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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平原:“當代學術”如何成“史”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作為學者,我見證了“學術史”從一個簡單的“隨想”走向擬想中的“學科”這一全過程。我說的“隨想”,是指我1991年6月寫的那篇《學術史研究隨想》,更指諸多友人發(fā)表在《學人》第一輯上的那組“學術史研究筆談”。從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仁一起,積極推動學術史的研究。當初的“隨想”,十五年后,竟然變成了聲勢浩大的“課題”,甚至有了今天相當夸張的說法,叫“學科建設”,這讓我感慨良多。

          今天,每一個從事專業(yè)研究的人,大概都免不了要跟所謂的“學術史”打交道。從研究生撰寫論文時的“文獻綜述”,到專門家刻意經(jīng)營的專著、雜志開辟的專欄,有關學術史的諸多話題,正在課堂、學界乃至媒體中積極醞釀并順利展開。而我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成了學術史研究方面的專家。略作清點,上半年,我在國內(nèi)外大學所做的講演、學術會議上的報告、接受專訪或發(fā)表論文,竟大都屬于學術史或教育史的話題。這么說,不是自得,而是自嘲——我的專業(yè)是文學或文化研究,從不敢以“學術史專家”自居。既然如此,我為什么還要積極提倡呢?當初的設想,包括糾正時弊、自我訓練、引領學風等,所有這些,此前的文章已經(jīng)談了?涩F(xiàn)在不一樣了,學術史研究從一個冷門的話題,轉變成學界的時尚。既然是“時尚”,就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并且多加自我反省,正是基于此,我著重談下面五個問題,主要是清理自己的思路,并不要求別人也這么想、這么做。

          首先必須追問的是:“當代學術”能否成“史”。這個問題,來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研究界。那時有一場爭論:“當代文學”到底應不應該寫“史”。不少學術功力很深的老先生認為,當代文學仍在進行中,而且近在眼前,缺乏必要的沉淀,這樣的對象,可以批評,也應該研究,但不適合撰史。那次討論的結果,大部分人還是認同了“當代文學”可以而且應該成“史”;
        但討論中反對派的意見,同樣得到了充分的重視。以北大中文系為例,“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二者的區(qū)分,還是很清晰的。就說當代文學教研室吧,做文學批評的,比如張頤武他們,特別關注近兩年不斷冒出來的新作家新作品,給予及時的抑揚褒貶;
        至于治文學史的,比如洪子誠老師,他們更追求長時段的眼光,其評價標準與敘述語調(diào),跟做批評的不一樣。

          這樣的區(qū)分,同樣適應于“學術批評”和“學術史”——二者既有聯(lián)系,更有區(qū)別。這里所說的區(qū)別,在體例,在眼光,更在使用的尺度以及評價的立場。我強調(diào)這一點,是因為當代人寫當代史,好處是感受真切,缺點則是分寸不好把握,目前的普遍狀態(tài)是:學術門檻太低,評價標準偏寬,于是,“大師”的帽子滿天飛。談學術史,需要長時段的考量,不能只盯著眼下最活躍的那幾個人!芭u”是短兵相接,無暇仔細分辨,偶爾說些過頭話,不要緊;
        “撰史”可不一樣,要嚴肅得多,一般來說,不允許出現(xiàn)大的偏差。

          其次,談論學術史研究,我傾向于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編寫各種通史。自從有了“課題組”,有了“科研經(jīng)費”,有了“造大船”等提法,“通史”這一著述體例特別吃香。從綜合性的中國通史,到分科性質的教育通史、文學通史、學術通史等,全都是大部頭的著作。表面上看,學界一片繁榮,拿出來的書,全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
        可實際效果呢,不客氣地說,“著述”變成了“編纂”。不能說學者不努力,或者毫無見地,只是那點獨特的發(fā)現(xiàn),在匯入“通史”這部大書時,被徹底“稀釋”,以致被“淹沒”了。另外,我之所以贊同從事“當代學術史”研究,很大原因在于它跟我們血肉相連,可以直接介入當下的社會文化變革,影響當下的學術思潮。這樣的話,更應該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盲目追求體系的完整或體積的龐大。

          第三,我想談談“學術史的周邊”。在我看來,學術史研究要“有精神”,而且“能落實”;
        而想做到這一點,必須上掛政治史,下連教育史。在當代中國生活過的人都明白,“學術”并不“純粹”,與現(xiàn)實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閉起來,追求不食人間煙火的“純學術”,起碼在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這里,是行不通的。在美國是這樣,在歐洲也是這樣,在中國尤其如此。學術史的研究,確實跟政治史取向不同,應該有自己獨立的眼光與尺度;
        但如果完全切斷學術與政治的聯(lián)系,拋開整個社會及文化思潮,那樣來談學術史,會變成一種純粹的技術操作,意義不大。至于為何需要“下連教育史”,理由很簡單,對于知識生產(chǎn)來說,體制化的力量是很大的。從晚清開始建立的這一套學術體制,包括教學、撰述、評價、獎勵等,影響非常深遠。我們在學校教書,深知若離開課程設計、學科建設、教師選拔,還有與學生的對話等,很難說清楚具體的學術潮流或著作體例。我曾經(jīng)提到,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文學史書寫”成為大熱門,為什么?不放到大學課堂來思考,你說不清楚。

          第四,我想強調(diào)兩點,一是做學術史研究,從具體的學者入手——類似以前的學案,這樣的撰述,表面上不夠高屋建瓴,但不無可取處。王瑤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中國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進程》正、續(xù)編,是以人物為中心的;
        這兩本書對于大學生、研究生之“親近學問”甚至“走進學術”,起很好的作用。以“學人”而不是“學問”來展開論述,好處是讓我們很容易體悟到,學問中有人生、有情懷、有趣味、有境界,而不僅僅是純粹的技術操作。另外,談論學術史研究,現(xiàn)階段最需要且最容易取得成績的,是學科史的梳理。這一研究,配合各專門領域或課題,很容易展開,也較容易深入。

          第五,關于學術史研究的課程建設。十五年來,我在北大開過兩輪以上的與學術史相關的專題課,就有這么幾種:“現(xiàn)代中國學術史”、“中國文學研究百年”、“現(xiàn)代中國大學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史”、“《中國小說史略》研究”。這些課程所選擇的分析對象,有名著,有學者,有學科,有思潮等,不一而足。為什么這么“轉悠”,是想做試驗,看哪一類課程最契合學生的需要,對他們的學業(yè)有實際的幫助。另外,每次講課,我都會提醒大家注意學術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只一次說過,與其把學術史研究作為一個課題,還不如將其作為一種自我訓練。在我看來,沒有受過相關專業(yè)訓練的學生,不適合談論學科史。還沒入門,只是記得許多學術史上的掌故,或者幾條僵硬的治學經(jīng)驗,就開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誰是一流,誰是二流,誰誰誰不入流——那樣不好。你不是這一行的專家,沒有受過很好的專業(yè)訓練,憑什么如此下判斷?學多了此類激動人心但不著邊際的“空論”,很危險。當然,有些問題,比如揭發(fā)抄襲,只憑常識就能判斷是非,那個時候需要的是膽識,而不是學問。在這個意義上,學術史(包括學術批評)又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園地,不應該有門第之見。

          

         。ā对茐魧W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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