相信美國是在對西藏“獨立事業(yè)”給予支持。美國政府西藏政策的兩面表現，表明了美國制訂和實施西藏政策的實用主義原則：主要服務于美國的亞洲總體戰(zhàn)略利益和對華政策的需要，但是又考慮可能的局部利益需要。如果說這一政策與從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明目張膽地把西藏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來對待，并直接與西藏噶廈建立了官方聯系。

　　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西藏噶廈政府乘國民政府忙于內戰(zhàn)之機，加緊了謀求“西藏獨立”的活動。

　　此間，奉行冷戰(zhàn)政策的美國政府，一面需要中國成為亞洲冷戰(zhàn)中的戰(zhàn)略伙伴而支持中國政府控制西藏；
另一方面，又在考慮西藏戰(zhàn)略地位在未來冷戰(zhàn)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國民黨可能失去了中國”以后的可利用性，這使美國的西藏政策處于十分復雜的雙向選擇之中。1946年底，美國駐印使館代辦梅里爾(Merrell)提醒國務院“在目前印度、緬甸、印度支那和中國戰(zhàn)局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美國要“防止在這些國家的反美勢力控制政權”，為此他建議“美國可以考慮在西藏建立空軍基地和火炮發(fā)射基地”。他強調達賴喇嘛的佛教主義是一種在亞洲中部及南亞佛教國家影響較大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美國可以用它“作為亞洲遏制共產主義的屏障”。(FRUS,1947,VII,Tibet,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pp.589-592.)當時，梅里爾的建議沒有被國務院采納，因為美國不愿意因西藏問題引起中國國民政府的不滿，以至影響兩國關系，更不愿由此而削弱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斗爭。因此，代理國務卿艾奇遜(Acheson)電告梅里爾“目前不宜介入西藏地位的爭論”。但是鑒于西藏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國仍十分重視與西藏的關系”，只是這種關系的發(fā)展與鞏固要“十分謹慎地通過非官方的渠道進行”。(Ibid.,p.594.)1948年初，西藏噶廈派遣西藏分裂勢力代表、時任“財政部長”的孜本·夏格巴(Tsepon Sh akapa)率領一支所謂的“商務代表團”訪問美國。這實際是一次尋求美國支持“西藏獨立”的陰謀活動。盡管中國政府再三阻撓，西藏“商務代表團”還是得到了美國商人的引路，由美國駐香港辦事處簽發(fā)了赴美許可證，(祝啟源、喜饒尼瑪：《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頁。)并于1948年7月7日飛抵美國。

　　夏格巴等人此行美國目的有三：其一，以轉交達賴喇嘛的信和禮物為由，提出謁見杜魯門總統(tǒng)的請求，FRUS,1948,VII,Tibet,The Secretary to the Ambassado r in China (Stuart),pp.772-773.)試圖與美國高層領導人建立直接聯系，以求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實現“西藏獨立”；
其二，從美國獲得金融通貨，以支持西藏的貨幣，穩(wěn)定西藏獨立的貨幣制度和經濟體系；
(FRUS,1948,VII,Tibet,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Leader of the Tibetan Trade Mission (Shakabpa),pp.779-780.)其三，在美國秘密采購武器，以準備獨立時使用。(“國民黨拉薩情報”(1947年10月24日)，載《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三聯出版社1963年版，第359頁。)中國政府識破其陰謀后，立即于7月12日向美國駐華使館提出書面聲明和質詢。(FRUS,1948,VII,Tibet,Memorandum of Telephonbe Convers ation,by the Chief of Chinese Affairs (Sporuse),pp.759-762.)在中國外交的壓力下，美國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電告中國大使館：“美國堅持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無意變更其對西藏立場之意”。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沃爾頓·巴特沃斯(W.Walton Butterworth)向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解釋有關簽發(fā)“商務代表團”赴美簽證時說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并未在西藏旅行文件上簽字，而只是發(fā)給了一張入境許可證，這種許可證通常發(fā)給未能提出有效護照或護照未經美國政府承認之國家的申請人，它并無特殊意義�！�(祝啟源、喜饒尼瑪：《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第143頁。)為了解除中國政府的疑慮，美國把西藏代表團作為美國商業(yè)部的“客人”來接待，而不是作為國務院的客人來接待。(FRUS,1948,VII,Tibet,Memorandum of Teleph one cjonversation,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ses Affairs (Sporus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pp.759-762.)然而事實上，美國卻安排西藏代表團先后與國務卿馬歇爾(Marshall)、遠東司司長進行秘密會見。當夏格巴向美國提出購金5萬盎司時，馬歇爾竟然不顧美國只向主權國家售金的規(guī)定，批準了此項交易。遠東司官員本寧霍夫(Benninghoff)還建議西藏取消對外國人入藏的限制以便美國人進藏訪問。(FRUS,1948,VII,Tibet,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Memorandum of Conv ersation,by the Assistant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ses Affaers (Freeman),PP.775-776,pp.782-783.)1948年底，美國國務院派一位資深的外交家、老謀深算的蘇聯、東歐問題專家洛伊·亨德森(Loy Herderson)就任美國駐印度大使。并通過駐印使館加強了同西藏噶廈的聯系。這反映了在冷戰(zhàn)形勢下美國對南亞以及中國西藏地區(qū)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視。

　　1949年1月5日，亨德森向噶廈轉告美國的態(tài)度：“美國仍然重視與西藏的關系，因為美國至今的政策仍然是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因此目前西藏與美國的關系發(fā)展必須通過間接的手段。”(FRUS,1949,IX,Status of Tibet,Memorandum by Mi ss Ruth E.Bacon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ers to the Chief of the Divisi on of Chinses Affairs (Sporuse),p.1065.)與此同時，亨德森向國務院建議：鑒于國民黨“有可能失去中國”，美國應該重新修訂美國西藏政策，承認“西藏獨立”。他的建議得到了美國駐華、駐蘇使館的呼應，(FRUS,1949,IX,Status of Tibet,Memorandum of th 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pp.1065,1075,1078.)并由此在國務院引起了對“西藏地位”(Status of Tibet)問題的大討論。遠東司官員路絲·培根(Ruth Bacan)的觀點與亨德森等人有所不同。培根認為：其一，美國對西藏的政策不僅涉及美藏關系，而且還涉及美國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關系問題。過去美國奉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政策，并幫助中國在二戰(zhàn)后成為一個大國，如果現在承認西藏獨立，很可能破壞美國在中國的形象，進而影響美國今后利用中國東北和新疆問題鼓動中國反對蘇聯的斗爭；
其二，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會極端落后，使西藏發(fā)揮作用十分困難；
其三，只有在美國采取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情況下，西藏才能發(fā)揮作用，而美國采取這些援助只能取道西藏的鄰國印度，如果印度不與美國合作，那么美國對西藏援助物資的運送和與西藏關系的發(fā)展會十分艱難。由此，她認為，美國對西藏政策的最佳選擇是：1.目前美國僅可以把西藏作為朋友相待，發(fā)展與西藏友好關系的程度暫時定位為努力使西藏靠近西方；
2.要避免卷入中國對西藏問題復雜的“宗主權”的爭論之中，繼續(x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同時等待中國形勢的發(fā)展明了再作選擇；
3.一定要避免共產黨接管西藏，為此美國要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
4.要考慮西藏獨立、從中國分離是否有一個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據。(FRUS,1949,IX,Status of Tibet,Memorandum of the Amba 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pp.1066-1067.)國務院最終采納了培根的建議。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務院雖然未采納亨德森的立即承認“西藏獨立”的建議，但卻接受了培根關于“避免共產黨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開始考慮“西藏獨立”的可行、合法、永久的根據，這表明美國的西藏政策正在發(fā)生明顯的變化。

　　三

　　1949年10-12月，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打破了美國的“等待”與“觀望”。

　　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敗退臺灣，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人民解放軍挺進甘肅和青海、兵臨西藏地區(qū)邊界。11月4日，西藏噶廈向美國、英國和印度政府發(fā)出求援呼吁，請求三國援助以抵抗人民解放軍入藏，又特別請求美國向聯合國轉達并幫助西藏實現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并準備派出使團赴美洽談。(FRUS,1949,IX,Status of Tibet,Memorandum of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pp.1087-1088.)當時，美國駐印使館的外交官們對西藏的形勢曾十分悲觀，認為“現在什么武器對西藏來說都無濟于事了”。而對于承認西藏獨立問題，他們考慮到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雖然支持西藏的反共抵抗力量，但是并未改變以往的西藏政策，此刻美國承認“西藏獨立”，對“國民政府”來說是“不適當的”，對于共產黨來說，是帶有“刺激性”的，因為這可能會使解放軍立刻占領西藏。至于西藏參加聯合國問題，他們認為，“在當時來看是不會成功的�！币驗椤疤K聯和中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兩國在安理會都有投票權�！�(英國外交部檔案，371/76314，“英國駐印高級專員致英聯邦關系部的電報”(1949年11月8日)。)對噶廈欲派代表赴美洽談問題，艾奇遜于1950年1月12日電告亨德森勸阻西藏代表團“不要來美國”，因為這一行動“可能會激怒中國共產黨采取反對西藏的行動”。當時，美國國務院決定推動英國和印度去援助西藏，通過美國駐印大使館保持與噶廈的聯系。(FRUS,1950,VI,China Area,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 assy in India,pp.275-276.)但是此后的兩個事件推動了美國立即采取支持西藏的行動。一個事件是2月14日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一個是6月25日朝鮮內戰(zhàn)的爆發(fā)，隨后，美國與中國交惡朝鮮半島。這使美國決定立即援助噶廈以防止西藏落入中國共產黨手中。3月，美國駐印度加爾各答領事館與西藏上層人物夏格巴首度接觸，密商美國提供武器事宜，決定將武器儲存在錫金、尼泊爾、不丹靠近西藏邊境地區(qū)，以便藏方隨時取用。5月，美國與印度達成協(xié)議：美國將大批援藏步槍、機關槍、手榴彈及彈藥等在印度加爾各答卸下，免受檢查，經由大吉嶺由美士兵武裝護送運往西藏。(“新華社引印通社新德里5月11日電”，《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第378-379頁。)11月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污蔑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的行動是“侵略”，宣稱美國將會認真看待共產黨向西藏發(fā)動進攻的任何一種新證據。(FRUS,1950,VI,China Area,p.555.)此間，噶廈一面派出以夏格巴為團長的“親善使團”與新中國中央政府談判，以作緩兵之計，一面于11月8日向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Trygre Lie)發(fā)出所謂“呼吁書”，企圖把西藏問題國際化，依靠聯合國名義阻止新中國對西藏的解放。美國則在幕后緊密配合。

　　11月15日，在美國的指使下，拉美小國薩爾瓦多代表團團長赫克托·戴維·卡斯特羅(Hector David Castro)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討論中國“入侵西藏問題”，請求秘書長以《聯合國憲章》第一節(jié)第一款所規(guī)定的首要職責和義務——“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寧”為依據，將“西藏遭受外國武裝入侵”加進現階段的議事日程當中，并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研究“可以采取的適當步驟”。(〔美〕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41頁。)為使這一建議得到采納，美國推動印度和英國支持薩爾瓦多的提議，但是未果。因為印度和英國都另有所慮；
印度不愿意因西藏問題惹怒中國，導致印度卷入“保衛(wèi)西藏”的戰(zhàn)爭，而使印中邊境成為第二個“朝鮮半島”；
英國更關心其在香港的利益，也不愿意因西藏問題惹怒中國而失掉香港。最后，印度強調西藏問題仍“存在和平解放的機會，聯合國還可以對此做工作”。由于印度是卷入西藏問題最多的國家，它的立場很有影響，在印度表態(tài)后，有很多國家響應，這使美國代表團團長歐內斯特·A ·克勞斯(Ernest A.Cros s)被迫接受印度代表的提議。(英國外交部檔案，371/84455，“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致英聯邦關系部的電報”(1950年11月30日)；
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 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Dent,Ohi o,1994),pp.60-61.)11月24日，聯大總務委員會決定無限期延緩討論這一問題。(郭茲文：《西藏大事記》(1949-1959)，北京·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第5頁。)在西藏的“呼吁書”被擱置以后，以達扎為首的噶廈分裂勢力見大勢已去，分裂圖謀已成泡影，便于12月19日挾持達賴喇嘛逃往亞東，企圖把達賴喇嘛帶到外國，另立西藏“流亡政府”。

　　1951年1月2日，在亞東達賴喇嘛召開有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團和商務代辦機構官員參加的聯席會議，聽取匯報，(1950年11月17日，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舉行親政典禮，從此開始親自主持西藏地方事務。)商討對策。夏格巴匯報了美、英、印、尼四國的建議：美國建議西藏政府只能采取緩兵之計，通過和平途徑與中央政府談判，因為采取戰(zhàn)爭的辦法，西藏現有的內部權力必將喪失；
英國轉告西藏，英國在西藏的權力已轉交印度，此刻西藏政府還想得到英國的援助是不實際的；
印度外長梅農建議西藏地方政府至少要在表面上承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以便在與中共談判時爭取更多的權力，也可使印度政府從各方面提供適當的援助；
尼泊爾提醒噶廈：中國國民黨得到美國援助對共產黨尚且無能為力，西藏和尼泊爾要抵抗共產黨中國就更困難了，只有進行和談，尼泊爾政府才可以給予幫助。(美國國家檔案，793B00/3-850，美國駐印度大使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1950年3月8日)；
另見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頁。)上述情況使達賴分裂勢力看到，西藏噶廈尋求外國支持搞所謂“西藏獨立”的種種企圖都化為泡影，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接受中國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派出代表赴北京談判，至于“西藏獨立”的圖謀只能再尋時機。2月，達賴喇嘛派出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5人談判代表團。4月，抵達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維漢為首的代表團進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談判。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即《17條協(xié)議》。(該協(xié)議內容請參見《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第401-406頁。)

　　四

　　就在簽署《17條協(xié)議》的第二天（5月24日），美國駐印使館代辦斯蒂爾(Steere)在新德里秘密接見了急于尋求美國幫助的夏格巴等人。夏格巴首先轉告斯蒂爾，達賴喇嘛和一些藏人對《17條協(xié)議》中“收回西藏外交權”和“干涉西藏內政”條款極為不滿，“如果中央政府在西藏邊境駐軍，并對西藏采取強硬措施，達賴喇嘛就會立即離開西藏”。(FRUS,1951,VI,China Area,The Charge in India (Steer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pp.1687-1690.)為了探明美國的態(tài)度并取得美國的幫助，以確定下一步實施“西藏獨立”的行動計劃，夏格巴向斯蒂爾提出6個問題：1.如果西藏想加入聯合國，目前應該做些什么？美國能夠幫助西藏做哪些工作？2.美國能否作錫蘭的工作，使其允許達賴喇嘛和其他隨員在錫蘭得到庇護？3.美國能否準許達賴喇嘛和大約100名隨員在美國取得庇護權？如果達賴喇嘛來美國是否會作為國家元首來接待？美國是否愿意為他們提供經費？4.如果達賴喇嘛等建立一個反對共產黨中國的抵抗組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能否為其提供軍事和財政援助？5.美國能否在噶倫堡建立一個聯絡站，以便與西藏當局同美國進行官方聯系？6.能否準許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即當采活佛）和他的仆人以非官方的資格前往美國避難？

　　6月2日，美國國務院通過亨德森逐一回答了夏格巴的問題：第一，美國相信西藏的呼吁會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關注，但是呼吁書要增加“西藏與北京談判”詳情以及有關“共產黨對西藏地位構成威脅”的新內容。西藏不要等待聯合國的邀請再提出呼吁，而應該不斷向聯合國提出要求。美國仍會發(fā)給西藏代表團赴美許可證。第二，因為西藏和印度、錫蘭是近鄰，又都是佛教國家，美國建議達賴喇嘛去印度或錫蘭避難，因為這可能會對西藏的“自主事業(yè)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第三，美國準許達賴喇嘛和包括其家屬在內的100人來美國避難。達賴喇嘛可以在美國享有永久的“宗教領袖”地位和“西藏國家領袖”的高位。美國會盡力幫助西藏人解決財政問題。第四，美國仍然會根據西藏形勢的發(fā)展派出官員去印度的噶倫堡和大吉嶺，但是不能與西藏建立外交關系。第五，支持西藏向聯合國提出新呼吁，并推動聯合國關注這一呼吁，特別是影響英國、印度、巴基斯坦、法國等國家關注這一呼吁，以創(chuàng)造一種政治氣氛推動聯合國對西藏提案作出新的決議。第六，土登諾布可以同他的仆人來美國避難。(美國國家檔案，793B.00/5-2951，國務卿致美國駐印度大使的電報，第2051號，1951年6月2日。)

　　為了操縱西藏抵制中國對西藏的接管，美國國務院制定了周密的行動計劃，并向駐印使館作了明確的部署。艾奇遜指示亨德森做好下列工作：使達賴喇嘛重申其被迫接受有損自治的條件“是對方強加的”；
對達賴喇嘛許諾“美國在政治和經濟諸方面將予以充分的關注”；
向達賴喇嘛聲明：“只有西藏人自己真正作出努力并進行堅決的抵抗，援助才能奏效。”(美國國家檔案，793B.00/5-2951，國務卿致美國駐印度大使的電報，第2051號，1951年6月2日；
另見〔美〕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第812頁。)心領神會的夏格巴曾這樣對達賴喇嘛轉達了美國的授意：“這意味著西藏政府不僅不能接受《17條協(xié)議》，并且還將予以反對行動”。為了得到美國的援助，達賴喇嘛立即向美國表明：“他和西藏政府并沒有承認《17條協(xié)議》，西藏代表是在受到壓力和威脅的情況下被迫簽字的。”(同上。)從1951年夏季開始，夏格巴、土登諾布和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頻繁往返于西藏、噶倫堡和美國之間，開始了陰謀策劃反對《17條協(xié)議》、策動西藏叛亂、驅逐西藏中央政府權力機構、實現“西藏獨立”的計劃。同時，他們也考慮到上述計劃失敗后而實施的下一步計劃：挾持達賴喇嘛出逃，在印度另立西藏“流亡政府”。此刻，美國駐印使館從加爾各答領事館派副領事撒切爾(N.G.Thacher)赴噶倫堡，與夏格巴等人秘密會面，積極參與謀劃活動。

　　撒切爾先是向夏格巴提供了一份關于“中共代表最早可能在6月22日到達西藏”的情報，并告誡夏格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在這之前要公開否認《17條協(xié)議》”，(美國國家檔案，793B.00/6-1951，美國駐印度大使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第3687號，1951年6月19日；
793B.00/6-2551，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第3678號，1951年6月25日。)然后重申美國的態(tài)度：第一，達賴喇嘛應該把印度（或者泰國和錫蘭）作為最合適的避居地；
第二，美國政府愿意秘密提供援助，使達賴喇嘛到達他所選擇的任何一處避難地；
第三，如果西藏接受中共的條件，援助就“毫無指望”；
第四，如果達賴喇嘛離開西藏（無論去印度、泰國或美國），都會受到“自治國家的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規(guī)格的接待。(美國國家檔案，793B.00/7-251，副領事撒切爾同夏格巴和澤仁晉美（夏格巴的英語翻譯—引者按）于1951年6月26日會談的《報告》，1951年7月2日。)兩天后，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再次催促土登諾布推動達賴喇嘛采取行動。(美國國家檔案，793B.00/7-351，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第13號，1951年7月3日。)7月初，達賴喇嘛初步作出決定，聽從美國的意見去印度“避難”。為了慎重從事，他請求美國說服印度，并讓印度作出接受達賴喇嘛一行“避難”的擔保。此后，美國駐印大使不僅親自出馬敦促印度政府主動邀請達賴喇嘛到印度，而且還推動盟國英國也敦促印度政府發(fā)出這一邀請。(美國國家檔案，793B.00/7-1451，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第43號，1951年7月14日；
793B.00/7-1615，美國國務院致倫敦大使的電報，第335號，1951年7月16日。)在美國和英國的敦促下，印度最終作出決定：允許達賴喇嘛到印度避難。(美國國家檔案，793B.00/7-1951，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第61號，1951年7月21日。)與此同時，美國駐印使館已經為夏格巴、土登諾布等人設計了一個挾持達賴喇嘛出逃的具體方案：1.先從隨行人員中選擇一小部分信得過的人同他們（達賴喇嘛及其隨從—引者按）一道悄悄離開，并最好在夜間啟程，以避免達賴喇嘛被從各大寺院及拉薩的政府機構中派往亞東的代表勸回拉薩。2.再命令某某（檔案公開時刪去了名字）秘密將他護送到印度。（此處刪去了一部分）3.假如上述兩種方案都行不通，達賴喇嘛就致函某某（此處刪去了名字）請求某某（此處刪去了名字）秘密地轉交給兩名聯絡員哈雷爾(Harrer)和帕特遜(Patterson)，并按照原定計劃（由有關人士）化裝在亞東附近迎接達賴喇嘛，然后把他送到印度。(美國國家檔案，793B ?00/7-1751，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致美國國務院的電報，第52號，1951年7月17日。當時，達賴喇嘛因為受到西藏內部“主張統(tǒng)一”力量的壓力，無奈于7月23日返回拉薩。美國的秘密計劃何時實施，只得再作計議。

　　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并沒有使美國退出西藏舞臺。9月17日，美國駐印度使館將一份亨德森簽字的文件通過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尼恩轉交達賴喇嘛。文件所示，“假如您留在西藏，要么將會被（刪去了一部分），要么就會被迫充當中共的奴仆，將無助于您的民族”，“如果至尊愿意去錫蘭或其他某個國家避難，美國政府將做好準備，盡力協(xié)助作好外出避難的安排，幫助您獲準通過所要涉及的國家中轉，并為您及您的家人和隨從人員支付旅行費用”，“如果在其他國家避難有困難，美國將安排至尊及隨行人員來美國避難”，“美國認為，必須把抵抗中共對西藏的入侵當作長期性的問題來看待”，美國將“準備對現在和將來抵抗共產黨入侵西藏的行動給予支持，并且提供切實可行的物資援助”。“美國向您提供上述援助和支持的前提是您離開西藏，公開否認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締結的《協(xié)議》，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對共產黨方面與美國合作”。(美國國家檔案，793B ?00/9-1851，致達賴喇嘛的信的第1號附件，見美國駐印大使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第662號，1951年9月18日。)

　　1952年2月13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Allison)和官員埃克威爾(Eckvall)、南亞司代理司長威爾(Well)、遠東司中國科科長帕金斯(Perkins)與官員安德森(Anderson)等人，在華盛頓接見了土登諾布，得知“達賴喇嘛和西藏人現在正寄希望于今后‘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意指尋機叛亂、達賴出逃——引者按）”，“西藏人的政策沒有變，將來也不會改變”。艾利遜立即向土登諾布保證，“美國對西藏的同情”和“友誼”，“將會繼續(xù)下去”，并鼓勵土登諾布“不要對反對共產黨中國的事業(yè)失去信心”。(FRUS,1952-1954,XIV,China,pp.8-9.)

　　正是在美國的支持和操縱下，西藏分裂勢力氣焰囂張，名目張膽地搞了一系列旨在制造“西藏獨立”的陰謀活動。2月18日，在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和噶廈主持的“司噶全體會議”上，兩司曹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公開聲稱：“西藏是獨立國，有自己的國旗”，反對懸掛中國國旗，反對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誣蔑《17條協(xié)議》是“強加”給他們的，要進行修改。3月31日，偽“人民會議”(偽“人民會議”：1951年11月，由反對祖國統(tǒng)一的一些西藏商人、寺廟管事、不規(guī)僧人等，在西藏反動上層支持下組織起來的組織。)糾集2000多人在拉薩集會示威，包圍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住宅和西藏工委機關，并向人民解放軍挑釁，陰謀制造事端，發(fā)動叛亂，驅逐中央政府，趕走解放軍。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的事態(tài)變化，積極采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分析道：在過去的半年中，“西藏多數人”已經從“個人被動接受中共占領的起始階段發(fā)展到集體的公開示威和騷亂的階段”，“雖然達賴喇嘛和他的親信僧侶及世俗顧問人員已經公開地接受了中共的領導，但看起來他們正在推行一個明智的深思熟慮的計劃，去激起人們對中共軍隊的敵意。”“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FRUS,1952-1954,XIV,China,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Chinese Affairs (All ison),pp.51-52.)他的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極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劃——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劃。NSC5412計劃，是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于1954年3月15日批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計劃。此后，1955年3月12日、12月28日，美國總統(tǒng)又批準修補了NSC5412/1和NSC5412/2計劃。這三個文件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劃”。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guī)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具體由中央情報局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這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廣泛的傳播”美國的價值觀：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制造麻煩，阻止蘇聯集團的軍事力量的增長和經濟發(fā)展：不信任并減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有關組織的發(fā)展；
在世界各地區(qū)減少國際共產主義的控制；
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tǒng)治的地區(qū)發(fā)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游擊隊活動，并保證那些力量在戰(zhàn)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zhàn)爭中擴大軍事力量獲得所需的供應品。(縮微膠卷：《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第4卷(Start of Reel 4,Dcou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5412,NSC5412/1，NSC5412/2，美國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在其亞洲冷戰(zhàn)的總體戰(zhàn)略中，美國把中國列為冷戰(zhàn)的主要敵對目標。據此，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qū)開始了秘密地下援助“藏獨”行動。同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印度靠近西藏邊境的阿爾莫拉一帶設立諜報網，建立了3個“教育中心臺”、2個“醫(yī)院”、2個“麻瘋病醫(yī)院”和1個“肺病療養(yǎng)院”。實際上，由這些機構組成了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基地。同時，中央情報局通過嘉樂頓珠在西藏擴大間諜網，把叛亂活動發(fā)展成“一場公路之戰(zhàn)”。他們成立了所謂“護教軍”、“民族自衛(wèi)軍”還糾集一些兇悍的康巴人和土匪�！胺磁颜咭揽窟@條山路（從噶倫堡而來的——引者按）獲得所需的大部分彈藥”。(于力人編著：《中央情報局50年（下）》，時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884頁。)

　　1954-195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西藏上層分裂勢力夏格巴、魯康娃、洛桑扎西在印度的噶倫堡設立了所謂“西藏國民大會”總部，以策劃領導西藏地區(qū)的叛亂和分裂祖國的活動。1955年春天，一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征募西藏士兵，并先后在臺灣、沖繩群島、色斑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 Opration Since W .W.II.”New York:Willian Marrow and Company,Inc,1986,p.159.)然后秘密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抵抗力量的骨干。同年夏季，西藏上層分裂勢力在康定縣策劃了康巴地區(qū)的叛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企圖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qū)“驅漢獨立”。在這次叛亂中，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遣游擊戰(zhàn)專家安東尼(Anthony)幫助西藏分裂勢力組織了襲擊解放軍的軍事暴動。在此次康巴叛亂失敗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宣傳工具—“美國自由亞洲學會”資助土登諾布到美國做旅行演講。(于力人編著：《中央情報局50年（下）》，第884-885頁。)11月，達賴喇嘛應邀去印度參加釋加牟尼涅2500周年紀念會。這時，土登諾布和嘉樂頓珠從美國趕回印度，與夏格巴等分裂勢力相配合，共同策劃乘機使達賴喇嘛滯留印度噶倫堡，以便從事所謂“西藏獨立”活動。夏格巴還特別策劃了一個計劃：在達賴喇嘛訪問加爾各答時，用汽車劫持達賴喇嘛到此地的美國領事館。后來，由于周恩來總理親自訪問印度，使尼赫魯許諾不支持“藏獨”勢力。周總理還兩次與達賴喇嘛長談，親自做工作，才使達賴喇嘛于1957年2月初返回拉薩。(直榮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河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頁。)這使西藏分裂勢力挾持達賴喇嘛脫離西藏的陰謀暫告失敗。于是，他們便決定煽動西藏地區(qū)的分裂勢力發(fā)動武裝叛亂，乘機挾持達賴喇嘛外逃。

　　1958年11月4日，美國中央情報局為西藏分裂勢力實施武裝叛亂計劃提供武器，一架運輸機在山南哲古給叛亂分子空投武器50包；
11月26日，向西藏山南地區(qū)運送武器彈藥226馱；
(西藏自治區(qū)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4頁。)年底，向扎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fā)子彈或炮彈。(〔英〕克里斯·穆林：《美中央情報局對現在的陰謀》，《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第89卷36期；
另見：《20世紀的西藏——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第312-313頁。)12月20日，在噶倫索康主持的“官員代表大會上”，分裂主義分子叫嚷“為宗教和民族要與中央戰(zhàn)斗到底，”并決定“要把達賴喇嘛請到一個安全地方，然后再和他們戰(zhàn)斗”。(列康尼章：《西藏上層反動派策劃的叛亂是怎樣發(fā)生的》，《中國藏學》1989年第2期；
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333頁。)

　　1959年初，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以及“人民會議”的骨干成員，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政府。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終于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17條協(xié)議》，發(fā)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在叛亂失敗后，3月17日夜，達賴集團由羅布林卡渡拉薩河南逃。達賴一行用牲口馱著金銀財物和布達拉宮的珍寶，由康巴人擔任后衛(wèi)，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穿越山口國境，行程兩周，終于逃到印度�！耙宦飞希�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一行保持密切聯系，并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于力人編著：《中央情報局50年（下）》，時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886頁。)一位美國作者L ?弗萊徹·普羅迪曾把達賴喇嘛的出逃看成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功績之一，他寫到：“這一離奇的出逃及其重要意義，作為中央情報局那些無法談論的業(yè)績之一，已經永遠封鎖于他們那些無法談論的拿手好戲的記錄之中，如果沒有中央情報局，達賴喇嘛永遠不能被救出走�！�(〔美〕L ?弗萊徹·普羅迪：《秘密工作隊：中央情報局及其盟友控制美國和世界》，普萊迪斯—霍爾出版公司，1973年，第351頁。)

　　1959年3月26日，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0次會議上，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對西藏叛亂原因的分析與西藏分裂勢力的造謠同出一轍，即“由于中國共產黨要綁架達賴喇嘛并強行帶到北京�！�(FRUS,1958-1960,XIX,Tibet,U.S.Respon se to the Rebellion in Tibet,367.Editorial Note,p.751.)4月1日，國務卿向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報告：“近期西藏的反叛者圖謀堅持并操縱達賴喇嘛到印度，最近計劃已經完成。”(FRUS,1958-1960,XIX,Tibet,p.753.)可見，西藏叛亂和達賴叛逃，是西藏上層分裂勢力蓄謀策劃的行動，而美國政府對這一行動也是事先知道并支持的。在達賴喇嘛叛逃印度后，經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討論，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批準，美國的西藏政策仍然依循NSC5412/2號文件。(Ibid.,p.809.)1959年底，中央情報局把在美國受訓的康巴人空投到西藏羌塘地區(qū)的南錯卡(Nam Tso Kha)，(〔英〕克里斯·穆林：《美中央情報局對現在的陰謀》，《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第89卷36期；
另見：《20世紀的西藏——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第313頁。)用來組織和發(fā)展西藏境內的反共抵抗力量。從1959-1962年3月，有170多名康巴人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落基山中接受中央情報局的游擊戰(zhàn)爭訓練。1960年前后，西藏反叛勢力把游擊活動根據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的木斯塘，并在此地集結了大約6000康巴人。他們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時常過境襲擊西藏境內的解放軍。為了直接領導和援助康巴人游擊隊，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新德里設立了指揮部，還在尼泊爾成立了名為“亞利桑那直升飛機”的航空公司，以便提供武器和糧食。當時約有600名美國和平隊以指導農業(yè)的名義從博卡拉出發(fā)沿咯利干達基河上溯，進入木斯塘街道開展情報活動。(〔日〕高橋照：《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西藏叛亂》，《20世紀的西藏—國外西藏學研究論文集（第十輯）》，第324-325頁。)據查，196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給康巴人的津貼平均每人每月5000盧比，1964年增加到22500盧比。(〔英〕克里斯·穆林：《美中央情報局對現在的陰謀》，《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第89卷36期；
另見：《20世紀的西藏——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第312-313、315-316頁。)美國還以紅十字會的名義向他們提供了經濟和軍事援助。

　　此外，在1959年5月8日，美國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了西藏的法律地位問題。他們在查明近幾個世紀西藏并沒有“獨立”和“自治”條約后，不得不承認：“中國中央政府歷代都保留其對西藏的宗主權�！�(FRUS,1958-1960,XIX,T ibet,U.S.response to the Rebellion in Tibet,Memorandum on the Substance of Dis cussion at a Department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pp.768-769.)十天后，在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國際組織事務局、法律顧問委員會等召開的聯席會議上，美國決定幫助達賴喇嘛將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以“通過民族自決”的方式，使達賴流亡勢力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FRUS,1958-1960,XIX,Tibet,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 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to Secretary of State,p.765.)在美國的努力下，印度和英國不顧中國的反對，最終承認所謂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有權向聯合國提交呼吁書，并接受達賴喇嘛一行在印度避難。(1960年9月，達賴流亡集團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公布了“憲法”，宣告成立“崗欽吉雄”即“大雪國政府”（也稱“西藏流亡政府”），同時宣布達賴喇嘛為“國家首腦”。)9月4日，美國駐印使館授意達賴喇嘛向聯合國提出譴責《17條協(xié)議》的提案，并明確提出此提案要建立在“批判共產黨中國侵犯人權”問題上，而不是建立在“侵略”問題上面，因為“關于人權渠道，聯合國可能予以承認”。(FRUS,1958-1960,XIX,Tibet,U.S.Response to the Rebellion in Tibet,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emorandu m of Conversation (Appeal of the Dalai Lama to the United Nations),pp.777-778,p.780.)11月3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墨菲(Murphy)和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帕森斯(Parsons)接見土登諾布，向他轉告美國的新決定：美國承認“西藏是中國宗主權下的自治國家”，并支持達賴喇嘛將“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促使西藏問題國際化，以實現西藏地區(qū)人民自決權，進而脫離中國。(FRUS,1958-1960,XIX,Tibet,pp.800-801.)這樣，達賴喇嘛等“藏獨”勢力便以西藏“人權問題”為中心在聯合國挑起了反對中國的斗爭。在第14屆（1959年）、第16屆（1961年）和第20屆（1965年）聯合國大會上，在美國的幕后鼓動和操縱下，三次通過了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決議中都把西藏列入自決權范圍。

　　其實，聯合國關于西藏問題的三個決議是冷戰(zhàn)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反共反華戰(zhàn)略的產物。當時聯合國沒有恢復中國政府的合法席位，臺灣占據著中國的席位。雖然臺灣當局也反對西藏獨立，但因它支持流亡藏人的反共活動，在聯合國沒有開展有效的反對西藏獨立的斗爭�？梢哉f，聯合國的決議是對中國“無理的缺席審判”，亦可視為外交上的無效嘗試。這三個決議對后來西藏問題的發(fā)展產生了惡劣影響。西藏分裂勢力以及國外反華勢力經常引用這些決議來攻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鼓噪西藏“民族自決”，圖謀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傊�，美國西藏政策是在繼承英帝炮制的意在否定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的所謂“宗主權”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伴隨著冷戰(zhàn)的發(fā)展，美國西藏政策基本定位，成為美國亞洲冷戰(zhàn)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內容是支持達賴分裂勢力的“藏獨”活動，反共反華，遏制中國。遺憾的是，這項政策一直到冷戰(zhàn)已經結束多年后的今天也未發(fā)生根本的變化。

　　李曄：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王仲春：國防大學科研部戰(zhàn)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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