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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在談到友誼時說“人類擁有的任何東西都不是確定無疑的，想到這點就讓人痛苦�！�

　　這話說得太對了。有些友誼因為空洞無物，雙方誰也沒有明確說要絕交，但來往少了，慢慢就自然消失了。有些友誼中斷是因為時間改變了老朋友，他們的興趣，價值觀，世界觀發(fā)生了變化。還有的情況是，只有一方為友誼而努力，另一方屬于小說家杜魯門•凱波特（Truman Capote）所謂的“從心理學上來說奇怪的人，只有在別人寫信給他時才回信”(在寫給從前的情人批評家)。當然還有一些友誼走到盡頭是因為一方背叛或者感到背叛了對方，或者沒有能度過危機，或者發(fā)現(xiàn)自己在最深刻的原則問題上和對方激烈爭吵。

　　受教育的人中，尤其是知識分子之間在原則問題上的分歧常常涉及觀點。觀點本身很可能要涉及政治。而且和宗教分歧相比，政治分歧好像更容易激發(fā)丑陋的感情，很快讓人歇斯底里，大喊大叫。難怪18世紀的酒吧和咖啡館里往往禁止把政治當作談論的話題。

　　《從前的朋友》（Ex-Friends）是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1999年回憶錄的題目，書中記錄了他和萊昂內爾•特里林夫婦（Lionel and Diana Trilling）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赫爾曼（Lillian Hellman）以及他們那個時代思想界的杰出人物破碎的友誼。在這些破碎的友誼中，政治都是麻煩的根源。諾曼•波德霍雷茨用遠比我能夠做到的公正的態(tài)度描述他們的友誼，并記錄他們是怎么分道揚鑣的。

　　我和諾曼•波德霍雷茨相識超過40年了，他總是根據信仰采取立場，這讓他和他的家庭付出很大的代價，得到不公正的傲慢對待，讓他承受真正的痛苦，至少讓他喪失了本來屬于他的美國知識精英中的核心地位。他對朋友非常忠誠，這是友誼真正的禮物。但是他對待觀點只知道有一種方法，那就是死板嚴謹。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辯論家，生活中一直充滿著爭論。作為非常純粹的知識分子，他不能回避，必須選擇立場，必須說出自己的看法，真誠坦率是他的本質，他的魅力多于他的圓滑手腕。

　　在《從前的朋友》的開頭，諾曼•波德霍雷茨寫到朋友之間觀點相左的人很多，“但是這些觀點分歧往往是針對不很重要的事情”。請看一個有意思的例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開始，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寫信給羅素（Bertrand Russell）:

　　我非常清楚地看出你的價值判斷和我的一樣好，各自的觀點都根深蒂固，我沒有權利盤問你。但是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誼。

　　當然，在紐約知識分子的溫室世界里，很少有人樂意承認對手的“價值判斷和自己一樣好”，更不要說放棄盤問的權利了。所以當波德霍雷茨從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初期的極端左派政治中脫身，在報刊上說美國總體上看是個好地方，人們生活幸福時，他周圍的墻倒塌了。他寫到，從前的朋友都把他看作“危險的異教徒，從他們的觀點看我當然是這樣的”。他接著說“我認為他們對我珍視的一切構成威脅，從前如此，現(xiàn)在仍然如此。”那些不認為他是笨蛋或者具有邪惡用心的朋友，也認為他失去理智了。他的結論是“難怪，如果碰巧見面的時候，活著的朋友中幾乎沒有人愿意和我深入交談，除了寒暄之外�！保ㄆ鋵嵨覀冞B這樣的機會也很少）

　　下面是《從前的朋友》提出的引人注目的問題:究竟是什么樣的觀點分歧竟然讓人們愿意與朋友斷交？我懷疑，我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回答說不會有人這么做。畢竟觀點不過是抽象的概念，怎么可以和有血有肉的朋友相比。但是盡管觀點很抽象，但是在政治領域，觀點是會產生后果的，而這些后果往往是活生生的人來測量的。

　　共產主義就開始于一個觀點，最后造成千百萬人將近一個世紀的死亡和苦難。如果你的朋友鼓吹共產主義或者為共產主義辯護，他還能成為你的朋友嗎？西塞羅（Cicero）把友誼定義為“相互的善意和喜歡，以及對所有神圣的和人世間的事情的一致看法”。需要問的很多，但是對重要問題上觀點一致是避免朋友間的沖突的潤滑劑好像是不可否認的。

　　對我來說，一個人的籠統(tǒng)觀點比他對具體事務的看法更加重要。雖然我承認兩者之間的界限并不總是很容易劃分的。比如我看不出一個非洲裔美國人會把持有種族主義觀點的人看作朋友。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阿爾伯特•加繆（Albert Camus）友誼破裂是因為加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該書反對政治烏托邦主義，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錯覺。薩特是個烏托邦主義者，舒舒服服地生活在斯大林實行的恐怖里，他認為加繆太過分了，斷絕了來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由于不能忍受其核心觀點遭到歪曲，與曾經被看作弗洛伊德圈子里的所有人決裂。

　　有趣的逸聞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寫給詩人斯蒂芬•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信中講的。當時他們剛剛在一個晚會上首次見面。此前，奧威爾一直認為史本德是他鄙視的那種人，共產主義者同伙，才情枯竭的詩人，各方面都懦弱的人。基于這些看法他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攻擊史本德。但是見到本人后，他發(fā)現(xiàn)史本德是個非常隨和的人，因而覺得沒有必要再激烈攻擊對方了，否則會良心不安的。奧威爾得出結論說最好別參加可能遇見敵人的聚會，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自己喜歡上了敵人，這是很糟糕的。

　　我們不清楚有多少知識分子盡管觀點不同，意見不一還能維持友誼，但是這個數(shù)字可能至少和反目成仇的數(shù)字一樣多。有太多的人遭遇普遍的危險比如侮辱（故意的或非故意的），自尊心的傷害，忘恩負義，被拋棄的感覺，或者誤解等。知識分子同樣不能避免友誼中所有最危險的策略花招：用自己的意愿努力改變朋友的觀點甚至性格。

　　我自己生活中有個非常生動的例子，就是朋友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堅持重新塑造他當時的朋友索爾•貝婁（Saul Bellow）。我在1970年代早期結識他們兩個，那時候兩人已經處在關系破裂的邊緣。當時我們三人都還沒有結婚。我先認識貝婁，他把我介紹給希爾斯，正是希爾斯把貝婁引進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兩人聲望平分秋色，希爾斯是個研究社會和政治的國際知名學者，貝婁是個文學藝術家，雖然希爾斯年長四歲，性格更加堅強。

　　希爾斯欣賞貝婁的才華，但是希望他在性格上更熱情，更莊重嚴肅。更重要的是在私生活中更檢點，更體貼，就像托馬斯曼（Thomas Mann）同時加上一點猶太人的幽默。雖然貝婁那時已經50多歲了，擁有世界性的聲譽，希爾斯并不覺得這些是他改造的障礙。作為一個真正的老師，他忍不住給予人們指導。

　　塞繆爾•約翰遜本身就是一個秉性難改的人，教導我們說我們必須接受朋友的本來樣子“而不是渴望他們成為什么樣子”。這個建議非常好，但是希爾斯沒有能夠遵守。不是說他的所有努力都失敗了。希爾斯在讓貝婁改變政治態(tài)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讓他這個原來的托洛茨基主義者（Trotskyite）對當時學生革命缺乏同情，并且在他1970年的小說《薩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中發(fā)揮了決定性的影響。

　　他們的友誼肯定在某個時期是非常親密的，對兩人都非常寶貴。但是到我認識他們的時候，觀點分歧，爭吵，慪氣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貝婁在沒有明顯不滿的情況下接受了一些說教，希爾斯認為其個人行為尤其是在對待女性方面缺乏教養(yǎng)。但是在和我的電話交談中，他們都在背后說對方如何如何不對，當然以非常巧妙的方式。貝婁覺得希爾斯不夠尊重他，希爾斯則認為貝婁把他的建議當作耳旁風，行為依然不得體。有一次他曾經對我說“我決不能讓他把社會思想委員會當作他從前的女朋友的養(yǎng)老院�！�

　　到了90年代中期的時候，兩人已經形同陌路，希爾斯已經奄奄一息，卻拒絕貝婁來做最后訣別的請求。在他死后，貝婁把他放在小說《拉維爾斯坦》（Ravelstein）(2000),其中書名主人公把他描述成為臭氣熏天的迂腐老頭，很可能還是同性戀者。其實都不符合事實。但是正如詩人保羅•瓦雷里（Paul Valéry）寫的“除非對于從前愛過的人，否則不可能有真正的仇恨�！�

　　我本來想一直和希爾斯和索爾貝婁維持朋友關系，但是他們之間日益升高的敵對意識讓我不得不在兩者之間慢慢地做出選擇。一年多后，我選擇了希爾斯這個心胸更開闊，本性更好的人。但是我自己從來都不是兩者之間的爭吵的問題。我也從來沒有認為貝婁對我和希爾斯的友誼感到嫉妒，我不過是貝婁很一般的朋友。

　　不幸的是，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對于其他人也一樣，嫉妒是友誼和愛情相似的共同特點。兩個親密的朋友討厭第三者的插入是一點都不稀罕的，這個第三者要么攪和進來，要么對好像把他排除在外的親密關系心生怨恨，伺機找辦法報復。比如小說家保羅•瑟洛克斯（Paul Theroux）抱怨他和奈波爾（V.S. Naipaul）友誼的中斷是因為奈波爾娶了一位在他看來霸道和愛管閑事的妻子。瑟洛克斯的《維迪拉爵士的陰影》（Sir Vidia’s Shadow (1998)就是報復的結果，里面充滿了尖酸刻薄的言論，企圖要貶低奈波爾，嘲弄他的虛情假意，凸顯他的冷酷無情。這是非常可笑的。

　　瑟洛克斯或許能歸為另外一個類別，一個自身沒有交朋友的真實才能，渴望別人作為虛假的朋友為的就是讓他們失望。畢爾邦（Max Beerbohm）在談到畫家詹姆斯•威斯特拉（James Whistler）時說“他是個非常虛榮的人，非常喜愛爭吵。敵人，正如他巧妙地暗示的，對他的天性來說是必須的，他好像看重友誼就是因為朋友可以成為他需要的未來敵人的基礎。爭吵和沖突,他的一生就是通過無所顧忌地前行�！�

　　畢爾邦發(fā)現(xiàn)了一種就是為了決裂的友誼，這個現(xiàn)象他稱之為“”（sympat）這個詞來自他出國的時候碰見的巴西人，見了幾次面后歡呼“朋友，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的sympat�！� 畢爾邦用這個新詞來指在旅行或者度假時結識的朋友，魔術般出現(xiàn)，在以這個詞為標題的文章中，一個人在異國他鄉(xiāng)發(fā)現(xiàn)與自己有某個相似之處的人后感到的最初的快樂，他甚至感到一見如故親切異常，如果在家里遇到這個人未必就如此親熱。畢爾邦準確地寫到“Sympat”“是antipat的前奏�！彼�不是要我們出國的時候避免交這樣的朋友，而是提醒我們回到家后避免再見他們。

　　有畢爾邦的文章在心里，我回憶起自己可能充當?shù)南嗨平巧�，從受人歡迎的sympat變成讓人沮喪的antipat。這與小說家拉爾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有關。他曾經給我編輯的雜志投稿。文章漂亮，觀點新穎，當我感謝他時，他回應說下次我到紐約來他邀請我吃飯。

　　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們在世紀俱樂部見面，午飯吃了超過4個小時。那天下午的每件事好像有魔力似的。融洽的談話滔滔不絕：隨意的聊天，都認識的朋友，文壇現(xiàn)狀等。里面有玩笑，有爽朗的笑聲，雙方都非常盡興開心。我進入世紀俱樂部的時候還是中午，等我出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在埃利森身上我看到了長期崇拜的人，果然名不虛傳。我很慶幸結識了個新朋友。

　　回到芝加哥后，我寫信給埃利森感謝他的午餐和愉快的談話，還說希望他告訴我什么時間到芝加哥我可以邀請他吃午飯。他沒有回信。大概一個月后，我再次寫信，邀請他為我的雜志再寫一篇稿子。還是沒有回音。幾個月過去了，我又寫信寄給他一些他可能感興趣的消息，仍然沒有音信。埃利森和我再沒有進行過任何形式的交流。

　　是因為我嗎？顯然不是。埃利森1994年去世后不久，我受到讀者來信詢問是否認識他。這個人和他太太在一次旅行中認識了埃利森夫婦，他們玩得非常開心�；氐郊液笏�給埃利森寫了好幾封信都沒有回音。他開始納悶，我是否能解釋這個奇怪的行為呢？

　　現(xiàn)在我覺得原因就在于畢爾邦的sympat概念，而且，我理解和同情埃利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天生愛交朋友的人，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非常愿意把他當作好朋友。他同時還是個出版了受人歡迎的小說，1954年的《隱身人》（Invisible Man）�？墒谴撕髱资�年再沒有寫一本小說，因為他有太多的事要做。他不需要更多的朋友占據他寶貴的時間，伴隨天生愛交往而來的寫信，吃飯，和其他花費時間的繁文縟節(jié)。對埃利森來說沒有sympats,顯然，他在這些變成antipat之前就消滅了他們。

　　我自己也和幾個知識分子朋友絕交了，當然有些是我不對。有些朋友遠遠超過一個下午的時間。有一次，一個朋友送給我他寫的關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書稿。他是個批評家非常喜歡弗洛伊德的方法對人物進行心理分析，超級男子漢魅力的海明威自然成為他選擇的對象。但是我覺得這位朋友實在是太過分了，在看了他寄來的手稿的章節(jié)后回答說他好像走在路上要發(fā)現(xiàn)海明威是個受壓抑的女同性戀者。他好像并不覺得我的評論有趣。反而給我的妻子寫信說我需要接受醫(yī)生治療。

　　我們的友誼突然中斷。有15年時間我們再沒有來往。但是有時候，我從前的朋友給我寫簡短的，禮貌的便條，我回信的時候也故意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態(tài)度。后來我聽說他病了，安排一個在他居住的華盛頓特區(qū)見個面。我非常吃驚地發(fā)現(xiàn)他被疾病折磨的很憔悴。不過我們很快重新回到從前的友誼。我們都回到祖父存在的階段，要談的話很多很多。當他不久以后去世，讓我意識到內疚和留戀，沒有能充分享受美好的時光，因為我們愚蠢的中斷友誼留下永久的遺憾。

　　非常不同的經驗是和另外一個朋友的關系。我們長達十年的親密關系最后只能在電話上宣布絕交。我知道走到這一步是因為我的伙伴強迫性的，神經質的，但是神經質也有其魅力啊，你看奧斯卡•列萬特（Oscar Levant）和喬治•考夫曼（George S. Kaufman）。但是我的朋友除了神經質之外還有強烈的唯我論，讓他受不了。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友誼的基礎建立在我們共同瞧不起同行知識分子，我們認為他們太天真，或者藝術修養(yǎng)不足。他可以不受干擾滔滔不絕談論作家或者老師的糟糕之處。（因為已經發(fā)表了關于這些事情的文章，我覺得沒有必要在談論這些）。問題在于這個詞“不受干擾的”。我的朋友屬于沒有聆聽者俱樂部的成員，他本來可以成為該俱樂部的主席。每當我試圖插嘴的時候，要補充什么，或者改變話題的時候，他就說“是的，是的，顯然他根本就沒有聽，接著就有重新開始他的長篇大論。

　　他想一星期見一次面喝咖啡。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試圖逃避這樣的會面。我已經聽過他說的內容了，而且對于自己不算強烈的參與談話的意圖被完全忽視也感到不耐煩了。公平的說，他還是很有趣的人，往往很有意思，很慷慨，很優(yōu)雅，從任何方面說都不是一個壞人，或者會做出什么讓人鄙視的行為來。他就是不能聽別人說。

　　越來越多的找借口不去和他定期會面。有時候我故意不去接電話。（多虧了來電顯示）。那樣的話，他就留言說他擔心我怎么啦。我病了嗎？我的家人都好嗎？他過去是，現(xiàn)在也是好心人，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屈服。

　　要顯示我的社交膽小鬼的程度：我花費了兩年的時間才鼓足勇氣告訴他我想退出。我想了很多很多怎樣最好的處理這個事情，它已經影響了我做其他的事情。最后，一個下午我撥通了電話說希望他好，但是他好像仍然改不掉不會聆聽的毛病，我決定不再見他了。我感覺到他可能認為我沒有感激之心，我們的友誼帶給我的幸福。至少他用了“忘恩負義”這個詞作為我提出絕交的回答。最后他很大度的說“那么，再見了，約瑟夫”就掛斷了電話。我非常難受，同時也感到麻煩終于了結了。

　　每份破裂的友誼都可以看作一次失敗或者挫折。但是，人們必須問一下友誼本身是否已經失去意義？尼采在《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中花費一章的篇幅描述自己和開始崇拜后來鄙視的作曲家瓦格納（Wagner）的友誼。為了從破裂的友誼的腐爛檸檬中制作檸檬汁，他建議“通過巨大的，看不見的星球軌道來重新恢復友誼，還能更好”。也許吧，但是友誼恢復的機會就像再看一次同樣的雜耍表演一樣小。

　　譯自：“Friendship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Joseph Epstein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asp?aid=1220106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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