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提醒走進羅馬史的讀者，你是有備而來，還是無備而來？

　　不論有備無備，四座門橫陳在前，你將如何擇其門而進出？

　　（走走看看，看過撂過，玩家之門，無有不可，但不屬此列。）

　　四座門

　　第一座門呈白色，叫“白門”：

　　信羅馬史的巔峰“帝國”為歷史之永恒輪回的真理（絕對真理），幾乎信到命運的地步，由是臣服于輪回至當(dāng)今的“新羅馬帝國”。

　　第二座門呈紅色，叫“紅門”：

　　信羅馬史的巔峰“帝國”為歷史之永恒輪回的真理（相對真理），但不是為了屈服，而是為了圖強、爭霸，歷史機緣人人有份，為什么歷史機緣只在“羅馬帝國—英帝國—美帝國”的西方“陸、海、空”之?dāng)U張中一脈相承，今天也該輪到我“大中華帝國”的頭上了。

　　第三座門呈黃色，叫“黃門”：

　　不信以為真，西方那套東西不就是“強者為王”那套東西嗎，極盡挑剔之能事，沉溺于情感怨恨之中，然則與歷史毫不相干。

　　第四座門呈黑色，叫“黑門”：

　　有聲音來自歷史深處：不要陷入雅典與羅馬、哲學(xué)—詩與政治—歷史、戰(zhàn)爭與和平、諸神與一神、西方與東方諸“對立”中，那會像布利丹的驢。出路在“洞穴”之外。

　　此四座門久矣——無能者陷，小能者爭，大能者化——大能者至今未顯。

　　所以我勸讀者還是有備而來，實在因為：羅馬史有毒。

　　誰讀羅馬史？

　　《羅馬史隨想》一書的作者設(shè)想了三類人：“讀者”、“統(tǒng)治者”、“學(xué)者”。

　　在“致統(tǒng)治者”一章，七百四十四字，純屬“題外話”。

　　人生不過一場戲劇。但要真的把人生寫成“戲劇”，不是言辭太多，行動太少，就是距離太遠，真假莫辨；
迎合現(xiàn)世的歡樂吧，丟了激情；
驚醒人生的痛苦吧，難免做作。生活本來夠苦了，寫出來的“痛苦”，添油加醋，反而敗壞了胃口、麻痹了神經(jīng)。

　　即便像阿里斯托芬這樣一個特別的喜劇作家，本來應(yīng)該是“政府的瑰寶”；
他能把所有那些常常擾亂社會秩序的千奇百怪的人，在舞臺上或者市場上一一陳列，大白于天下，也就省了把他們投入監(jiān)獄的麻煩。可惜，能這樣使用戲劇作家的政府少而又少，就是最聰明的雅典政府終究還是讓阿里斯托芬落到了同蘇格拉底差不多的下場。

　　總之，即便人生是一場戲劇，對統(tǒng)治者而言，戲劇的不便之處仍然太多。然而，“歷史，尤其是羅馬史，能避免戲劇的一切不便和困難之處，同時發(fā)揮戲劇的一切好處和有用之處”。

　　統(tǒng)治者先生們，你們何樂而不為之？

　　那么，一般讀者呢？

　　所謂讀歷史，其實就是讀史學(xué)家筆下的史學(xué)文字。如果按歷史哲學(xué)眼光看，沒有史學(xué)文字能達到本原性真實的，史學(xué)家必然帶入自己的眼光取舍與解釋取向。

　　我們的作者好像回避了哲學(xué)對史學(xué)的審視，或者干脆把它看成哲學(xué)或哲人自身的輕浮，而史學(xué)，特別是古典史學(xué)家的史學(xué)，無疑是尊重史實、還原史實的典范。

　　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將古典史學(xué)家區(qū)分了兩類：“不是非常天才的，就是非常淳樸的”(非此即彼？)。

　　“天才的歷史學(xué)家，比如修昔底德，傾向于選擇一些值得我們?nèi)チ私獾氖虑�，從兩份或者多份史料中辨別出哪一份是更為真實的，從人物所處的地位到他們的脾性，對他們的意圖作出自己的結(jié)論或者評論，并讓歷史人物說出一些適當(dāng)?shù)脑�。這些史家完全有理由讓我們?nèi)ソ邮芩麄兊目捶�，但這只是極少數(shù)才可享有的權(quán)威。”

　　“至于非常淳樸一類的作者決不會在著作中攙入自己的觀點，對于材料，既不會加以選擇，也不會加以剔除，而是實心實意地一切照收，全憑讀者自己對事物的真相作出全面的判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領(lǐng)會去各取所需。這也正是我在閱讀愷撒的作品之時，比閱讀一般人的著作要懷著更多敬意和欽慕的原因所在。有時對他的行動和彪炳千古的奇跡，有時對他純潔優(yōu)美、無與倫比的文筆都會肅然起敬�！�

　　因此，“純樸一類的歷史作品不但更能打動人心，而且更值得人們?nèi)ツ托淖聊ィ?br>天才一類的作品更多地需要人在閱讀的時候小心翼翼。前者仿佛使人行走在寬闊的人間大道上，后者卻要讓人在叢林荊棘中艱苦跋涉，步履蹣跚。這一點通過比較就很容易看出來。比如說修昔底德和利維的作品。利維的《羅馬史》可以展翅飛翔，穩(wěn)重而從容，直向一個目標(biāo)飛去；
而《伯羅奔尼薩戰(zhàn)爭史》無論其內(nèi)容挑選還是結(jié)構(gòu)編排，則要復(fù)雜得多，從一件事情說到另一件事情，就像小鳥在枝頭飛飛停停，它的翅膀只能承受短途飛行，一段路之后就要歇息了，因為害怕身體乏力而喘不過氣來。希臘作家和作品偏走天才一途，羅馬作家及其作品偏走淳樸一途，這也可能反過來恰如其分地刻畫了兩個民族之國民性和政治命運之不同吧！”

　　有沒有第三類？作者沒說�！凹儤阋活悺保�史料齊全，不選擇、不增刪，史家“決不會在著作中攙入自己的觀點”，讀者雖然可以各取所需，終究要費一番捉摸，恐怕也難讓你“展翅飛翔，穩(wěn)重而從容地直向一個目標(biāo)飛去”，除非你只拿你想要的。相反，“天才一類”，他已選擇好了真實，又有權(quán)威性評論，“完全有理由讓我們?nèi)ソ邮芩麄兊目捶ā保�讀者何必小心翼翼？

　　想必還是各有各的難處的。有讀必險，掉不得輕心。

　　通過希臘史與羅馬史的比較，作者把我們帶入了民族、帝國、時代、個人、性格、氣質(zhì)、命運的活生生的陳列館。而且還讓我們特別看到羅馬是一個軸心、一個尺度，前希臘、后希臘、中世紀(jì)、近現(xiàn)代，皆可為之仿效參校。

　　作者告訴我們：“波利比烏斯曾說，我們都生得太晚，不知道過去發(fā)生的事情；
同時我們又都死得太早，不知道將來的事情。歷史卻大可以用來彌補人生的這種缺憾。假如人類沒有發(fā)明歷史寫作，把我們的經(jīng)驗范圍擴充到過去的一切時代和最遙遠的國度，用這些經(jīng)驗來大大增進我們的智慧，好像過去就處在我們的觀察之下，那我們在理智上就永遠會處于兒童狀態(tài)。一個熟悉歷史的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從世界一開始就活著的人，在每個世紀(jì)里，他不斷添加著他的知識儲藏，他與希羅多德一起浪蕩世界，試探風(fēng)俗；
他與修昔底德一起經(jīng)受戰(zhàn)爭的考驗；
他與色諾芬一起進行那場著名的‘萬人大撤退’；
他與撒路斯特一起見證愷撒的悄悄崛起；
他與加圖一起感領(lǐng)人類德性的神奧；
與西皮奧一起遭遇最偉大的對手；
與塔西佗一起遍覽世上最偉大的帝國風(fēng)情，如果他愿意的話，他甚至可以去偷聽伊甸園里的竊竊私語……還有什么較之是更大的享受呢？”

　　讀者也別氣餒，你們今天不也趕上了“新羅馬帝國時代”嗎，到美國去看“最偉大的帝國風(fēng)情”吧，而且它就是“最偉大的對手”，只要你愿意，“戰(zhàn)爭的考驗”隨時都為你準(zhǔn)備著；
還有什么比今天更“神奧”的“人類德性”——上至太陽系邊陲探險，下至S/M性實驗，它早已超過了“伊甸園里的竊竊私語”！

　　古代的思想家們特別專注“探討精神激奮的原因，將之歸結(jié)為神力、愛、戰(zhàn)爭、詩歌或者酒力”，作者頗以為然。

　　但作者要我們必須加以提防，“不要把那些高超的東西稱作力量，把僅僅美麗的東西稱作善良，也不要把僅僅是鋒利的東西稱作堅固。有的知識不但不能滋養(yǎng)我們，反而只會妨礙我們，增加我們的負擔(dān)。還有一些知識在以治病的名義來毒害我們”，因而重要的是“氣質(zhì)”，或“精神品質(zhì)”，僅靠小聰明是靠不住的。所以說，“問題就在于心靈，而不是頭腦”。

　　小聰明只會讓我們?nèi)プ分稹皞ト恕�、“勝利者”、“征服者”的演講中“那些生硬、浮夸和做作之處，暗自欣喜地認為那才是陳列智慧的雜貨店，而那些淹沒在天真純樸之中的典雅之處則很容易被我們粗枝大葉的眼光所忽略。那種典雅蘊涵著難以察覺的柔美，眼光必須是清晰而純凈的，只有這樣才能夠發(fā)現(xiàn)其中的隱秘之光”。

　　例如，作者的感覺與表達，有時可以精細到這樣的程度，請看他對西塞羅的這段描述：

　　“在羅馬共和時代和帝國初期的作家中，咱們暫時拋開‘家國之變’所導(dǎo)致的外在力量對個人命運的無奈擺布不說，那么關(guān)于大名鼎鼎的西塞羅，我非常贊同公論之所持，除了他的學(xué)問淵博以外，他的靈魂并不高尚；
他是一個好公民，天性隨和，一個愛開玩笑的大胖子。但是，說實在的，他這個人過于貪圖享受，而且有野心、愛慕虛榮。他竟然敢把他的詩公之于眾，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雖然詩寫得笨拙算不上是一個偉大的缺陷，但他居然會如此缺乏判斷力，并且對這些笨拙詩篇給他的英名會造成多么大的損害，一無覺察。當(dāng)然，至于他的辯才，那是舉世無雙的，相信以后再不會再有什么人可以與他匹敵了，他關(guān)于瞎子和聾子的著名律師辯護詞還有誰能去加以重復(fù)呢？”

　　再如：“羅馬人有一種值得稱許和慷慨大方的風(fēng)俗，他們可以同自己的死敵進行殊死的戰(zhàn)斗，但在談?wù)撨@些敵人的時候則是有根有據(jù)、十分公正的，就像是在談?wù)撍麄冏约旱拿赖履菢印Ｍ砥诘南ＥD人大多用（修辭術(shù)和辯論術(shù)）這門偉大的藝術(shù)來進行有關(guān)私德的辯論，甚至連最偉大的德摹斯提尼也不例外；
羅馬人則把內(nèi)容更換為公共德性。比如他們在談?wù)撍麄冏钣刑魬?zhàn)性的敵人漢尼拔的時候，無非是說：‘他一日不死，羅馬一日不得安寧’�！�

　　“想想修昔底德作品中大名鼎鼎的演說詞，其中所暗含的狡詐和謀算是多么地令人心驚膽戰(zhàn)；
而在利維的作品中，當(dāng)西皮奧由于人們很難理解的原因遭到放逐的時候，他惟一說的話就是‘沉默’。”

　　修辭學(xué)意義上的文字，或文字意義上的修辭學(xué)，早已被今天的叫賣寫作敗壞了名聲。所以，要讓古典史學(xué)文字隱藏的閃電復(fù)活照見歷史的蹤跡，沒有一顆能從市場退守的心靈，并讓它張開屬于心靈的耳朵和眼睛，要想讀得鮮活，怕是很難。

　　或者，根本無須這么復(fù)雜，文字本身就是一種“古老信守的虎符”，有的人一碰上就能兌現(xiàn)相識千年的“承諾”。

　　兩種情形都有的吧。

　　這也是我驚訝于作者年輕的心何其古老的一個迷思。

　　如果歷史真的如吉本所概括“無非是記載著人類的不幸、愚蠢和罪惡”，那么，柏拉圖的要求就是正當(dāng)?shù)�。柏拉圖就對那些希望考察別人心靈的人說過，“必須具備三種素質(zhì)：智慧、善良和勇氣”。

　　我想也是。作為讀者，如果我們懷著仇怨、懷著嫉妒、懷著野心，或者懷著虛榮，甚至懷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謀求“治人”之術(shù)者，可以統(tǒng)稱之為“來者不善”。其結(jié)果自然會“各取所需”以營私，“智慧勇氣”愈高，“適得其反”愈甚。用蘇格拉底的話說，“靈魂轉(zhuǎn)向”不對。

　　例如，“羅馬歷史乃集合好戰(zhàn)一面與穩(wěn)重一面為完善一體，這就像是雅努斯的雙面像一般；
心情動蕩，則極容易將羅馬史讀得氣血翻涌，殺氣十足，這樣就恰恰錯解了全部的這個民族的歷史。

　　具體地說，我們就會忽略羅馬為人類貢獻的“偉大的公民”和“偉大的政治家”，尤其是“偉大的政治體制”：“羅馬混合政體是作為這么一種努力而出現(xiàn)的，即，努力滿足民眾對自由的渴望，同時也為政治家的智慧和德性保留充分的地位�！�

　　當(dāng)然，“智慧勇氣”高到一定程度，也會“正本清源”地還美德于歷史，即便它如羅馬史一樣“記載著人類的不幸、愚蠢和罪惡”�？上В�這已是真正的史家哲人之所為。“歷史學(xué)家，尤其是古代的歷史學(xué)家?guī)缀鯖]有例外地都是美德的朋友”。

　　是啊，沒有“美德”，如何鑒別“人類的不幸、愚蠢和罪惡”并將此“鑒別”傳之后世地“記載”？

　　而政治家，相信“結(jié)果好一切都好”，他只要達到目的的現(xiàn)得，目的達到了，誰還去問你達到目的的“手段干凈不干凈”呢。

　　“知識——真理（德性）——力量” / “知識——力量——真理（德性）”

　　前者是古代的公式（就總的傾向而言），尤其是史家哲人的公式。

　　后者是現(xiàn)代的公式，尤其是政治家的公式。

　　如何讀羅馬史？

　　凡是在作者那里“致學(xué)者”的“正文”，我總是讀成“如何”了——使“如何讀羅馬史”成為一個問題，不像“緣起”中的陳述，你可以把它當(dāng)成“如此這般”或“如此那般”的直觀。

　　前面“致讀者”是對作為正文的“致學(xué)者”的“緣起”。這里的“讀者”和“學(xué)者”恐怕都有雙關(guān)性，既是“身份”，又是“事情”本身。不管何種身份的人，拿起書就是讀者，“讀”就是面對書中的事實，這里就是面對歷史事實，面對羅馬史，然后才有“問”，“學(xué)者”不過是“問者”而已。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作者，其實也是“讀者”、“學(xué)者”。他并沒有著史，因而應(yīng)該一直在“讀者”、“學(xué)者”中才是；
因而大家都在羅馬史的“讀”、“學(xué)”、“問”中。這是自明的。

　　因而我們不能像瞎眼的俄狄浦斯那樣說“這女孩兒的眼睛為我看路”。羅馬史的路，終得親自去探尋一遍才妥。

　　然后有“問”�！皢枴笔裁茨�？或許也在“無端推論”中。

　　在進入“無端推論1、2、3”之前，我想先設(shè)置一個“零度無端推論”。

　　表面上，“羅馬史”同我——中國讀者或?qū)W者——僅僅是一種非常外在的關(guān)系，幾乎兩不搭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羅馬帝國”一旦變成了“英帝國”，情況就變得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guān)，而今它又變成“美帝國”即“新羅馬帝國”，情況又變到與每一個活著的中國人生死攸關(guān)的切膚境地。

　　謂予不信，請集中聽聽下面的話：

　　雅典立法者梭倫說：

　　“公民們，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常常因為我們的祖先曾經(jīng)無情地毀滅了特洛伊古城而感到羞愧，我也知道，你們中還有些人的內(nèi)心還生活在荷馬的陰影之下，認為在特洛伊戰(zhàn)爭中，希臘人過分地表達了人的力量，是對神的蔑視，因而擔(dān)心神的懲罰，這樣的擔(dān)心大可不必；
作為你們的領(lǐng)導(dǎo)人，我本人游歷了目前正在世界上存在著的所有文明，我也對已經(jīng)消失的文明進行過仔細的考察。對于目前還活在這個世界的各個文明，我不能確定哪個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以及我們希臘人事實上都可以平等地宣布自己是神的后代；
但是在所有這些文明不間斷的興起衰落中，我發(fā)現(xiàn)一個不變的法則：一個文明之所以能夠成長壯大，是因為在這個文明內(nèi)部孕育著強烈的帝國理想和征服欲望；
而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則整個文明必將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則。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證成的，在人類事務(wù)中，能夠自我證明的東西只有征服。我個人已經(jīng)享盡天年和榮譽，死亡離我越來越近，我也更加直接地走向諸神，我越來越明確地感覺到，文明和自由只有通過征服和被征服的過程才能論證自己、認識自己，這是神為人類規(guī)定的法則；
我們希臘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熱愛自由的人，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的驕傲也超越了所有民族，正因為如此，我們的祖先才遵循神的指引勇敢地拿起武器，擊敗了強大的赫克托。一個帝國的誕生首先意味著要在混沌不清的人群中，清楚地劃分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劃分出敵人和朋友；
對于被征服者來說，遭受奴役是一個痛苦的經(jīng)歷，但是好人不應(yīng)當(dāng)反抗一個合格的征服者(拍案：真好人！)；
對于征服者來說，建立并維系一個帝國，這個經(jīng)歷將更加痛苦。帝國本身蘊藏著死亡的種子，在人世間，沒有一個帝國可以永恒。我們的祖先將特洛伊人的城墻夷為平地，在將來的某一天，同樣的命運也會降臨到雅典頭上。永恒這個詞屬于神，而不屬于人。所以，終究要滅亡的命運并不能妨礙人憑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文明推向偉大。因此，一個政治家如果他能做到兩件事情，就算是偉大：1，想想自己的祖先；
2，想想自己的后代�！�

　　梭倫的政治預(yù)言或許“想到了自己的祖先”，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后代”，他自己的后代像打去了蛋黃的空殼，他只能說給包括滅亡自己民族的其他三個民族聽了：“羅馬人、英國人和美國人”。

　　“西方政治的一個基本格局是永恒不變的：任何一個民族，如果想在單純的文化上有所貢獻，他們一定會以雅典為最高典范；
如果想在信仰上有所貢獻，他們一定會以耶路撒冷為最高典范；
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們一定會以羅馬為最高典范。”

　　“我們一定不要忘記，波利比烏斯雖然是希臘人，但他觀察的是羅馬。他的《歷史》試圖為羅馬異乎尋常、并且是違反人類先例的權(quán)力擴張尋求一個解釋。(拍案：真好人！)他觀察到，問題的答案在于羅馬政體的這種混合性格，這種混合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即使是羅馬人自己也不可能分辨清楚它是貴族的、民主的還是君主的’。如果一個人把眼睛放在執(zhí)政官身上，這套制度無疑是君主的；
如果放在元老院身上，則無疑是貴族制；
若是放在公民大會和護民官身上，它立刻就成了民主制。波利比烏斯試圖向希羅多德，也就是說，羅馬試圖向包括希臘在內(nèi)前羅馬世界提出挑戰(zhàn)，他要證明，人間的幸福能夠永恒地留在一個地方、留在羅馬，原因在于羅馬共和政體的設(shè)計克服了亞里士多德所總結(jié)的三種單一政體各自的缺陷，并各取其長而融為一個政體，設(shè)若這種政體真的出現(xiàn)了，那么它無疑就是可以永恒的了，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

　　“羅馬第一次打破了前羅馬世界被尼采稱之為‘永恒回復(fù)’歷史循環(huán)，第一次告訴古代世界，‘太陽底下有新事物’，第一次向世界各民族提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生死要求�！�

　　“歷史上，世界秩序的規(guī)劃經(jīng)歷過三次浪潮，分別由三個但丁所謂的‘世界帝國’完成或者準(zhǔn)備完成。第一個是羅馬帝國，第二個是大英帝國，第三個是美國。通過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三個帝國的政治制度有一個最明顯的共同點，即都不可復(fù)制；
也有一個最明顯的不同點，羅馬建立帝國通過大地完成，英帝國的建立通過海洋完成，美國似乎是結(jié)合大地、海洋和天空三者為一體。”

　　“美國走到今天，在一個決定性的方面，越來越向古羅馬靠近，這就是主動在國外從事戰(zhàn)爭。”

　　“美國不是古羅馬，但他的確是新羅馬。他跟古羅馬一樣，具備足夠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傳統(tǒng)的生活狀態(tài)，去面對一個有關(guān)自身命運的生死決斷。比如說，我們從小到大都要學(xué)美國發(fā)音的英語；
我們大學(xué)或者中學(xué)畢業(yè)時，都得考慮一下是不是去美國留學(xué)；
留學(xué)生們考慮的最大問題可能就是：留在美國，還是返回祖國�！�(拍案：中國留學(xué)生的哈姆雷特問題：“留，還是不留？”)

　　并以黑格爾概括希臘與羅馬的沖突為證：

　　“從波利比烏斯所描寫的希臘看來，可以知道雖然像他那樣高貴的稟性，對于希臘當(dāng)時的局面也只有絕望，而逃避到‘哲學(xué)’中去；
或者，假如要想有所作為，也只有叫它在奮斗中滅亡。同這種熱情的特殊性、這種局面、這種不問善惡同歸于盡的局面形成截然對立的，是一種無可挽回的盲目的命運——一種鐵的力量，準(zhǔn)備著揭穿那種墮落局面的一切征象，把它毀為焦土，打個粉碎；
因為治療、補救是不可能的，而這種壓倒一切的命運就是羅馬人�！�

　　作者最后說：

　　“有塔西佗撐腰，我們不妨這么總結(jié)羅馬共和：雖然羅馬奉愛神丘比特為主神，但這更加掩蓋了羅馬共和的一個最深的奧秘：戰(zhàn)神瑪爾斯才是羅馬共和的最偉大塑造者。一個不敢主動迎接戰(zhàn)爭的政體是個流氓政體；
一個不能應(yīng)付戰(zhàn)爭或者外部危機、只知道強調(diào)和平的政體是個不負責(zé)任的政體，這樣的政體根本沒必要存在，也必然不會存在下去。西皮奧是戰(zhàn)爭的勝利者，但卻是和平的失敗者，這本身意味著，真正的和平實質(zhì)上是一場更加嚴酷的戰(zhàn)爭。把經(jīng)濟或者社會的發(fā)展簡單地等同于和平，是一種過于牽強的附會，至少歷史還沒有提供直接證據(jù)，證明在和平與發(fā)展之間存在相互的因果關(guān)系�！�

　　這已經(jīng)不是“無端推論”了，這是作者在宣布他聽到的“命運”的聲音：

　　這種壓倒一切的命運就是美國人。

　　不錯，霍布斯早就說過：“我強烈預(yù)感到我的利維坦是會死的，但是，在它存在的時候，它是上帝�！�

　　你也可以強烈地感到“新羅馬帝國”是會死的，“第三帝國滅亡了，第四帝國還會遠嗎？”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在美國存在的時候，它就是上帝�！�

　　就現(xiàn)實而言，這個聲音是不能不聽的！

　　不管你如何以“德性”治國——天知道這“德性”能德性到何等程度？——別人“跟古羅馬一樣，具備足夠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傳統(tǒng)的生活狀態(tài)，去面對一個有關(guān)自身命運的生死決斷”。

　　這時，作為一個民族（不是留學(xué)生），面臨的是哈姆雷特本性：“存在，還是不存在？”（“活，還是不活？”）

　　作者已經(jīng)緊迫到超出“警惕”的地步了。這或許是作者不得不把“隨想”寫成“斷言”的被迫性吧。

　　到此，我的“序者”任務(wù)完成了。

　　不幸，我是個聾子。

　　我是個聾子讀者。

　　我聽到的是文字的聲音，是在默讀中聽到的語言本身的聲音。

　　它不是希臘語、希伯來語、拉丁語、英語……也不是漢語，而是語言自身的聲音。

　　歷史是人類的歷史，不是或不僅僅是或希臘或羅馬或美國等西方的歷史。

　　穿西服的“上帝”與我何干！

　　有些強大是可以學(xué)到的，比如“原子彈”或比“原子彈”更強大的“核彈”，誰都可以學(xué)到。這不是“自然性”。

　　有些東西是學(xué)不到的，因為它不用學(xué)，它就在自身，它才是真正的自然性：

　　苦難、仇恨和同歸于盡！

　　它不僅伴隨著強大，尤其伴隨著弱小。它使強大者不能永生，它使弱小者獲得施舍外的同樣值得尊重的生存，而且想強大者最初的乳汁無一不是它提供的，盡管回報有限，謹慎卻無處不在。

　　不是對外的“順我則昌，逆我則亡”，而是對內(nèi)的“慎己則昌，暴己則亡”。

　　這也是歷史，而且是歷史更內(nèi)在的邏輯。

　　它是無形神惟一的見證。

　　如若不然，人真的可以在歷史上為所欲為了。

　　為此，我想補充一點讀羅馬史的前準(zhǔn)備。

　　有備而來

　　其實，“如何讀羅馬史？”這個問題隱含的邏輯是“如何讀西方史？”

　�。ㄎ野严ＥD、羅馬、歐美，謂之“西方”。）

　　長期以來，我有一個百思不解的困惑：

　　為什么地中海區(qū)域“行與思”都是“普世性”的，而非地中海區(qū)域“行與思”都只能是“特殊性”的、“民族性”的？這是真實，還是意識形態(tài)？

　�。ㄗ⒁�，馬克思給“意識形態(tài)”做了兩個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規(guī)定：“把特殊的東西說成是普遍的東西——偽科學(xué)性”，“再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統(tǒng)治的東西——權(quán)力性”。）

　　換句話說，是近代史以來顯現(xiàn)的“絕對真理”，還是“知識即力量”推行的“強權(quán)話語”？如果是“絕對真理”，非地中海區(qū)域或非美國之“行與思”所能等待著的命運只能是“好人”波利比烏斯的命運——希臘人，但臣服于羅馬帝國。

　　如果不是，羅馬史或西方史，就應(yīng)該有另一種讀法。

　　與歷史的“現(xiàn)時性”相對，哲學(xué)并不僅僅追問“永恒”，甚至哲學(xué)的主要功能恰恰在于審視歷史或政治對“現(xiàn)時性”的僭越。兩者并不?牾，一個不追問“永恒”的哲學(xué)如何能審視歷史或政治對“現(xiàn)時性”的僭越？

　　所以，在歷史中輕視哲學(xué)，或在政治中輕視哲學(xué)，其隱含的動機，不管自覺不自覺，都在于為歷史或為政治對“現(xiàn)時性”的僭越提供合法性證明。

　　迄今為止的西方哲學(xué)史思想史主流，或明或暗地都在為西方歷史或政治對“現(xiàn)時性”的僭越以至僭越到讓非西方文明喪失意志力的“普世性”地步提供“招安精神的文化殖民”。

　　但是，蒼天有眼，崩潰來自西方內(nèi)部。

　　自柏拉圖以來，凡提供的為奠基普世性的“一”或“本體”，沒有不被后來者砍下“頭顱”的，以至呈現(xiàn)出“形而上學(xué)是堆滿頭蓋骨的戰(zhàn)場”之黑格爾式驚嘆。

　　宗教領(lǐng)域也不例外，所謂宗教，乃真神隱、諸神顯的世俗形式。凡想自尊為“一神”（如三大“一神教”）的“諸神”有一個共同的“諸神性”：“特選”與“忌邪”�！疤剡x”就是優(yōu)選，確立“我屬子民”；
“忌邪”就是排他，確立“異邦敵人”。我們已經(jīng)看到，從古代希臘人梭倫到現(xiàn)代德國人（自稱“羅馬人”）施米特，無一不把“確定敵人，準(zhǔn)備戰(zhàn)爭”當(dāng)作“政治成熟”的標(biāo)志。原來他們都是屬“諸神”的，即屬相爭“一神”的“諸神”的。難怪，從“諸神”時代一直血戰(zhàn)到今天，便是“諸神”之理，但非真神之所屬也。說白了，“諸神”不過是“民族的守護神”。即便其中有非民族的“神言”，在民族、國家中也只能做“與我同在”的祈禱與理會。顯即隱了。

　　這就是西方歷史或西方思想史。我們不能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面前，跟著黑格爾、馬克思犯他們意識到但沒能避免沒能克服的錯誤：“在假象本質(zhì)的批判中承認假象本質(zhì)。”（這是上述“意識形態(tài)”兩個規(guī)定的另一種表達。）換句話說，他們把特殊的說成是普遍的、把普遍的說成是權(quán)力的，我們一面揭示普遍背后的特殊性，一面又因其智力與強力的形式化而把特殊性當(dāng)作最完好的榜樣來頂禮膜拜。這樣的結(jié)果會怎樣呢？波利比烏斯在向我們招手哩。黑格爾對波利比烏斯評價的那段話，應(yīng)該成為默認命運的“好人——明智”的寫照嗎？

　　多么觸目驚心的“明智”啊！

　　是的，西方歷史或政治一直在說，我就是“現(xiàn)時性”中的“上帝”——“順我則昌，逆我則亡”——奈何！如羅馬或新羅馬。

　　如果僅僅是這樣，那只能是西方強加給人類的“叢林原則”，讓歷史或政治陷入“叢林”中不能自拔。從而迫使世界只好——在戰(zhàn)場上見！

　　但是，這個“戰(zhàn)場”不會是羅馬人規(guī)定的戰(zhàn)場，“重裝步兵兵陣”也好，“陸�？樟Ⅲw戰(zhàn)爭”也好，那是按“你”的優(yōu)勢規(guī)定的戰(zhàn)爭。

　　戰(zhàn)爭還有“我”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雙星子座”的毀滅就是信號。

　　——二十世紀(jì)、二十一世紀(jì)，非羅馬地區(qū)都有“改變了羅馬進程”的人物出。還會有的。

　　這也是歷史。

　　西方古代歷史學(xué)政治學(xué)把“奴隸”（對內(nèi)統(tǒng)治）、“戰(zhàn)爭”（對外掠奪）當(dāng)作“自然性”或“自然正當(dāng)”，從而排除其后果的“苦難”于歷史學(xué)政治學(xué)之外。

　　可以承認“災(zāi)難”，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的。若要承認“苦難”，則將不得不追問“奴隸”和“戰(zhàn)爭”之根源的正當(dāng)性與合法性。

　　除了羅馬時代基督教的興起，這種追問特別在西方的“二戰(zhàn)”之后、在西方的“奧斯維辛”之后又絕命地興起，戰(zhàn)爭的“自然正當(dāng)”第一次在“人性”的限度內(nèi)遭到了“苦難”的追問。

　　六十年剛過去，不要遺忘它，不要以為它們是神學(xué)或道德學(xué)，與政治學(xué)無關(guān)。沒有它們，以為像羅馬時代靠“戰(zhàn)爭”的文明性（“羅馬軍團”是當(dāng)時最文明的體現(xiàn)）推進世界文明，那么今天，是否也要靠更文明的“核戰(zhàn)爭”把人類推進到“后人類時代”？

　　我們不是神，不要用奧林匹克神的靜穆或像本雅明質(zhì)疑的“天國風(fēng)暴”那樣對待人類堆積如山的苦難：為了“進步”而對苦難無動于衷。何況，懲罰人類罪惡的神對人類的苦難尚且有救贖之心，人類自己永遠不要說，這樣的戰(zhàn)爭仍然是文明自身的自然進程，而推諉苦難的責(zé)任或冷漠苦難的意義。

　　如果人類不能追問“戰(zhàn)爭”及其“苦難”本身，人類的智慧只配停留在“叢林”中。

　　最后，我想用《“知其白守其黑”——“主從倫理”之政治秩序掩蓋了什么？》的結(jié)尾作為這里的結(jié)束語：

　　我是信神的人，而且篤信到“諸神”之上，為了神的不再逃離，即不在“教堂”里祈禱“與我同在”的信仰中逃離。

　　西方總想大到一個“最”字——“最高存在者”如“上帝”、“本體”，為求“主宰”；

　　東方則講究的是“大象無形”地“大而化之”，“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君”者“道法自然”也。

　　這個世界上，在“是什么——最高存在者”的技術(shù)邏輯之外，還有“出神入化、深不可測”的那個洞玄幽暗之地——它不“是”而唯“在”。

　　當(dāng)然，沒有力量總是不行的。

　　問題在于，有了力量，是用在“伯”字上，還是用在“化”字上？兩種人生境界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個人做到并不難。

　　一個民族，在今天，要能強而制強地跨過“伯”字而入“化”境，怕就難了。

　　美國做不到，歐洲呢？日本做不到，中國呢？

　　德性不長，世無寧日。

　　慶夫不死，魯難不已。

　　是以今日喻。

　　(本文為林國榮著《羅馬史隨想》序言)

　　原載：<天涯>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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