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動亂以前，北京大學校長陸平提出了一個辦北京大學的方針：繼承太學，學習蘇聯(lián)，參考英美。大動亂開始以后，他的這項方針受到批判，成為他的罪狀之一。當時我也說過，北京大學的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我不知道陸平的方針是不是受我的影響，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創(chuàng)見，不過，當時的批判，并沒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認為北京大學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因為我看見，西方有名的大學都有幾百年的歷史，而北京大學只有幾十年的歷史，這同中國的文明古國似乎很不相稱。

　　現(xiàn)在講北京大學歷史一般是從清朝末年的京師大學堂算起，它是戊戌變法的產(chǎn)物。這也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留下來的紀念品吧。清朝的京師大學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學大臣管理。管學大臣就是京師大學堂的校長。當時的管學大臣換了幾次人，當我進北京大學的時候，學生們傳說中的管學大臣是張百熙。他可以說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對于北京大學有貢獻的一位校長。據(jù)說，他當了管學大臣以后，就請吳汝綸為總教習。

　　吳汝綸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當時所謂舊學的一位權(quán)威。他也懂得一點當時所謂新學；
嚴復翻譯的書，有幾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隸（今河北）作官，在地方上辦了些新式的學校。張百熙請他當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這表明了張的辦學方針。據(jù)說張百熙當了管學大臣以后，曾親自到吳汝綸家里去請他出來，吳汝綸不見。后來一天，張百熙大清早穿著官服，站在吳汝綸的門外（一說是跪在臥房門外）等候相見，吳汝綸只好答應了他的邀請。但是吳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幾個月，回來后才能到任。張百熙答應了。不料吳汝綸從日本回來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沒有來得及到京師大學堂就任。吳雖然沒有到任，但是這個經(jīng)過當時卻傳為美談，我們學生聽了，都很感于張百熙禮賢下士、為學校聘請名師的精神，和吳汝綸認真負責、虛心學習的精神。

　　民國成立，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以嚴復為第一任校長，不過為時不久，后來又換過些別人。我于一九一五年進北大的時候，沒有校長，由工科學長胡仁源兼代校長。文科學長是夏錫祺。當時的學系稱為“門”。各系沒有設(shè)系主任，系務由學長直接主持。文科有四個門，即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英文四個學門。我入的是中國哲學門。在我們這個年級以前，還有一個年級。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學參加開學典禮。胡仁源主持會場，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以后，英文門教授辜鴻銘（湯生）從主席臺上站起來發(fā)言。我不知道這是預先安排好的，還是出于辜本人的臨時沖動。他的發(fā)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的是罵當時的政府和一些社會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說，現(xiàn)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跟咱們的飯碗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里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xiàn)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jīng)是“良”了，你還改什么？你要改“良”為“娼”嗎？他大概講了一個鐘頭，都是這一類的謾罵之辭。他講了以后，也沒有別人發(fā)言，就散會了。

　　當時中國文學門的名教授是黃侃（季剛）。黃侃自命為風流人物，玩世不恭，在當時及后來的北大學生中傳說他的軼聞軼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說，他在堂上講書，講到一個要緊的地方，就說，這里有個秘密，�？勘贝筮@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

　　在中國哲學門里，有一位受同學尊敬的教授，叫陳介石（黼宸），他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諸子哲學，還在中國歷史門講中國通史。他講的是溫州那一帶的土話，一般人都聽不懂，連好多浙江人也聽不懂。他就以筆代口，先把講稿印發(fā)出來，上課的時候，登上講臺，一言不發(fā)，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寫得非常之快，學生們抄都來不及。下堂鈴一響，他把粉筆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寫的跟講義雖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復，而且在下課鈴響的時候恰好寫到一個段落。最難得的，是他雖不說話，但卻是誠心誠意地為學生講課，真有點像莊子所說的“目擊而道存”，說話成為多余的了。他的課我們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時候，聽說他已經(jīng)病死了，同學們都很悲傷。

　　1916年春天，蔡元培來北大擔任校長。他到校后，沒有開會發(fā)表演說，也沒有發(fā)表什么文告來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fā)了一個通告說：茲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nèi)�明白了，什么話也用不著說了。

　　他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立了三個原則，以約束自己。這三個原則是：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當時稱為“三不主義”。北京大學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認為這是辦教育，不是做官。其余兩條，也是針對著當時社會上的腐化現(xiàn)象而發(fā)的。參看上面所說的辜鴻銘的言論，就可知了。

　　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家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
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徹視無間；
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
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這幾句話，對于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夸張。

　　我有一個北大同學，在開封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他對我說：“別人都說中學難辦，學生不講理，最難對付，我說這話不對。其實學生是最通情達理的。當校長的只要能請來好教師，能夠滿足學生求知識的欲望，他們就滿意了。什么問題都不會有。”他的這番話，確實是經(jīng)驗之談。學校的任務，基本上是傳播知識，大學尤其是如此。一個大學應該是各種學術(shù)權(quán)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學問，不管它什么科，一個大學里面都應該有些權(quán)威學者，能夠解答這種學科的問題。大學應該是國家的知識庫，民族的智囊團。學校是一個“尚賢”的地方，誰有知識，誰就在某一范圍內(nèi)有發(fā)言權(quán)，他就應該受到尊重。

　　張百熙、蔡元培深懂得辦教育的這個基本原則，他們接受了校長職務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學生選擇名師。他們知道當時的學術(shù)界中，誰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這些人物請來，他們會把別的人物都合集起來。張百熙選中了吳汝綸。蔡元培選中了陳獨秀。吳汝綸死得早了，沒有表現(xiàn)出來他可能有的成績。而陳獨秀則是充分表現(xiàn)了的。

　　陳獨秀到北大，專當學長，沒有開課，也沒有開過什么會，發(fā)表過什么演說，可以說沒有同學生們正式見過面。只有一個故事，算是我們這一班同學同他有過接觸。在我們畢業(yè)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個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后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隨便，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以后，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睂O本文說：“這是你的腳�！边@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的。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在重慶碰見沈尹默，談起書法。沈尹默說，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在他的一個朋友家里，看見沈尹默寫的字，批評說：“這個人的字，其俗在骨，是無可救藥的了。”沈尹默說，他聽了這個批評以后，就更加發(fā)憤寫字。從“其俗在骨”這四個字，可以看出陳獨秀對于書法評論的標準，不在于用筆、用墨、布局等技術(shù)問題，而在于氣韻的雅俗。如果氣韻雅，雖然技術(shù)方面還有些問題，那是可以救藥的；
如果氣韻俗，即使在技術(shù)方面沒有問題，也不是好書法，而且這種弊病是不可救藥的。陳獨秀評論書法，不注重書法的形態(tài)，而注重形態(tài)所表現(xiàn)的氣韻，這不僅是他對于書法理論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對于一切文藝理論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學思想。

　　以上所說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動亂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學術(shù)至上”吧！隨著“學術(shù)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盀閷W術(shù)而學術(shù)”這個口號當時所針對的是“為做官而學術(shù)”。在清末民初時代，人們還是把學校教育當成為變相的科舉。哪一級的學校畢業(yè)，等于哪一級的科舉功名，人們都有一個算盤。學術(shù)成了一種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義”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針對著這種思想而發(fā)的。他當了北大校長以后，雖然沒有開會宣傳“不做官”的原則，但從他的用人開課這些措施中間，學生們逐漸懂得了，原來北京大學畢業(yè)并不等于科舉時代的進士；
學術(shù)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學術(shù)就是學術(shù)。為什么研究學術(shù)呢？一不是為做官，二不是為發(fā)財，為的是求真理，這就叫“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學生們逐漸知道，古今中外在學術(shù)上有所貢獻的人，都是這樣的一些人。就中國的歷史說，那些在學術(shù)上有所貢獻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學問的。他們都可以說是業(yè)余的學問家，學問的愛好者，雖然是業(yè)余做學問，可是成功以后，他們的成績對于國家、人民和人類都大有好處。學問這種東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無所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來了。作為業(yè)余的學術(shù)愛好者，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尚且可以得到成績，有所貢獻。如果有人能夠把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作為本業(yè)，那他的成績必定更好，貢獻必定更大。

　　在十年動亂時期，還批判了所謂“教授治�！�。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調(diào)動教授們的積極性，叫他們在大學中有當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當時的具體辦法之一，是民主選舉教務長。照當時的制度，校長之下，有兩個長：一個是總務長，管理學校的一般行政事務；
一個是教務長，管理教學科研方面的事務。蔡元培規(guī)定，教務長由教授選舉，每兩年改選一次。我在北大的時候，以學生的地位，還不很了解所謂“教授治�！本烤故窃趺磦�治法。后來到了清華，以教授的地位，才進一步了解所謂“教授治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于他在學術(shù)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quán)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張。譬如辜鴻銘，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實，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沒有改變這個事實，還又加聘了一個反動人物，就是劉師培（申叔）。劉師培出身于一個講漢學的舊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學，說是留學，實際上是在東京講中國學問。袁世凱計劃篡國稱帝的時候，為了制造輿論，辦了一個“籌安會”，宣傳只有實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國轉(zhuǎn)危為安�；I安會有六個發(fā)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其中學術(shù)界有兩個名人，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在袁世凱被推翻以后，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同學們都很佩服。

　　這就是所謂“兼容并包”。所謂“兼容并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的。因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為辜鴻銘、劉師培之類的反動人物保留地盤，但更多的是為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人物開辟道路。

那個時候的北大，用一個褒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自由王國”，用一個貶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王國。蔡元培到北大以后，開課并不是先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后拉著教師去講，而是讓教師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于教師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nèi)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fā)現(xiàn)的問題發(fā)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fā)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機會，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實了他的教學內(nèi)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樣，就把研究和教學統(tǒng)一起來。說統(tǒng)一，還是多了兩個字，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開什么課，這是教師的自由，至于這個課怎么講，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學生們，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課，也可以上別系的課。你上什么課，不上什么課，沒人管；
你上課不上課也沒人管。只到考試的時候你去參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畢業(yè)證書，不去參加考試也沒人管。學校對于群眾也是公開的。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愿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發(fā)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fā)，發(fā)完為止。有時應該上這門課的人，講義沒有拿到手，不應該上這門課的人倒先把講義拿完了。當時有一種說法，說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jīng)過入學考試進來的；
一種是旁聽生，雖然沒有經(jīng)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xù)，得到許可的；
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jīng)過入學考試，也未辦旁聽手續(xù)，未經(jīng)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長期住下當偷聽生。

　　照上邊所說的，北大當時的情況，似乎是亂七八糟，學生的思想，應該是一片混亂，派別分歧，莫衷一是。其實并不是那個樣子。像上邊所說的，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言論行動，同學們都傳為笑談。傳說的人是當成笑話說的，聽的人也當成笑話聽的。所謂“兼容并包”，不過是為幾個個人保留領(lǐng)薪水的地方，說不上保留他們的影響。除了他們的業(yè)務外，他們也沒有什么影響之可言。反之，為新事物開辟的道路，卻是越來越寬闊，積極的影響越來越大。陳獨秀當了文科學長以后，除了引進許多進步教授之外，還把他在上海舉辦的《青年》雜志，搬到北京，改名為《新青年》，成為北大進步教授發(fā)表言論的園地。學生們也寫作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在校外報刊上發(fā)表。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由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fā)行，面向全國，影響全國的。派別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沒有武斗。

　　上邊所引的那位中學校長說，學生是通情達理的，不僅通情達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們的判斷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當時已經(jīng)是五四運動的前夕，新文化運動將近達到高潮，真是人才輩出，百花爭艷，可以說是“漢之得人，于斯為盛”。就是這些人，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就是這些人，采取了外抗強敵，內(nèi)除國賊的行動。在中國歷史中，類似的行動，在太學生中是不乏先例的，這是中國古代太學的傳統(tǒng)。五四運動繼承并且發(fā)揮了這個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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